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刑在存与废的不断争议过程中，逐步走向减少与消亡，伴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从国际范围内来说，今天的中国，死刑罪名仍然很多，执行也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还不满意，这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不相适应的。

    刚进入2012年，又一个死刑案例引起了公众的热烈讨论，这次公众却呼吁“刀下留人”。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省高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吴英犯集资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一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做出上述二审裁定。

    对此，有门户网站对此进行了网络调查。截至1月19日，在“你认为吴英被判死刑是否量刑过重”的选项中，有87.6%的网民认为“过重”，有9.5%的网民认为“适中”，有2.8%的网民“不予置评”。这样的调查结果，从公众视角给出了此案的判决评价：量型偏重，且对全国高法启动再审抱有希望。

    那么，社会舆论能否左右法律判决？舆论的一片喊杀声为何如此汹涌？面对吴英案，公众却何以普遍认为量刑过重？这一切究竟折射着国人的一种怎样的心态？带着这些困惑，本刊记者采访了著名法学家贾宇教授。

    法院和民间需要共同标准

    时代人物：去年8月22日，身负强奸与杀人两项罪名的李昌奎，最终被云南高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个案件原来是是判死缓的案件，因为犯罪情节的残暴，激发了汹涌的公众议论。那么舆论的介入，是否会影响法律的公正审判？

    贾宇：这个案子给我们带来的启发，一方面是人民法院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宪法规定的。案子怎么判，法院说了算，这就叫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大家没了解这个，以为普通百姓都可以判案子，人多了，大家怎么说，你法院就应该怎么判，这是不对的，这是违反法治原则，也是违反宪法原则的。另一个启发是，人民法院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任何权利不接受监督就会产生腐败，所以还需要接受监督。

    现在，每个老百姓都认为自己是法官，都认为自己有权利改变法院的判决。从根本上来说，老百姓是有这个权利，你只要手里拿着法律的武器，只要法院不是依法判决的，我们有权要求法院改判，而且还要追究责任，但是你要拿出法律理由来。法院和民间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是法律，恰恰是这个案子最后的结局是没讲法律，讲了感觉，讲了多数人的意见，讲了政治，淹没了法院为什么要判死缓的理由。所以这个案子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失败的一个案例，舆论干涉司法的一个案例。

    中国是世界上每年判死刑最多的国家之一，压力非常大。国家的政策也是想方设法控制死刑的数量，法院有控制死刑数量的责任，怎么样控制？根据刑法上的规定，可杀可不杀的，他不杀，这就叫做控制。

    时代人物：您如何看待舆论对法院判决的影响？

    贾宇：我们用舆论来压法院本来就合法的判决，这样做对不对呢？我们不是要搞法治国家吗？不是要依法办事吗？怎么现在变成群众专政了呢？什么叫法治国家？大家都要拿法律说事，大家不能用感觉说事，不能用感情说事，不能凭声音大说事，不能用人多势众说事，这就叫法治国家。法院要依法办事，老百姓也要用法律来监督。比如说，这个犯罪人该提供辩护权，法院没有让律师参与，这你就违法了。明明法律规定要判成死刑立即执行，你判成死缓了，这就是你法院错了。但是李昌奎的案子没有这些问题。这个案子就是你说的舆论压法院，改变了它合法的判决。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法治国家还没有建成，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在中国还很困难，只能这样来认识这个案例。

    “不偿命不见得不公平”

    时代人物：现在全球193个国家里，只剩下54个国家保留死刑，您也一直主张废除死刑。有一些学者主张废除死刑，同意废除死刑是全世界刑法发展的一大趋势，但是同时指出，在中国，废除死刑不但在法律界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而且在全社会的范围之内也缺乏相应的民意基础。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贾宇：中国社会尚未就废除死刑的问题形成共识，这句话是对的，也是个事实，但不是方向。

    死刑的废除，第一，这是世界潮流；第二，这是历史规律；中国也不例外。世界潮流你是不可能阻挡的，历史规律你也是不可能改变的，至于说在这个前提下，你可以谈这个条件成熟不成熟，做得到做不到。大多数人不赞成的事情，不见得都是对的。那么，有责任的政府，有责任的舆论，有责任的学者，就要引导大家理解这个事情，应该跟大家谈这个事情，应该谈清楚，说明白，拨开云雾见日月。这就是启蒙。不能因为大多数人不赞成的事情，我们就不主张了，不讨论了，这个观点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只要是真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就好，你不表达，他不表达，我不表达，都做沉默的大多数，社会如何能进步呢？

