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制时报》专访贾宇:我最看重的身份是老师

  • 2014年01月21日
  • 《民主与法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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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北政法大学学生中间,有个名号颇为响亮的QQ群——“牛肉拉面”。这个QQ群与校长贾宇息息相关,可他本人并不知晓。
  贾宇时常到学校食堂三楼学生餐厅吃午饭,每次必点牛肉拉面。碰上蹭饭的学生们,他就请大伙一起吃。
  时间长了,全校学生都知道他这个习惯。于是,一群校长的“粉丝们”把那家拉面摊子命名为“校长牌”牛肉拉面,还专门为校长组建了一个“牛肉拉面群”。
  “校长喜欢吃牛肉拉面,而同学们又喜欢校长,所以群当然叫‘牛肉拉面群’啦。”刑事法学院的大二学生赵倩倩说,她同时是校报“学通社”的记者。
  她告诉记者,一群铁杆粉丝在网络上分享着关于校长的点点滴滴,从求学、从教、研究、改革等,无所不包。

梦想当小学老师

  2013年12月21日,由“粉丝”领路,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见到了贾宇。
  “校长是怎么炼成的?”记者问。
  “我就是山沟沟里的农民家庭出身,‘知识改变命运’这个答案对我来说最合适了。”贾宇说。
  贾宇出生在青海省贵德县,那里山清水秀,自然环境优美,素有“小江南”之称。当地人称,“贵德的黄河水可以直接捧起来喝”。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贾宇,和人们印象中的西北汉子并不相同,一米七几的身材,清秀的面貌,看起来更像是个“江南才子”
  “一放假不是打草、捡粪,就是放牛,童年过得单纯而快乐。”描述幼时的经历,贾宇语调轻缓愉快,富有韵律感,尽管他说自己是个急性子。
  贾宇的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贾宇5岁时就被领到学校上课。第一年,不管什么功课都只在作业本上画圈圈,而每次父亲也都在本子上批一个阅,“父亲也不强求我,等于在学校上了1年幼儿园。”
  “那个时候最纠结的事情是叫爸爸还是叫老师?印象里一直没搞清楚这件事情。”贾宇说。
  贾宇称初中之前,自己是自然的孩童状态,不知道何为梦想。他留下的是“作业少,天天漫山遍野地玩”的记忆。
  等到开始思考“梦想”这个名词的时候,他已经初中毕业了。
  “那个时候有个梦想,就是要想办法到小学当老师去。”贾宇说。
  这个梦想一经发芽,便迅速成长。但是在追梦的过程中,贾宇却几经磨砺。

高考数学9分

  “开什么玩笑,化学考69分能上重点班?”高一结束,因为文科很优秀,贾宇被推荐去重点班学习,却被身为化学老师的班主任当面拒绝。
  贾宇深受刺激,他花费整整一个学期钻研化学,随后顺理成章地进了重点班。
  “但是数学、物理依然‘瘸腿’,学不进去。”贾宇回忆,当数学老师转身往黑板上写题的时候,他会夹着乒乓球拍偷偷溜掉。
  事后,数学老师特意劝他说:“你的文科很好,是个苗子,但你知道不知道‘见零不取’啊?”当时国家高考规定,数学要是得零分,哪怕其他成绩再高也将与大学无缘。
  贾宇开始担心自己的梦想能否实现。一学期后,事情出现了转机,学校决定成立一个文科班。
  “我坚决要去文科班,可是班主任很生气,把全班集合起来,当着大家的面,把我逐出了重点班。”贾宇说,“当时很受伤,长大了还是挺理解他的,一个可爱老头儿,就是为学生好。”
  高考的时候,贾宇涉险过关。
  一道“勾股定理”的数学题目成就了贾宇的大学。“我记得很清楚,有一道题证明‘勾股定理’,一看到这道题心里很高兴,勾股定理在高二第一学期数学课本的第二页……不会是零分了!”时至今日,贾宇还能清楚地体会到34年前的“惊喜”。
  出了考场,老师问他:“出来了?一道都不会吧?”
  “会一道……”
  “能得几分啊?”
  “9分!”

