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的法治保障”专题研修班开班 9月27日，由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主办，陕西省干部教育培训西北政法大学基地承办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法治保障”专题研修班在雁塔校区开班。西安培华学院党委书记、陕西省乡村建设研究会会长罗新远，西北政法大学培训中心主任、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基地办公室副主任李集合出席仪式并讲话。 李集合指出，西北政法大学积极贯彻落实乡村振兴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高校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重要职能，获批农业农村部“耕耘者”振兴计划首批培训机构，面向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开展培训，推动我省农业农村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本期培训旨在打造能够适应新形势、承担新任务、解决新问题的服务引领乡村振兴的干部队伍，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和坚实人才支撑。 罗新远从建会宗旨、组织架构、活动项目等方面简要介绍了陕西省乡村建设专业研究会的情况。他表示，研究会通过乡村振兴理论研究、实践探索、人才培养以及机制创新等，提升研究与服务能力，针对省、市、县（区）、乡（镇）乡村建设的做法、面临的问题等，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有关建议，为陕西省乡村振兴相关部门及地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据悉，本次培训为期3天，基地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培训内容，邀请原陕西省农业厅厅长史志诚，西安培华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罗新远，陕西省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张旭峰，西北政法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汪世荣等“三农”领域知名专家教授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法治”“乡村振兴促进法”“法治乡村与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等内容进行授课，并组织学员们深入西安市长安区五台街道石砭峪新村和王曲街道唐村进行实地观摩。来自省直机关及各地市的40余名领导干部参加本期培训。

新版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对法学学科建设的意义 王健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近日，国家学位和教育主管部门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这是我国自实行学位制度以来颁布的第五个学科专业目录。新版目录有许多重大变化，在体例上合编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于同一学科门类，一改过去后者只是前者附录、补充的做法，强调两者的地位同等重要；在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安学六个一级学科之外，增设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两个一级学科；在法律硕士、社会工作硕士、警务硕士之外，增设知识产权、国际事务两个硕士专业学位和法律、社会工作两个博士专业学位。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还设置了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两个一级学科。与以往相比，新版目录中法学学科专业的设置，积极回应了学科发展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要，纪检监察学学位授权层次一步到位，法律硕士在举办27年后提高到法律博士，变化尤为显著。 新规实施后对法学院校的影响，一是建立专家组织，组建学科团队。此次新设学科专业都需要以新设、转设或归并等方式成立相应的学科评议组或专业学位教指委。这项工作虽由国家学位主管部门负责，但需要法学专家的参与。法学院校也要组建配置相关学科专家团队或教学组织，而参与其中的专家也需要重新安排个人的学科专业方向，法学院校也要对此进行统筹规划和综合考虑。二是制订或修订学科专业标准化规范性文件，包括学科专业简介、学位基本要求、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核心课程指南、学位论文要求等。这项工作由学位主管部门部署，有关学科评议组和专业学位教指委承担，并需要法学院校管理者和教师参与和支持。三是根据新版目录与管理办法以及有关学科、学位管理政策组织开展有关学位授权点建设和申报准备。这项工作因不同高校授权学科条件的差异而会有所不同。从现行制度和实践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在已有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的范围内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学位点，或在有学位授权的专业学位类别下设置专业领域或专业方向。