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报创刊号
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军
共产党领导军事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军报姓党”。思想政治工作是军队建设的灵魂。《红星》报发刊词《见面话》（1931年12月11日第1版）一文，明确将自身界定为“政治工作指导员”和“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为此，积极宣传党中央路线、方针和总部领导机关的最新指示、命令，灵活指导红军开展军事战斗。通过刊发文件的形式，发表《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明确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对遵义会议精神进行公开报道，但是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党内外斗争形势下，这是需要很强的政治勇气和敏锐性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还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对遵义会议进行宣传介绍和表示拥护支持的红军公开报道。
同时，《红星》报广泛传播红军纪律、党对少数民族群众及其上层的统战政策，先后刊发了系列理论阐释类文章和介绍典型政治工作经验的专题文章，分门别类指导红军开展具体政治工作。该报特设了“党的生活”专栏，发表指导开展党建工作的文章《小组会是怎样开的，应该怎么开？》，介绍党小组如何开展工作、怎样当好党小组组长和支部书记等诸多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工作经验，这不仅是对三湾改编以来，特别是古田会议突出革命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和作风的很好继承，而且对加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意义重大。
密切服务军事文化生活
《红星》报密切贴近红军官兵的文化生活实际，追求宣传策略多元化，生动报道红军内部的军事文化生活，协助组织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指导和服务红军军事文化建设。宣传体裁既有辛辣的社论、评论，又有朴实的消息、通讯，也有故事、唱歌、民谣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还有活泼的漫画、谜语，较好地激发了受众的参与热情和持续关注。
《红星》报特设“列宁室工作”专栏，从广大红军官兵文化水平较低的实际出发，指导军队建设列宁室，发表《列宁室的工作怎样做？》，要求列宁室建设“绝对不能只偏于体育运动和娱乐等工作，特别要注意到理论训练和文化教育”。多次刊发《本刊启事》征集红色娱乐素材，设置了“红军歌谣”“红军歌曲”“红军诗歌”等文化建设类副刊，广泛发表征集到的红色歌曲和民间歌谣，刊登与军事有关的测试题目、谜语、武器装备图片、漫画等。此外，报纸还发表了诸多专题介绍文化宣传方法和经验的文章，如唱口号、办墙报、开晚会、作宣讲、猜谜语、画漫画等，大量刊登文艺题材和娱乐题材的稿件，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便于操作和效仿，为部队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和军事游戏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既十分有助于丰富和提高红军军事文化生活，又增强了报纸的吸引力和宣传效果。《红星》报因而被广大红军战士誉为“良师益友”。
全面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
据邓小平回忆，他担任《红星》报主编时，“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因此，建设一支来自广大红军的强有力的通讯员队伍十分迫切。《红星》报创办过程中，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报纸编辑部积极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约稿，周恩来、王稼祥、洛甫、陈云、朱德、彭德怀等近20位中央和军队领导人是报纸的积极撰稿人，他们阐述中央精神、分析革命形势并提出斗争策略与方法，积极扩大《红星》报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通过《红星》报而保存下来中央和军队领导人的大量早期军事理论文稿，为后人开展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与此同时，《红星》报编辑部非常重视培养和拓展通讯员队伍。设置“通讯员”专栏，尤其注重在一般的工农群众中发掘和培养通讯员，建立广泛的通讯员网络，并经常刊登指导和提高通讯员业务工作的文章，以帮助其提高宣传业务工作水平。据《在本报的一周年向我们的通信员说几句话》（1934年8月1日第8版）记载，此时的报纸已有通讯员500余人，骨干通讯员100余人。据《编者的话》（1932年3月23日第4版）报道，“近来收到的稿件颇多”，但是因为报纸版面有限，不能同时刊发，随后将陆续发表，这也从侧面充分说明了报纸的通讯员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利用通讯员群体这个桥梁和纽带积极密切联系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体，听取和吸纳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近4年的军事宣传动员实践中，《红星》报全面深入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红军内部和农村社会实施了宣传、动员、整合和改造，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红军建设，活跃红军生活的阵地，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新闻舆论工具的政治作用。作为党的军报史上的早期杰出代表，《红星》报为后来党报、军报的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办报经验，也深远地影响了延安时期党报的办报原则、办报方针和具体新闻实践，这对于新时代党报军报新闻宣传工作的守正创新和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