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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法院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探索 李伟弟 1935年10月，中央党校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中央决定党校恢复办学，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1937年2月中央党校进驻延安。1943年3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 资料图片 202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时指出，“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将其视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并不断予以加强。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发挥思想更新和教育转化功能，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尚革命品格的党员干部的实践过程，二者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政治性、思想性、实践性、革命性等特征。 在思想认识方面，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的战略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深刻认识到干部教育培训的极端重要性。党的一大上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工人学校以提高工人觉悟。在党建立的初期，由于党员数量迅速增长，相关教育培训制度尚未建立，一般党员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政策不熟悉或认知不透、缺乏实践经验和工作方法以及个人主义倾向等诸多问题。陈独秀在总结工作时指出，首先需要批评的就是“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 着眼于解决上述问题，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了成为革命政党的重要规律之一即在于“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强调实现由革命愿望向革命运动转化的基础在于建立“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训练。1924年5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该决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的要求。1925年9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形成的《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再次强调办党校的重要性，提出了分级设置党校、分类培训干部的工作方针，并对培训对象、学制、学习内容以及学做结合的原则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说明。1926年7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强调“竭力养成工作人才”，决定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译《革命常识》《党务常识》“初级党校（训练班）教授方法”等教育教本和教学大纲。1931年4月出台的《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把干部的培养工作作为“苏区各中央分局中心任务之一”，同年8月，《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指出，随着革命高潮的向前发展，由干部需要增加和干部缺乏引起的“干部恐慌”现象，“万分迫切的要求全党加以最高限度的注意，采取最有力的办法求得解决”，“干部是党的中心枢纽，实际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 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后，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革命形势的深刻变化客观要求党亟须加强在政治、军事、经济、根据地建设以及国内外交往等方面的工作广度和深度。对此，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需要从“指导伟大的革命”“建设伟大的党”的高度培养“最好的干部”。同年10月，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着眼于从“苏区与红军的党”向“建立全中国的党”这一变化，明确将“发展党与巩固党，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作为党的战略任务。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指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将理论学习提升到党的根本目标的战略高度。鉴于党内干部存在将马列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毛泽东以干部教育为突破口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在此期间，为提升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党中央及相关部门相继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等文件要求，为干部教育培训的明确化、规范化、全面化指明了方向。1942年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干部教育工作”是全体教育工作“第一位的”。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革命任务的阶段性调整，干部教育培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地位和战略定位逐步得到提升与明确——由政策话语逐渐转变为具体的政治实践、教育实践、制度实践，尤其是凸显了其在树立革命思想、锻造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功能。通过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党对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以及无产阶级进行了深度改造，促使他们完成了从人身解放到思想解放，进而成为中国革命领导者、践行者的教育转化。 在机构建设方面，建立完整的党校培训系统 自党的一大召开之后，党中央已经逐步着手建立党校组织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机构。其中，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即创办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根据《宣传问题议决案》要求，在地委之下设立以工人为主、学习期限为一至一个半月的普通党校；在区委之下针对政治智识较高和具有工作经验的党员则设立学习期限为三个月的高级党校。 伴随革命运动和干部队伍发展的需要，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各地纷纷掀起了建立党校的热潮。例如，1924年12月，刘少奇等人创办了党历史上第一所党校——安源党校。1925年10月，李大钊等人创办了党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北京党校。同时，北方区委党校（1926年2月）、湘区党校（1926年1月）、沪区党校（1926年3月）、粤区党校（1926年6月）等一大批党校相继成立。根据授课对象、方式、时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中央开设干部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构成的中央训练班，各省、区委也因地制宜开设各类干部训练班。除以上党校、训练班进行日常授课外，另有暑假党校、寒假党校等形式，“力求短而切实有效”地提升干部的革命素养、政治品格、战斗能力。 至1930年底，由于革命根据地建设取得重要进步，建设校址固定、机构常设、教学系统、规模较大的党校已具备客观条件。《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专门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根据这一指示，各苏区结合工作需要逐步建立起常设性的党校：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1931年3月）、皖西北党员干部学校（1931年8月）、湘鄂西省委党校（1931年春）、川陕省委党校（1933年2月）、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1934年秋）。其中，1931年7月，苏区中央局党校（党训班）成立，后续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中央局党校。1933年3月，由中共中央局党校改组建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正式开学。为适应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要求，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不足一月，即立即将因长征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予以复学，并以“中共中央党校”的名称正式开展干部教育培训活动。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于党校教育的层级进行了明确，依据职级、学制、内容、人员等不同，分别开设高级党校、中级党校、普通党校和新党员训练班。1940年2月《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将培训层级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党校。