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李明
由于党的历届三中全会往往会对国家未来发展进行战略调整和全面布局，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长期的阶级斗争，规划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多年高速增长的改革开放道路；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进一步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社会各界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抱有较高的期望，并认为给未来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定调布局。而在全会报告中，“文化”一词大约先后出现了18次之多，可见，新一届党中央对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极为重视。
主持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而且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并提而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度，您认为这其中是否有着某种现实的必要性呢？
李明：是的。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纲领性文件，也被视作习李施政纲领的首次系统性亮相。其中把文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战略性高度，我认为，党和国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由于存在着急迫的现实必要性。这可以从国际、国内两大背景来看。
从国内层面看，我国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新阶段，遭遇到很多新问题、新挑战，尤其是要突破片面的唯经济主义发展模式的困境，以及矫治由此而滋生的过度商业化或泛商品主义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乃至学术生活、艺术生活、宗教生活等非经济领域几乎无所不入地侵染、腐蚀所造成的精神失所、价值失正、权力失重、公义失平、行为失范、情感失贞、人际失信、人心失向、学术失真、艺术失美等并发性弊病，这就使发挥人文精神的文化建设成为当前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中非常迫切的要求。我们党和国家近些年来在调整发展战略、系统全面地深化改革的规划当中，把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事实上，我们要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不仅包括经济的发展，也包括文化艺术高度繁荣、人民的文化精神生活日益充实而健康、国家软实力的大幅提升等多方面的协同发展。也就是说，文化繁荣同经济富裕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从国际背景来说，在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疲软、增长缓慢的大形势下，中国经济一度保持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大幅上涨，从而显得一枝独秀。但是从国家的综合实力来看，在我国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不断增长的同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就使我们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国际秩序重建、国际大事件的处理和应对当中话语失力、作用有限。事实上，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慧命在其历史发展中凝结成的优秀成果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智慧资源，对当今全球化时代共居地球村的人类来讲，仍然有着普遍的现代甚至未来意义。完全能够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各民族文化在相互同情理解、相互平等交流当中共生共立，共同应对和解决整个人类的全球问题和时代病痛。这就要求党和国家领导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基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大力发展和发挥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从而真正地改善我们的国际形象、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强化我们的国际事务处理能力，并在新的国际秩序重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主持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在战略规划、治国方针以及相应的理论认识上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
李明：是的。文化建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或活动，而是关涉到许多方面。
首先，文化建设是科学发展的题中之义。科学发展不仅要求经济增长、政治文明、社会和谐、生态平衡，而且必然要求文化的相应发展繁荣。也就是说，科学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这样一来，对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讲，没有文化的传承发展、没有文化的多元繁荣，民族的历史就不能推进，国家的实力就不能提升，从而就不是有机的、全面的、科学的、真正的发展。有见于此，在我党科学发展观的具体阐述中，就空前地突出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可以说，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其次，文化建设是以人为本的充分体现。党和国家近些年来一再强调以人为本，体察民意，关注民生，并提出要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这种小康社会在本质上不仅要让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全、富足，而且要让人民享有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可见，文化生活水平已经成为衡量民生幸福的基本标识。由于文化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或者说“生活样式”，所以对每一位普通公民来讲，如果没有真正、切实享受到精神文明成果，没有应有的充实、丰富的文化生活，这就意味着他没有实现所谓的幸福，也就没有健康、美好的人生。因此，要真正落实以人为本，要切实关注并改善民生，就必须关注文化，并积极开展文化建设。
