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赵馥洁文集》出版座谈会召开

  • 2022年11月28日
  • 中国社会科学网
关注西法大官网
微信
微博
Qzone
网址
打印
NaN
阅读

《赵馥洁文集》出版座谈会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安讯(记者 陆航 实习记者 王江维)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赵馥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在中国传统价值哲学、关学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的《赵馥洁文集》,共8部9册三百余万字。11月26日,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西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陕西省哲学学会联合主办,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承办的《赵馥洁文集》出版座谈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陕西省社会科学届联合会党组书记郭建树、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孙国华、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魏长宝同来自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知名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共同回顾了赵馥洁先生60多年来辉煌的学术生涯和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对赵馥洁丰厚的学术成就、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君子人格给予了高度评价。

构建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理论体系

郭建树说,赵馥洁先生几十年来,追求真理,孜孜不倦,在中国哲学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取得了许多弥补空白的研究成果,产生了重大影响。《赵馥洁文集》是一个80多岁老学者奉献给社会的精品力作,《赵馥洁文集》出版座谈会的举行,是对先生学术成果的肯定,是对先生学术生涯的礼赞,是对先生治学经验的传承。更重要的是激励更多学者为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述学立论,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价值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是价值哲学。从《易经》开辟、奠定基础的中国整个哲学思想,均以伦理政治或者伦理道德问题为主线。赵馥洁先生在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当中的价值理论,以国外、国内中哲史研究界少有的视角,为进一步揭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区别的重点、要点所在作出了突出贡献。《赵馥洁文集》第一卷《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通过导论、价值原理篇、学派取向篇、范畴系列篇、价值思维篇,系统论述了传统哲学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儒墨法道四大家的价值论体系、传统哲学价值论的主要范畴和中国哲学的价值思维方式,从价值哲学维度探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构建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德顺认为,赵馥洁先生对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的研究意义重大:一是系统地挖掘和建构了中国传统价值哲学史,超出了对中国哲学某一个问题和某一个领域的专题研究,从而形成了中国价值哲学独特的研究框架。二是赵馥洁先生开创的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研究范畴,跳出了用西方哲学观念评价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有效地回应了自黑格尔以来否定中国古代哲学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对整个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体系当中的形象和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馥洁先生对中国哲学理论和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贡献体现在他创造性的研究了价值论、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关系,并系统地梳理出中国哲学中的价值哲学主线,既有广度,也有深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认为,《赵馥洁文集》中西兼通,坚持以中学为体,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固有范畴,如义利、德智、公私及理欲等范畴进行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转化和创造性转化研究,从而对中国古代伦理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和现代化的典范;同时,赵馥洁先生创造性地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价值思想意蕴,并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创立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系统化的典范。

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有一个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它跨越了漫长曲折的历史道路,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才凝结于民族的精神结构之中。《赵馥洁文集》第二卷《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以每个时期具有时代特色的、处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为标志,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基础,以主体需要的变化为关键,系统论述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演变历程,全面呈现了每一历史时期价值观念的总体面貌,深入探讨了传统价值观的演变规律和演变特征。为在当代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精华,提供了历史借鉴。

价值哲学在中国的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有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西方哲学价值论、中国哲学价值论三条进路,赵馥洁先生的相关研究是中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新汉表示,赵馥洁先生对中国价值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论等层面做了兼具基础性和深刻性的研究。他将赵馥洁先生对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的贡献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赵馥洁先生构建了中国哲学的价值论思想体系,将儒家的道德主义、墨家的功利主义、法家的权利主义、道家的自然主义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二,赵馥洁先生通过中西对比阐发中国哲学价值论的特色,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原理部分相对薄弱,规范理论则较强,中国哲学强调人生如何生活才有意义,如何选择才有价值;其三,赵馥洁先生特别强调中国哲学价值论是价值追求与历史法则的统一,是真理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统一,西方哲学的休谟难题在中国哲学中并不存在,可谓“前无古人”,他用价值哲学的相关范畴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使得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价值论领域具有了重要的地位,希望后续的学者能加强中国价值哲学的研究,相信这一领域的研究会“后有来者”。最后祝贺赵先生大作出版,祝福赵先生安康,祝愿赵先生学术之树长青!

中国哲学界以往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思潮、专题以及个案人物的研究等方面,且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可观,然而,却没有人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价值论意义上的深度研究。赵馥洁先生的中国哲学价值论研究是中国哲学的创造性研究,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突破,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的拓展。中山大学李宗桂教授表示,赵馥洁先生的研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型转化与创新型发展的典范。他是第一个,也是最早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价值观念及其历史演变等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填补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研究层面的空白;其相关的著作,如《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中国传统智慧的价值意蕴》《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等都是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优秀代表作,广受学术界重视和好评。赵馥洁先生以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为研究核心,突破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并拓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精神进行了具有深度、创造性的阐发,揭示了价值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并剖析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结构特征,提炼、建构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理论体系,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进行深入研究的典范。

山西大学马俊峰教授认为,历史上关于中国哲学价值论的研究角度,更多的是用西方哲学的框架来整理中国的材料。相比之下,价值论是中国哲学之所长。所以,赵馥洁先生在这个领域有开山的意义。我们往往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论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短处。马俊峰特别强调了赵馥洁先生讲治学的体验,即耐得住寂寞。正是这种耐得寂寞,是后辈学人应该向赵馥洁先生学习的治学精神和人格境界。

