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一流法学家”——何思敬

1938年3月，春寒料峭，毛泽东亲自到延安机场迎接一个人，他就是何思敬。毛泽东主持数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称赞何思敬“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他是毛泽东公开评价过的唯一的法学家。

在欢迎大会上，毛泽东阐述了共产党欢迎全国知名学者来延安的政策，称赞何思敬不顾国民党的威逼利诱来到条件艰苦的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教育事业，是知识分子的榜样。

到延安前

何思敬13 岁丧父，家境贫寒。经其父好友张静江（同盟会元老）资助，赴日本留学。1916 年，他考得中国政府的官费留学资格，在仙台第二高等学校攻读法学和哲学。1920年入东京帝国大学，主修德国文学。1926年入东大研究院深造，主修社会学。

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先驱、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的影响，他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923 年，他加入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日本创办的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他以思维敏锐、善于观察和分析形势被称为“创造社”的“眼睛”。

1927年2月，受广州革命政府秘书长周柏年的邀请，何思敬回国，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和法科副主任。他通过写文章、办刊物，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坚决批驳偏袒日本侵略中国的国际舆论，引起广大师生的共鸣。

1932年5月，何思敬加入中国共产党。9 月，重返中山大学任教，党组织要求他对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开展工作。他向学生和市民演讲，宣传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十大主张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决策，号召青年学生做抗日先锋。

到延安之前的何思敬，已是全国知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延安时期

何思敬到达延安后，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延安大学法学院院长、延安新哲学会负责人、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译校、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等职。

受毛泽东委托，何思敬翻译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1938 年 4 月，毛泽东主持关于《战争论》的研讨会，有数十名高级军事干部参加，由何思敬主讲。据参加这次会议的莫文骅将军回忆：“何老在帮助毛主席理解克氏这部难读的书，是有一定贡献的，也是间接在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

1941年9月，延安大学正式成立，设法学院，何思敬任院长。延安大学法学院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法学教育的开端。

1945年，何思敬出席了中共七大。9月，他随毛泽东、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任中共代表团法律顾问，协助拟定谈判原则和方案等。“双十协定”签订后，何思敬随周恩来留在重庆，就未能达成协议的问题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会谈。

何思敬在延安生活了九个年头，主要从事翻译马列著作、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法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

何思敬的正义感

何思敬的子女认为，毛泽东称赞他有正义感，主要是说他不贪图荣华富贵，具有追求真理的家国情怀。

何思敬的儿子何健文说：在旧中国，像我父亲这样著名的法学家，只要他有点偏离正义感，很容易做到腰缠万贯，但他最鄙视那些不讲正义、不学无术的权势和钱财。我父亲经常对身边的孩子反复教导 “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即金钱面前莫伸手，危难当头莫苟逃。”

何思敬的女儿何理文说 ：父亲生性耿直，同情弱小，嫉恶如仇……父亲对穷苦的人，经常解囊相助。早年父亲学法律，目的非它，是要当一名律师，来为穷人辩护。他容不得恃强凌弱，每遇此，他是要发脾气的。父亲这些性格的形成，在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是理所当然的。正因为父亲具有正义感，他才在白色恐怖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何思敬的父亲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等人是浙江湖州同乡，都有交情，这些人对何思敬颇为器重，曾资助他赴日留学并安排工作。这些人身份显赫，何思敬投靠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愁升官发财，但他谢绝了他们给予的机会，走上了与之不同的道路。

在广州工作期间，何思敬严格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办事。虽然他言论激进，国民党当局还是把他看作无党派人士，甚至想用高官厚禄来拉拢他。何思敬多次公开表示，他一辈子不当官，只想认真做学问。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广东反共军人也实行“清共”，广州被白色恐怖笼罩。当时，中山大学里的政治派别斗争激烈，何思敬站在进步立场上，尽力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青年，又在课堂上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揭露国民党的反动行径，成为深受学生拥戴的“红色教授”。

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召开盟员大会，为支持上海军民抗日活动发起募捐，何思敬倾囊捐献，并撰文揭露日本侵略野心，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呼吁团结抗日。