两位学术引路人

  1979年,贾宇顺利考入西北政法学院(2006年,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命运这条道路不是早早规划好的,要一步一步走着看。”贾宇说。
  他认为,在求学的过程中,有两位恩师是自己法学研究的引路人:“一位是我的硕士导师,周柏森先生;第二位是博士导师,马克昌先生。”
  周柏森老师对学问开放的态度,至今让贾宇难以忘却。28年前,贾宇写的名为《论流氓犯罪集团》的硕士毕业论文,为完成这一论文,他泡图书馆,跑公检法,访学者,苦苦研究当时全国“严打”出来的数以万计流氓犯罪集团的成因和对策,“但有的教授认为,我写的东西不是刑法学的内容。”
  周柏森给了贾宇坚定的支持,“学问是为了研究和解决问题才存在的,学问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不要为了学问而学问,只要有助于说明和解决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学科知识都可以。”
  贾宇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随后他圆了自己儿时的梦想,做了一名老师。只不过不是当年想象的小学老师,而是在西北政法学院留校任教。
  29岁时,贾宇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同年,贾宇遇到了自己的另一位领路人。
  1992年,贾宇考取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马克昌教授。马克昌是新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与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铭暄,被称为法学界的“北高南马”。
  在马克昌教授的指导下,贾宇的学术研究水平得到更为显著的提高。
  在题为《论犯罪故意》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他创新提出希望故意、容忍故意、放任故意和行为故意、结果故意等新分类法,首创容忍故意的概念,在犯罪故意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
  “马克昌老师的学术品格,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贾宇说。
  2011年6月22日,马克昌在武汉去世,享年85岁。贾宇回忆说:“先生仙逝前一个月自己曾去探望,没想到在医院病房里,先生仍在伏案写书,医院的茶几上放着一摞一摞的研究资料,一见面便跟自己说起书的进度如何。”
  对此,贾宇充满敬意。“生命不息,求学不止。老先生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对学问的追求,对学生视如儿女的关心,对我来说既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表率。”
  在两位恩师的传授下,贾宇醉心于刑法学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
  20年前,贾宇关于我国应大力限制、减少以致最终废除死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已成为我国刑法学界越来越广泛的共识,也符合国家立法和司法的发展趋向。
  此后,贾宇先后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教育部、司法部、陕西省规划等项目共16项。著有《国际刑法学》《罪与刑的思辨》《死刑研究》等学术著作,在《国际刑法评论》(英、法、西班牙三种文字出版)《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国际国内知名法学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100余篇。
  2010年,贾宇被确定为“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建设教材——《刑法学》”的首席专家。

校长给本科生当导师

  2006年,贾宇成为西北政法大学的校长。
  两年后,他推出的一项改革——学校与实务部门实行互聘,走在了全国法学教育的前列。
  “就是为了解决教师‘不接地气’的问题。”提起改革的出发点,贾宇这样说,老师们学历越来越高,理论上优势充分发挥时,实务短板也越发突出。“作为法学教育,你不了解实务,是教不好学生的。我们找到的办法是:要教好学生,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先让老师懂得实际。”
  从2008年开始,西北政法大学与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雁塔区法院等实务部门签订协议,实行让青年老师下基层1年的制度,让40岁以下的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法官助理和检察官助理,同时聘请实务部门的一线专家到学校为学生授课。
  改革收到了诸多好评。2013年10月,由中央政法委主办,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30多所著名法学院校参加的法律人才互聘“双千计划”现场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
  贾宇汇报了西北政法大学改革的经验。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姜伟评价:“西北政法大学将法学教育向司法实践延伸的工作起步早、效果好、经验丰富,值得借鉴。”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称:“学习和推广西北政法大学在法律人才互聘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很有意义。”
  忙完改革,作为中国法学会的常务理事贾宇,2011年至今,还参加了中国法学会组织的“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活动”。
  其题为《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保障》的报告曾在人民大会堂为中央国家机关领导干部演讲,还曾在原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的主持下,向山东全省20余万干部视频直播演讲。
  不同场合,贾宇有着不同的身份。但是他说:“老师、校长、学者这些角色中,我自己最看重的身份是老师。”
  贾宇在西北政法大学推行本科生导师制,他本人也为本科生担任导师。
  “我基本上每学年都会和一位青年教师,共同带一门《刑法学》课程,以此来维护跟本科生的接触渠道。我能随时为同学们解疑答惑。”贾宇说,“当有外来学者来学校讲座,看到学生的提问既敏锐又有高度时,我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
  即便如此,贾宇还依然提醒自己:“现在当校长,给学生上课的时间少了,面对的学生很多,能叫出姓名的学生很少,为此经常感到惭愧。”
  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希望回到1985年时的状态。“读研究生三年级,我就开始代课,那时我知道班上每个学生的情况,课堂上与学生有很多的互动,节假日很多学生经常来家里吃饭。当时虽然物质贫乏,但是精神非常充裕。”
    采访接近尾声时,有几个学生敲门走进了办公室。贾宇笑着让他们稍等,“到饭点儿了,今天请你们吃饭,咱边吃边聊,就吃牛肉面。”

    贾宇简介
    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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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内容方面,呈现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走向,并涵盖了加强党员建设、组织队伍建设、工农革命队伍建设等实践内容。早期的教学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主体,通过综合指导开展党建、工会、学生、妇女等各类工作的方法,辅以开展知识传授和文化教育,推动工农阶级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斗争本领。例如,沪区党校结合上海工作的实际讲授党的方针政策,前期开设有“政治问题—注重实际”“上海联合战线”“职工运动”等相关课程专题,后期根据授课反馈意见和工作成效,进一步加强了开展“怎样做宣传工作”“怎样鼓动、训练群众”“罢工战术”“工会的策略及运用方法”等具体业务的授课。随着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逐步稳定,出于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的需要,除了党的政治理论与革命实践工作外,还增加了关于经济建设、自然地理常识、军事训练、语文等相关课程。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全会向全党发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要求普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列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1940年1月、2月,中央书记处分别发布了《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其主要内容均是加强全党干部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用。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要求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研究中国现状和历史,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总体上,各级党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线,在课程设置上都涵盖了党的建设、哲学、中共党史、中国问题等相关内容,突出了干部教育培训的教育导向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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