此次新规废止了过去目录内和目录外的设置办法，明确只要有相应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的学位授权，就可自主设置若干二级学科和专业领域。但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名称，原则上不得与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领域的名称相同，且不得超过规定字数。 其二，在已有目录范围内设置某个尚无一级授权的二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硕士点或博士点，这里具体有两个办法：一是在国家学位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一般性学位授权审核时，按规定条件和程序申报并取得学位授权。目前规定这项工作每3年开展一次。二是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这项制度是2014年试点2016年全面推行的，其核心是在不对学位点做增量的情况下，以建立学位点名额动态补偿机制的方式来解决高校优化学位授权无抓手、“僵尸学位点”无退出机制的问题；高校主动撤销一个硕士和博士点，包括一级学科点或一级学科下的所有二级学科点，则该校可保留一个学位点名额设置其他学科点，俗称学位点“置换”。当然动态调整增设的学位点，必须符合该学位点准入的基本条件。动态调整每年一次，操作成本低，成效显著。近年山西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南大学设立的法学博士点，便是通过此种方式。 其三，获得自主审核学位授权的高校自主增设学位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是2018年国家学位主管部门为将学位点设置权下放少数特定高校创造的一个新概念，即具备一定条件的高校（有20个以上一级学科博士点、年授予博士学位500人以上等）申请获批自主审核学位点权力，不参加一般的学位授权审核而自行审核学位点，包括目录已有和未有的学科专业。获此授权的高校必须遵循两个条件：一是要制定出高于国家同类学科专业的设置标准报国家学位主管部门备案；二是每年增设的博士点数量不得超过该校博士点总量的5%。已有32所高校获此特权。最近同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兰州大学获批设立的法学博士点，便借助了此项政策。自主审核目录外的一级学科和专业硕士（不含设置专业博士），可采取先试点设置的方式（代码标注“S”），待试办达到一定条件，如试办单位有3家以上、有3届以上毕业生、就业需求旺盛等，可将该试办学科专业编入目录。最近批准的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法律实务”（S0354）等硕士专业学位点，即属此类情形。 最后，国家学位主管部门根据需求清单指定设置学科专业。指定设置是设置学科专业的一项新制度，含义是规定国家学位主管部门有权直接指定某单位设置某个学科专业，属于试点设置范畴，并借助国家“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这个概念工具予以实现。清单突出包容性、灵活性，不求系统完备，不拘泥学科专业常规口径，也不强调学界成熟共识度，所列学科专业突出体现国家意志，聚焦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文化传承和民生急需的重大人才布局，每年调整一次。清单制度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普通目录之外的特殊目录，在目录运行方式上结合了“看不见”与“看得见”两只手，本质上体现了学位授权的国家意志和政府调控的主导地位，反映了国家学位授权制度的资源再分配。

以发展促人权 新疆不断提高人权保障水平 本报乌鲁木齐9月26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郑卓报道：9月26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期间，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博乐市民族团结进步研究中心承办的“高质量发展与新疆人权事业成就”边会，在博乐市和西安市同时进行。多位国内外学者、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代表以及在华留学生代表围绕新疆人权事业发展展开讨论。 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健认为，目前中国正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伴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包括新疆人权事业在内的中国式人权事业的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博乐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山江·阿不都克里木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生，推进新疆高质量发展与人权保障事业进入高层次、新阶段。 