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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赋能税务行政复议调解高质量发展

  党建赋能税务行政复议调解高质量发展 席晓娟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财税法治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自2022年起，税务系统推行“枫桥式税务所”建设，党建引领正是其走深走实的根本支撑。2023年修订的《行政复议法》首次将调解确立为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税务行政复议调解实践由此迅速发展。2026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细化调解相关规则，为涉税纠纷柔性化解提供制度依托。推进税务行政复议调解高质量发展，既是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实质性化解涉税争议的现实需要，也是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调解协议效力规则是否科学完备，直接决定调解程序能否落地见效，是实现调解工作提质升级的关键制度抓手。当前实践中，部分地区还存在调解价值导向出现偏差、协商过程程序保障不足、协议效力约束模糊、权力监督机制有待细化等现实问题。唯有把党的领导贯穿税务行政复议调解工作全流程，把党建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涉税纠纷化解效能，才能让复议调解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兼顾国家税收安全与纳税人合法权益。 一、强化思想引领，锚定税务复议调解的法治价值取向 税务复议调解并非不受约束的合意协商，本身具备鲜明政治属性，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关于财税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财税部门党组织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运用党组领学、支部研学、党员自学的分层学习模式，引导复议办案人员跳出单纯业务视角，站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层面把握调解制度定位。 实务场景下存在两类突出认知偏差：部分办案人员片面追求快速结案，忽视税收法定底线，试图通过协商改动法定课税要素；也有人员固守传统强制征管思维，低估调解在矛盾化解方面的制度价值，排斥法定裁量范围内的协商空间。依托党建开展思想建设，就是要厘清调解的制度边界，明确调解是法治框架内的利益协调，不能以损害国家税收利益换取争议了结。调解全过程应当坚守税收公平与公共利益底线，既要正视纳税人合理诉求，严守法律保留红线，避免调解异化为随意处置税收债务的手段，从思想根源上为调解协议合法效力筑牢前置防线。复议机关党组织要把强化党性锻炼与提升法治素养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办案人员坚持依法有据、于法有据，防止把调解等同于无原则的让步妥协。对于涉及重大税收利益的调解方案，党组织应当提前介入、把脉定向，既尊重当事人在法定范围内的意思自治，也坚决守住国家税收安全和税收公平的底线，使每一次调解都建立在党性自觉与法治自觉的基础之上。 二、建强组织阵地，筑牢调解队伍履职与程序保障基础 调解工作成效，很大程度取决于复议队伍的专业能力与责任意识。坚持“支部建在业务线上”，在行政复议、执法监督等核心业务单元建强基层党组织，推行党务与业务协同管理，实现党建工作和复议调解业务同部署、同推进。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把政治过硬的业务骨干吸纳到党员队伍，同时推动党员干部成长为兼具税法专业能力、纠纷化解能力的复合型办案力量。 针对涉案金额大、利益关系复杂的疑难复议案件，设立党员先锋岗，由党员业务骨干牵头承办调解工作。税务调解天然存在双方地位失衡问题，税务机关掌握完整征管材料与裁量基准，中小市场主体往往缺少专业法律支持。党员办案人员应当主动履行释明义务，向当事人讲清案件事实依据、法律适用规则以及调解带来的法律后果，弥合双方信息差距。切实保障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允许当事人在调解各个阶段随时退出协商，不得将拒绝调解作为后续处理的不利参考，依靠组织力量修正协商中的地位落差，减少因意思表示不真实带来的调解协议效力纠纷。要健全调解办案岗位责任机制，明确党员办案人员在信息释明、程序告知、协议起草等环节的具体职责，把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落实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之中。通过党员带头示范，推动形成规范透明、公开公正的调解办案氛围，让当事人从调解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增强对调解结果的信赖，从源头上减少因程序不当引发的效力质疑。 三、深化业务融合，把党组织把关嵌入调解效力生成全链条 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调解业务流程，将党组织的审核把关落实到合意形成、合法性核查、调解书效力落地的各个环节。征纳双方达成初步调解意向之后，不能直接出具调解书，复议机关需要开展全面合法性审查；对于重大疑难案件，落实党组织会商把关机制。 在调解内容甄别层面，区分不同事项的法律约束强度。对于直接划定纳税义务范围的课税要素，不允许通过协商加以变更；处罚幅度、税款缴纳方式等属于行政裁量范畴，可在法定幅度内开展协商；程序补正、信赖利益补偿等弹性事项，在不侵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充分沟通协商。 经过合法性审查出具的调解书，融合了征纳合意与公权力确认，由此产生多层法律约束力。程序层面，生效调解书可以防止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反复寻求救济，维护涉税法律关系稳定；实体层面，合法的调解约定具备实质拘束效力，按照义务属性差异化配置实现路径，税款类义务可适用税收征管相关强制执行措施，罚款减免、赔偿等非税义务依照法定途径执行。对于同时包含税款缴纳与赔偿给付等多种义务的复合型调解协议，还要区分各项义务的效力来源和执行依据，避免笼统认定、一揽子处理，确保每个条款都能找到相应的法律支撑。面对部分条款违法的调解书，区分违法条款和其余内容的依附关系，违法内容可剥离则保留其余条款效力；若违法约定是达成调解的核心前提，则整体否定文书效力。党组织前置把关能够降低违法协议取得公法效力的风险，减少后续效力冲突，保障调解协议实际落地。 四、完善制度机制，构建调解工作长效监督与矫正体系 税务行政复议调解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备制度机制作为兜底支撑。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将法治底线恪守情况、纠纷化解社会效果、调解协议实际履行情况纳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考核指标，扭转片面看重调解结案率的考核导向，防范为追求结案突破法律边界的短视行为。 搭建多元协同监督体系，坚持党内监督为主导，统筹纪检监察、审计以及社会监督力量，覆盖调解全部流程，重点防范借调解造成税款流失、区别对待市场主体等廉政风险。同时要健全调解案件档案管理和结果公开机制，除依法应予保密的情形外，主动公开调解规则、办理流程和监督方式，主动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监督，以公开促公正、以监督促规范。调解书生效不等于争议彻底终结，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效力瑕疵、拒不履行义务等情形，建立有限度的司法矫正渠道。对于严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形，允许利害关系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过程存在信息隐瞒、胁迫等情形的，设置对应的权利救济路径。对于当事人在法律框架内自主作出的利益处分，则尊重调解合意的稳定性，不随意启动司法干预，兼顾调解效率与权利救济。同步落实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党员干部在严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探索柔性解纷路径，形成党建引领、依法调解、监督有力的运行模式。 新时代背景下，税务行政复议调解是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化解征纳矛盾的重要制度载体。调解的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依靠程序规则的文本搭建，更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依托思想引领校准方向，依托组织建设建强队伍，依托业务融合释放治理效能，依托制度机制做好监督保障。持续推动党建与税务复议调解深度融合，妥善处理好协商合意与税收法定之间的关系，规范调解协议的生成与效力运行，方能充分释放复议调解的制度价值，为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026-10-07

