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汪世荣:推动基层治理转型升级

  • 2020年12月14日
  • 中国社会科学报
关注西法大官网
微信
微博
Qzone
网址
打印
阅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包括“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也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科学设计基层治理体系,优先提高基层治理水平,通过完善各类自治章程的方式,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推动基层治理转型升级,全面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对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重视自治章程建设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经过多年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效。随着社区建设的逐步推进,城乡社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自治组织建立和运行的法律依据是自治章程,虽然我国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但是大多数社区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自治章程。作为社会规范,自治章程不能通过中央或地方立法的形式完成,恰恰需要自治组织自身制定并监督实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深化,首先需要解决有章可循的问题。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不能代替村民、居民组织的自治章程。村民组织和居民组织作为自治单元,起草、通过并实施自治章程,是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实施的重要内容。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则是基层群众实施自治的组织形式,其本身并不解决自治事项和范围等问题。因此,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施,自治章程必不可少。自治章程是村民、居民会议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的实行村民、居民自治的基本规范。

“枫桥经验”重视自治章程的制定。枫桥镇陈家村的村民自治章程,详细规定了“村民权利与义务”“自治机构及其职权”“经济组织与财经事务”“道德组织与文化生活”“附则”5个部分。作为自治活动的基础规范,自治章程从宏观上构建了社区治理体系,并成为社区开展自治的依据。新时代,只有进一步完善自治章程,才能更好地实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升级转型。

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章程作用

城乡社区治理的依据,除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还需要详细的社会规范。加强社会规范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制度供给问题,才能为依法治理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除村民自治章程、居民自治章程、社区自治章程等总体性自治规范之外,各类社会组织都必须重视各类章程的建设,做到依章设立、依章运行。具体到社区治理,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社区自治组织,诸如社区医疗卫生组织、社区治安保卫组织、社区调解组织、社区文化组织、社区各类志愿组织,都必须依法登记,依法参与社区治理。

制定明确的章程,是各类社区自治组织成立的前提。社区组织能否发挥积极的社会治理作用,章程对社区组织目标、任务、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的约定非常关键。实践中,往往出现社区组织重登记但活动不规范的现象,主要原因是社区自治组织不重视章程的作用,在运行过程中背离了章程的规范,随意性较大,以致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因此,社区治理中最关键的是形成以村民、居民自治章程为中心的各类社会组织自治章程体系,并充分发挥章程的作用。对于社区组织而言,章程不仅是依法设立的基础,而且是依法活动的依据和指南。社区章程的完善,要重视组织成员的资格规定,重视成员的权利义务内容,重视章程的监督实施机制。只有高度重视社区章程体系建设,才能为社区自治组织“有章可循”、充分发挥作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凝聚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必须以全面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路径,发挥基层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尊重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社会治理共同体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必然要求社会治理实现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的负担。通过自治章程建设,明确自治组织的功能和自治事项,实现在党组织领导下基层群众的依法自治,推动社区高质量发展。

推动党委、政府和基层群众在社会治理中同心同向,形成合力。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社区医疗卫生、环境、治安乃至社区文化,都是社区居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大力推进社区治理升级转型,才能更好地提高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本文系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

相关新闻

  • 我校教师参加第十一届全国政法高校“立格联盟”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论坛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新时代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

    近日,第十一届全国政法高校“立格联盟”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论坛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新时代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新疆政法学院举行。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鲁洋、院长助理赵琳、闫欢应邀参会。 在论坛主旨发言环节,鲁洋作题为“‘四个与共’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言。在平行论坛发言环节,赵琳作题为“一核两融·三维协同:西北政法大学思政课教学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的发言。鲁洋还参加了“立格联盟”高校院长与组团式对口援助新疆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联席会议。 本次立格联盟院长论坛的举办恰逢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论坛紧紧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新时代边疆治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围绕党在新时代中心工作的体现,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新时代治疆方略提供了学术交流与实践探索的平台。 (供稿:马克思主义学院 撰稿:鲁洋 审核:刘驰)