埃及驻华大使馆前文化教育科技参赞侯赛因·伊卜拉欣认为，中国是一个坚持民族平等、注重少数民族发展和民族团结的国家，有效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这也是中国在维护本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和谐稳定方面作出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科研处负责人王昱廷、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彭无情、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热米娜·肖凯，分别从新疆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依法开展去极端化等工作作了阐述。他们认为，国家切实保障各族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新疆人权事业得到新的发展和进步。 对于中外学者的观点，博乐市青得里街道东方红社区居民沙吾提·艾孜孜感触良多。他所居住小区安装有智能充电车棚、智能洗车设备。“各民族共享现代科技便利，拥有同样的发展机会。”沙吾提说，这就是新疆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的最好证明。 尼日利亚留学生叶苏雅、莫桑比克留学生欧静雅结合到访新疆的经历，讲述了她们眼中的新疆。“不同民族的人交往、交流、交融得非常好。”欧静雅说，新疆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她和同学们会将美好的新疆介绍给全世界。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常安教授表示，以发展促人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与实践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要贡献，新疆地区的人权成就说明，只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大环境，才能为人权事业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新中国第一面国旗诞生史实校订 《 人民政协报 》 （2022年09月22日 第09版）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展现在全体委员面前。右上边的展旗人就是彭光涵。 ▲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就职时，中南海勤政殿会场主席台悬挂的国旗。这是第二面国旗，由赵文瑞缝制。 在对“红地五星旗”进行表决时，很多人不知道，竺可桢是投了弃权票的。曾联松是国旗的“创作者”还是“设计者”，多数人也说不清。到底是谁缝制了第一面国旗？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升起的是第三面国旗？ 本文还原了上述事件的来龙去脉。 竺可桢投了弃权票 在很多图书和相关的报道中，对于国旗方案的选择，通常都是这样记述的：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们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其实，在这次关于对国旗图案的表决中，竺可桢投了弃权票。 竺可桢是毕生为国“求是”的气象事业和物候学的开拓者，从1936年始，担任了13年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他拒绝了蒋介石的赴台邀请，辞去了浙江大学的所有职务，来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竺可桢，这位为气象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有一个特别习惯，坚持写日记。他持之以恒地写了38年零37天的日记。这些日记，既是难得的科研资料，又是切实可用的知识，也是一些重大史实的记录。 《竺可桢日记》第2卷1289页，记录了他在1949年9月27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对五颗星图案进行表决时的情况： 九月廿七日，星期二，北平，晨晴。 ……十点出，赴……北平图书馆，……余在天文书中见有Surya Siddhanta《印度天文学教本》英译本，系1860年布吉尔斯译、Gangooty重加注释，有P.Sgngupta序，1935年加尔各答大学出版。……以邢云林名下借出。……三点至中南海怀仁堂开第六次大会。今日发言……者又有二十五人，……讲毕已将七点，开始讨论国都、国旗、纪元。……国都……纪元……国歌……国旗……均无讨论通过，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国旗用五星红旗系审查委员会意见，……今日骤然提出，实无余暇再行讨论，故余在投票时弃权。 竺可桢的日记，直接明了地记述了他是投了弃权票的。这也从史实上表明，当时的国旗表决并不是一致通过。 第一面五星红旗 事实上，关于“复字第32号”图案选定并制作样旗一事，也是进行了精心准备的。一直担任第六小组秘书的彭光涵在他88岁寿辰时，由郑奕钧撰写的《归侨彭光涵的〈往事·今事〉》一书中，翔实地记述了他监制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经过：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门听取了彭光涵关于各组对国旗图案的讨论意见。彭光涵汇报完之后，周恩来拍着彭光涵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彭光涵接受任务后立即四处寻找画笔、颜料、纸张，等一切备齐时已是后半夜了，他自己动手，画了一幅比《国旗参考资料》开本大一倍的图案，涂上颜色，用了近两个小时。