• 我校与内蒙古宗教工作研究会签署合作协议

  9月29日，内蒙古宗教工作研究会到我校座谈交流并签订合作协议。校党委书记赵万东与内蒙古宗教工作研究会会长阿拉坦敖其尔一行进行了沟通交流。内蒙古宗教工作研究会会长阿拉坦敖其尔、秘书长王勇、副会长图雅图，我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单文华出席会议。内蒙古宗教工作研究会及我校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中心相关人员参加座谈会。 单文华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历史、学科优势，以及围绕统战工作开展的主要工作。他表示，学校历来重视民族、宗教及相关领域研究，并且已经形成了成员稳定、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和特色研究方向。学校将持续发挥在宗教中国化、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领域的研究优势，深化与内蒙古宗教工作研究会的务实合作，推动学术资源与地方实践需求精准对接，努力打造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研究平台。 阿拉坦敖其尔表示，此次签订合作协议是内蒙古宗教工作研究会在跨区域宗教研究联动协作方面的一项重要布局，标志着内蒙古宗教工作研究会在校地智库协同、理论研究与实践融合方面迈出新的步伐。不仅是搭建校地协同学术攻关平台的重要起点，还是强化宗教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桥梁，更是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生动实践。 彭瑞花介绍了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中心在课题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的主要业绩。她表示，中心将充分发挥学科交叉优势和研究专长，加强与内蒙古宗教工作研究会的深度合作，为内蒙古宗教工作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交流环节，双方围绕联合调研、课题攻关、成果转化、培养培训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 会前，阿拉坦敖其尔一行在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张荣刚，副校长常安，校党委委员、统战部部长燕福民等陪同下，先后参观校史馆、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展馆、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中心等单位。 （供稿：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中心 撰稿：闫晓敏 狄蕊红 审核：彭瑞花）

  2026-09-30

• 【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北政法大学与中国非洲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

  2026-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