“我特别赞同赵馥洁先生创造性地提出和论证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哲学的这样的观点”。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孙伟平说,《赵馥洁文集》里面的很多的观点自己都比较熟悉。比如对中国价值哲学的价值原理的建构、或者归纳、提炼,赵馥洁先生提出了价值本质的价值分类论、价值评价论,还有关于价值观方面的区分;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是自然与人文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知识的规范相统一,必然的原理与应然的判断相贯通;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是借天道以明人道;哲学的认识论是借知行说道;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是借阴阳以言治平:传统哲学的历史观是借理势论至治。这些观点对自己后来的研究特别有启发。

“《赵馥洁文集》的出版的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升华,必将有助于推动价值哲学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重视。”湖北大学资深教授江畅认为,就文献关涉价值论的哲学、价值哲学价值论的著作而言,赵馥洁先生的学术思想、理论特征和学术贡献可以归结为“四性”:开拓性,开创性;奠基性;体系性;原创性。在此之前,中国哲学史上未曾见有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系统研究,赵馥洁先生在中国史和中国哲学价值论史上第一次使用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这一概念。第一次使这个概念进入了中国学术和中国学术的世界,开辟了中国传统价值哲学,或者说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几十年来,赵馥洁先生发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方面的文章,收集在文集的第四卷和第六卷中。这些著说视野开阔问题意识强,注重现实,既有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也有从中国哲学价值论的视野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基础,构建了一个融理论与历史一体、均为统一的一体的中国哲学价值体系,这十分有助于对中国哲学价值论的整体把握。与此同时,赵馥洁先生提供了许多原创性的学术观点,这些原创性的观点促进并深化了中国哲学价值和中国哲学的研究。

“赵馥洁先生的研究真正地揭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从价值论视角切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赵馥洁先生即使不是最早的,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之一。”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说,早在1988年,赵馥洁先生便开始了这一视角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文。1991年出版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更是先生把价值论与中国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一次系统呈现与总结。之后,赵馥洁先生相继有《价值的历程》《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等著作问世,把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赵馥洁先生的学术人生有一个中心点或宗旨,就是始终围绕着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问题进行研究,包括他的关学研究,其突出特点也正在于以价值论为入手处这一点上。赵馥洁先生的研究历程同时启示我们:第一,一个人学术研究中心的形成,它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他需要对其研究对象全面把握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深入的研究,才能逐渐地凝聚起来和推展开来。赵馥洁先生的治学生涯,正是这一方面的如实写照。赵馥洁先生在发现或找到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向、问题意识之后,秉承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品格,坚持不懈地展开深入研究。正因如此,方能获得真正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第二,赵馥洁先生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给我们重大的启示,还在于他揭示了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是价值论。只有从价值论入手,将它和本体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中国传统哲学不仅有价值论的丰富意蕴,更在于它形成了一个价值论的理论体系。第三,赵馥洁先生这一观点还对自己个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启发自己意识到,中国哲学所讲的道,多指的是人生之道、人伦之道。比如孔子认为,人生的正道就是按照仁义的道的原则去行动。一个人只有循道而行,才能成为有价值的人,而按照正义原则去行动,才能达到道的境界。孔子的仁学及其他“一以贯之”的工夫之道,正属于价值论哲学的范畴。而张载“太虚即气”的思想当中,“气”,既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也是人性的根据,由此引出的“知礼成性,变化气质”这一工夫论,诚如清人李光地曾将说,“虚空即气,性道合一者也。”张载的虚气论,正是承载着价值的。此外,朱熹讲“理便是仁义礼智。”“仁义礼智,性之大目,皆形而上者。”这些都明确地表达了道德的或者价值的形上学的思想。

开创现代关学精神谱系建构及其诗性表达

关学是由北宋张载创立的理学学派,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和资源。《赵馥洁文集》第三卷《关学研究》就关学精神、关学哲理、关学人物进行了精深而全面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丁为祥教授说,我们应该从关学研究的角度来把握赵馥洁先生关于中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学术价值。就关学来说,关学创始人张载思想就有很强的“经世致用”特色,张载是这一学风的开创者,之后,提倡“躬行礼教”的吕泾野、提倡“天崩地裂,在此讲学”冯从吾,提倡“康济世间、明体适用”的李二曲、提倡“维新创新”的刘古愚等将这一学风不断深化,历代关学学者都具有浓厚的经世特色,依此来看赵馥洁先生在关学史上的地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大潮和对外开放席卷中华大地,而赵馥洁先生对价值根源的深讨是对整个中国文化主体的建立,其对价值立场的守护是对中国文化主体的关怀,这些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学的谱系建构是从冯从吾开始的,主要表现为对关学的人物谱系建构、文献谱系建构、学脉传承谱系建构、祭祀书院谱系建构,还有以诗文为代表的文学谱系建构。对关学的精神谱系建构是关学走出理学,在从古代到近代的学术转化的过程中才出现的。赵馥洁先生是冯从吾,王心敬,李元春,还有贺瑞麟等关学先贤,党晴梵先生等开启关学近代及现在转型的研究者之后,能够在现在的社会里正式建构关学的精神古迹,并且予以艺术化表达的代表性学人,这正是现代关学精神谱系建构及其诗性表达的现代开创者。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教授魏冬认为,在关学的谱系建构方面,赵馥洁先生对关学的贡献,可以体现为三大建构。第一点是对关学界说的理性建构,他明确提出关学的广义说和狭义说。第二点贡献是对关学的文献谱系建构。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采取了关学文库的编撰工作,担任了关学文库编纂委员会的副主任,并且还亲自参与策划、编撰和审定工作;第二个方面是先生还主编了一套书,是《陕西文脉图书》。这一套书是196册,以先生所提出的广义的关学观念为基础,和关学文库可以相互参照,相互补充,能够展现关中理学发展的历程。第三个方面的贡献是对关学的精神谱系的建构。关学的学术精神体现在学术使命,学术宗旨,治学作风,治学方式和学者的品格等方面。先生对关学学术精神的概括,核心体现在一个“学”字上,这个学字也就是先生的本色。他第一次把关学与学术精神概括为了六点,即“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先生对关学精神作了三个层面的概括:第一个是关学精神的基本特质;然后是哲理意蕴;第三是人格境界。