    2025-10-01
  • 【中国社会科学网】王林: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

    用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维护和塑造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是一个新的时代命题。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又极其抽象的概念,在关于文化的定义中,被引用最多和影响最为广泛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的定义:“文化是人们作为社会成员习得的复杂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和其他能力与习性。”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各种社会现象;文化是社会成员后天习得的;文化在性质上具有复杂性和整体性。国家安全文化兼具文化的共性和国家安全的特殊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在本文中使用了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的表述,而没有使用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理论、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思想此类的表述,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一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呼应,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用语上要保持一致;二是考虑到文化和理论、思想相比,文化的内涵更丰富,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更能涵盖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的内容。 用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维护和塑造新时代的国家安全,要在理论上厘清二者的关系,搞清楚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和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是否有内在的契合性。 国家安全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历史延续性。虽然我国历史上的国家形态和当代的国家形态存在差别,但是国家安全问题却是每一个国家都要面对和解决的。例如,大禹通过“五服”制度建立的是天下国家,虽然它和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是存在区别的,但是都存在国家安全问题;以“封建”为统治方式的周王朝和以郡县制为统治方式的秦朝,以及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的汉朝,统治方式虽然不同,但是国家安全问题都伴随着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始终;无论是中原王朝政权还是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也都面临着国家安全问题。这些都反映出国家安全问题在我国历史上的普遍性。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属于传统安全的范畴,我国古代王朝也都存在这些国家安全问题,每个王朝的统治者也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维护王朝的国家安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王朝还不存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也反映出国家安全问题的发展性。 国家安全问题除了具有普遍性,还具有历史延续性特征。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政治、军事、经济等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不是某个朝代、某个时期特有的。前一个朝代或时期的国家安全问题,会影响到后一个朝代或时期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形成和解决。例如,汉武帝时期创立的内外朝制度对明清时期的内阁和军机处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出政治安全问题的延续性。 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不但在内容上决定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也从深层次上形塑了其精神品质和理论品格。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渊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一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内容都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中找到原型,另一部分则是为了和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更加契合,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但是治国理念、安全文化并不能直接指导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而是会给我国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产生以下启示:一是要依据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政策和理论,从“新安全观”到“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对国家安全问题深化认识的结果,以及“发展”和“安全”关系的适时调整,也反映出国家安全理论的发展变化性。二是可以抽象出更高理念层面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可以发挥对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指导作用。 由于历史时空的转换,维护国家安全的背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需要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在提炼、归纳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核心内容的前提下,探索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面临的机遇与问题、原则与内容、遵循的规律、机制与途径、价值及新时代发展趋势等。通过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找到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之间的内在契合性,抵制和批驳国家安全思想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也为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实践提供历史借鉴。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要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通过维护和塑造新时代的国家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稳定的国内外安全环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安全文化,挖掘、提炼、总结、传承、发展这些优秀的国家安全文化,对维护和塑造新时代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不但可以为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精神内涵上的指引,还可以为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方法论上的具体指导。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的研究力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王林: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https://www.cssn.cn/gjaqx/202508/t20250807_5909742.shtml

