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在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4周年前夕，《“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研究项目成果鉴定会在北京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孙永波，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司长王珏，人民法院出版社总编辑王运声，中央综治办督导室副主任崔红星，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穆红玉，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单位的60多位领导、专家学者出席了鉴定会。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教授介绍说，陕北公学的校风，就是关注现实，注重实践。近年来，西北政法大学又进一步大力提倡回归大学本位、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基层服务、开放办学等理念。《“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是西北政法大学与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政府合作完成的科研课题，这对于总结中国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经验，探索我国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方性知识能否成为普适性规则
——各方评说“枫桥经验”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
本报记者 蒋安杰 张学锋
1963年，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毛泽东同志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枫桥经验”推向全国。“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其后，枫桥经过二十余年的坚持和发展，分别在就地改造流窜犯、对违法失足青少年进行帮教等方面，重视思想改造，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促进思想转变，并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法制意识，做到了“捕人少、治安好、产量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枫桥经验”成功地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枫桥率先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口号，并在实践中，依靠群众，就地调解了大量矛盾纠纷和一般治安问题，“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二十一世纪以来，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枫桥经验”贯穿“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理念，提出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口号：
例如，在流动人口管理中，强调“服务管理”，促进外来人口尽快融入本地，成为枫桥的“外来建设者”。又如，企业管理中，提出：“要戴致富帽，先戴安全帽”；“要有好的产品，必须要有好的人品”；“八小时内是企业文明守法的职工，八小时外是社会文明守法的公民”。在社会管理中，强调文化教育，“多一个球场，少一个赌场”。加强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法制，推动村民自治，保证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提出“民主法治村”建设口号，建立健全各级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立和完善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的各项制度，通过“四前工作法”，即组织工作走在预测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通过各种文体娱乐活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枫桥经验”由此形成了“以人为本，依靠群众；抓早抓小，就地化解；维护稳定，建设小康”的目标，开创了“枫桥经验”———“机制好，防范早，矛盾少，民安民乐民富”的新时代。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总结和发展“枫桥经验”，如何理解“枫桥经验”的普适性和价值，以更好地指导我国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则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
“枫桥经验”是一个光荣的历史，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面旗帜。
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枫桥经验”还是一面旗帜？原因就在于它能够与时俱进。“枫桥经验”在社会治安，在更大的范围进行平安建设，在更大的范围保一方和谐。它长期保持先进性，源于治安，超于治安。新时期的“枫桥经验”已经从犯罪预防扩大到各方面，凡是需要稳定发展的地方就有“枫桥经验”的创新运用。这就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
西北政法大学在学习中注意到了“枫桥经验”这个典型。经过一年半的研究，我们发现它是中国基层法治的经验，是中国本土的经验，与外来的有很大的区别，对于发展、健全中国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人来解决。在我眼里，“枫桥经验”这样的经验比起联合国的公约对中国更有用。有人说“枫桥经验”是发生在浙江这个发达的地区，不具有普适性和推广价值。我却不这么看，试想1963年的时候，浙江诸暨是一个发达的地方吗？枫桥既不是诸暨，也不是浙江最发达的地方，但在基层法治方面却做得很好。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汪世荣：