自此，标志着党的干部教育培训走向了正规化、体系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上述工作安排，中共中央在中央局或中央分局逐步建立了体系化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例如，1939年1月成立的北方局党校，下辖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太行分局、冀鲁豫分局等党校；在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所辖晋察冀区、冀中区、冀热察区等党委组织分设有党校，形成了横纵交错、上下衔接、遍及全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各革命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机构建设走的是一条符合当时国情、党情、民情的道路，表现了因势、因时、因事进行设置的灵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并兼顾了革命与建设、创新与发展、机制与体制的基本要求。同时，干部教育培训在机构设置的过程中还集中凸显了党管干部、抓住“关键少数”、服务大局等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充分展示了党在革命建设道路上始终如一加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政治导向。 在教育体系方面，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干部教育培训离不开教育体系的科学布局和顶层设计，集中表现在对教学人员、教学内容、教育原则、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合理设置。这一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紧密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性原则，重点突出了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时代导向，既囊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也客观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在教学人员构成方面，自1924年起，中共中央局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共旅莫支部抽调大批干部回国，罗亦农、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任弼时等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训练的共产党人分批回国，分别赴中央、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组织开展革命运动和党校教育等活动，并成为党校教育教学的骨干成员。并且，党的中央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积极参与教学授课活动，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张闻天、李维汉等分别在中央训练班、苏区中央局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多次讲授过课程。其中，毛泽东非常注重通过党校系统培训干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不仅围绕党校建设工作多次发出指示批示，还直接参与到党校、训练班的建设、组织和授课工作——他在湖南区委举办的训练班中，多次讲授农民问题和调查方法；在革命根据地转战时讲授过阶级斗争、革命发展、土地革命、政治决议等相关内容；在延安时期，在中央党校多次举行专题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整顿党的作风》等党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均是其在这一时期的党校报告内容。除上述人员经常参与各省组织的党校和训练班授课外，各省、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也通过参与授课，及时传达党的各项政策以及革命斗争经验。并且，范文澜、柯柏年、艾思奇等一批专家学者参与了课程的讲授，对于提升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和思想认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教学内容方面，呈现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走向，并涵盖了加强党员建设、组织队伍建设、工农革命队伍建设等实践内容。早期的教学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主体，通过综合指导开展党建、工会、学生、妇女等各类工作的方法，辅以开展知识传授和文化教育，推动工农阶级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斗争本领。例如，沪区党校结合上海工作的实际讲授党的方针政策，前期开设有“政治问题—注重实际”“上海联合战线”“职工运动”等相关课程专题，后期根据授课反馈意见和工作成效，进一步加强了开展“怎样做宣传工作”“怎样鼓动、训练群众”“罢工战术”“工会的策略及运用方法”等具体业务的授课。随着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逐步稳定，出于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的需要，除了党的政治理论与革命实践工作外，还增加了关于经济建设、自然地理常识、军事训练、语文等相关课程。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全会向全党发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要求普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列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1940年1月、2月，中央书记处分别发布了《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其主要内容均是加强全党干部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用。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要求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研究中国现状和历史，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总体上，各级党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线，在课程设置上都涵盖了党的建设、哲学、中共党史、中国问题等相关内容，突出了干部教育培训的教育导向和实践价值。 在教育方针、原则与教学方式方面，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形成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鲜明特色。罗亦农在北京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就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1929年，中央在给福建、广东、四川省委的指示中，均强调办训练班要注意将理论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授课时，刘少奇、董必武、杨尚昆等人在讲课时联系中国实际，用深入浅出、生动通俗的教学方式给受训党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更是突出展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品质——在授课期间，他根据中国国情，详细论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及时在党员干部中答疑解惑、统一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专门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3年11月，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时题词“实事求是”，确立了党对干部教育培训的基本准则和教育方针。 为进一步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实效性，中央党校于1939年春还组织学员赴陕北安塞、延川、延安等地开展实习调查，将理论学习认知与具体实践感知充分结合起来。围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原则，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形成了灵活多样、理实并重的教学方法体系。例如，北方党校即明确了将授课、自学、讨论、答疑相结合的教学方法。1929年12月，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细致规定了“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讨论式”等十种上思政课的教授方法。中央党校除在课堂讲授之外，还采用“讨论式”“文化娱乐活动”等形式开展教学，例如，中央党校受训党员广泛参与“黄克功枪杀刘茜案”的讨论等。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干部教育培训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切实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方法观念具有创新特色。 通过上述教育机构、内容、原则以及方法的创设和优化，干部教育培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确立了下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期各级党校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探索实践经验。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2022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百年奋斗视域下的陕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研究”(22JK18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09-22

