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江雪 在陈水扁贪腐案中,司法机关能否真正独立办案?陈水扁被抓是台湾民主逐步成熟的表现吗?在一个民主还没有完全成熟的社会,司法怎样摆脱行政的驯化?“政治献金”和贪污款如何区别?马英九会立法限制“总统”权力吗? 11月22日到23日,“2008年海峡两岸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这个旨在增进两岸交流、促进两岸国际私法研究的研讨会,今年已举办到了第四届。除了来自大陆法学界的专家学者,本次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台湾的15名法律专家参加,他们中有台湾法律学界资深的学者,还有台湾的法官。适值陈水扁贪腐案“爆发”,台湾法律学家们的观点也自然备受关注。 如一场亘古未有的大戏,伴随着陈水扁贪腐案的“引爆”及进展,台湾,正上演着一出民主与法治的“悲喜剧”。无论有人如何批评台湾民主的脆弱以及种种乱象,这次,是台湾民众第一次把卸任的地区“最高领导人”送进了囚笼。这是台湾政党轮替以来民主逐步成熟的表现吗?审判陈水扁,台湾司法能否真正压倒行政的权威、展示人们对法治真正独立的期许?近日,借“2008年海峡两岸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的机会,本报记者采访了来自台湾的部分法学专家,倾听他们的声音,并期由此增进对台湾地区社会法治、民主状况的了解。 卸任“总统”被抓体现了司法威信 也给了台湾一次“秀民主”的机会 记者:此次陈水扁被抓,台湾司法的声望在民众中是不是有所提升?会有一次公开透明的审判等着他吗? 马汉宝:的确是这样。在台湾也是第一次,卸任的“总统”犯了罪被抓了起来,也算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过去当然也有贪污,但他这次是太明显了。审判应该是公开的,但如今有一些证据还不能公开。 记者:有人认为,陈水扁能在卸任后被收押是台湾民主的一个进步,是这样吗? 马汉宝:应该是的。民主离不开法治,民主首先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卸任的“总统”犯罪,能被抓起来,严格按照法律办,还是很不容易的。司法的威信也体现出来了。当然媒体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他在里边洗热水澡,也会有人批评呢。 陈荣传:这次陈水扁案至少给了台湾一个机会,真正“秀”一把民主。把他推上“总统”位置的这个民主制度,原来也会把他送进囚笼。 记者:台湾有位叫李子春的检察官,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检察官,却敢在陈水扁任期内给其发传票。在陈水扁案中,检察官能做到独立办案吗?制度能保障这种独立吗? 陈荣传:对我来说,台湾的司法始终是值得期待的。我想存在的问题倒不是司法是否独立,而是在独立的架构里,法官、检察官能否受到合理的制约。因为如果司法独立没有问题,接下来就是“擅权”的问题。法律人在台湾的这种氛围和教育中,会不会有英雄主义,使司法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我反倒是担忧这个。 法官素质高待遇好 但如果犯错一切都玩完 记者:台湾的“大法官会议”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刘铁铮:台湾最高司法机关为“司法院”,“司法院”系统内有“大法官”、“最高法院”,以及所属的“高等法院”与“地方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其中“大法官会议”是负责解释“宪法”并统一解释法律与命令的。“大法官会议”其实有“宪法法院”的含义,做的是“违宪审查”的工作。大法官并不直接审理民刑事案件,但如果有人认为判决适用的法律“违宪”,就可以要求“大法官会议”作出解释。 记者:大法官是完全独立地审查法律或命令是否“违宪”吗? 刘铁铮:应该是独立的。大法官的认定过程是很严格的,要“总统”提名、“监察院”同意,当然在解释的过程中,大法官们会见仁见智,最后是以多数意见作出解释。现在收到的申请是比过去多了,因为议员可以申请,政府机关也可以申请,但现在申请最多的来源是人民。每年接受的申请会有近千件,但一年受理的可能也就30多起。 记者:法官是很荣耀的职业吗? 刘铁铮:是的。因为要得到法官的资格非常难。法官都是大学毕业,素质要求很高,另外也都是终身制,要做到65岁,愿意退休才退休,而且待遇也很好,是公务员中最高的。检察官参照法官,也因为能独立,得到大家尊敬,所以法官都很敬业。这次来参加会议的3名法官,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在台湾,至少有一半法官有硕士学位。当然少数害群之马也有,但监督的体制也比较完善。如果一旦判刑确定,他们所有的待遇保障就都没有了。 记者:那么,人或者制度哪个更重要?在陈水扁案中呢? 刘铁铮:其实都重要。在法官的养成阶段,就要告诉他法官的品德要求,如果稍微有一点错,一切待遇保障都没有了。的确,过去很多人对司法体系不是很信任,也有一些作奸犯科的逃掉了。很多人怀疑有人“放水”。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这样的,但经过十多年下来,现在的法官会有使命感。舆论监督的力量也很大,可以报道任何事情,所以他们都很小心了。 记者:那么,司法的独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刘铁铮:是啊。这是十多年慢慢养成的一个结果。如今司法的预算都是独立的,“监察院”也不能增减。因为有制度上的保障和舆论监督,法官和检察官都不敢、也不需要去作奸犯科。而且因为言论自由,媒体关注得更多,虽然媒体有时也会冤枉人,但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冲撞”不合理的制度 法律人力量越来越强大 记者:在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的前后,台湾社会也有一个历史的转型期,当时法律人是如何做的? 刘铁铮: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法律人当然应该主持公道,社会有不公平的事情,他们应该挺身而出。对政府有滥权的地方,他们也应该来辩护,并使得司法公平、快速地审判。这是社会进步必须要做的事情。当时在台湾,也有很多的社会团体为弱势者讲话、为环保讲话的。 陈荣传: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法律人开始持续地冲撞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念法律的人也开始出头,作为政治的精英来讲话。而台湾在日本占领的时期,人们都认为念法律没有用,那个时候都去学医了。到后来,在“解除戒严”前就开始了,念法律的人会去冲撞制度,因为念法律的人有权利意识,要保护自己,要为弱势者说话,后来力量就越来越强大。 记者:台湾的法官、检察官选拔是个什么样的制度?法律教育呢? 陈荣传:在台湾,法律还是人文学科中最热门的。读法律的都是青年中的精英,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北大学的法律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每年共有大约600人毕业。而全台湾每年会有大约100人考取司法官。在律师考试中,录取名额是参考人员的8%,以今年为例,有6000多人考试,录取了494人。这个考试还是很公平的,比如我也是“考试院”的典试委员会的委员,我会很公正地去做,不会和学生打招呼,是我出题什么的。 我们做法学老师的,也会时时问学生,当初你们为什么会学法律?只要他们心里有一些民主的种子、法治的种子,社会就能更好地进步。 “扁案”表明了政治并不能驯化司法 记者:在台湾,“总统”礼遇有哪些?陈水扁会不会因为被判刑失去“礼遇”? 陈荣传:根据台湾相关的条例,“卸任总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停止礼遇:包括再任有给(有薪水)公职;犯内乱、外患、贪污罪经判刑确定的;失去“国籍”;移居国外定居。