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客户端】“权利保护的实效:西方国家少数族裔政策的现实与反思”边会举行

  • 2022年0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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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权利保护的实效:西方国家少数族裔政策的现实与反思”边会16日在西安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加研讨。

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健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西方一些国家以人权议题为借口指责中国的民族政策,不过是以人权为名行干涉中国内政、维护自身霸权之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魏南枝认为,美国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导致以种族为基础的差距持续存在,并因新冠疫情而加剧。美国民主党主张的平权政策只是一种吸引选票的选举手段,根本无法给少数族裔赋能,只能使其陷入“失能”窘境。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跨文化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汤姆·茨瓦特认为,西方国家不遗余力推行少数民族同化政策,致使少数族裔被迫放弃自身文化、宗教和社会权益,代之以所谓的自由民主政策。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殷之光说,作为资本主义霸权秩序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种族主义将特定地区、特定人群锁定在压迫链条的底端,从而确保另一部分人稳定获益,这是资本主义霸权秩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今天美国借用各种普遍主义话语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本质上还是延续19世纪以种族主义话语为基础的霸权结构。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教授艾萨克·巴锡介绍说,过去两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加拿大和美国都发生不少有关少数族裔的悲惨事件,引发了民众强烈的抗争。在美国,后特朗普时代民粹主义话语愈演愈烈,保护少数族裔的法律和措施却没能及时制定,这带来了很多问题。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魏磊杰表示,少数族裔政治家、名人的崛起,造就了一种美国正走向进步的错觉。然而,这只是为掌权者提供了逃避结构性变革的阀门,并没有为少数族裔提供逃离压迫的机会。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院长朱元庆认为,美国的发展历程始终伴随着对原住民生存空间的挤压,以及血腥激烈、持续上百年的非对称战争。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哈冠群回顾了美国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的历史,认为这种具有文化灭绝性质的教育方式,不仅导致新一代印第安人逐渐忘记了他们祖先的语言和文化,还造成许多印第安人患上严重的心理疾病。

与会中外人士还围绕美、英反恐政策对少数族裔的影响,社会分层视角下美国少数族裔受教育权保障的现实困境,以及交叉性视角下美国少数族裔妇女歧视的多重形态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常安在会议总结时说,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西方国家存在诸多少数族裔权利保护问题,需好好反思。在这方面,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理念和实践可为世界提供更多借鉴。

记者:许祖华

责任编辑:朱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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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教育厅厅长周扬联名签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各分区行政专员、各县县长的训令——为调查古物、文献及古迹事》(以下简称《训令》),《训令》在内容精细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一步主要来源于《通告》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及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与调查研究。《训令》的内容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种类型、四种方法以及两种奖励办法:首先,《训令》首次将文物分为三类——古物、文献、名胜古迹。其次,提出了文物调查的四种方法,即“各县、区、乡政府指定专人负责调查”“广泛地访问民众”“向老学者访问”“县、区、乡负责人亲自调查”。最后,提出“群众自愿将所收存之古物、文献送政府或出卖于政府保管者酌予奖励”“各级政府人员在进行调查中办事出力或发现出重大价值之古物、文献、名胜古迹者,亦当酌予奖励”等两种奖励办法。其中,文物调查方法以及奖励办法在现行法律规定中仍然可以觅得踪迹。 1941年11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明确了边区政府文物保护工作的责任归属,即县政府“第三科掌理……图书馆、公园、古迹、编修县志”等事宜。1947年7月,中央工委下达的《关于禁止毁坏古书、古迹的指示》对文物保护办法进行了更加精细的类型化处理,“对于现有书籍及古物,如已分散的,应当尽可能设法收集凑拢。还没有分散的,务必指定专人妥当管理,或暂就原地保存,或在必要与方便时,集中在一定适当地方保管……古庙古迹亦必须保存,禁止拆毁。已开始破坏的必须停止,将来统一处理”。《关于禁止毁坏古书、古迹的指示》吸收了《训令》划分的文物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采取了针对性的做法,是中央对于边区政府文物保护的有益探索的采纳和推广。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施行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文物保护作出规定,第九条丙款规定:“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被接收的有历史价值或学术价值的特殊的图书、古物、美术品等,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从《通告》到《中国土地法大纲》,从规范到法律,1939年到1947年间的法治实践,中国共产党文物保护的规定不断趋于健全化,内容也不断臻于精细化。 1948年3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贺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联名签发的《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以下简称《布告》)堪称延安时期文物保护法律文件内容精细化的集大成者。《布告》对文物种类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分为甲(古版书籍、宗教经典、地方志、风土志等)、乙(贵重图书资料, 包括外文书刊、专科书籍及各种调查统计、图表等)、丙(古代钱币铜铁钟鼎陶瓷器皿、古字画、碑帖、雕刻及其照片等)三类。此外,《布告》对于新解放区和老解放区的文物保护也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了差异化规定,即新解放区“应由军队政治机关训令其所属部队切实遵守保护古迹文物的法令,其中特别贵者应由政治机关或当地县委、县府负责征集,并开具清单,派人护送至西北局宣传部,以便统一保管”,老区及半老区“土改中已分配给群众或为当地人民私自取得者,应由当地县级党政机关设法接收,必要时得予以适当代价”。1939年的《训令》到1948年《布告》的内容精细化过程,总结了9年间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从而把握了文物保护法治活动的一般规律。在最初灵活的原则性规定基础上,不断吸纳法治实践成果,进行更加细致的建构,这些建构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成为当下我国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坚持党的领导与边区军政实践相贯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延安时期文物保护法治实践为今日提供的重要经验便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保护及文物保护的正确领导,形成了正确的理论、原则、方法。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个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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