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的现象很多，但诚信缺失并不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秉性，当前的状况是中国治理方式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
中国社会长期是人治的社会，即依赖领袖权威和道德教化来治理的社会。在传统的中国人治社会里，还是可以保持一定的诚信水平的，长期的官场士大夫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人治模式会压制公民个体的自由和创造力，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所以，抛弃人治，走向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观念的重大转变，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这也早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
问题在于，法治不是一蹴而就的。个人迷信没有了，权威崇拜没有了，理想信念没有了，而法治信仰、民主理想和科学精神还没有建立起来。恰恰在这样一个转型期，金钱至上、享乐主义实际上成为主流的价值观，于是，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中的不讲诚信、不择手段也就自然地大行其道了。
当今中国之治理，除了法治别无他途。所以，作为基本国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根本标志，在于宪法、法律在国家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司法裁决具有终局性的公信力。一个社会中的司法机关是否具有公信力，对于构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有着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
建立司法公信，才能保障政务诚信。官场不诚信，一表现为不依法行政，二表现为以权谋私。有了司法权威与公信，“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和惩治腐败的法律体系就会产生威力，官员用权就不能不有所顾忌。
建立司法公信，才能保障商务诚信。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没有法治，就没有市场。因为市场经济要求主体平等、竞争自由、诚信守规。有了司法权威和公信，权贵经济就会无所遁形，市场欺诈者会落得人财两空，经济领域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状就会改变。
建立司法公信，才能保障社会诚信。中国人历来讲“以吏为师”，官员不诚信是全社会不诚信的坏老师。法治的关键效能，在于把权力关进笼子。当权威而有公信力的司法控制了政治权力和金钱权力的滥用，诚实、守信、守法的公民社会就可以期待。
那么，今天的中国司法具有公信力吗？答案并不乐观。司法公信力缺失的责任在于司法机关自身吗？是的，但不全是，准确地说，司法公信力缺失的主要责任不在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对于其公信力缺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在于：司法人员和司法活动中的腐败现象屡有所闻，司法人员由于专业素质低下而办错案的情况屡见不鲜。没有公平，就没有权威，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问题既不是司法机关独有的，也不是不可能解决的。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否打算真的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司法的公信力？司法人员中有人腐败，我们就冠名叫“司法腐败”，把那些兢兢业业依法办案的司法人员都笼罩在这顶大帽子的阴影下，而政府官员中的腐败现象并不比司法机关少。还有，当事人可以通过上访取得领导人的批示来改变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决，这在真正的法治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在全面论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之后，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并且对建立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提出了要求。可以说，十八大报告揭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要建设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当务之急的前提是要建设司法公信。只有司法公信才能保障政务、商务和社会诚信的建设。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