所以,如果陈水扁被判罪确定,肯定会失去相关礼遇:受邀参加“国家”大典,按月得到新台币25万元礼遇金;得到每年大约新台币800万元的处理事务人员、司机、办公人员费用(逐年递减至500万元);保健医疗;安全护卫8到12人(必要时还可以加派)等。 记者:对陈水扁最长的羁押期限是4个月,如果4个月结束,而案子还未审理完,会如何? 陈荣传:台湾在早先时候,检察官就能决定羁押一个人,但后来有人提请“大法官会议”解释,认为这是“违宪”的,于是第392号大法官解释令改为“羁押一个人必须由检察官提请法官来决定”。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陈水扁案在侦查中最长的羁押期限是4个月,真正审理的时间会更长,但即使解除羁押,他还会受到一定的人身限制。 记者:陈水扁会因绝食而被交保 (类似于取保候审)吗? 陈荣传:如果会的话,那人人都可能会这样做的。现在看来不大可能。 记者:政治一直试图驯化司法,此次,政治会压倒司法吗?陈水扁一直试图把案子朝政治事件、政治迫害上引,能实现吗? 陈荣传:应该不会的。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信赖的感觉。正是因为这些年来,司法的独立渐渐不再是问题,才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加入司法的队伍,并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司法能吸引更多的精英去加入。如果司法不独立,年轻人也就不会“玩”了。而没有年轻人,台湾的司法就会少了一大块。 民主机制应该能防止权力被滥用 记者:台湾有“政治献金”一说,此次吴淑珍也辩称所谓贪污款是政治献金,请问二者有何不同? 陈荣传:台湾过去对“政治献金”没有太多限制,现在已经有了。因为选举会花钱,所以选举也可以接受捐款,以“选总统”为例,现在的限制是如果个人捐给候选人,最多只能捐10万,如果捐赠给政党,最多可捐30万。如果是企业捐,给候选人最多能捐100万元,对政党最多捐300万元。 政治献金当然和贪污不一样,因为贪污的是公款,“政治献金”基本上还是私款,但可以做政治上的解读。如果以在政策上“放水”做条件,而做出捐款约定,这肯定是有问题的。陈水扁案中,如果那些钱的确是选举没有用完的,那还可以说是“靠选举赚钱”,但如果把公款比如“国务机要费”、或者“外交费”纳入个人腰包,那就只能是贪污了。 记者:有人议论说陈水扁“出事”,有一个原因是“总统”权力的架构有问题,马英九会不会就限制“总统”权力等方面做出一些努力,以防范此类事情的发生? 陈荣传:这个没法去预测。但我觉得,其实民主机制应该是能防止这些问题发生的。所以我们会再三地说权力不能被滥用、权力不能傲慢,可陈水扁忘了。陈水扁对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一个最大的警示。陈水扁能在卸任后被揪出来,其实也是因为有这个民主的机制。至于说限制,毕竟他此前的职务是选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选的时候你要承担多么大的期待!就像这次马英九当选,也是承担着人民太多的期待,这是不能忽视的。所以陈水扁的问题应该还是人的问题,不是机制的问题。
2008-11-28海峡两岸法学专家聚西安 探讨两岸交往涉及的民商事法律问题 本报讯(记者 江雪) 两岸直航面临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涉外婚姻如何适用法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国际私法领域的发展如何?中国何时能出现一部统一的国际私法法典?昨日,来自海峡两岸的50多位法学专家齐聚西北政法大学,热烈地探讨两岸相互交往之间涉及的民商事法律问题。 国际私法主要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对外进行民商事交往的基本法律依据,在经济全球化、两岸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此次“海峡两岸国际司法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就为两岸法律学界的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此次会议邀请了15名来自台湾的法律学者参加,其中著名法学家马汉宝教授是我国台湾地区国际私法研究会会长,台湾地区前大法官,也是传承源远流长的法律学人,他的父亲马寿华先生于1911年就开始担任中国第一批法官之职。在昨日的大会上,马汉宝教授作了题为“台湾地区国际私法的研究现状与展望”的专题发言。 中国国际司法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我们急需一部统一的国际私法法典。如何产生中国第一部国际私法法典?昨日的研讨会上,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武汉大学副校长黄进教授以及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翰教授,都分别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大陆国际私法的发展,并呼吁尽早开展国际私法法典的制定工作。
2008-11-23从2007年中央的“一号文件”,还有刚结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都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了一个重要议题。在陕西,就有这样一位心系农民专业合作社、把法律援助送到田间地头的博士后律师廉高波。 廉高波1994年从延安大学政教系毕业后考入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学院)攻读民商法专业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后分配至建行深圳分行工作,但勇于打破现状的性格使他辞去令人羡慕的工作,进入了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执业律师。在开展律师业务的同时又考入西北大学经管院,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邹东涛教授、叶祥松教授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正是在此期间,他接受了两位博导及当年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韩松教授的建议,将对农村经济组织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方向。 也正是从那时起,从未接触过“三农”问题的廉高波对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农村经济组织、模式、变迁与创新》取得博士学位后,廉高波回到了母校西北政法大学工作,但好学的他并不满足,2006年又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开始了博士后阶段的继续研究,在这里他把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自己进一步的研究目标。两年多来,他调研过30余家合作社,已建立长期对口联系和援助指导的专业合作社有延安宝塔区小张沟养猪专业合作社、延川县永涛红枣加工专业合作社、靖边县大草原洋芋专业合作社、靖边县东坑镇兴农农民洋芋专业合作社、横山县田园蔬菜专业合作社等十余个专业合作社。 延安甘谷驿镇小张沟村是一个养猪专业村,2007年8月,江苏昆山大唐村与小张沟结成了帮扶对子,两个村庄签署协议约定为支持小张沟村扩大养猪产业,大唐村对口扶助小张沟村3年。截至目前大唐村已提供援助资金100万元,帮助小张沟村建成300头养殖规模的养猪场一座。廉高波多次前往小张沟村,与村里发展养猪产业的带头人、村支部书记张瑞祥共同探讨并指导如何成立小张沟养猪专业合作社。廉高波围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小张沟村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就几个处理方案详细向有关人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2008年10月,廉高波再次前往小张沟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合作社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大唐村的建议,提出村委会应将捐赠资产租赁给合作社的建议获得了村委会干部与合作社发起人的一致认可,自此很好地解决了一直困扰小张沟村和区镇领导的难题。