再次，文化建设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内在要求。目前，整个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就使我们国家遭遇到一系列全新、复杂而又十分关键的挑战和机遇。为了提升国家地位、增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未来新的世界秩序中享有话语权，就必须调整、完备、提升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这就使国家对文化建设的要求更加紧迫。其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中国文化的国际感染力和影响力，就相应成为十分紧迫的需要，使党和国家把文化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具体来讲，积极推进文化建设，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就是要加强我们的文化生命力、文化生产力、文化创造力、文化凝聚力、文化传播力、文化竞争力、文化感染力和文化影响力等一切正能量。当前，虽然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仍然没有改变一百七十多年来“西强中弱”的格局。这就必然使我们将在很长的时间内，要坚持不懈的强化文化建设，以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最终实现我们的文化强国梦。
最后，文化建设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文化不仅塑造了一个民族的外在形象，更是凝结着民族的内在精神，从而成为一个民族内部人群共同体的精神家园。由此而在这一人群共同体内部形成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就为社会稳定与和谐提供了一种内在、持久的保障。而开展文化建设，就是整个民族积极不懈地发展本民族优秀文化，并以文化创造及其成果改善人们的生活，充实人们的精神，提升人们的心灵境界，建构人们的意义世界。这就不仅要求党和国家在宏观战略规划中注重经济、政治、社会、生态诸领域和文化发展相协调，实现彼此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五位一体”的和谐关系，而且要引导人民在生活世界里保持自然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身与心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融洽。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创造与把握一切和谐因素，为构建和谐中国培育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谐的政治条件以及和谐的心灵世界。
主持人：如果从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旧传统和新传统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是不是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呢？
李明：是的。文化强国战略确实可以说是中国式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选择。
从我们民族历史进程的旧传统来看，作为中国文化之主干的儒学，在政治活动领域，一贯性的强调“德治”、“仁政”与“力政”之分、“王道”与“霸道”之别，明确肯定并竭力推扬“德治”、“仁政”、“王道”的价值，同时极力否定并批判“力政”、“暴政”和“霸道”。从而把“德政”、“仁政”、“王道”政治模式视为好的政治，而通过人文教化推行“仁政”、“王道”的“德化”社会则是理想社会。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相关思想。孔子认为，执政者“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也义”而百姓相应能“有耻且格”的德化政策比单一、机械、冷漠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行政法律手段更高明、更深刻、更有效，同时主张“义以为上”的“兵、食、信”国家要素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王道外交论。其后又有孟荀进一步继承与发挥，积极倡导“仁政”、“隆礼”和“以德服人”而使人心悦诚服的“王道”思想，反对和批判“以力假仁”、“以力服人”、“以兵服人”的“力政”与“霸道”观念。在经济活动领域，儒家主张以人文教化引导经济行为，为经济活动、经济生活划定道义原则和底线。孔子认为，执政者有义务和责任“庶民”、“富民”并“因民之利而利之”，同时，还要以礼教、乐教、诗教来“教民”、“化民”，并视其为执政者落实“仁政”、“德治”的基本体现之一。这样，在经济生活中，富者“富而好礼”，穷者“安贫乐道”。财富、名利价值的追求和贫贱富贵的分别都要在“道义”、“礼节”、“仁义”的大原则下得以进行，尤其是明确反对谋取“不义”之财和“不以其道”获得名利富贵的功利行为，更担心和反对将人们个个都变成“放于利而行”的唯利是图之小人。墨家创始人墨子倡导的“兼爱、非攻”等思想在重人文、非战争方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国何以被其他民族和国家赞誉为“礼仪之邦”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党和国家高度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文化强国战略，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王道理想的现代自觉和转化。
从新传统来讲，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三代领导人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各具特点又一脉相承的成就。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建国之初，他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进而强调在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基础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当时客观情况，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并相应提出一系列原则、方针和政策。江泽民同志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提出建设与时俱进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建设理论。他还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目标是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此后，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对我国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做了进一步规划。与此相应，江泽民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针原则。
总的来讲，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但在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建设方针和根本原则上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
主持人：既然当前党和国家领导的文化建设有着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和理论一贯性，那么对在不同岗位上以不同方式参与文化建设的每一位中国公民来说，到底应该如何自觉认识和把握文化的价值呢?