《赵馥洁文集》第四卷《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就中国哲学的价值思维,中国哲学的价值观念,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中华智慧的世界意义等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讨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茂泽说,赵馥洁先生的研究,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对改革开放以来主体性问题的时代性回答。整体上看,这本书是从价值原理、学派取向、范畴系列、价值思维四个方面,系统考察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理论,完整勾画出了历史上各种价值观念的理论系统。可谓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传统价值哲学的总结性成果,被学界誉为开拓创新、填补空白、论述深细等。赵馥洁先生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学术观点,而其最大的贡献在于从价值哲学角度归纳总结了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和取得的若干理论成就。赵馥洁先生提出了两大基本观点以及其他若干重要学术创建。这两大基本观点是,第一在不同哲学形态中,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属于价值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家分析认识世界本体的爱智传统不同,思考价值问题是我国历史上各个思想家的共性。第二,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形成了价值观念体系,中国传统价值中各派相互界定,在价值实现上相互转换,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统一的价值观念体系。赵馥洁先生从中西哲学比较、古今哲学贯通、各派交流融汇的宏阔历史视角,分析和评价历史上的价值哲学理论,高屋建瓴,气势恢弘,见识四通八达,圆融无碍。

“中国传统价值论在赵馥洁先生所涉猎的所有领域中取得的学术成果最具原创性,所作出的学术贡献最具开拓性。”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林乐昌认为,虽然价值论或价值哲学是西方与近代才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古代哲学也隐藏着价值观的丰富资源。大约二三十年前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在这个背景下,赵馥洁先生为了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发展。以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和敏锐的问题意识,迈向了开拓中国传统价值论研究的新征程。赵馥洁先生在中国传统价值论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书:第一书是199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价值论》,后来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这两种著作是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可视为一书;第二书是2002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第三书是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这三本书是赵馥洁先生开拓中国传统价值论领域的原创性成果,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它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历史梳理,二是对传统价值思维的理论探索。赵馥洁先生对传统价值的理论建构和历史梳理,是其成果的主体,而传统价值思维是其成果的灵魂。三本书的撰写都彰显了赵老师对唯物辩证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等多种方法的纯熟运用,这些有效的方法成为赵馥洁先生从事研究得心应手的建构力量。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建构力量,才使得赵馥洁先生在中国传统价值论领域的研究收获了具有开拓性和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而创新难在原创。按照哲学人文学科创新的基本标准,一是其研究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二是其研究要有清晰的自己的脉络。此外,评价原创成果的标准,应该包括有没有提出全新的概念,有没有开创一个新的领域,有没有对本学科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理论方面的突破。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赵馥洁先生的三本书作为原创性的成果,应该是当之无愧的,经过赵馥洁先生30多年坚持不懈的辛勤跟开垦,通向中国传统价值论这个全新领域的通道终于呈现于中国哲学研究者的面前。这是赵馥洁先生对中国哲学界所作出的具有突破性的一个贡献。

《赵馥洁文集》第五卷《哲苑耘言》主要包括哲理刍言:如何理解物质概念,消除运动观上的种种误解,学习辩证法克服片面性,全面理解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混乱把握精髓,谈谈矛盾的特殊性,理解辩证法否定观的钥匙,把握实践标准的唯物辩证法特征等;哲史片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初探,论墨子,“道”的历程,庄子思维方式的特征,从《齐物论》看庄子的相对主义, 唐代哲学的特征、贡献和影响等文章;哲学简言:通过比较理解哲学,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人生观的指导意义,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精髓等;文化建言: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思考,论西部大开发的文化意蕴,变文化优势为文化活力,试论西安传统文化精神等文章。《赵馥洁文集》第六卷《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 :全2册》主要包括作者自1991年始的治学感言,以年份为线索收录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论文。上卷为(1991-2007),下卷为(2007以后的论文集)。《赵馥洁文集》第七卷 《哲学讲义》收录了《反杜林论》讲义、《矛盾论》讲义、哲学原论讲义、价值哲学讲义、中国哲学史文献学讲义。