    时代人物：法学界有很多人主张废除死刑，而民间却一直主张保留死刑，尤其是对于那些贪官，不执行死刑就没法平息民愤，您如何看待学界立场与民间立场的对立？

    贾宇：现在中国社会迷信死刑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用死刑可以威慑他人再犯罪，第二，对于严重的犯罪，只有用死刑才能实现公正。第二个支撑点是一个比较落后的观念，这个观念从哪里来呢？就是我们原始社会中的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包括你杀了人你也得死，这些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都逐渐在被抛弃。“以命偿命”，在不同的国家（包括中国）还是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公平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慢慢做到了，不一定杀一个人就一定要判死刑，不是死了人就要有人要判死刑，这个观念在变，变到最后，大家慢慢接受的就是杀人不一定要偿命，不偿命不见得不公平，人们的公平观念不断发生变化。放在以前呢，光死刑还不够，还要五马分尸、下油锅、千刀万剐，当时的人民群众认为这样才是公平的，光把他砍头还不够公平。后来，我们就变成枪毙，整个社会进步到今天，枪毙也觉得很残忍，变成注射处死，老百姓也接受了。这是整个社会文明变化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死刑废除的过程中，按照世界规律，先废除非暴力犯罪，不涉及他人生命的这种犯罪，尽可能不判死刑，大家相对会好接受一些。而杀了人，尤其是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没理由地杀人，先不讨论，往后放，该判死刑的就判死刑，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现在54个还保留着死刑的国家，除了中国等少数国家以外，多数国家只留下杀人罪的死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主张，首先要废除不涉及人们生命的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包括了盗窃罪，贪污罪，受贿罪，诈骗类的犯罪。这种呼吁经过十多年，到2011年的年初，刑法修正案（八），盗窃罪的死刑彻底废除了，大家都接受，都同意。

    现在当官的贪污、受贿，不判死刑，大家还接受不了，刑法还不敢修改。这有一个大背景，现在我们国家腐败问题很严重，人民群众对腐败问题深恶痛绝，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贪污受贿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只能慢慢地再往后放。盗窃罪的死刑已经废除了，大家什么意见都没有，盗窃罪为什么要废除死刑？盗窃了一千万也不会判死刑的，没有了，偷多少都没有死刑了，偷什么都没有死刑了。法律就是一直这样在演变。所以法学界提出来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在盗窃问题上，大家接受了；在贪污受贿的犯罪，由于民愤很大，大家还接受不了，怎么办？慢慢地来，但以后经济犯罪的死刑的废除一定会是在杀人罪之前，这是必然的，无所谓民间的立场与学界的立场。当然，这需要多数人慢慢地理解，需要一个过程。

    破解废除死刑困境

    时代人物：十多年前，您就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死刑的理性思考和现实选择》，到如今，我们虽然已经减少了不少的死刑罪名，但要真正废除死刑，还有很长路要走，我们需要突破哪些困境呢？

    贾宇：第一步，要将死刑逐步控制到只针对人生命的犯罪，对财产犯罪、经济犯罪逐步减掉死刑适用，刑法修正案(八)目前减去的13个死刑罪名，都是这方面的。虽然目前对贪腐犯罪的死刑暂时废除不了，因为如果急于废除这方面的死刑，大家会认为是宽纵贪官，接受不了。但要认识到，贪污腐败犯罪虽然很严重，但他毕竟是财产经济类犯罪，毕竟和剥夺生命的犯罪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步是对涉及生命的犯罪，最终缩小范围，把死刑控制在谋杀这样的主客观危害很大的犯罪。一般的斗殴致死等，不再判处死刑。另外一个废除死刑的准备条件是：真正的、没有减刑假释可能性的无期徒刑的出现，也就是用实质意义上的终身监禁来代替死刑。

    但这些都是从立法技术上来说。真正废除死刑的条件应该是经济进一步发展，逐步实现公正的社会分配，阶层之间的矛盾和不满、利益的冲突都缓和下来，社会心理越来越平衡，民众的宽容度增加到一定程度，那时，我们或许就可以心平气和地谈死刑废除的问题了。

    时代人物：您对“治乱世用重典”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主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转变“严打”政策，推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有人说这对于构建所谓“人文复兴”只是“纸上谈兵”，不能从根本上对犯罪人员起到震慑作用，反而可能起到“纵容效应”，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宇：到底是“宽严相济”好，还是“治乱世用重典”好，这主要说的是治理犯罪的对策问题。治理犯罪问题要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犯罪的产生原因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家庭的，社区的。包括当事人的思想的、甚至身体的……各种复杂的原因产生不同的犯罪，典型的一个叫做“饥寒生盗贼”，这是自古以来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么你不下功夫去解决饥寒问题，你把着力点放在对盗贼的事后惩罚上，把盗贼多发的原因归结为打击不力，显然是不够的。只要饥寒问题没有解决，盗贼问题就不能彻底解决。如果饥寒问题很严重，你把盗贼抓起来全杀掉，那后面还会有人成为盗贼，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管理者偷懒，犯罪率上升的时候，我就加强严厉打击，这个比较简单，比较省事。我把盗贼全部抓起来一判一杀，给大家一个交代，你看我责任尽到了。该杀的都杀了，我还能怎样？你要是去治理根源问题--饥寒问题则比较困难、麻烦，很难刀下见菜，所以注意力都不往那儿放，也不愿意往那儿放。所以，“治乱世用重典”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解决不了长远的问题，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当今社会矛盾、阶层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丛生，贫富差距很大，民众的不公平感，促使社会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必须要创新，不能老是高压政策，严刑峻法。靠“严刑峻法”治理社会，历史上从来没成功过；我们30年里的四次“严打”，也未取得预期效果，未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刑事犯罪率一直上升，打不胜打，而且越打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客观上调整了药方，把“严打”改成“宽严相济”，提倡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增加缓刑的适用等，以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把民生问题解决好，把贫富悬殊减下来，把住房医疗保险处理好，等等，应该在这些地方下功夫，才能说是对症下药。

    我们要建设盛世中国，不仅需要经济繁荣，还需要政治清明，刑罚宽缓等，这些都是大国自信的表现。

    简介

    贾宇，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中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和犯罪学，在国内较早对死刑制度改革发表系统的理论见解和实践主张(1995年)，并长期积极致力于推动该领域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