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來自陝西富平的習先生和來自陝西扶風的馬先生在新加坡會面。交談中，馬英九引述關學宗師張載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期待與習先生一起努力，為中華民族開創更加和平燦爛的未來。而此名言，習近平也曾在多個場合引用。兩人共同「愛好」引發了社會各界對關學的關注。

期間，正值中國首部對歷代關學基本文獻進行系統整理與研究的大型叢書－－《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在北京舉行。記者近日專程採訪《關學文庫》編委會副主任、關學研究專家、陝西省社科聯名譽主席、西北政法大學資深教授趙馥潔。趙教授表示，關學自宋代張載創立後延續800餘年，崇禮貴德，經世致用，強調責任與使命，其核心「民胞物與」當成為21世紀人類的共同價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曉芳

儒雅博學，舉手投足間皆顯大家風範。在西北政法大學校園內一間普通的辦公室，剛從北京參加《關學文庫》首發式回到西安的趙馥潔先生侃侃而談，「關學流傳800多年來，雖有諸多不同觀點，但一脈相傳的是關學精神。」

關學是由北宋張載創立至清末，長期流傳於陝西關中地區的理學學派。800年間，薪火相傳，綿綿不絕，影響深遠。北宋中期，張載講學關中，他的學術思想被稱為「關學」，北宋以後，以至清末，關中地區，學人迭出，雖無嚴格的師承授受關係，但大都尊張載為「關中士人宗師」，在不同程度上都接受了張載的影響，繼承了張載的學術旨趣，由此形成了在精神氣質、學術宗旨、價值追求和治學作風上有共性的地域學派，成為宋元明清時期理學中的一個有地域文化特徵的重要學術流派。總體來說，關學精神包括「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識、「勇於造道」的創新精神、「崇禮貴德」的學術主旨、「經世致用」的求實作風、「崇尚節操」的人格追求、「博取兼容」的治學態度。

張載的氣一元論本體論哲學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唯物主義哲學發展的重大成果，對後代產生了深遠影響。它「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使命意識和承擔精神，它「旋起新知」、「勇於造道」的獨創精神，它「民胞物與」、「大心體物」的道德理想和宏大胸襟，它重視節操、剛正不阿的人格追求，它「經世致用」、「開物成務」的求實精神，它博取兼容、不守門戶的學術態度等等，不但是優化哲學、社會科學學者精神品格和治學作風的寶貴營養，更重要的是提升人的綜合素質和人文精神的寶貴資源。

「橫渠四句」倡自覺使命意識

趙馥潔認為，關學主導精神即為「習馬會」所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因張載是陝西省眉縣橫渠鎮人，世稱橫渠先生，此四句被馮友蘭稱之為「橫渠四句」。「橫渠四句」所體現的崇高的使命意識和承擔精神，利於增強當下社會人們的使命感和文化自信。

經過數百年流傳，關學已形成獨特的人文精神。其中，趙教授說，「橫渠四句」可以說是一種自覺的使命意識。「為天地立心」，就是培養真正的人，成為天地的靈魂；「為生民立命」，就是為百姓找到精神家園，提供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為往聖繼絕學」，就是將因各種衝擊中斷的孔孟等聖人之道和學問繼承下來；「為萬世開太平」，則是為大眾提供美好的社會理想。趙馥潔說，張載是一個有自覺學術使命意識的哲學家，「橫渠四句」精闢地表達了他要用自己的哲學為人們提供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文化觀和社會觀。

值得稱道的是，張載學無師承，他的哲學是自己經過幾十年探求、體會出來的。他勇於創新，自稱「學貴心悟，守舊無功」，不僅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氣一元論哲學體系，開闢了樸素唯物主義哲學的新階段，還成為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從思維與存在關係的哲學理論高度批判佛教唯心主義的哲學家，同時，他還是宋代理學的奠基人和宋代四大學派之一--關學的創始者。

核心精神「民胞物與」追求和諧

關學「以禮為教」，崇尚古代禮制，重視道德教化。在禮制上，張載平生用心於「復三代之禮」，認為推行「三代」的井田制可以實現「均平」理想。在德教上，張載認為「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把「禮」和「德」貫通，由「崇禮」引申到「貴德」。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

張載提出，「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就是說，天地是我們的的父母，人與萬物皆由天地所生，皆秉承天地之氣、天地之性而成，因此，人與人、人與物有其共同的本源。所以，人與人應該是同胞關係，人與物應該是朋友關係。趙馥潔認為，關學精神核心則是「民胞物與」，意指人與自然和諧，人與人和諧。「張載關於天人和諧、人際和諧、人物和諧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當成為21世紀人類的共同理想和共同價值觀。」

張載講「誠明互用」方為立身之本，倡導「民胞物與」的道德境界，「太和之道」的崇高理想和「大心體物」的人生態度。認為每個人都應該以萬民為同胞，以萬物為朋友。追求至高無上的和諧，以及「視天下無一物非我」的普世價值境界。張載這種「崇禮貴德」的學術宗旨，對關學有深遠影響，後代關學學者都不同程度地認同和發揚了這種精神。

關學影響秦人性格重節操

趙馥潔特別講到，關學學者，大都治學與做人並重，努力把真理追求和人格追求相統一。他們不但在學術研究上作出了傑出貢獻；而且在砥礪節操、鍛鑄人格方面，為學人們樹立了崇高的榜樣。崇尚節操的精神也是由張載開風氣之先的。張載中年時代，正是王安石任宰相行新法之際，對王安石的新法，張載在政治上是基本贊同的，但由於他是北方學者，在「南北異鄉，用捨異道」的風氣盛行之時，他又不能不同「舊黨」多有聯繫，而與「新黨」「語多不合」。加之其弟張戩(當時任監察御史)與王安石矛盾尖銳，使張載深感不安，覺得「時已失，志難成」。為了不捲入新舊黨派之爭，他毅然託病辭職，「謁告西歸」，隱於「人不堪其憂」的窮鄉僻壤以講學著述為生，「處之益安」，其高尚氣節，為時人所稱道。後來關學學者多能繼此高風，弘揚道德、重視節操，養成了高尚的道德品質和超群拔俗的氣節。

著名作家陳忠實說：「歷數歷史上陝西鄉賢，可以發現，明主忠臣賢子廉吏義士多，認賊作父、賣主求榮的漢奸小人少。推而廣之，可以說，秦人直，這個直是正直；秦人義，這個義是正義；秦人有氣勢，這個氣勢是浩然之正氣。」應該就是關學精神對於秦人渾厚、堅實、耿直、質樸性格的一種深遠影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