“赵馥洁先生因为长期深入中国价值哲学思想的研究,中华文化的优秀精神已经完全浸润了他的人格。他不仅深入的发掘研究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同时他内外合一、知行合一。”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阳举教授表示,赵馥洁先生的研究引导我们认识到中华民族创造了系统完善的价值观。这套价值观指引着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进入新时代,中国维护全人类的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也必将反过来影响世界,所以,中国价值思想的研究将会得到更高更大的发展。

《赵馥洁文集》第八卷《静致斋哲话 静致斋诗稿》收入赵馥洁先生古体诗二百五十多首,是作者从事古典诗词创作的选集。作者长期在高校从事中国传统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时,又对中国传统诗词情有独钟。在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其情其志,其学其游,皆在诗中有所吟哦。于是,本书所选之诗,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有对古代哲人精神境界的描绘,有对学界交游之情的抒发,有对自己和弟子学术著作的题咏,有对亲情友情的抒怀,更有对人生形上姿态的追求,内容极其丰富。其诗体多为律、绝,其诗蕴常含哲理,其诗情昂扬向上,其诗风典雅晓畅。

八卷集的《赵馥洁文集》体现了赵馥洁先生学术思想的智慧灵光和深海般的知识积累。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宏波认为赵馥洁先生是时代精神的阐释者,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推动者。赵馥洁先生学术研究有两点突出表现。其一,赵馥洁先生学术思想或治学特点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的先行者,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学者典范,建立了一个价值论的思想体系,为我们后来的学术树立了一个可敬的榜样。其二,赵馥洁先生关于对老子“有生于无”的价值形成论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机子的工程哲学和社会工程研究,正如老子所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意味着,价值形成是“空无”与“实有”的配合,“当其无有室之用”;价值形成过程是正面价值对负面价值的否定,“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价值形成过程同时意味着负面价值向正面价值的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有生于无”正是工程哲学的本质,为工程哲学提供了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

思想和学业都在行进的漫漫长路上

赵馥洁先生最后发言致谢后谈了四点感想:用突出主体性的价值哲学,为自己构筑了一个读书治学的精神家园;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中的新发现,使自己感受到“乐在其中”的治学境界;用中华传统人生智慧,磨砺自己“淡泊明志”的价值态度;哲学的反思性思维特征,使自己不断增强“自知之明”的学术自觉。他说,自己从1960年进入西北政法学院哲学系至今已经62年了,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教哲学至今已经58年了。在哲学这片园地里耕耘,屈指数来半个世纪之久。从上大学学哲学以后。从毕业留校当教师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价值哲学,确立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这个研究领域之后,就在这一领域为自己构造了一个治学和读书的精神家园。正是价值哲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是自己对哲学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哲的研究有了新理论、新思维、新角度和新方法。他感谢对自己价值哲学研究领域启发的众多学者。

“使我能够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中有所发现,能够乐在其中,是前辈的学者和同辈的学者以及比我更年轻的学者给与我的开导、启发、肯定和支持所产生的我的主观效应,例如:张岱年先生、肖萐父先生、李锦全先生他们都对我研究这个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这个领域,给予了鼓励支持和肯定。”赵馥洁先生说,孔子在谈到求学和治学的时候说过,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就是说在某个领域进行学习和研究要取得成果,了解它不如喜欢它,喜欢它不如以它为快乐。那么由知之到好知再到乐知这是一个递进的治学态度。也是一种的逐升的治学境界。

“我把自己的书房书斋的名称命名为静致斋。今天在文集中的《静致斋诗稿》《静致斋哲话》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作为价值取向在自己的治学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淡泊名利之求、克服浮躁之气方面,我用这两句话不断提醒自己,使自己才能耐得住寂寞,才能平心静气,专心致志的治学和读书。”赵馥洁先生说,年幼时读诸葛亮的诫子书,对其中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两句话印象极深,永志未忘,上学后以之为座右铭,曾经以静文为笔名,写诗投稿,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以后,为了更自觉的以这两句话为处事原则,上世纪80年代初,自己把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体会和治学感想写入了学风十诫一文,让学生分享。也在学生当中起到了很好的学风修养效果,这篇文章也收入到了文集的第四卷当中。“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实际上是哲学反思性特征在人生处事当中的体现,自知之明之所以可贵,一是因为做到自知之明很重要、而是因为做到自知之明不容易,人贵有自知之明对一个人出世处事处人各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对于治学尤其重要,因为治学是追求真理的过程,一个学者如果不自知其缺陷,就会作茧自缚,就会固步自封,甚至会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自己堵塞自己探索真理的进路。而且会处于孤芳自赏的盲目自大状态。所以我总是提醒自己,要对自己的成果,要对自己的观点,要对自己的学术见解不断反思,使自己有自知之明的自觉。就拿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来说,我深感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是有限的,中国传统哲学博大精深,即使从价值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十分复杂,内容异常丰富,而我涉及的论域不过沧海一粟、极其有限,许多应该研究而未及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各家各派的价值论,每个历史时期的价值论研究,主要哲学家的价值思想和价值观研究,重要哲学范畴的价值意蕴研究,特别是传统哲学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的关系研究,马克思中国化过程中与中国传统价值论的关系研究,中西价值观念的比较研究,等等问题。都是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些我都没有去拓展探究,因此,深感遗憾。赵馥洁先生表示,由于自己研究领域有局限,知识才能努力不足,其形成的成果,也必然有不可避免地缺陷,对于这一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以其做到有自知之明,例如《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这部书,在学派这一部分,儒家的研究远远没有道家法家墨家详细深入,显得比较概括,其原因在于儒家的撰写在先,自己对价值论问题的理解还比较浅薄,所知有限,而到后来的研究,自己在理论上就理解的更充实一些,更细致一些,更深入一些,因此在撰写当中,也比较细致和深入。对这种研究成果所存在的缺陷,自己几度想重新修改,但感到任务巨大,至今这种局限,这种缺陷都还存在着。其它几部书也有类似的问题。在一部书的撰写当中,一些问题阐发的比较简略甚至比较肤浅,而有些问题比较深入,它反映了一个的认识过程,自己对问题探索的努力程度,正由于有这些研究问题领域的局限性和研究成果所存在的缺陷性,自己才在这部文集的前言中说,一切都在路上,虽然已经进入晚景,但是思想和学业都在行进的漫漫长路上,而不是达到了终点。更没有达到会当凌绝顶的所谓至善之境。所以,几十年来,所感所思所写所形成的这些著作,只可能放在思想认识和学术探索的历史过程中去看待,自己留下的个人局限,研究认识的局限,以及研究历史过程和知识领域、思想积累的缺陷,只能把它当作一道旅途当中未达到最美境界的风景去观赏。