李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而且关切着文化建设的实际行动原则问题。关于文化的价值，应该从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两个方面来把握。究其基本关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根本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外在具体化开展与落实。
目前，我们对文化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能够发挥的作用或功能即所谓的外在价值已经有所认识，并在这一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创造性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或者差强人意的情况。虽然这中间有很多原因，但在根柢上还是源于对文化的内在价值认识不清，或者重视不足，甚至是人为性遮蔽、扭曲。
而文化的内在价值从究竟意义上讲，就是人本价值。具体可以从文化与人的存在方式、民族精神、国家实力以及人类意义世界的关系中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就人的现实存在方式而言，文化具有生存价值。
文化的实质内涵就是“人化”、“去自然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改造自我的同时感通、适应、化裁世界以实现自身价值的生命创造活动及其成果，从而也是人之所以为人而特有的本质性类存在方式。正是这一点为“人生在世”注入了特殊含义，使人类同宇宙其他万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即在“生”和“在”的内容与方式上，其它物类只是生存于世界中，而人类则在生存之余更生活于世界中。易言之，停留在依赖于物质性自然境界的“生存”是人生在世的起点，而饱含政治、经济、道德、艺术、宗教等诸多人文价值并赋予人生丰赡意义的“生活”则是人生在世的目标。因为“生存”只需要满足维持生命所需的物质资料，而“生活”则是人类在生存的基础上通过种种超越自然的文化创造活动开展出来的包括精神价值和内涵的生命存在方式和持续发展方式。所以，梁漱溟视文化为人的生活样法，“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梁漱溟全集》三，第9页）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也强调“必须把个体理解为生活于他的文化中的个体，把文化理解为由个体赋予其生命的文化”。（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三联书店 , 1988. 2）文化与人类生命存在的这种直接同一性决定了“在人之外或人之前不可能有文化，同样，在文化之外或文化之前也不可能有人。文化——这是人的本质，人类的特性。”（斯比尔金：《哲学原理》，求实出版社，1990，第533页）从人——文双向互观、互化的意义上来讲，在人创造了文化并注入人类性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而赋予其慧命的同时，文化也教化、陶养了人并提撕着生命存在的人文性、主体性、超越性和精神性而彰显了人独异的类本质。由人——文并生俱化的同一性出发，只要承认人的尊严和价值，也必然会肯定文化的内在价值。
其次，就民族的内在特质而言，文化具有精神价值。
“民族”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但就其要素、特质以及民族间比较与交流而言，民族是以文化为其本质属性的人群共同体。人群共同体有诸多形态，但并非都堪称为民族。在阐论氏族、胞族、部落与民族的关系并断定“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卷第515页）的思想中，恩格斯已经从广义上揭示了民族的文化性和历史性等基本属性。斯大林则进一步提出权威性的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文化特点上共同的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4页）其中，“共同地域”为自然因素，其它要素则都凸显出民族的文化特质。同样，在孙中山的“民族五要素论”中，除了血统以外，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诸因素都属于文化领域。所以，民族在本质上是文化共同体。
文化是民族的内在特质，民族则是文化的载体。民族是个历史性范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产生、形成、发展甚至消亡的过程。一个稳定的人群共同体世世代代在共同地域上生活、交往的过程中创造着文化，并形成特定的文化模式，同时这一文化模式又将该人群共同体教化和濡染成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民族。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不仅是该民族据以发展和建制的基础，而且是其内部认同、外部区别的标识。尽管不同民族在地理、肤色等自然因素上或同或异，但真正的民族间差异性心理体验、比较或沟通、交流，大都基于文化的个性或共性而展开。民族的文化个性与活力即其形象之所在，前者之有无决定着后者之明晦，以及实质上的民族存亡。
文化创造并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及其民族精神。正因为民族之所以为民族的根本在于其文化，所以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认同和创造力的话，就无法在精神上自立自强于竞争激烈、风云变幻的世界，并最终被它民族奴役、宰割而淹没于世界化或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即使是开放胸怀以师法他人，也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中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的本位，以免“邯郸学步”，亦步亦趋。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现代新儒家才将近现代整体性的“中国危机”归结为中华民族文化危机，并在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以世界主义情怀和眼光倡扬文化救国的主张。