1934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两周年，中山大学“抗日剧社”演出活剧，多名学生被特务和军警逮捕。何思敬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联络一批有正义感的教授，斥责校长邹鲁允许军警入校抓捕学生的行为，联名要求学校出面与当局交涉，营救被捕学生。

老红军钟远蕃教授是何思敬在中山大学法学院任教时的学生，他回忆说：何思敬老师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对凡是有损于中国权益的事情，他都慷慨陈词与之斗争。

新中国建立后，鉴于何思敬的功绩，当时主政广东的叶剑英提议让何思敬任中山大学校长。何思敬不愿做行政领导，先在北京大学任教，后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先后担任人大法律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是新中国为数不多的一级教授。

何思敬的勇气

何思敬进入创造社后，以“何畏”为笔名发表文章。何畏，顾名思义，何足畏惧？笔名就反映了他大无畏的英勇气概。从那时起，他公开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

1934年以后，何思敬经常举办讲座，讲述当前形势，揭露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宣传抗日救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红军长征必胜和中国抗战必胜。

他的演讲慷慨激昂，吸引了校内外听众，甚至连国民党燕塘军校的学员也脱下军装穿上便服前往听讲，会场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反动当局对此非常忌恨，指使特务们连续向何思敬发出要暗杀他的恐吓信，但他置若罔闻，继续演讲。他的勇敢让学生们深为感动，称赞他“摸着老虎屁股骂老蒋，真使人佩服！”

1935 年，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予以响应，掀起了广州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36 年 1 月 9 日，广州上万学生和市民举行抗日宣传大会和示威游行。广东军阀陈济棠血腥镇压学生爱国运动，酿成“荔枝湾惨案”。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逮捕何思敬。何思敬得到消息后，还坚持在全校集会上发表声援“一二·九”运动的演讲，然后才乘火车到达香港。

重庆谈判期间，何思敬数次应邀到陶行知创办的社会大学讲课，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多次接见《新华日报》记者，揭露国民党当局协议墨迹未干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事实，并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推行“宪政”的欺骗性和“五五宪草”的反动实质，抨击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与人民争夺权利，谴责美蒋制造“安平事件”的阴谋和罪行。为此，他受到了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围攻，却被社会舆论评价“真有骨气”。

何思敬的勇气，表现在思想上不迷信理论权威，敢于质疑，坚持真理；精神上不畏强权，国民党的恐吓威逼都没有使其妥协；生活上不畏艰辛，不被升官发财诱惑，选择了艰苦的革命道路；行动上敢说敢做，勇于进行斗争，坚守信仰，至死不渝。

何思敬的学问

毛泽东称赞何思敬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可谓名副其实。他有法学、哲学、文学和社会学的学术背景与深厚功底，精通德语、英语、日语和法语，翻译了外国法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著作。

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他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黑格尔的法哲学、精神现象学，开设《经济学》《方法论》和《战争哲学》等课程，讲授《资本论》《黑格尔哲学和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抗日战争期间，他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和黑格尔的《法律学批判》等著作。他和徐冰合译的《哥达纲领批判》被公认为当时最好的译本，被列为高级干部必读书。

解放战争时期，何思敬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法律组副组长、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1948年3月，协助周恩来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1949年9月，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建立后，他继续从事法律与哲学的研究、教学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介绍《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实践论》等重要著作的文章，继续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其中有《法律家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经济学哲学手稿》等。

在生命的最后四年，何思敬遵照列宁关于“不懂得黑格尔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不顾年老体弱，拿德、英、日三种版本对照，以惊人的毅力翻译了黑格尔的巨著《大逻辑》。

从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何思敬投入了巨大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经典著作的研究翻译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何思敬是新中国法律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法学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为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创建新中国政法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等方面作出了可贵贡献。

知识分子的榜样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一个知识分子，不论在哪个行业、从事什么职业，也不论学历、职称、地位有多高，唯有秉持求真务实精神，才能探究更多未知，才能获得更多真理，也才能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是毛泽东同志对何思敬的评价。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求真务实，是党在新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不同时期的要求一脉相承，何思敬都是当之无愧的榜样。

回顾校史，学习党史，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需要“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从自己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供稿：校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