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延河两岸散落着多所学校，当地百姓称它们为“窑洞大学”，除了为人所熟知的抗日军政大学，还有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三十多所院校。1941年8月，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以及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三校合并而组建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应“需”而生
斯诺到达陕甘宁边区的时间是1936年6月。在那里，他看到当地村民、学员和红军领导随意聊天、一起观看演出。这些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西行漫记》里描写的延安，热情洋溢、自由平等。看过这本书后，国统区和敌占区的很多青年，商量要去延安。
四面八方汇聚来的知识青年，给革命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迅速培养这些青年，填补空缺，成了培养干部最有效的途径。已有的抗日军政大学已不能满足需要，急需新办一批学校。1937年7月，陕北公学在延安率先筹办。陕北公学成立后，教员短缺。广东江门五邑大学退休教师李林英的父亲李凡夫，是最早前往延安的那批知识分子，成了陕北公学的教员。
1938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学府，吴玉章是鲁艺的首任院长。
在1939年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随后，他又在一次重要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历来最缺少的干部是妇女干部，妇女经验亦没有总结，这个缺点必须补救。”中国女子大学随即开始筹办，数百民工开山凿洞，日夜施工，在山坡上建立起了新窑洞。同年7月举办开学典礼，王明任首任校长。
斯诺在书中感叹女大的创办：“在陕北人民的生活中办起一座女子学校，简直无异于发生了一次地震。”现今中国女子大学的旧址位于延安市委党校院内。
延安学校的迅速发展，对相应的组织建设提出了要求。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统一制定中央直属学校的方针政策，张闻天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教以致用”
李凡夫曾向李林英讲述起延安的办学生活，一切实事求是，强调“教以致用，学以致用”。茅盾在《记鲁迅艺术学院》中写道：“鲁艺并不是‘填鸭式’教学法，它是以学生自动研究、各自发挥其所长为主体，而以老师的讲解指导为辅佐的。”
翻开各校校史，不难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革命政治教育必不可少，为了自力更生，学员们大搞生产运动，他们生活被要求军事化、战斗化，每天很早起床，接受军训，早饭后开始一天紧张的学习生活，晚上七八个人睡着大通铺。在延安逐渐稳定下来的中国共产党，有了余力来探索政权建设，这为学员提供了实践的机会。
对延安办学事业来说，1941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此前，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李维汉发表了一个意见，认为抗战初期，延安的干部学校教育采取的几个月短期训练班的方式，“一般地已经过去了”，延安的干部学校正处在从这种短期培训逐渐到正规学校的过渡之中。
194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创办延安大学，吴玉章任校长，设社会科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俄文系、英文系和体育系。“这是延安教育模式一段有意识的转换，强调高等院校的‘正规化’，延长学制、精选学员、细划学科专业设置。”
1941年国共两党摩擦不断，来延青年数量锐减，延安办学客观上有了调整和整顿的机会。另一方面，像张闻天这样的高级干部曾留学西方，对国外高校学科化教育更为青睐。因而，解放区的很多大学都开始延长学制，强调专业教育。这种办学逻辑，被一些研究学者称为“学科逻辑”，强调办大学就是办学科。把学术产出作为衡量高校的主要标准。
合并、转移
1939年，中共中央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延安的学校向外分流发展。先是抗大挺进山西、河北办学，接着陕北公学、鲁艺（部分单位）、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在河北成立了华北联合大学，仍由成仿吾任校长，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1943年3月，两年前组建的延安大学再次迎来重组。鲁艺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毛泽东参加开学典礼。
调整还在继续，抗战胜利后，自然科学院迁离延安，辗转华北，1949年后组建了北京理工大学。离开延安的教育队伍，有的在东北办起教育，有的留在了华北。后来新中国的许多高校都和这几支队伍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如中国农业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东北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
（供稿：校史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