    2025-08-07
  • 【中国社会科学报】张军政:让红色资源成为“大思政课”的精神引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注重运用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将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体现了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要求,既是培育符合党和国家政治理念与发展需求的时代新人的客观需要,也是高校在新时代肩负政治使命、文化使命、教育使命的必然要求。 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 逻辑理路 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红色资源既囊括了党在百余年奋斗实践中的人物、事件、物品等物质载体,也包括在实践中产生的思想品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精神载体,为高校“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思政教育的具体文本,延展了“大思政课”的教学体系、教学方式。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要在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基础上,借助人物感知、理论学习、环境体验、场景触动、情感共鸣、实践参与等环节,不断强化红色资源的价值功能和育人实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红色资源有特定的叙事逻辑和话语形式,具有引导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的重要功能。将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要始终落实政治要求,观照时代特征、融通育人理念,以讲深讲透讲活的话语形式、用心用情用理的叙述载体、做深做实做细的活动方式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凸显新时代党在高校建设中的总体目标和根本方向。 时势与事态相融通。在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过程中,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贯穿历史记忆、映照现实的物质载体和精神线索,以思政课建设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相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相结合、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融合的形式,打破历史与现代、课堂与实践、校内与校外的育人边界,为高校营造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育人环境。 内在与外在相融合。红色资源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将宏大的历史架构转化为可感、可知、可学、可行的教育素材。通过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充分发挥其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塑人的重要作用,为青年学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征的心理基础、情感归属和价值认同,并转化为长期性、稳定性的行为方式与文化心理。 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 逻辑表征 高校“大思政课”是党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抓手。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对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生成基础的统一性。红色资源承载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发生、发展以及创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高校“大思政课”作为党的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形式,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学理、道理、哲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方法在高校场域下的综合运用。二者共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具有相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文化根基的共同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校“大思政课”提供了精神内核和历史底蕴,以人格塑造、文化认同、家国情怀等形式体现了对“大思政课”建设的价值功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实现了对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文化内涵要素的话语重构和时代表达。 育人功能的相似性。高校“大思政课”是“思政课”在功能属性、活动平台、育人合力方面的升级改造,在新时代青年学生中具有铸魂育人、举旗定向的重要作用。从本质上看,二者的出发点都在于通过构建话语体系、实践体系,达到凝聚共识、统一思想、立德树人的目的。 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 实践路径 健全制度体系。红色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建设要以系统思维、底线思维、科学思维进行综合布局。一是夯实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领导体制,充分协调教育、管理、服务等职能部门综合运用红色资源的各类要素,使各部门在“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基础上,协同发挥“引水入田”的教育效果——既要确保各部门共同发力,也要协调均衡,避免教育活动的同质化、重叠化。二是通过评估机制、考核机制、管理机制、培训机制、保障机制的协作运行,提高红色资源在高校“大思政课”建设中的可行性。 创新育人机制。一是加强学段衔接,促进一体化建设。要将红色资源纳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注重对大学生在知识层次、学科视角、专业能力、就业取向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实现红色资源与高校课程教学、思想教育、日常管理、就业指导、社会实践等方面的有序衔接,不断增强红色资源在高校教育管理服务中的“黏附力”和针对性。二是拓展育人场域,凝聚教育合力。在坚持发挥高校课堂教学主阵地功能的同时,拓宽以班团建设、朋辈牵引、一站式学生社区共建的生活教育界限,提升以家庭熏陶、家风教育、家长培育为一体的家庭教育水平,构建以场馆建设、资源互补、师资协同配合的社会教育矩阵,建成区域联动、资源联通、优势联合的育人新格局。 激发理论活力。要不断更新叙事内容、优化表达技巧、创新表现形式,拓展红色资源的内涵。通过创设有温度的红色文化育人素材,将党的创新理论、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四史”教育等相关内容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体系中,不断增强新时代红色资源对青年大学生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做到理性分析、感性触动、柔性驱动。 丰富教育载体。一是加强活动联动联通。将红色文化资源的日常教育、专项教育、专题教育充分结合起来,深入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红色元素和思政元素。抓好重大节日、重要节点、重点事件开展仪式教育、体验教育,注重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实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景感人。二是推进资源共建共享。以校史校情为基本内容,深入挖掘高校攻坚克难的历史史实,重点突出功勋教授、劳动模范、最美辅导员及大学生年度人物等典型代表的先进事迹,形成理实并重、情景交融、师生互动的育人材料。深度结合高校所在区域内的红色文化资源,促成校内外资源联动和育人共建,积极打造高校“红色+N(法治、教育、科技、人物)文化之旅”等教育IP。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素质能力提升研究”(2024A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 【中国社会科学报】张军政:让红色资源成为“大思政课”的精神引擎 https://epaper.csstoday.cn/epaper/read.do?m=i&iid=7149&eid=52017&sid=241462&idate=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7/t20250709_5885356.shtml

    2025-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