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摇篮里孕育的法律梦想

西北政法大学建校７０周年记

西安政法学院首届学生在校门前合影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门

１９３７—１９５８：法律梦想的发端

７０年前的１１月１日，红色圣地延安的延河之滨，飞机场旁，北倚清凉山，南向宝塔山，一批新窑洞建成——为培养抗日干部，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党的第一所高级干部学校：陕北公学。此后的几年，陕北公学培养了１．３万名抗日干部。毛泽东在此留下豪言壮语：“因为有‘陕公’，中国不会亡！”

７０年后，培养了近10万政法人才的西北政法大学在庆祝７０岁生日的前夕，将进入校园的第一条主干道命名为“陕公路”。编写校史的老师说，“陕北公学是我校的发源，‘陕公路’正是为了让我们记住光荣传统，饮水思源，西法大人的法律梦想就是从这里开始逐渐形成的。”

７０年间，西北政法大学又经历了延安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政法干部学校、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等时期。虽然几经变换，但在陕北公学时形成的团结互助、艰苦朴素的学风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却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该校校史记载：“陕北公学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讲堂，没有饭堂，没有自习室。学生除了睡觉在窑洞里，整天都在露天活动。即使是在寒冬，气温降到零下２０度，大家还在露天上课、读书、吃饭。但是同学们却心情愉快，精神饱满。”

对艰苦朴素，西北政法大学离休教师、建国前已毕业于西北政法专科学校的李文彬感触颇深：“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时期，马老（马锡五，时任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院长）给我们司法班上课。当时他已年过半百，仍然亲自带领全班学员开荒种菜。每天早上早起，挽起裤腿挑水、挑粪。群众赞赏说，‘共产党真好，法院院长马青天挑大粪’。朱老（朱婴，时任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专员）有一次给我们上课时天下着大雨，没有雨鞋，只好把布鞋提在手中，光脚趟水到班上上课。”

１９５８年８月，经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准，西北大学法律系调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成立西安政法学院。

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生、现已是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的赵馥洁认为，“西安政法学院成立，使学校从‘干校’走向了大学，是西北政法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西北政法大学离退休教授方克勤回忆说，“由于当时西北大学法律系的全部图书都转到了西安政法学院，加之当时西安政法学院的首任图书馆馆长任林从各地买来一些少有的线装书，西安政法学院当时的图书在全国算是很全的了”。

曾在西安政法学院执教、现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会长的应松年还记得几十年前的一件怪事：他到北京后想找一本在西安政法学院见过的书，结果跑遍了首都的图书馆也一无所获。

陕北公学学生听毛泽东作报告

延安大学旧址

１９６１—１９７２：曲折中前行

刚刚成立的西安政法学院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赵馥洁在１９６０年入学时恰逢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学校面临的困难是吃饭问题。赵馥洁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秋季入学时正是白菜和萝卜收获的季节，因为没有粮食，我们只好从附近买回来白菜和萝卜，然后再挖好地窖，将它们储藏在地窖里，以备不时之需。”

赵馥洁回忆，当时大学生吃饭有定量，一月是３０斤，比一般干部还略多一点。但由于学生都在成长期，饭量也很大。为减少体力消耗，节约粮食，学校不得不取消了活动课。实在需要锻炼时，就打能量消耗小的太极拳。即便是这样，粮食还是不够，迫不得已，学校决定：为减轻城市粮食供应负担，家在农村的学生全部放长假，家在城市的学生则继续留在学校，组成新的班级。

１９６２年，只上了两年大学的赵馥洁便放长假回家了。这一放，竟然是一年。１９６３年９月１日，赵馥洁终于结束了长假回到学校，因为班级已被打乱，不得不重新编排。也就是在这一天，西安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这对于一年没有上学的赵馥洁来说是个很好的“补偿”。赵馥洁回忆，此后直到１９６６年，西北政法学院发展良好，很有规范和秩序，渐入佳境，成为全国著名的四所高等政法院校之一，培养了一批哲学、法律、新闻等专业的优秀毕业生。

但，谁也没想到，刚从饥荒的天灾阴影中走出来的西北政法，很快又遭遇了“人祸”。

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日，党委书记、院长王云被打成“三反”分子，并被撤销领导职务。

