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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王林：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

  用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维护和塑造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是一个新的时代命题。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又极其抽象的概念，在关于文化的定义中，被引用最多和影响最为广泛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的定义：“文化是人们作为社会成员习得的复杂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和其他能力与习性。”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各种社会现象；文化是社会成员后天习得的；文化在性质上具有复杂性和整体性。国家安全文化兼具文化的共性和国家安全的特殊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在本文中使用了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的表述，而没有使用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理论、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思想此类的表述，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一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呼应，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用语上要保持一致；二是考虑到文化和理论、思想相比，文化的内涵更丰富，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更能涵盖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的内容。 用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维护和塑造新时代的国家安全，要在理论上厘清二者的关系，搞清楚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和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是否有内在的契合性。 国家安全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历史延续性。虽然我国历史上的国家形态和当代的国家形态存在差别，但是国家安全问题却是每一个国家都要面对和解决的。例如，大禹通过“五服”制度建立的是天下国家，虽然它和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是存在区别的，但是都存在国家安全问题；以“封建”为统治方式的周王朝和以郡县制为统治方式的秦朝，以及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的汉朝，统治方式虽然不同，但是国家安全问题都伴随着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始终；无论是中原王朝政权还是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也都面临着国家安全问题。这些都反映出国家安全问题在我国历史上的普遍性。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属于传统安全的范畴，我国古代王朝也都存在这些国家安全问题，每个王朝的统治者也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维护王朝的国家安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王朝还不存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也反映出国家安全问题的发展性。 国家安全问题除了具有普遍性，还具有历史延续性特征。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政治、军事、经济等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不是某个朝代、某个时期特有的。前一个朝代或时期的国家安全问题，会影响到后一个朝代或时期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形成和解决。例如，汉武帝时期创立的内外朝制度对明清时期的内阁和军机处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出政治安全问题的延续性。 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不但在内容上决定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也从深层次上形塑了其精神品质和理论品格。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渊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一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内容都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中找到原型，另一部分则是为了和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更加契合，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但是治国理念、安全文化并不能直接指导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而是会给我国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产生以下启示：一是要依据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政策和理论，从“新安全观”到“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对国家安全问题深化认识的结果，以及“发展”和“安全”关系的适时调整，也反映出国家安全理论的发展变化性。二是可以抽象出更高理念层面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可以发挥对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指导作用。 由于历史时空的转换，维护国家安全的背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需要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在提炼、归纳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核心内容的前提下，探索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面临的机遇与问题、原则与内容、遵循的规律、机制与途径、价值及新时代发展趋势等。通过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找到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之间的内在契合性，抵制和批驳国家安全思想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也为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实践提供历史借鉴。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要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通过维护和塑造新时代的国家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稳定的国内外安全环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安全文化，挖掘、提炼、总结、传承、发展这些优秀的国家安全文化，对维护和塑造新时代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不但可以为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精神内涵上的指引，还可以为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方法论上的具体指导。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的研究力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王林：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https://www.cssn.cn/gjaqx/202508/t20250807_5909742.shtml

  2025-08-07

• 【中国社会科学报】张军政：让红色资源成为“大思政课”的精神引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注重运用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将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体现了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要求，既是培育符合党和国家政治理念与发展需求的时代新人的客观需要，也是高校在新时代肩负政治使命、文化使命、教育使命的必然要求。 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 逻辑理路 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红色资源既囊括了党在百余年奋斗实践中的人物、事件、物品等物质载体，也包括在实践中产生的思想品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精神载体，为高校“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思政教育的具体文本，延展了“大思政课”的教学体系、教学方式。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要在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基础上，借助人物感知、理论学习、环境体验、场景触动、情感共鸣、实践参与等环节，不断强化红色资源的价值功能和育人实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红色资源有特定的叙事逻辑和话语形式，具有引导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的重要功能。将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要始终落实政治要求，观照时代特征、融通育人理念，以讲深讲透讲活的话语形式、用心用情用理的叙述载体、做深做实做细的活动方式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凸显新时代党在高校建设中的总体目标和根本方向。 时势与事态相融通。在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过程中，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贯穿历史记忆、映照现实的物质载体和精神线索，以思政课建设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相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相结合、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融合的形式，打破历史与现代、课堂与实践、校内与校外的育人边界，为高校营造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育人环境。 内在与外在相融合。红色资源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将宏大的历史架构转化为可感、可知、可学、可行的教育素材。通过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充分发挥其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塑人的重要作用，为青年学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征的心理基础、情感归属和价值认同，并转化为长期性、稳定性的行为方式与文化心理。 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 逻辑表征 高校“大思政课”是党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抓手。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对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生成基础的统一性。红色资源承载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发生、发展以及创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高校“大思政课”作为党的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形式，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学理、道理、哲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方法在高校场域下的综合运用。二者共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具有相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文化根基的共同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校“大思政课”提供了精神内核和历史底蕴，以人格塑造、文化认同、家国情怀等形式体现了对“大思政课”建设的价值功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实现了对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文化内涵要素的话语重构和时代表达。 育人功能的相似性。高校“大思政课”是“思政课”在功能属性、活动平台、育人合力方面的升级改造，在新时代青年学生中具有铸魂育人、举旗定向的重要作用。从本质上看，二者的出发点都在于通过构建话语体系、实践体系，达到凝聚共识、统一思想、立德树人的目的。 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 实践路径 健全制度体系。红色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建设要以系统思维、底线思维、科学思维进行综合布局。一是夯实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领导体制，充分协调教育、管理、服务等职能部门综合运用红色资源的各类要素，使各部门在“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基础上，协同发挥“引水入田”的教育效果——既要确保各部门共同发力，也要协调均衡，避免教育活动的同质化、重叠化。二是通过评估机制、考核机制、管理机制、培训机制、保障机制的协作运行，提高红色资源在高校“大思政课”建设中的可行性。 创新育人机制。一是加强学段衔接，促进一体化建设。要将红色资源纳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注重对大学生在知识层次、学科视角、专业能力、就业取向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实现红色资源与高校课程教学、思想教育、日常管理、就业指导、社会实践等方面的有序衔接，不断增强红色资源在高校教育管理服务中的“黏附力”和针对性。二是拓展育人场域，凝聚教育合力。在坚持发挥高校课堂教学主阵地功能的同时，拓宽以班团建设、朋辈牵引、一站式学生社区共建的生活教育界限，提升以家庭熏陶、家风教育、家长培育为一体的家庭教育水平，构建以场馆建设、资源互补、师资协同配合的社会教育矩阵，建成区域联动、资源联通、优势联合的育人新格局。 激发理论活力。要不断更新叙事内容、优化表达技巧、创新表现形式，拓展红色资源的内涵。通过创设有温度的红色文化育人素材，将党的创新理论、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四史”教育等相关内容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体系中，不断增强新时代红色资源对青年大学生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做到理性分析、感性触动、柔性驱动。 丰富教育载体。一是加强活动联动联通。将红色文化资源的日常教育、专项教育、专题教育充分结合起来，深入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红色元素和思政元素。抓好重大节日、重要节点、重点事件开展仪式教育、体验教育，注重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实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景感人。二是推进资源共建共享。以校史校情为基本内容，深入挖掘高校攻坚克难的历史史实，重点突出功勋教授、劳动模范、最美辅导员及大学生年度人物等典型代表的先进事迹，形成理实并重、情景交融、师生互动的育人材料。深度结合高校所在区域内的红色文化资源，促成校内外资源联动和育人共建，积极打造高校“红色+N（法治、教育、科技、人物）文化之旅”等教育IP。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素质能力提升研究”（2024A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 【中国社会科学报】张军政：让红色资源成为“大思政课”的精神引擎 https://epaper.csstoday.cn/epaper/read.do?m=i&iid=7149&eid=52017&sid=241462&idate=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7/t20250709_5885356.shtml

