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研究》网络首发丨张晋藩：和气生财与便捷交易：中华民族调解息讼的司法智慧

《调解研究》编辑部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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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生财与便捷交易：中华民族调解息讼的司法智慧

《调解研究》2025年第1辑

作者简介：

张晋藩，1930年7月出生于辽宁沈阳，祖籍山东烟台，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长期从事中国法律史学术研究，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法制史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研究领域涉及部门法史、民族法史、专题法史、法文化史等。主编《中国法制通史》《中华大典·法律典》《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展示了中华法制文明的历史面貌，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他还创造了多项第一：招收培养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法学博士留学生，创建并主持我国首个法律史国家级重点学科基地。在创建法学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等方面，亦作出开创性贡献。

中国人讲求和气生百财，将“讼简刑清”“刑措而不用”的和谐社会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司法智慧。孔夫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发挥了长久的影响作用。历代所谓“盛世”，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法致中和，图圄常空”。“以和为贵”的司法理念在实践中即表现为调解息讼。

早在汉朝就已经有调解和息争讼的史例。据《后汉书·循吏列传》，刘矩为县令时，“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问告，以为念焉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韩延寿为左冯翊守时，“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韩延寿自责未宣明教化，遂闭门思过，两昆弟深刻自悔，表示终死不再相争，韩延寿以此“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复以辞讼自言者”。

至唐朝礼法结合进入新阶段，司法官多以伦理为据调解争讼。例如开元中韦景骏任贵乡令，“县人有母子相讼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无天分，汝幸在温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涕呜咽，仍取《孝经》付令习读之，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悔改遂称孝慈”。有些著名的良吏致仕以后，乡人也请其裁决纷争。唐高宗时，元让以太子右内率府长史任满还乡，“乡人有所争讼，不诣州县，皆就（元）让决焉”。说明唐时调解息讼渐成风气。

宋时调解称为“和对”，已有官府调解、乡曲亲戚调解、宗族调解之分，而且趋向制度化。

元朝调解结案以后，严定不许再起讼端，违者治罪：“今后凡告婚姻、地土、家财、债负，如原告被讼人等自愿告状和者，准告之后，再具讼端，照勘得别无违错事理，不许受状。”“今后凡告婚姻、田宅、家财、债负，若有愿告，详审别无违枉，准告以后，不许妄生诉讼，违者治罪。”

至清朝，调解息讼案件的形式已经多样化和规范化。清朝调解分为州县官调解与民间调解两类。州县官调解是在州县官主持下对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是诉讼内调解，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根据档案材料，在当事人“吁请”息讼的甘结中，双方都申明“依案结得”，即遵命和息。州县官还通过“不准”状的办法，促成双方和解，所谓“善批者可以解释诬妄于讼起之初”。

由于调解息讼是州县官治理地方的治绩，也是考察地方官的“大计”。因此州县官对于治下的民商事案件，首先着眼于调解，调解不成时，才予以审结。康熙时陆陇其任河北灵寿知县，每审理民事案件，则传唤原告、被告到庭，劝导双方说：“尔原被（告）非亲即故，非故即邻，平日皆情之至密者，今不过为户婚、田土、钱债细事，一时拂意，不能忍耐，致启讼端。殊不知一讼之兴，未见曲直，而更有纸张之费，役有饭食之需，证佐之友必须酬劳，往往所费多于所争，且守候公门，费时失业。一经官断，须有输赢，从此乡党变为讼仇，薄产化为乌有，切齿数世，悔之晚矣。”

民间调解作为一种非诉的解决方式，在古代社会十分常见。民间发生的大量民事纠纷，在告官兴讼之前，往往在家族内部经由族长调处化解。族内调解一般先由族长剖决是非，不得轻易告官涉讼。安徽桐城《祝氏宗谱》规定：“族众有争竞者，必先鸣户尊、房长理处，不得遽兴讼端，倘有倚分逼挟侍夺欺弱及遇事挑唆者，除户长禀首外，家规惩治。”江西南昌《魏氏宗谱》规定：“族中有口角小愤及田土差役账目等项，必须先经投族众剖决是非，不得径往府县诘告滋蔓。”基于稳定的地缘血缘关系，乡邻调解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也十分常见。中国传统社会里封闭式的经济、政治环境，形成了安土重迁的观念，由此而产生了强固的地缘关系。乡邻之间几代人比邻而居，有无相通，患难相扶，一旦发生争讼，乡邻调解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有鉴于调解息讼的重要意义与影响，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也会亲谕训民，以引导社会风气。康熙皇帝就在《圣谕十六条》中明确要求：“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息诬告以全良善”。

综上，调解息讼的司法智慧，反映了中华民族和谐和睦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伦理道德的影响，以宗族内部的和睦相处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又在生产生活的斗争中体验到人与人之间只有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才能取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正是这种朴素的规律性的认识，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和为贵的理念。这种民族精神不仅促生了调解息讼的司法智慧，而且还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凝聚团结、诞生兴旺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