他对着这面自画的红地五星旗，左看右看，远看近看，还挺满意。此时，窗外微微发白，雀鸟开始吱喳欢叫，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把画好的红地五星旗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副主任要的，千万别忘了交给他。 彭光涵通宵工作之后，却毫无倦意。他跑到食堂吃了一碗棒子面粥和两个窝窝头，抹了抹嘴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前门。他要抢时间，一定要在当天下午把红地五星旗缝制出来。 在前门大栅栏，彭光涵找到了一间制旗社，对站在柜台后的师傅说要做一面大的红地黄五星旗，把复字32号国旗图案给他看，强调这面旗很可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师傅听后十分兴奋，马上把老板请出来洽谈。老板表示能为新中国做第一面国旗是制旗社的光荣，一定要用最好的绸料，最好的工艺，最快的速度按要求把旗做好。 霎时间，整个制旗社忙碌起来，把各种红色、黄色绸料摆开让彭光涵挑选。彭光涵根据小组内专家平时对颜色搭配的讨论，选了淡黄色和鲜红色绸料。他同工人一起确定五颗星的大小和摆设位置，而后又一直站在缝纫机旁看工人缝制。到下午3时，一面大旗做好了。 工人们把旗挂在墙上，请彭光涵检查。彭光涵仔细地审视五颗星的形状和位置，看着红黄颜色的搭配，最后说：“这面旗你们做得真好，很好看，很好，谢谢各位师傅，你们辛苦了。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听到赞扬，工人们热烈鼓掌，兴奋异常。 彭光涵问老板要付多少钱。老板笑着回答：“不要钱，小店能为新中国做一面国旗十分荣幸了，这样的机会想找也找不到。”彭光涵执着地说：“你不收钱，我无法向公家交待啊，你知道解放军有条纪律：买卖要公平。我不付钱就犯纪律了。”老板在彭光涵的坚持下收了钱，还开了发票。后来了解到，所收的钱还不到正常价钱的一半。 下午4时，彭光涵回到中南海，立即把五星红旗亲手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叫秘书们把大旗展开，看了又看，表示满意。 1949年9月27日，大会表决通过国旗图案时，展现在代表们面前的，就是彭光涵监制的那面旗。这面旗也是9月30日，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齐亮相大会主席台时，展现在主席台上的那面旗（国旗右上角的展旗人就是彭光涵）。 这面旗当属第一面五星红旗。 第二面五星红旗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宣布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展现的五星红旗是谁缝制的呢？ 这次展现的五星红旗，是第二面五星红旗，这面旗诞生于开国大典前一日，是由普通女工赵文瑞缝制的。赵文瑞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到一家美术供应社当上了工人。机缘巧合，在1949年8月底，一辆吉普车把她和几位工友姐妹接到中南海怀仁堂，参与会场的布置工作。赵文瑞分工制作窗帘和台布。当时只有一台借来的缝纫机，她吃住在机器旁，没日没夜地干，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在国旗式样通过后，大会筹备处交代她们，按国旗图样，赶制一面国旗。 赵文瑞从前门外瑞蚨祥绸布店买来大幅的红绸料和黄缎料，反复琢磨如何裁剪、如何缝制。按照政协主席团公布的国旗制法说明，她用黄缎子剪出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精确地贴在红绸旗面的正反两面，把五角星比齐对正，因室内没有大桌面，她就把地板擦干净，把旗平铺在地板上，趴下来，一针一线密密实实地缝制起来。 几乎是一个通宵，赵文瑞以绝好的缝纫手艺，制作完成了这面红旗。很快，大会工作人员将这第二面国旗悬挂在中南海勤政殿会场。 在中南海勤政殿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会场上，毛泽东宣布主席、副主席、委员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光影见证，历史留真。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职典礼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一史实，也纠正了多年来关于赵文瑞缝制的五星红旗，是用于开国大典当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那面的误传。 第三面五星红旗 开国大典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按下电钮升起的国旗是第三面五星红旗。 这第三面国旗是由宋树信和孟朱海监制的。 宋树信，中共党员。北平和平解放前，他的公开身份是北平的生意人，真实身份是北岳区地下党前门支部宣传员。北平解放后，宋树信被安排进北平市国营永茂公司业务科工作。这家公司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府所属的领导全市生产的一个部门，负责接管敌伪工商产业。1955年，永茂公司改为北京市纺织局。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了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国都。28日，永茂公司便接到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制作1万面大中小三种款式的国旗。