再次，就国家的实力结构与要素而言，文化具有实力价值。
对民族国家自身存在、发展以及国际间力量对比而言，作为软实力的文化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本国硬实力与综合国力的发展和壮大、国家形象的展现、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影响力的发挥至关重要。法国著名作家马尔罗曾断言:"21世纪的发展无非是文化的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文明程度的普遍提升和各民族国家的自觉自立，特别是西方大国对其殖民主义策略从军事、经济向文化转型的隐性化、深入化调整，国际交往中的实力形态变得不再那么单一、有形或硬性，这就使人们的实力观发生转变，即对直入人心而产生观念导引、思想植入的隐性软实力的关注和发掘。对此，我们国家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西方，马克思·韦伯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冯·皮尔森的“文化战略”论、安东尼·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等等都强调了文化力对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到上世纪90年代初，约瑟夫·奈则首创“软实力”概念，并从强化美国国际主宰力的战略高度把软实力、军事、经济同视为国家力量的三大来源。这种无形实力资源包括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但其基础则是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通过文化、国家政策和外交活动表现出来。其实，如果跳出霸权主义思维模式的话，软实力就是以具有根基性、创化性、导向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观念文化为核心而外现、化用和赅遍于军事、经济、政治、外交、社会、传媒、国民素质、民族精神及国家形象等各个领域和层次，并对他人发生吸引力、影响力的现实存在的内源性文化力量系统。就此而言，两千多年前孔子主张的“兵、食、信”国家要素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王道外交论和墨子倡导的“兼爱、非攻”等思想都早已言及今人热论的“文化软实力问题”。在当代国家发展与国际交往中，软实力的自觉实质上是民族国家对其民族文化、国家身份的更进自觉和反省，也是国家规划科学的发展战略、模式与道路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强调人文主义软实力与科学技术所支撑的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共同提升、协调发展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
最后，就人类意义图景的生成而言，文化具有意义价值。
人类是创造价值、追问意义的生命存在，而人类通过其文化活动和成果则赋予人类自身和天地万物以无限意义。这种赋义行为及其结果是文化特有的内在价值。一个人生存于其中的文化，无论是何种形态——古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无论什么地位——主流文化还是亚文化，无论何种区域——东方还是西方，无论什么品质——雅文化还是俗文化，等等，都会按照其逻辑内构的分类系统和历史形成的文化符号秩序给我们的世界及其万物指派不同的位置和相互差异的标识，并参照其评价系统进行形色有别、大小不等的价值评价而赋予其意义；进而根据所指派的位置和赋予的意义安排世界的秩序，包括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心、人与神的关系；最终，这种文化为生活于其中的人勾绘出一幅整个世界的轮廓和意义图景。在此意义上，文化决定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决定了人本身。所以才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正因为文化成为人的存在及其活动乃至世界的符号表征系统或意义图景，才使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人类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通过文化身份的确认自觉和挺立其民族身份、国家身份、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力。
当今，人类面临着一个时代的弔诡现象：全球化在成就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又繁荣了文化多元化，在鼓吹世界主义号角的同时又拨动了民族主义琴弦。国际聚焦也从曾经硝烟弥漫的战场、尔虞我诈的商场逐渐转向充满竞争的文化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各民族国家或利益集团（由种族、阶级、性别、年龄等构成）以各自不同的文化符号或文化形态表达着自己对世界图景、国际问题的理解方式和意义系统，甚至试图强加于他者。因此，无论对一个现实的人或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来讲，一个优秀、先进而代表人类最高文明理念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文化是何等的重要。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真正帮助人类“协和万邦”并走出精神迷失和意义危机而抵达安生立命之境。
只有对文化的内在价值有了如实、充分的认识和肯定，才有可能保证文化自身内在的独立性、自主性，进而才能合理有效地发挥文化在经济、政治和外交等领域的外在价值，而我们当前所实施的文化强国战略，也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王道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