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是我们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题中之义。目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总体成效显著。但为更有效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还需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强化涉外法治人才实践能力，拓展国内外合作交流渠道，推进国际法学科体系建设。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例，目前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订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共建国家进出口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速6.4%，高于同期全球贸易平均增速。随着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近年来，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法律案件也呈现类型多元、法律适用较为复杂等特点。这再次表明，我国亟需一大批能够解决贸易壁垒法律问题、熟悉对象国家法律制度、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应法律争端的涉外法治人才。
随着我国越来越重视涉外法治建设，相关领域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也在提速，但就当前阶段来看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效率相对较低，内容相对宽泛。涉外法治工作综合性强，从业人员不仅要了解多种法律制度，还应熟悉包括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以及历史文化在内的多方面知识。而我国目前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仍存在内容不够具体、教学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再如，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践能力和熟练度还不够高。截至2023年年底，我国能够从事涉外法律实务的律师不足1万人，能够在境外参与诉讼、仲裁庭审的律师不足300人，能够在WTO等国际组织争议解决机构中提供国际法律服务的律师更少。这反映出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平台和资源整合度不够高，培养方案存在对实践能力教学的重视不够等问题。
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涉外法治人才的教学和相关研究，深感我们亟需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关问题。具体而言，或许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切实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对当前相对碎片化的培养体系加以改进，完善国际法知识体系，提升涉外法治人才综合素养，加强国内和国际教学资源整合，进一步加强高校、政府机构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合作等。为此，可探索和尝试国内外联合培养、“法学＋外语”“法学＋非法学＋外语”等模式。
二是有效强化涉外法治人才的实践能力，打通理论与实务部门的互通渠道。法学作为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专业，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为重中之重。为此，需要打破培养壁垒，强化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协同、高校与实务部门之间的协同、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协同。同时，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实训课程的类型和实施方案；通过模拟法庭、模拟仲裁、模拟联合国、成案研讨等模式，锻炼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另外，充分利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平台加强涉外法律实践，不断拓展对外交流合作渠道，积极布局海外实践基地，为涉外法治人才提供更多实践机会。
三是加速推进国际法学科体系建设，打造高校人才培养特色。涉外人才培养的基础是学科建设，没有学科依托，人才培养便缺乏根基。因此，可优先完善法学学科体系，进一步细化国际法专业课程设置，为此可采取在法学本科教学或招生中增设“国际班”“涉外班”等专项教学项目。同时，应注重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避免同质化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比如，相关高校可有计划地招收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留学生，有针对性地培养“国际组织人才”“涉外立法执法司法人才”等，切实做好人才储备工作。（作者是西北政法大学国家级涉外法治研究基地副主任）
【环球时报】张超汉：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实践能力https://hqtime.huanqiu.com/share/article/4J09tFLbKe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