• 【铜川日报】我校参与主办的第十一届关中—天水经济区法治论坛在铜川举办 校长范九利致辞

  本报讯 （记者 陈娜）9月19日，由陕西省法学会、甘肃省法学会、西北政法大学主办，铜川市委政法委员会、铜川市法学会承办的第十一届关中—天水经济区法治论坛在我市举办。 市委副书记、市委组织部部长刘丽，中国法学会对外联络部一级巡视员肖育斌，陕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牛克俭，甘肃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甘肃省法学会副会长焦盛荣，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范九利分别致辞，陕西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王凯华宣读表彰决定，省司法厅二级巡视员梁云波出席。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法学会会长曹全虎主持开幕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林荣，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鹏，市政协副主席王红侠，市法院院长田鹤城，市检察院检察长毛朝霞出席。 刘丽在致辞中介绍了我市的基本概况、产业发展等，她说，举办“关中—天水经济区法治论坛”，必将进一步密切法治交流合作、促进法学法律工作整体跃升，希望铜川的领导干部、法学法律工作者要珍惜此次难得机会，多学习、多请教、多探讨，进一步提升我市法学理论研究水平和法治工作水平，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铜川、平安铜川贡献智慧和力量。也希望各位专家学者、领导嘉宾为铜川高质量全面转型发展多提宝贵的意见建议，助力中国式现代化铜川实践。 肖育斌指出，经过陕甘两省法学会11年来的共同努力，“关中—天水经济区法治论坛”已发展成为规范化、常态化的研究平台、交流平台和合作平台，为推动关中—天水经济区法治建设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陕甘两省法学会在认真总结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创造新经验，确保论坛机制化建设更加完善、创新性发展具有更大空间，在区域社会法治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真正成为两省党委和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据了解，本届论坛以“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弘扬照金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为主题，共征集论文447篇，经专家评审组评审，65篇论文分别获得特、一、二、三等奖；8个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单位奖”。活动分主论坛和分论坛两个环节，分别邀请专家学者作主旨报告和主题发言。 “关中—天水经济区法治论坛”各成员城市、观察员城市以及山西省运城市、临汾市和河南省三门峡市有关领导、陕西省有关高校法学法律专家和学者参加。

  2023-09-21

• 【法治日报】周敏：法治是化解环境风险重要保障

  法治是化解环境风险重要保障 为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及时妥善科学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强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指导地方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保障、应急准备和响应处置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突发环境事件多发频发，虽然很多重大敏感突发环境事件得到了妥善处置，但仍有一些突发环境事件因处置难度大等因素，对区域环境质量、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等方面形成冲击。 突发环境事件通常具有爆发的突然性、危害的严重性、影响的长期性等特征。作为一种非常态工作，若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社会危机或群体性问题。所以，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时，必须全面推进应急保障、应急准备、响应时效等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对此，我国先后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指导性文件，并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增加了有关应急管理方面的内容。这些都为依法科学有序高效应对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安全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处于处置地方突发环境事件的第一线，是国家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重点之一，其处置的科学性、及时性将直接影响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的成效。因此，《意见》对于指导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强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意识、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关键要强化应急保障。《意见》从加强组织管理、优化支撑队伍、提升专业素质三个方面切实强化应急保障法治化。首先，要坚持党政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并不断形成分工协作、齐抓共管联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合力。其次，要以优化专业支撑队伍为保障，提升专业素质为目标，有效发挥应急救援人员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的主要作用，切实提升应急救援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协调联动能力和临场实战能力。这样方可为应对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由于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无显著规律可循，所以更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必须尽职尽责做好日常应急准备工作，才能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最大限度减少损害。对此，《意见》从深化“一河（园）一策一图”、加强事件应急监测、优化应急物资储备、健全应急联动机制四个方面强化应急准备法治化。应急监测对应急决策处置具有支撑作用，能够有效确保突发环境事件得到及时妥善科学处置。优化应急物资储备，建立高效的物资储备协调机制，有助于形成物资统筹合力，有效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物资共享，提升应急处置效能。 处置突发环境事件需要特别关注“时”与“效”，即不仅在时间上要快，而且在效果上要佳。《意见》从加强信息报告、快速科学响应、做好总结评估三个方面着力提升响应时效法治化。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之初，信息的报送和发布是关键，提升报送的及时性、渠道的畅通性、发布口径的一致性，有助于破除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壁垒，便于应急主体迅速判断事件性质，依法及时果断处置事件，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而适时对应急处置工作情况进行总结评估，以问题为导向提出改进措施，则可以有效防止反复出现同一问题。 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中，直接面对社区、面对群众，其处置水平和处置能力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相信以法治化手段推进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必将能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生态环境风险，从而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2023-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