2008-11-132008年10月27日,两岸银行法学术研讨会及陕西省法学会金融法学研讨会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研究生综合楼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台湾的著名学者和内地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金融金融主管机关、银行、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机构、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律师及北京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长安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共120余位参加了会议。 两岸银行法学术研讨会现场 此次学术研讨会由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和陕西省法学会金融法学研究会主办。主办方确定了中国银行法制30年的回顾与展望、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商业银行风险的评估及法律应对、中央银行调控与稳定金融的法律问题、商业银行创新法律问题、商业银行并购法律问题、网络银行业务法律问题、银行业监管法律问题、银行业纠纷解决机制问题等八个方面的研讨内容。 会议开幕式由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会长强力教授主持,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郭捷教授致开幕词。台湾政治大学的赖源河教授代表来自台湾的刘连煜教授、王志诚教授致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王松敏、陕西省法学会常务副会长雷宝生、西安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潘俊星、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法规处处长杨秉龙、中国银监会陕西监管局朱维宁处长等先后在开幕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开幕式结束后,与会代表集体合影留念。 会议分为主题报告和专题讨论两个阶段。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强力教授和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刘连煜教授做了主题演讲。强力教授在其题为“回顾与思考——中国银行法制30年”的主题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银行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建立了一整套符合市场规律的先进的、现代化的银行法体系;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为核心的三级结构;涉及了宏观金融调控、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利益等诸多领域。展望未来,我国银行法制应该尽快完善我国的立法指导思想、健全我国银行法制体系、加强金融法律规范的操作性、协调我国现行的金融基本法律法规、借鉴国外银行立法内容和技术。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刘连煜教授以“台湾银行法草案修正趋势之研究”为题,报告了台湾银行法草案修正的最新动态。 专题讨论阶段,台湾中正大学法学院王志诚教授作了“台湾银行业关系人交易之监控”;西北政法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傅瑜副主任作了“商业银行破产重整法律问题探析”;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张学安教授作了“美国金融危机中的国际金融法律问题”;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张国伟副教授作了“试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及西安仲裁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西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潘俊星座了“金融仲裁的几点思考”的专题报告,多位学者做了点评,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互动。 此次会议共计受到论文80余篇,研讨观点明确、阐述充分,点评精彩、到位,气氛热烈、活跃,是一次成功的学术研讨会。 部分媒体报道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1/06/content_10319161.htm http://news.sohu.com/20081104/n260437501.shtml http://news.qq.com/a/20081104/003246_1.htm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1105/11045470555.shtml http://gov.people.com.cn/GB/48377/8281926.html
2008-11-13本报讯(记者 司文)经省司法厅批准,以对司法鉴定人进行教育培训为主要职责的机构——陕西省司法鉴定人教育培训基地,近日在西北政法大学揭牌成立。 这是目前西北五省区唯一的司法鉴定人教育培训基地,将依托西北政法大学重点学科,培养司法鉴定专业人才,提高我省司法鉴定人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保障司法鉴定质量。 省司法厅为贯彻落实司法部司法鉴定人教育培训规划,建立陕西省鉴定人后续教育长效机制,把陕西省司法鉴定人教育培训基地设立在为我国法学界、政法界和其他领域培养了大批法学人才的西北政法大学,标志着陕西省司法鉴定人的教育培训工作有了更加科学的载体和稳固的平台。
2008-11-03经陕西省司法厅批准,以对司法鉴定人进行教育培训为主要职责的机构——陕西省司法鉴定人教育培训基地10月27日上午在西北政法大学揭牌成立。这是目前西北五省区唯一的司法鉴定人教育培训基地,将依托西北政法大学重点学科,为培养司法鉴定专业人才和提高陕西省司法鉴定人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保障司法鉴定质量作出积极贡献。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和陕西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厅长路志强等出席了授牌仪式。 陕西省司法厅贯彻落实司法部司法鉴定人教育培训规划,建立陕西省鉴定人后续教育长效机制,把陕西省司法鉴定人教育培训基地设立在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施先进、服务意识强烈、社会影响力大,并为我国法学界、政法界和其他领域培养了大批法学人才的西北政法大学,标志着陕西省司法鉴定人的教育培训工作有了更加科学的载体和稳固的平台,进一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这将为全省司法鉴定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和智力支持。同时,教育培训基地在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设立,也将更有利于推动高校公安学科和司法鉴定学科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推动全省乃至全国司法鉴定水平的提高。