之后，在“砸烂公检法”、“停办政法院校”的浪潮中，西北政法学院也未能幸免。直至１９７２年撤销，校园被部队实行军管。只留下十几位教职工留守。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陕西省教育主管部门将学院教师安置在部分高等院校，保存了师资力量，为学院的复办储备了师资队伍。

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西北政法学院仍然在“文革”前期为社会输送了６９３名本科生。

１９７９：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

１９７８年８月，国务院批准西北政法学院在原校址复办。由于之前西北政法的教师大部分安置在省内的高等院校，复办很顺利。

１９７９年，西北政法学院开始招生。当时负责招生的一位老师说，由于停办了多年，许多优秀的学生积压在了一块，当年西北政法的录取分数线比同类学校高了２０分。

这一届成就了许多法律杰出人才：任高潮、龚明理、贾宇、林亚刚、董安生、关保英、蔡宁、王绪刚、张少龙、刘作翔、周健……

西北政法７９级毕业生、《法律科学》杂志社主编韩松对当时同学们五花八门的经历记忆犹新：“我们班一共５０位同学，同学之间年龄差别较大，最大的３３岁，最小的只有１６岁，许多同学入学时已经结婚，带着妻子来学校，年龄小的就管她叫嫂子。此外，入学之前有的是复员军人，有的是工人、教师。”

西北政法７９级毕业生贾宇、现任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是当时班里年龄最小的。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６年他在西北政法完成了本科、硕士研究生的学业，他说自己人格的完善，基本知识结构的形成就在这一时期。当时的老师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研究生导师周柏森先生：“他给我校的刑法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之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周先生无论人品还是学问都值得学习。”

现在是陕西省检察院检察官的一位西北政法７９级校友回忆，“因为很多同学的阅历比较丰富，因为经历了‘文革’，我们更加认识到法律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虽然学校条件还比较差，但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大家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危机意识，想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

另外一位西北政法７０年代的校友，因为“文革”的关系，大学只读了一年便中断了。他回忆说，在“砸烂公检法”叫嚣声中，他和他的许多同学把西北政法学院的校徽别在上衣的内里，从被砸烂了门窗的图书馆里搬出专业书拿回宿舍坚持自学，“我们相信，中国需要政法人才，被军管的母校终有一天会成为学子精心研读的净土”。后来他终于等来了学院复办的消息，又通过考试成了西北政法７９级的一员。

西北政法大学一角

２００７，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２０００年，当得知学校从司法部划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由陕西省主管时，一些西北政法的校友和师生颇有些怀疑：中央划转地方，会不会使学校原有的竞争优势削弱甚至失去？

对这些问题，２００３年上任的西北政法学院党委书记朱开平有着清醒的认识：要让这所政法名校的传统优势得到保持和发展，必须转变办学观念。上任第一年，他便提出了新的思路。

面对目前法学教育的竞争，２００６年任校长的贾宇有着他自己的看法：“目前国家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能够在每一个地方站好岗，为国家的和谐发展和安全作贡献的人，像我校的杰出校友、全国模范法官李增亮那样能撑起一个法庭、服务一方人民。西北地区占国家领土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么大地区的发展，人才的培养主要靠的就是西北的大学。我们在为国家作贡献上没有劣势，在培养人才上也不存在劣势。”

教务处长杨宗科教授介绍，今天的西北政法大学已成为一所法学特色鲜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较高本科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研究生培养能力的人文社科类高等院校。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西汉御史大夫、著名律学家张汤墓遗址在长安校区的发现，更为学校增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与神奇。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８日，西北政法学院“申大”成功，正式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让我们叫响一个响当当的校名简称——西法大！”在当天的揭牌庆典晚会上，校长贾宇的一声呼喊让在场的许多“西法大人”泪流满面。

曾经的怀疑在欢呼和泪水中纷飞湮灭。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１日，在西北政法７０周年庆典的前９天，一位８０高龄的离休老教授颤巍巍地将一首“校庆颂”的诗送到了校庆办公室。

或许，另外一名普通学生为校庆写的文字更能代表更多“西法大人”的心声：翻开西北政法大学的历史，有过辉煌，也充满了曲折，曾错失过机会，也面临过重创，但这一切都过去了，如今，我们相信站在新起点上的西北政法大学的明天会更好，相信我们的光荣梦想就在前方。

（图片由西北政法大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