项目组十余位专家学者到枫桥进行蹲点调查、实地走访农民和基层干部、座谈、查阅资料档案，在西安进行了学术研讨会，到延安进行考察，2007年8月份再次到诸暨市进行调研，按原定计划完成了项目成果鉴定前各个阶段的任务。
中国的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基层民主法治是推动和提升国家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
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探索出了许多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有必要对这些经验进行系统发掘、归纳、梳理、总结，进一步指导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
司法部研究室副主任王公义：
对于如何看待犯人，如何教育的问题，“枫桥经验”对我们都有启发，能够作为我们的参考。劳教到底是什么？对劳教人员提出要像家长管教子女，像医生对待病人，劳教人员不是罪犯，“枫桥经验”的实践作用非常大。制定政策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枫桥经验”。此外，调解的方法与“枫桥经验”也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经验对于中国立法和执法的影响也是很深刻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志铭：
制度建设有一个很独到的追求，即支撑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大量的对“枫桥经验”的提升研究，如何清楚地表达出来，要放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如果我们把法治理解为广义的，我觉得对“枫桥经验”应有几个定位：第一，它是一个地方治理的经验。我们主要是中央的治理，它与我们这个国家结构形势是有差异的。它不是一个中央治理，是对中央治理的一个反思，一个补强。第二，相对于中央治理，它是一个基层治理。第三，在基层治理里面，它是一个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治理，经验推广也是在一个有局限性的地方。第四，与政府治理相比，它是一个民间治理。
既然是一种经验，就要有一种很清晰的概括。不一定要把一个乡镇的经验放大为一个地市的经验。可能由于上级政府的参与，使这种乡镇的特色有所削弱，我们对这个问题需要警惕。
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
“枫桥经验”也是一种文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有学者的视角。四十多年，历经演变，含义发生了变化。这个研究本身使历史上的“枫桥经验”有新时代的含义，首先要肯定。
其次，“枫桥经验”对我们的启示在于如何根据本地的乡情民情去治理。
最后，平等精神是现代法治的要求，如何在这种乡村治理的观念与法治间追求某种统一。我看得出来，课题组与当地都要作这一追求。这开启了一种新的模式。
乡村本身在发生变化，诸暨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的乡民间的交往，如避免结仇，会反着法治背着干，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乡镇的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枫桥人、诸暨人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推动中国民主法治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卢建平：
“枫桥经验”不仅仅是诸暨的经验，它在中国也是有代表性的。在我看来，“枫桥经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但在世界范围内是具有普遍应用价值的经验。你不要把“枫桥经验”看成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
“枫桥经验”有一个普适性。小城镇大道理。从全世界的角度看，也是具有适应性的。他的普适性，我的理解就是再厉害的国家，再专制的国家，你也不可能把社会的所有问题，矛盾纠纷犯罪，统统包揽无余。由此，就产生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分工，国家管理那些涉及国家存亡的问题，其他由社会自治。不仅有这样的客观需要，在处理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资源和优势。
法在乡下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但是这个法不一定是国法，这是一个社会规律。在治理的资源和优势上有一个分界。几千年的传统，在治理的手段上有一个灵活多变与时俱进的特性，这是熟人社会的治理方式能够发挥效率的最根本的原因。
类似“枫桥经验”这种乡村治理的经验，能够既适应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有地方特色的经验，正如我们企业制度创新所讲的，单个创新，到全国的创新，那么，我们“枫桥经验”的价值就充分显现出来了。
我也赞成把“枫桥经验”与法治联系在一起。由法治到良法之治、到善治，还有一大步。良好的治理就不仅仅是依靠法律来调整，法律之外的东西我们要重新认识，比如乡规民约、习惯法。在所谓良好治理的善治的框架内。国家管什么，民间管什么，要有一个合理的分工，我们把这个叫做治理分工。
“枫桥经验”最典型的是中国处于大一统的集权的社会。我们把地方的事情在基层就解决掉了，民间独特优势必须要发挥。
要使“枫桥经验”不仅是一种地方的经验，对其他地方的社会治理也有借鉴意义，我们就要认真提练一下“枫桥经验”的价值取向。“枫桥经验”价值取向，完全建立在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民主独立自治的理论之上的，只有这样的东西才可以世世代代传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范忠信：
“枫桥经验”的价值取向、宗旨是什么？我认为有以下几条：第一，追求和谐。熟人社会治理经验的最高追求是和谐。和谐是乡村社会存在的基础。法治社会是陌生人社会，但陌生人社会也是要讲和谐的。第二，追求地方体验，地方性知识和规则。从地方的实践出发，为本地建立良好秩序。第三，尊重传统。第四，强调民间力量。我们应注意弘扬民间调解，让民间的力量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