2008-10-30本报讯 (记者 母家亮) 10月12日,陕西省新闻传播教育学会在西北政法大学正式成立。省委宣传部、省记协等单位的嘉宾共同为学会成立揭牌。 陕西省新闻传播教育学会隶属于省记协,是省记协的团体会员单位。学会由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27家开办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高校组成。它将通过各种方式把我省新闻院系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成功举措和成果向社会和大众传媒推荐,从而促成新闻教育与大众传媒的互动,帮助新闻传播专业教师和大学生了解国内外新闻教育的最新资讯。
2008-10-15(党委宣传部10月10日刻录自中央电视台2套)
2008-10-11西北政法大学全国首推法科研究生实训制(2008年9月28日第二版) 本报讯 (鸣琦 段兵 夏婧)9月26日,西北政法大学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签署协议,在西安市中院设立法科研究生实训基地,合作开展法科研究生实务训练计划。西北政法大学200名法科硕士研究生被任命为见习法官助理,进入西安市中院和各基层法院,开始为期半年的司法实践。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宋洪武对学校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该校校长贾宇说,法科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有组织地参加一定期限的法律实务训练,在全国还是首次尝试。这是学校在法科研究生人才培养理念上强调学理与实务并重,加强实务训练,着力推进法学教育改革的又一重要举措。 今年西北政法大学修订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强研究生的实践教学环节,广泛吸纳社会资源共同参与法律人才培养。要求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为期6个月的实务训练才可毕业,全日制法科研究生都将被轮流推荐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担任见习法官、检察官、律师助理等岗位实践学习半年,以进一步增强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此次在西安市中院实训基地担任见习法官助理的研究生,将在审判法官指导下,主要履行审查诉讼材料、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接待案件诉讼参与人、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协助法官进行调解、草拟法律文书等职责。据介绍,法科研究生担任见习法官助理,是探索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和审判方式改革,建立“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审判组合模式和审判工作运行机制的有效途径,也可优化审判资源配置,缓解法官短缺、审判力量不足的问题。 西北政法大学200名法学研究生见习法官助理“上岗”“法院人才少案子多,法学院理论多实践少”难题可解 法制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台建林 实习生 马艳玲) 西北政法大学200名法学研究生今天被任命为西安市中级法院见习法官助理。陕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洪武认为,此举是探索法院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相结合的一次积极尝试。 西安市两级法院的案件受理数占陕西省法院的近三分之一。西安市中院院长康宝奇说:“法官审判任务日益繁重。传统的法官加书记员的审判组织模式,使法官承担着过多的事务性、程序性工作,难以集中精力专心于审判工作。特别是基层法院面临着法官短缺和审判力量不足的现实问题,亟需解决。” 陕西省法院系统近年来的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至2004年,全省法院系统能够任命的法官后备人选总共274人,而每年因退休等原因离开的法官在200人左右,入不敷出。 与此同时,我国法学院近年来发展很快,目前全国有60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法律专业,在校法律专业学生30多万名。西北政法大学贾宇校长认为法学院具有很强的人才优势和理论优势。不可否认的是,法学院的学生学术色彩浓厚,法律知识与司法实践严重脱节。 “法院人才少,案子多;法学院理论多,实践少。” 西安市中院院长康宝奇说,“法院与法学院合作,真是珠联璧合。” 具体的合作方式是:西北政法大学选取200名法科研究生,由西安市中院组织培训,各试点法院院长任命为见习法官助理,见习期为半年。见习法官助理主要履行审查诉讼材料、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接待案件诉讼参与人、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协助法官进行调解、草拟法律文书等职责。 西安市中院有关负责人透露,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西北政法大学联合举办全国首家“法学研究生见习法官助理实训基地”尚属全国首家。 市中院成为法学研究生见习法官助理实训基地(2008年9月27日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陈新)昨天下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西北政法大学在西安市中级法院大法庭联合举办全国首家“法学研究生见习法官助理实训基地”揭牌及首批法学研究生见习法官助理任命仪式。西安中院院长康宝奇与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为“实训基地”揭牌。即日起,首批200名法科研究生将在西安中院和7个基层法院开始为期半年的见习法官助理生活。 这项工作是法院和法学院校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探索、实践,推动法学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工作紧密结合,加强法学人才培养、落实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首批法科研究生见习法官助理共200名,见习期为半年。见习法官助理在法官指导下,主要履行审查诉讼材料、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接待案件诉讼参与人、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协助法官进行调解、草拟法律文书等职责,与以往主要从事见习书记员工作的大学生实习有着很大区别。 “见习法官助理”上岗 缓解审判效率低“痼疾”(2008年9月27日A21版) 本报讯(记者 江雪)法官一年最多要办理300多个案件,平均每天一起;案卷堆积如山,能办案的法官青黄不接……在办案力量严重不足的现实情况下,“司法公正”面临着更多考验。从昨日起,伴随着200名法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担任法官助理,这种“尴尬”状况有望在西安市两级法院得到缓解。 近年来,随着法官准入门槛提高,通过司法考试的高素质人才很难招录,法官队伍的更替和补充愈发困难,这种状况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200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在西部地区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制度试点、缓解法官短缺问题的意见》,决定2008年在西部12省(区、市)800余个基层法院全面实行法官助理制度,以缓解基层法院的法官短缺问题。 今年初,西安市中院面向社会招聘了5名法官助理,但仅今年上半年,案件受理数占全省三分之一的西安市两级法院,受理的案件就比去年增长了5599件,法官忙于杂务,不能集中力量办案的状况并未得到缓解。为了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选择了与积极探索法学教育改革的西北政法大学合作,建立了全国首家法学研究生“见习法官助理”实训基地,西北政法大学也调整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所有的法科研究生至少要在司法实践部门“工作”半年。 昨日,首批200名“见习法官助理”已经到岗,他们都是西北政法大学的全日制研究生,将由法院组织岗前培训,并由法院院长任命,走上中院以及7个基层法院的工作岗位。这些“学生”法官助理,将在法官的指导下,审查诉讼材料,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接待案件诉讼参与人,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协助法官进行调解、草拟法律文书等职责。这一做法,将有利于建立法官和辅助人员的合理分工,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缓解法官短缺造成的审判效率不高等问题,促进公平正义的最大化实现。据悉,这种做法在全国司法界和法学界尚属首次。
2008-09-27本报讯(记者 江雪)法官一年最多要办理300多个案件,平均每天一起;案卷堆积如山,能办案的法官青黄不接……在办案力量严重不足的现实情况下,“司法公正”面临着更多考验。从昨日起,伴随着200名法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担任法官助理,这种“尴尬”状况有望在西安市两级法院得到缓解。 近年来,随着法官准入门槛提高,通过司法考试的高素质人才很难招录,法官队伍的更替和补充愈发困难,这种状况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200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在西部地区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制度试点、缓解法官短缺问题的意见》,决定2008年在西部12省(区、市)800余个基层法院全面实行法官助理制度,以缓解基层法院的法官短缺问题。 今年初,西安市中院面向社会招聘了5名法官助理,但仅今年上半年,案件受理数占全省三分之一的西安市两级法院,受理的案件就比去年增长了5599件,法官忙于杂务,不能集中力量办案的状况并未得到缓解。为了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选择了与积极探索法学教育改革的西北政法大学合作,建立了全国首家法学研究生“见习法官助理”实训基地,西北政法大学也调整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所有的法科研究生至少要在司法实践部门“工作”半年。 昨日,首批200名“见习法官助理”已经到岗,他们都是西北政法大学的全日制研究生,将由法院组织岗前培训,并由法院院长任命,走上中院以及7个基层法院的工作岗位。这些“学生”法官助理,将在法官的指导下,审查诉讼材料,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接待案件诉讼参与人,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协助法官进行调解、草拟法律文书等职责。这一做法,将有利于建立法官和辅助人员的合理分工,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缓解法官短缺造成的审判效率不高等问题,促进公平正义的最大化实现。据悉,这种做法在全国司法界和法学界尚属首次。
2008-09-27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对广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实践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西北政法大学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指示精神,立足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弘扬党的革命精神传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信念,在大力弘扬优良传统,用延安精神铸魂育人,着力推进红色文化育人实践工作,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一、创新推进红色文化育人工作 (一)高位谋划绘就路线图。坚持以思政铸魂、学科筑基、红色引领,将红色文化深度融入学校文化建设、融入思政教育,积极推进红色文化育人工作开展,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拓展建设途径,强化保障措施。印发《西北政法大学传承红色基因 创建红色文化育人模范大学实施意见》,制定近十年内红色文化育人阶段性发展目标及任务建设实施计划,稳步推进红色文化育人模范大学建设。成立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深入挖掘红色校史,编印系列校史图文资料,拍摄红色校史宣传片,形成传承有序的红色基因校谱。与延安市、咸阳市、西安市有关区县合作保护建设陕北公学旧址、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等红色校史教育基地,定期组织“传承红色基因重走校史路 --‘寻根之旅’活动”,组织新入校学生、新入职教师前往校园“红色打卡处”,了解学校红色历史,强化师生对厚重红色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切身感受,增强勇担时代使命的责任感。 (二)创新提升教育实践。学校将红色文化积极与学科建设、课程教学、校园文化建设、校园环境建设等相结合,积极开展红色文化育人实践,深刻把握“八个相统一”要求, 将传承红色基因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思政教育注入“鲜红”底色。举办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先锋”为主题的思政教育系列活动,采用互动式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等方法,增强思政育人说服力、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组织师生赴延安革命纪念馆、马栏革命纪念馆、南泥湾革命旧址、渭华起义纪念馆等革命旧址,让学生成为历史“参与者”,以红色文化认同感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时代责任感。