孙国华介绍,赵馥洁先生曾经担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第八届陕西省政协委员等职务,现在还担任着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是首届陕西省社科名家,西北政法大学哲学学科的首席专家,为学校事业发展尤其是哲学学科的建设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赵馥洁先生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之后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出版著作18部,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获国家级、省部级等科研成果奖20多项。在学校建校80周年之际,赵馥洁先生将自己所收藏的万册图书捐赠给学校,建成“立心书屋”,奉献了一个读书人学术传承的大爱,开启了西北政法大学个人藏书服务公众读者之先河,为师生们开辟了一片“寻其放心”的清静之地。今年,赵馥洁先生汇集自己在中国传统价值哲学、关学研究等方面的成果,出版文集8卷,向建校85周年献礼,展现了一名学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自觉,为后学树立了为人、为学、为师的光辉典范。

相关新闻

  • 【中国社会科学报】赵馥洁:“君子不器”的价值意蕴

    “君子不器”是孔子的名言,也是孔子关于君子人格最概括的表述。在历代学者的《论语》注释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南宋朱熹的解释:“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这种解释并非朱熹独创,而是对其之前历代注释的继承和沿用。由于朱熹的解释建立在深厚历史积淀之上,加之朱熹的儒家集大成者的学术地位,故他的解释影响极其深远,直至现今不少注解《论语》的学者依然沿用。表面看来,朱熹及其前辈学人的解释符合孔子“君子应当博学多才”观念,所以显得很自洽。然而,朱熹此种解释的论证依据和推论逻辑并不十分有力,甚至有猜测推想之嫌。即使其猜想有一定道理,但由于曾经被定于一尊,难免会导致对“君子不器”一语所蕴含的其他含义的遮蔽。由于古代“器”字有多重含义,孔子对君子人格之特征的规定又是多方面的。所以,“君子不器”这一概括语所包含的内涵应该是十分丰富的。 人与物的价值定位: 君子是人不是物 “器”字是个会意字,《说文解字》解释说:“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清代段玉裁进一步解释说:“器乃凡器统称。”因为器具都是人造之物,器皿、器具、器械都是人造之物的表现形式,所以“器”有“物”的含义。《老子·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一句,河上公注曰“器,物也”。在“器,物也”的意义上,“君子不器”的意蕴很明显,即“君子不是一种器物、器具”。 当孔子明确指出君子不是一种器物、器具时,他的深刻意旨是什么?就是赋予君子以人格定位,确立君子在世间的崇高人格价值。在孔子看来,人是世间最宝贵的价值。《论语·乡党》载:一次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归来,急问“伤人乎?”不问马,极其关怀人的生命价值。不但如此,孔子还提出了“天地之性(生)人为贵”的光辉命题。儒家典籍《尚书·泰誓》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礼记·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因此,“君子不器”的命题意旨显然与孔子和儒家的“人贵”观念有内在的一致性。 乍一看来,在人与物的价值辨析和价值定位中,明确君子价值意蕴的人格内涵和“人贵”观念,似乎是一个十分浅显而无意义的问题。其实,孔子进行这样的区别,自有其深意存焉。因为对君子进行人格规定就是树立君子人之为人的主体性,而树立主体性乃是规定君子的各种优点(特别是道德性优点)的前提和基础。君子不应被异化而成为器物、器具,更不应异化成为物的奴隶,这就是“君子不器”蕴含的挺立人之为人的主体性价值的重大意义所在。 道与器的价值选择: 君子求道不求器 《周易·系辞上》曰:“形乃谓之器。”又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器为“形而下者”的含义中,和它相对的“形而上者”,则指“道”言。先秦文献中,道器作为一对相对应的范畴,不限于《周易·系辞》,如《礼记·学记》就明确提出“大道不器”的命题。由此,“君子不器”的意蕴则为君子求道不求器。而这种意蕴,孔子在《论语》中反复阐述过。例如,“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论语·季氏》)。 孔子在谈到他自己的人生志趣和理想时也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由此可见,“君子不器”表达的价值取向是:君子应以求道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当然,孔子并没有否定“器”的价值,有时还很强调“器”的重要性,如他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但在道与器的价值序列上,孔子主张道是优先于器的。 