  2025-07-14

• 【中国社会科学网】舒洪水：以《国家安全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这对国家安全立法提出了新要求。2015年7月颁布实施的《国家安全法》是建立在我国70年国家安全工作的经验总结以及借鉴国外国家安全立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维护国家安全、指导国家安全工作而出台的一部综合性、系统性的国家安全法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我国国家安全立法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构建系统化、科学化的立法体系，形成了以《国家安全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立法模式，初步形成了“宪法+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具体领域专门性立法+散布于各部门法或单行法中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 以《国家安全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监督、保障、宣传、教育等多个要素，涉及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以《国家安全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通过确立统一的法律原则和价值导向，为特定法律领域提供基础性的规范框架；借助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科学的编排体例，消除规范冲突与立法空白；依托规范表述的精确化和系统化，提升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 适应国家安全复杂形势的必要考虑。立法是国家的重要权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更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利器。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以《国家安全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促进国家安全立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立法机关通过“基本法+专门法”的协同立法模式，既制定了《反间谍法》《国家情报法》等传统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又前瞻性地出台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生物安全法》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立法，还完善了《国防交通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配套保障性法律法规内容，这一系列立法成果不仅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国家安全法律框架，还提升了各领域法律规范之间的系统集成度。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有力保障。要完善宪法相关规定直接实施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宪法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以《国家安全法》承接宪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把国家安全工作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法治屏障。 西北政法大学坚持以《国家安全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强化实体学院，支持国家安全法治建设。2016年1月16日，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宣告成立。2019年6月15日，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加挂国家安全学院牌子，学院名称为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国家安全学院）。2022年5月20日，学院名称变更为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现有专任教师39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8人，获得博士学位教师37人，主持了100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并积极推动学术交流。 贯通硕博体系，培养国家安全法治人才。西北政法大学贯通国家安全法治“本—硕—博”人才培养层次，学院已培养本科毕业生900余名，硕士毕业生600余名，目前在读本科生377人，硕士研究生136人。自2013年学校开始招收服务国家特殊战略需求项目博士以来，学院已经招收国家安全学与非传统安全研究方向（2013年至2020年方向名称为“西北地区反恐怖主义法律方向”，2021年更名为“国家安全学与非传统安全研究方向”）54人，其中毕业29人。在政法委员会、公安、国家安全、司法等单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贡献。 扎实理论研究，服务国家安全法治决策。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相关研究，共发表文章400余篇，其中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60余篇、‌《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核心期刊）40余篇。2016年以来，向国家有关部委、中央有关媒体等中央级单位报送研究报告和舆情信息3000余篇，其中数百篇研究报告或舆情信息受到中央和省部级领导批示，1000余篇被省部级以上单位采用。西北政法大学组织专家编纂《中国国家安全法教程》《中国反恐怖主义法教程》《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问题研究》《反恐怖与去极端化前沿问题探究》等一系列国家安全、反恐专业教材，在全国国家安全法治、反恐怖法治教育教学中走在前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二级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舒洪水：https://www.cssn.cn/gjaqx/202506/t20250630_5883886.shtml以《国家安全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2025-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