发挥法学学科资源优势,为法学本科生开设全国高校首门革命法制史课程 --《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组织专家学者编写国内首部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教材 --《陕甘宁边区法制史概论》,设立重点教改项目“红色基因融入本科实践教学的探索”,成立“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与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及延安新闻纪念馆合作开展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史研究,深入推进红色文化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师生头脑,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积极营造育人环境。充分认清校园环境建设是提高学校办学水平、办学层次和办学质量的有效措施,也是改善育人条件的重点工程。深入发掘延安精神发展史和学校 86 年校史所赋予的独特红色文化基因,学校建设中积极融入红色文化资源,建设校园红色文化景观和红色文化墙,完善学校校史馆、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遗址陈列馆、图书馆、模拟法庭等多个现代化教学场馆,积极修缮维护学校大礼 堂等一批具有历史文化特征的校园建筑,使红色文化育人氛围遍布校园各处,形成具有学校特色、气派、风格的校园文化环境,让红色基因“润物细无声”,激发广大师生工作和学习的热情、促进校园文明风气的形成、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和美好心灵,将西法大学子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内化为自身积极进取、刻苦学习的动力,为红色文化育人实践提供了良好氛围。 (四)第二课堂开创新局面。积极打造高质量育人体系,制定《西北政法大学构建“德法兼修、理实并重”高水平有特色第二课堂活动体系方案》《红色文化、传统文化、人文艺术第二课堂建设方案》,把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融入第二课堂,发挥学科优势、精心组织编排系列红色法治教育类话剧“汉吏张汤”“庄严的审判”“人民法官马锡五”在省内部分高校公演,在全省师生间产生广泛影响。构筑“以红色文艺活动为引领、以学生文化活动为重点、以社团文化活动为补充”的第二课堂育人新格局。同时,学校还通过开展缅怀英烈、党史知识竞赛、红色主题团体操表演、与西安电影集团共同开发电影党课、在陕北公学旧址前演绎“老延大新闻班”教学情景剧等系列活动,营造红色文化氛围,涵养师生家国情怀。在红色文化的教育感召下,80 多年来,西北政法大学为党和国家培养了18万余名革命和建设人才,其中4万余名毕业生扎根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等边疆和艰苦地区,建功立业,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红色文化传承存在的薄弱环节 (一)目标内容的系统性、层递性欠缺。红色文化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全过程,大学阶段与初高中阶段红色文化教育传承缺乏系统性、层递性,缺乏明确的目标一体化设计,特别是在大学与高中教育阶段存在内容“断层”和结构性缺失,传承目标的递进性体现得不够明显,导致育人效果不佳。 (二)活动设计的实践性、体验性不强。 红色文化传承活动缺乏足够的交流互动,活动设计与学生认知能力、学段深浅结合性不强,使得教育活动多为简单的宣传引导,丰富和深刻的教育场景创设不够,学习感悟红色精神的环境营造不足,实践性、体验性缺乏,致使活动效果打折扣。 (三)课程教育的嵌入性、特色性不足。传承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教育方式在不同教育阶段对纳入必修课程的 要求不同,对教材内容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也欠缺可行的标准依据。部分传承教育活动仍停留在统一的思想理论宣教层面,区域特色化内容挖掘有限,少有基地化、项目化的传承机制。学校红色教育资源总体上不够丰富多元,缺少特色内涵梳理,仅为简单的推介和倡导,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不够 深刻,无法较好地持续联动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四)宣传方式的多样性、吸引力不足。当前利用红色文化育人的形式大多仍是通过较为传统的形式展开,看似多样的红色文化教育形式,实际上却走着几乎完全相似的路子,教育途径形式缺乏创新,缺乏人文关怀和贴近生活的互动交流,容易使教育对象产生厌烦抵触情绪,难以形成积极引导的效果,需要结合新时代特点进行创新。 三、凝心聚力弘扬传承红色文化 (一)统筹布局强化“组织力”。强化组织领导,统筹规划、系统推进,为持续深化红色文化资源发掘利用工作提供坚实有力支撑。 强化组织保障,以创建红色文化育人模范大学为契机,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领导任组长,统筹投入建设经费,强化对红色文化育人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经费保障,确保创建工作顺利开展。强化工作联动,制定创建红色文化育人模范大学实施意见,明确目标定位与工作任务,协调宣传部、学工部、研工部、校团委、教务处等单位同向同力,形成相互联动的工作机制,系统推进红色文化育人工作。强化组织师生参加弘扬伟大延安精神主题活动资源整合,统筹校史资源和当代资源、校内资源与校外资源、物质资源与文化资源,对红色校史、校园文化、实践基地、科学研究、课堂教学等进行高效整合,丰富红色文化育人的载 体和抓手。 (二)实践活动增强“体验性”。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方式,为了让学生充分体验红色文化资源内涵,需要将红色文化资源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唤起学生内心的真实领悟。常态开展“寻根之旅”等学习教育活动,以集体或个人形式,组织学生前往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旧址和纪念馆进行参观和学习,依托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场所,开展互动式、案例式、情景式现场教学,使学生在实践中亲身体验红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在校园活动方面,高度重视培养红色环境,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学校文化建设中。开展红色文化 教育活动来纪念特殊日子,建设独特的文化建筑、校园红色文化景观等,将校园历史建筑改造为红色文化讲堂,营造红色文化育人氛围,使大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巩固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实现心灵的升华。 (三)创新课程促进“融合度”。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日常的课程教学之中。在教育内容上创新,充分依靠本地红色教育基地,挖掘本地红色文化资源, 探索红色文化资源所具有的教育价值,使红色文化资源与课本的不同章节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使大学生在学习教材的过程中,积极领悟红色精神。