从道器关系上探索“君子不器”的价值意蕴,今人也有论述。徐山教授在《谈“君子不器”思想的来源》一文中说,老子“朴(道)散则为器”的“道”本“器”末、重“道”轻“器”的价值观,对孔子产生了深刻影响,孔子由此提出了“君子不器”观念。他说:“前贤多从器的有限用途的角度去解释君子不器一句,这样的解释不仅未能领会孔子的真实含义,同时也降低了孔子的思想高度。”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如果我们以“真理、道义”等现代词语来译“道”、以“物质财富”来译“器”,那么,“君子不器”一语表达的意思是:君子不应贪恋物质财富,而要以坚持追求真理和道义为理想。这样我们就能更具体深入地理解孔子为君子人生境界设定的思想高度。 德与才的价值比值: 君子贵德不贵才 “器”从其“器皿”“器物”“器具”之义,引申为“有用”“才能”“才华”等义。例如,《老子》中的“大器晚成”,指有大才的人要经过长期磨炼,较晚才能有所成就。再如,明刘基《卖柑者言》中的“庙堂之器”,意思是有治理国事的才能。由“器”字的“才能”之义形成了许多组词,如器能(器量、才能)、器分(资质和才能)、器志(才识和志向)、器尚(才具、节操)等。 依“才能”“才华”的含义解释“君子不器”,其意思为:君子不以才能为贵。君子不以才能为贵,以什么为贵呢?在孔子看来,君子应该贵重道德。孔子在《论语》中曾明确且反复地阐发过这种价值观念。例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从,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等。关于品德的价值贵于才能、高于才能,孔子曾以千里马喻之。他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对于千里马不应称赞它的才力,而应称赞它的品德。这虽是隐喻,却明确表达了孔子在德才之辨中主张德贵于才的观点。通过孔子对具体人物周公之德和才的评价,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孔子的德才观。《论语·泰伯》记载:“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他的意思是说,即便有周公那样的才华,假使骄傲封闭,没有谦虚好学的品德,那也没有什么值得赞赏的。因此,“君子不器”一语蕴含的君子应该树立德贵于才、德重于才的价值观念,完全符合孔子的思想。 王曦在《论语绎读》中把“子曰:君子不器”这一章的议题,明确归于“才德之辨”。他说:“君子由内在品德定义,而非外在才能。故君子追求德行圆满,止于至善。内重于外,德胜于才。士志于道,故君子不器”,并引用司马光《资治通鉴》开篇关于德才的论述以为旁证:“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指出“司马氏所论,就是对君子不器命题最好的注解”。这是很有洞见的看法。 言与行的价值排序: 君子尚行不尚言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夫盐之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王冰注云:“凡虚中而受物者皆谓之器。”器皿中虚,故“器”字有虚空不实之义。“器”字的虚空不实之义,使人们借以形容一切虚而不实之性状。西汉贾谊在其论著《新书》的《大政上》中有言:“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谓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谓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谓之实。故君子讯其器、任其用、乘其实而治安兴矣。” 他把只会坐而论道、诉诸空言的士人称为“器”。这是据“器”字虚而不实的含义,对士人作风之特性的描述。这里,“器”与“用”“实”都是在描述士人对于道的态度和作风。关于这三类作风,贾谊用了“讯”“任”“乘”三个动词以表示价值评判。“讯”者,审察审问也;“任”者,任命任用也;“乘”者,凭借利用也。显然,贾谊认为对言行一致者要作为依靠,对有行而不言者也可以任用,对空言无行者则要予以审讯考核,明确表明了他崇尚实行、反对空言的价值追求。 以此来理解“君子不器”的含义,就不难看出孔子崇尚躬行实践、鄙薄空言浮夸的价值取向。这种解释可以从孔子论述君子品格的其他言论予以证实。例如,“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孔子认为君子应以行为重的价值观。由此可见,认为“君子不器”中含有尚行不尚言的价值意蕴,是符合孔子思想的。 笔者通过以上对孔子“君子不器”之价值意蕴的解释,提出“君子不器”命题包含君子是人不是物、君子求道不求器、君子贵德不贵才、君子尚行不尚言四大价值观念。通过这一价值意蕴阐释,探索了注疏“君子不器”的新路径,拓展了理解“君子不器”的新空间。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赵馥洁:“君子不器”的价值意蕴https://epaper.csstoday.cn/epaper/read.do?m=i&iid=6949&eid=50098&sid=232022&idate=12_2024-11-04_A04