29日，永茂公司经理甄树德对一早来上班的宋树信说，市委指示，10月1日毛主席要在开国典礼上亲手升起一面特大规格的国旗，长500厘米，高333厘米。制作任务交给了我们公司，公司领导研究决定，由你来负责完成这项任务。甄树德经理向宋树信布置完任务后，又非常庄重地说了一句：“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在10月1日前，把特大规格的国旗送到开国典礼筹备处。” 宋树信受领任务后，来到瑞蚨祥，找到唯一一卷3米多长、不到2尺宽的黄缎子，又来到一家叫新华缝纫社的店铺。特大规格国旗是连夜用缝纫机赶制的。做到一半时，发现黄缎子的宽度不够，做不了最大的五角星。大家左比右量，总有一个角需要拼接。宋树信不敢下决心，马上向公司汇报，经过一层层请示，最后同意拼接方案：在大五星的一个角上接一个尖。接好尖后，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哪个尖是拼接缝的。缝制好两面特大规格国旗时，已是10月1日凌晨。 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了升旗电钮，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如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宋树信说，升上去的国旗就是他监制的那面拼接了五角星星尖的国旗。而另一面国旗当时由聂荣臻元帅指示护旗的战士用绳子系起，隐蔽在旗杆一边。万一电动升旗装置出现故障，随时准备改用人工升旗，保证万无一失。 73年过去了，开国大典升起的那面五星红旗，现已保存在国家博物馆。尽管对于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有不同的说法，那是因为当时为开国大典准备的国旗不止一面，缝制者显然也不止一个人，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许多人默默无闻地为此作出了贡献。今天，我们把彭光涵、赵文瑞、宋树信都看作是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或第一批国旗制作者中的一员。 曾联松是国旗设计者 行文至此，关于国旗的诞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谜团未解开：国旗的设计者是曾联松，但在官方的表述中，为什么曾联松的“个人创作”最后成为“个人设计”？“创作”与“设计”之别，在国旗设计者心中留下了怎样的憾事？这段历史又是谁披露出来的？而国旗设计的诞生地又在哪里？ 国旗的设计者是在上海“现经社”（党的秘密办事机构）工作的曾楫。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他改名曾联松。7月底，曾联松在报刊上看到征集国旗图案的启示后，经几个不眠之夜，在自己的宿舍构思出轮廓后，剪出一个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并以大星导引于前，4颗小星环绕一侧，如星拱北斗。并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旗面相协调，也表达了中华儿女作为黄种人的自豪。 这组金星图案应放在红旗的什么位置呢？经过反复推敲、比画，曾联松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如此一来，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明朗而不萧疏。曾联松终于感觉有了一个最佳的构图方案。 曾联松据此制成两幅五星红旗图案：第一幅图案上，左上角大五角星上贴着用红色油光纸制作的“镰刀斧头”标志，即“红地五星旗”。第二幅图案上，左上角大五角星里则没有“镰刀斧头”标志。 在投稿应征之前，曾联松把他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校友陈树三请到家中，征求老同学的意见。 陈树三仔细看了两幅图案后，建议曾联松寄送第二幅没有镰刀斧头的图案。作为老同学，陈树三把看法说得特别直率：“第二幅红旗好，第一幅不好。第一幅从内容上说，政治意义重大，符合国情；从形式上看，简洁明了，鲜艳亮丽，看了令人喜爱。但第一幅大星上嵌镰刀斧头，不但影响了大星形象，而且看后有压抑感。有些挤，不自然、不自在！” 陈树三的这个意见，着实让曾联松感到意外。但曾联松还是在不动声色地听着。同时也在思考着旗面是否要改进。 但谁也不知道曾联松到底是怎样思考的，最终他没有听取陈树三的意见，还是把那幅有镰刀斧头的国旗图案稿寄往北京。 当时，全国共收到应征的国旗图案3012幅，从中筛选出38幅，在北京饭店举办了国旗图案选阅室，供大家评选。曾联松设计的有镰刀斧头的图案也陈列其中，十分醒目，首先被田汉、郭沫若看中了，他们建议送毛主席审阅。为了选出最好的国旗样稿，这38幅国旗样稿全部隐去姓名，编号成册。曾联松的设计稿编为“复字第32号”。这幅国旗设计稿样，以其独特的构思、深刻的蕴意，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毛泽东同时建议：把大星中的镰刀斧头删去。因为五星红旗要表现我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 毛泽东的建议被采纳，这幅经修改过的“复字第32号”国旗样稿，在9月27日的大会上获得高票通过。 由于大星上的镰刀斧头被删去，作为国旗的五星红旗的创作属性，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原来的“个人创作”变成了“集体创作”。曾联松也就成为集体创作的一员，由此他也只能是五星红旗“设计者”，而不是“创作者”。假如曾联松当时就把第二幅五星红旗作为应征图案，就不会有删改的问题，那曾联松肯定就是独占鳌头的五星红旗——国旗的创作者。这是留在曾联松心中一生的遗憾。 当曾联松设计的图案被选中，并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时，曾联松已在愚园路1136号华东合作事业管理局任科长了。