例如,开设革命历史课程、编修革命历史教材、开展革命历史重点课题研究探索、成立革命历史专项研究组等,为红色文化教育提供丰富载体。在教育方法上创新,改变过去单一的理论灌输方法,以学生为中心,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如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建立红色资源育人数字案例库,或组织知识竞赛、开发电影党课、演绎情景剧、经典人物大讨论、播放红色影视资料以及组织专题报告会等,以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使学生真正感受到红色文化资源对于自身成长成才所具有的价值。 (四)拓展路径增进“认同感”。借助新兴媒体弘扬传播红色文化。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全媒体时代,各种新兴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对当代大学生产生了 特别影响。当代大学生已经逐渐习惯“事事有网、时时有网”的生活方式。新兴媒体的涌现为红色文化资源推广和传播提供了更广泛途径,积极运用各种新兴媒体来加速红色网站、红色公众号、红色微博、红色短视频等建设,提升红色文化资源在互联网中的影响力。高校在进行网络传播时,应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地位,传承正面价值观,提升内容与形式的契合度,采用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紧密结合红色文化资源和大学生们关心的日常生活,创作出温暖而高质量的作品,从而真正打动大学生,激发其内心真正的认同感和获得感,让大学生真切地感受到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使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得以传承,让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能够生动地体验革命历史,感知领悟红色文化,自觉传承红色基因,真正做到走脑入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校史馆馆长高见,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院长马成) (原文发表于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等主办的《调研与决策》2024年第4期) 【调研与决策】发挥资源优势 赓续红色血脉 ——西北政法大学弘扬传承红色文化的实践与思考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三十年:中国探索与经验”主题边会在日内瓦举行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届会议期间,中国人权研究会14日在日内瓦举办“《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三十年:中国探索与经验”主题边会。人权领域专家学者就宣言和行动纲领的中国实践、生存权与发展权理念、人权国际合作以及少数群体权利保障等议题展开研讨。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鲁广锦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努力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不仅符合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的发展,必将为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钱锦宇指出,人权文明的中国形态是人权文明多元论的具体表达与实践,其核心内涵是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以合作促发展,塑造人权文明多样性。 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法学院院长何志鹏说,中国在发展和促进人权的历史上,长期高度关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实现和保护。从中国的经验可以看出,发展是解决包括人权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的有效途径。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赵健舟说,中国在人权领域推进的非政治化议程追求平等和相互尊重的人权交流。在国际人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时,非政治化的人权话语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弥合分歧。 在关于残疾人权利保障的发言中,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姝琪说,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是中国立法坚持以人为本,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生动体现。 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人员申天娇说,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契合宣言和行动纲领宗旨,三大倡议的落实有利于规划和指引全球人权治理。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中国少数民族发展权保护、脱贫攻坚对保护人权的意义、中国人权教育发展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为推动我国新时代刑事辩护高质量发展,深化刑事辩护理论研究,2024年6月1日,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主办,上海段和段(杭州)律师事务所承办的“西北政法大学第五届刑事辩护高峰论坛”在杭州市隆重召开。 论坛开幕式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冯卫国教授主持,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朝琦致欢迎辞。马朝琦对会议代表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了西北政法大学的发展历史、西北政法大学刑辩高级研究院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并期待与会嘉宾在本次论坛上可以达成更多共识、产出更多成果,为推动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完善、刑事司法进步做出贡献。 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名誉院长田文昌律师、段和段全球董事局执行主席庄欣旺、浙江省律师协会专职副会长陈三联,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开幕式环节,同时进行了“西北政法大学第五届刑事辩护高峰论坛”征文颁奖仪式,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副院长杨文斌为12位来自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获奖论文作者颁发了奖状、奖杯、奖金。 