    2024-11-04
  • 【中国社会科学网】“聚焦学理中国”新时代国家安全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下称“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科学部署,绘制了新时代的发展蓝图,并将国家安全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全会针对国家安全提出的新论述、新观点、新思想,不但是对之前的系列重要会议提出的国家安全理论的继承,也有创新性发展,标志着新时代国家安全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促进国家安全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全会的核心议题,也是推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离不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促进国家安全。要改革不利于促进国家安全的体制、机制,构建有利于国家安全的战略体系、法治体系、政策体系、领导体制、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应急管理体系、保障体系、协调指挥体系、防护体系等,形成促进国家安全的合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到国家安全领域,就是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推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进一步全面深化国家安全领域的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国家安全领域改革的宝贵经验: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全面领导,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是全方位的领导、全过程的领导,要完善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核心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坚持国家安全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国家安全思想,并注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特别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的创新,充分利用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等手段,做好科技赋能;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改革完善国家安全制度,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特别要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通过构建反干涉、反制裁、反长臂管辖制度,积极主动维护我国的海外利益安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就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依法处理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问题,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加强国家安全涉外法治建设。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促进形成国家安全新质战斗力。 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提升国家安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各方面的工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的创新体制机制、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家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和高质量发展相对应的是高水平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国家安全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高水平的国家安全体制与之相适应。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国家安全领域,通过国家安全教育,提升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促进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的创新,科技赋能,更好维护国家安全;通过国家安全专业教育,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坚持加强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健全维护国家安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安全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维护国家安全也要城乡融合发展,既维护城市安全,又维护乡村安全。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国家安全也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要加强和世界各国在维护国家安全领域的交流,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在开放中锤炼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提升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程序的民主性和决策的科学性。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要保障国家安全工作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持续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强化维护国家安全物质保障的前提下,重视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国家安全故事,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贯彻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人权的理念,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安全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维护好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既要重视社会因素的安全、也要重视自然因素的安全。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军事安全对总体国家安全的保障作用。 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和平和发展依旧是时代主题的背景下,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总之,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提升国家安全的质量,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国家安全。    三、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塑造国家安全    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是治国理政方式的重大改变,也是时代的巨大进步。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用治理的视角看待和考察国家安全问题,就是典型的主动塑造国家安全的表现。治理体系包括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两个维度,这也决定了要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两个维度塑造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观念、结构和模式的现代化三个维度,而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用吸纳力、整合力和执行力效能进行检验。    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向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化并不是自动生成的,需要把握好中间因素的制约作用。要把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观念、结构、模式注入我国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国家安全人民防线、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建设等,在发展中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在全球治理领域塑造国家安全,要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四、在坚持系统观念中维护国家安全    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促进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可见,系统思维对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坚持系统思维,是构建大安全格局的方法论前提。大安全格局和新安全格局在理论上具有一脉相承性,系统思维对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也至关重要。系统观念是辩证法,也是认识论,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将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系统观念是系统科学理论在国家安全中的应用,具有方法论意义,整体性和协同意识、层次性和分类指导、结构性和功能最强、开放性和动态调整是系统观念的理论涵摄。    在坚持系统观念中维护国家安全,要把握好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是国家安全内部各要素的关系,例如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国家安全体系和国家安全能力等;二是国家安全和其他领域的关系,例如国家安全和经济、政治、国防、改革、开放、法治等。通过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的协同联动,最终形成总体的、整体的、综合的、系统的国家安全局面。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聚焦学理中国】新时代国家安全理论发展的新阶段https://www.cssn.cn/gjaqx/202410/t20241031_5797751.shtml

