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日报记者 吕扬 陈志涛
光听名字就知道，冷门绝学是不为世人所熟知的文化传承。虽然研究门槛高、研究群体小、成果产出难，但冷门绝学对于传承中华文明、保存民族记忆、守护文化安全的重要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近日，我省3所高校5项冷门绝学入选国家社科基金研究专项，包括陕西师范大学申报的“陕西古旧地图整理与研究”、西北大学申报的“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步五星术’研究”“丝绸之路古代地图整理与研究”“汉传佛教阿育王文献整理与研究”、西北政法大学申报的“蒙古文法律典籍汉译文本的整理与研究”。人们惊喜地发现，高校中有这样一群学者，他们满怀热忱而又坐得住冷板凳，满怀理想而又能下得了苦功夫，他们在探索文明脉动的艰辛历程中，阐释独特的文化遗产，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自觉为培育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地图里的山川风物
与浩如烟海的古籍相比，流传至今的古地图要稀少得多，研究者也寥寥无几。“在古代，很多地理文献都以‘图志’为名，但文字流传起来容易，地图的制作、翻印却要艰难许多。所以，很多地理文献流传到后世，其中的地图就亡佚了。”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副院长席会东说。
古地图是发现历史、了解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至宝。从最基本的交通路网、山川、城邑到风俗物产、地域文化、宇宙观念，在古地图中都能找到相应信息。千百年过去了，地图上的山川风物如今何在？席会东在古地图的导引下，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奔走了17年，一点点开辟出古地图研究的新方向、新路径，就有了“丝绸之路古代地图整理与研究”项目。
撒马尔罕，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中国古代传过去的养蚕丝织、造纸技术，至今仍是许多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手艺。席会东回忆道：“当地一位造纸厂的老板告诉我，他们现在用的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造纸技术，造出来的纸比现代工艺造的纸品质更好。在布哈拉、马什哈德、大不里士等中亚和西亚丝路城市，我也遇到了许多传承中国陶瓷器制作技艺的大师和一些工作室，他们甚至比我们国内传承得更好。”
“这是丝绸之路上共有的文明记忆。”席会东表示，“反映丝绸之路的古地图分为中国、伊斯兰和西方3大谱系，我要做的就是把这3个谱系的古地图贯通起来，整理并阐释好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互学互鉴的珍贵遗产，讲好属于全人类的丝路故事。”
目前存世的陕西古旧地图，总数至少有8610幅（套），为全国之最。“我们将摸排、整理现存陕西古旧地图的基本情况，建立数据库，并分为中文舆图、外文古旧地图两类进行专题研究，通过‘陕西古旧地图整理与研究’项目，全面系统梳理三秦富集的古旧地图遗产。”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王社教说，“这不仅能推动相关学术研究，还能推动秦岭、黄河、古都、红色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促进陕西旅游产业发展，助推陕西文化强省建设。”
典籍中的文化交融
蒙古学很冷门，作为学科分支，蒙古文法律典籍研究则更为冷门，门槛也更高。
“往往是懂法律的不懂历史，懂历史的不熟悉法律，好不容易有个既懂法律又懂历史的，少数民族语言又是一道坎。就算有人3项都会，能不能坐得住冷板凳又不好说。一遍遍筛选下来，国内做蒙古文法律典籍研究的学者不过10人左右。”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杨强言及于此，无奈地笑了笑。
杨强在蒙古法制史领域耕耘了近20年。在他看来，蒙古文法律典籍研究虽然小众，却有实实在在的学术价值和时代价值。
“例如，西方学者曾断言蒙古文明是一种停滞的文明，但蒙古文法律典籍的研究成果证明，蒙古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有3次大的转型。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有力地驳斥西方学者的论断。”杨强说，“但是，要把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事实搞清楚，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胸怀抱负，杨强申报了冷门绝学项目“蒙古文法律典籍汉译文本的整理与研究”。该项目所研究的4部法典，正是蒙古族、藏族、满族和汉族融合发展的重要结晶。
“做好这项研究，我们就能较好地阐释民族融合在中华法制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杨强信心满满地说。
与杨强不同，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利安教授更加关注中印文明交流，由他主持的“汉传佛教阿育王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就涉及此领域。
阿育王是印度古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很多佛教文化现象均与其直接相关，他对中国佛教、文化、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至今仍保留有大量与阿育王相关的汉语文献和佛教遗迹。
阿育王研究自19世纪以来就成为国际学术热点，但国内的相关研究长期以来不够系统全面。
然而，西方学者宁愿使用残缺的梵文资料、巴利文资料，模糊不清的希腊罗马资料，也不愿正视时代久远、体系完整的汉语阿育王文献，这已成为国际学术领域的一个遗憾。
李利安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带领团队系统梳理汉语阿育王文献，为更加深入认识丝绸之路上中印文明交往作出新的贡献。
星空下的守望传承
记者在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见到唐泉教授时，他正忙着研究中国传统历法中的“步五星术”，黑板上写满了推导步骤。
历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核心内容。“一般来说，一部完整的中国传统历法通常分为七章，其中第七章就是‘步五星术’，专门讨论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对行星运行规律的认识水平。”唐泉介绍，“从我国西汉到明末时期，正式颁行过的历法有50多部，到了明朝末年，已鲜有学者通晓中国传统历法的编制思想与方法。”
“从2011年出版的二十四史来看，其中关于传统历法中‘步五星术’的内容还有很多错误，如常数、术文、算表等。”唐泉说，“我们首先要校勘所有历法中与‘步五星术’有关的文字，然后通过算理分析搞明白古人计算行星运动的核心算法，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行星理论的发展脉络。”
为了讨论中国古代行星理论的计算精度，唐泉选择了不同朝代的一些代表性历法，借助计算机编程计算出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位置，同时利用现代天文学计算软件提取五大行星的理论位置，通过比较计算结果与理论结果，更加客观地评价中国古代行星理论在整个古代文明天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唐泉说：“以火星为例，北宋《纪元历》对火星视位置计算的最大误差基本能控制在5°以内，大致与400多年后哥白尼对火星的计算精度相当，这就很能说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水平。”
中国古代天文学很“高冷”，唐泉却耐得住冷清。“如果我们不做这项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精髓可能就从此不为后世所知了。20年前，我在导师曲安京先生的指引下，迈入了这一研究领域，当时西北大学的天文学史研究团队包括学生在内只有3人，如今这个队伍已经壮大到2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