开幕式结束后,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名誉院长田文昌老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院院长熊秋红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分别做主旨发言。 田文昌老师以《理念定位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决定因素》为题,作主旨发言。田老师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实践中的适用冲突,其本质就是法律制定过程中的理念定位不清导致的条文模糊,并认为理念更新是走出修法困境的必由之路。 熊秋红教授作了名为《刑事司法现代化与辩护制度的演进》的主旨发言,从讨论刑事司法的现状出发,建议以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对刑事辩护制度进行实质化的修改,并出提了具体的修改建议。 张建伟教授作了名为《刑事辩护:现状与未来》的主旨发言,提出了辩护权的发展走向应从注重“国家责任”转为“国家责任兼顾辩护人责任”;基于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提出律师开展诉讼活动应在法秩序下平和进行。 本次论坛共分为“刑事辩护制度完善的理念”“刑事辩护的新形态与新问题”以及“刑事辩护相关原则、规则的完善”三个单元。 来自高校及科研院所、公检法系统、律师界的近300位会议代表参加本次论坛。本次论坛同时开通了线上视频直播、图文直播。 据悉,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7月,长期致力于刑事辩护学科发展、文化推广、人才培养及律师培训;2024年度,已经录取国内首批30名“刑事辩护方向”研究生;研究院组织编写的刑事辩护理论、实务、实训等系列教材国内反响强烈,定期出版的《中国刑事辩护》集刊业界认知度较高;“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培训模式”被广泛认同,并正在国内不断推广;“刑事辩护高峰论坛”至今已经举办五届,已经成为国内刑事辩护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专业会议。 上海段和段(杭州)律师事务所汇集各领域法律实践专家,执业范围涵盖刑事辩护、行政诉讼、诉讼仲裁、法律顾问、涉外业务、金融证券、不良资产管理处置、房地产与建筑工程、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等多领域,提供专业性、综合性、多层次、高标准的法律服务。 【凤凰网】【法治网】【今日头条】西北政法大学第五届刑事辩护高峰论坛隆重召开 https://zj.ifeng.com/c/8a8dernQZez http://www.legaldaily.com.cn/zfzz/content/2024-06/03/content_9005094.html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376604455527907849?wid=1717555679969
6月29日至30日,由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科技与人文高等研究院、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与法律学刊》、兰州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体系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马克思主义与法律学刊》第二届专题研讨会在兰州大学成功举办。此次会议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同就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化研究的重要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会议开幕式由兰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迟方旭教授主持,兰州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相关领导分别致辞,对本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寄予厚望。开幕式后,与会代表合影留念。 本次研讨会共设四个单元,围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体系化研究”这一主题,从马克思主义法学思维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与法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源流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各位专家学者纷纷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分享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领域的成果和深刻见解。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维的基本原则”为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维的辩证性、历史性、实践性等特点。天津大学张恒山教授则以“马克思的权利观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启示”为题,分析了马克思权利观的核心内容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启示意义。 四个单元的研讨中专家学者们分别就青年马克思的法学批判视角、作为法社会学的马克思法哲学、马克思主义法社会学学科体系、列宁农民权利保障思想、女性异化理论视阈下辅助生殖技术的危害与法律规制等议题进行了精彩的报告和热烈的讨论。 本次研讨会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也促进了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深入思考和探索。相信通过这样的学术研讨活动,将推动马克思主义法学不断向前发展,为我国法治建设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在大家意犹未尽的探讨中,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科技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李其瑞教授作会议总结,兰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迟方旭教授致闭幕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体系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马克思主义与法律学刊》第二届专题研讨会圆满落下帷幕,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研究之路仍将继续,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术成果和创新观点的涌现。 【中国网】“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体系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马克思主义与法律学刊》第二届专题研讨会圆满举行http://sl.china.com.cn/wap/pcarticle/195708.shtml#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