    2024-10-31
  •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马成:“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理论探索》2024年第2期,22000字 马成 赵俊鹏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名片,已经成为乡村社会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选择。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法院系统推动司法之治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机融合,提出大力推进“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改革目标。在这一改革目标驱动下,“枫桥式人民法庭”立足乡村治理场域,成为法院系统主动对接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最新实践产物和“枫桥式工作法”在基层推广的重要依托。 “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功能优势 “枫桥式人民法庭”具有扎根乡村基层的内在展现。“枫桥式人民法庭”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理念和治理方式上具有内在一致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三个服务”作为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原则。“三个服务”即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三个服务”彰显了“枫桥式人民法庭”鲜明的乡村属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始终坚持党的政治建设,以司法手段服务乡村振兴。二是整合乡村治理资源,聚焦于乡村治理效果最大化。三是“枫桥式人民法庭”在建设布局上尤为强调深入乡村,成为司法参与乡村治理的“在场”。在治理方式上,为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枫桥式人民法庭”更偏重对新时代“枫桥经验”中调解经验的继承,强调将非诉讼化解机制挺在前面。在当事人自愿基础上坚持调解前置,提升非诉讼化解结案率,打造“无讼”乡村。 “枫桥式人民法庭”具有综合、全面承接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多元治理成为国家破解现代化“风险”的诉诸手段。在全面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多元共治意味着法治化治理,法院成为多元治理的主要主体。“枫桥式人民法庭”的乡村治理功能主要是多元治理、审调结合和充分利用正式法律与非正式民间规范弥合矛盾纠纷。从功能上看,实践中“枫桥式人民法庭”呈现出全面、主动承揽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相关纠纷的功能样态。从工作机制看,“枫桥式人民法庭”被要求融入党委领导的治理体系,搭建与党政部门、社会力量、自治组织的联络机制:完善诉前多元化解机制,与各种调解组织、仲裁机构、行政裁决、司法单位、综治部门、社会团体等做好行动机制的衔接联动;健全诉调对接机制,打造专业化纠纷化解平台,推动多元联动的数字化调解机制建设,推进人民法庭进乡村、进网格。从运行方式看,“枫桥式人民法庭”又表现出强烈的延展性和灵活性。 “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障碍 非司法事务导致中立裁判功能的异化。在地方构建的大调解体系中,协同机制的高强度整合性要求“枫桥式人民法庭”职能不断向外延伸,担负额外的非司法事务,需要与其他解纷主体在案件发现与处置等方面的积极衔接。这决定了“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实践不一定都是司法活动,况且过于强调“非讼”化解也造成其过度依赖调解。非司法事务的参与不仅进一步占用更为匮乏的司法资源,也有违司法审判中立的法治定位和基本精神。此外,在诉前调解中,非诉讼机制本应是倡导性和自愿性步骤而非必经程序,但实践中各部门过于强调非讼化解,将非讼结案率作为考核标准,以致调解超越了当事人自愿原则。 与乡贤治理逻辑存在抵牾。现代乡贤一般是指具有一定成绩、有建设乡村之心和有良好道德风范的能人。乡贤与纠纷双方的亲密关系和长期塑造的优势地位,使得其比法庭更适宜居中斡旋、更能准确地找出解决办法、更能快捷地平息矛盾。然而,乡贤参与治理与“枫桥式人民法庭”的治理逻辑存在不小抵牾。在依据经验“和稀泥”和“拉偏架”方面、乡贤虽然具有较好的素养和知识,但并不是专业的司法主体,他们对于矛盾纠纷的化解依赖于博弈中形成的经验,调处依据主要是乡村情理、乡村习惯和人情关系。这种治理方式本质上是个人威望对法律的代替。在现实利益“俘获”方面,虽然乡贤具有通过参与乡村治理事务实现“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单纯的名声并非其参与乡村治理的最终目标,提高在村民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最终获取实际利益才是其动力和目的所在。 缺乏成熟定型的制度规范。在顶层设计层面对“枫桥式人民法庭”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功能和运行机制的规定,散见于最高院制定的司法文件,且多是以意见、命令、规定、决定、通知的形式,不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成熟的系统性。缺乏统一的权威规范,难免使法庭建设因制度不统一、特点不鲜明、定位不明确而陷入混乱。此外,“枫桥式人民法庭”除审理案件、化解纠纷外,基于承接服务大局的需要,与地方党委、政府、各种调解组织一道协调治理事务,既要主动对接乡村事务,参与乡村自治活动,又要对接乡村振兴事项。多元化解矛盾纠纷需要组织体系的高强度整合与协调,目前,虽然已经作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法治保障的整体安排,但对于乡政府、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门的相关工作,“枫桥式人民法庭”仍需积极配合。 “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思路提升 促进中立裁判与乡村治理功能的内在协调。首先,要纠正法官拒绝裁判心理,防止过度依赖调解。法治精神从来不回避审判.也没有将调解作为审判的必经程序。一方面要改变以非讼结案率为中心的考核手段,为法官减少绩效压力,化解法官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法官的职业规范教育,使法官牢牢树立为民服务的初心。其次,通过“专门法庭”建设,兼顾审判与乡村治理功能。需从制度层面对专门化法庭的组织方式、类型设置、人员配置等方面加以定型。最后,借用乡村网格构建起法庭、法官与村民的有效联系,减少非司法事务对“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占用。在法官与乡村网格之间架构起一个支点,即通过大力发挥乡村网格员、村干部的入户巡查能力,由村干部和网格员收集和汇总矛盾信息,再借助法官包村和进网格形成的联络机制,将矛盾纠纷及时向法官反映。 实现与乡贤治理资源的有效融合。在与乡贤治理行为的互动方面,既要激发和支持乡贤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又要引导和监督乡贤坚持依法治理。在调动乡贤化解矛盾纠纷、培育乡贤依法治理能力的初期,可以利用司法资源协助党委、政府建立乡贤信息数据库、常态化联络机制、乡贤理(参)事会和乡贤工作室.打通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健全乡贤依法治理的乡村阵地。与此同时,要发挥“枫桥式人民法庭”的“送法下乡”功能,对乡贤的道德品行和治理能力进行甄别,加强对乡贤的动态管理。注意吸纳乡贤作为法庭陪审员,依靠陪审活动提升乡贤的法治素养,起到培育乡贤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的作用。在融合乡村情理方面,要吸纳乡村具有积极价值的风俗习惯,丰富法庭的治理资源。可以借助“枫桥式人民法庭”更为贴近群众、更能把握区域内乡村习惯的生命力与合理性的优势,对辖区内的风俗习惯进行调查、甄别。在甄别基础上,形成在一定范围内适用,具有一定法律属性的特殊地方习惯规范,并将其作为调解甚至审判化解矛盾纠纷的治理资源。 建立健全标准化规范化的沟通协作机制。在顶层设计中应主要从“枫桥式人民法庭”的目标设定、功能定位、治理范围、方式方法和沟通协作机制方面给予原则性规定,明确法庭的人员配置、法庭建筑标准、经费保障等内容。对于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多元联络机制则要尽可能根据不同事项.分类规定机制的建设标准,解决好由谁牵头、谁来配合、如何协同等内容。同时,又要尊重区域经济文化差异,不搞一刀切,防止损害地方的积极性以及供给与需要的凿枘不投。党是乡村治理事务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更是多元主体融合治理的协调者。“枫桥式人民法庭”应借助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以党的组织体系作为联络渠道,通过党组织之间的沟通协调作用在不同治理主体间达成治理合意,再通过党的组织方式将合意传导到各治理主体的治理行动中。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树民摘) 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8期,第119页—第120页。

    2024-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