尽管他看到了《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套红的国旗图案，但因没有写他的名字，曾联松也就无法确定，这国旗图案是否是他设计的那幅。 1950年9月13日，已担任全国合作社总社华东办事处供销处副处长的曾联松来北京出差。刚在饭店住下，就有来自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登门拜访。来人问了曾联松关于国旗设计的情况和投稿的经过，他们问得很详细，还做了认真的记录。 1950年9月27日，回到上海的曾联松收到一封北京寄来的公函，邀请曾联松参加国庆一周年活动，一份红色的观礼请柬，一份绸质的观礼券。这一天，离曾联松投稿的日子，相隔了整整13个半月。迟到的喜悦，依然令曾联松心速加快。 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能够为伟大的共和国设计国旗。这是个人的无上光荣，更是共和国的无比荣耀！ 曾联松如期来到北京，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侧的97号座位上，喜庆共和国的生日。这特殊的待遇，让他兴奋难眠，在宾馆写下天安门观礼诗《赴京观礼》： 乘风秋日走燕台，香拥红旗桂蕊开。 巧夺天工遗玉宇，叨陪盛典萃英才。 霞帔牛斗留诗去，铠甲山河入画来。 更喜月明燕赵夜，高歌万户一新醅。 197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曾联松受邀参加国庆典礼，再次登上了天安门广场观礼台。 1982年3月5日，中国革命博物馆保管部给曾联松寄来了一封征询函（革保第11号），称：“我们拟将您的国旗设计原稿作为革命文物收藏，今去函与你协商，不知意见如何，你有什么要求也可详细说明。”曾联松当即复信，表示同意，并寄去“国旗设计原稿”，并特别明确：个人没有任何要求。 革命文物，弥足珍贵，若开价拍卖，定锤当以万计。而曾联松无私地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他认为这一举措，增添了国家的荣誉，有利于教育后人。 1999年10月19日，曾联松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 （作者：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朱彦  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 闫树军）

近年来，国内各大高校不断深化产教融合，着力构建校园与市场的双向流动通道，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培养了大批实用性人才。情怀事大，总有最细微的落脚。9月16日上午，西双版纳珍藏馆与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研讨会暨直播平台·文创研发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该校长安校区何微纪念馆举行。从探索校企合作新方式，到开创高校学生就业新模式，再到进而助力学校建设发展——此次研讨、签约活动展现出多个维度的生动场景，也打造出“小课堂”与“大市场”密切连接的教育样本。 “一颗颗刻满沧桑岁月的古茶树，见证了少数民族久远的制茶历史”——在西双版纳珍藏馆的“茶人茶语”中，我们感受到绿色发展所带来的深厚福祉。全民注重健康的大背景之下，深挖古树普洱茶内在的保健功能，成为一种趋势，但这条道路并非线性的一马平川，在婉转迂回间需要有人共行。“希望通过与学院开展产学研合作，使古树茶从原始森林走出去，传播千年茶文化，实现发展双赢。”西双版纳珍藏馆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梓春的话语，代表着市场主体的一种心声。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在现场采访制茶人林梓春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孙江教授在现场提出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时代之问。对于市场来说，高校所积累的科创资源、场景开发、人才支撑等优势，无一不是推动“产教融合”的初衷和落脚，孙江教授说，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尤其是对人才的“喊渴声”，各大高校已然声声入耳、念兹在兹。此次，西双版纳珍藏馆与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携手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就是要凝聚更多的同行者。在研讨会上，校方表示愿持续推进珍藏馆品牌建设，加大优质直播人才、宣传人才输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此举是切中肯綮。孙江教授说，“产教融合绝不是一个概念或者一腔热血而已，而是要积极地将“人”与“事”化为校企合作的强大力量。” “从我们做珍藏馆这个品牌开始，我们一直在原始森林里面，到处寻找这种最好的原生态古树茶，制作有价值、有意义的古树茶。”拉开此次研讨、签约活动帷幕的，是由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社会服务团队深度参与的主题宣传片，这不啻是产教融合在现场的一次“产品汇报”。从内容策划到产品甄选，从包装设计到宣传推广……产教融合既赋能企业“优起来”到“走出去”的良性发展，也让青年学子们在实践上完成从“有意思”到“有意义”的认知转变。赢得最有生气的力量，是所有事业的基石。当产教融合让无数个“小我”融入到发展的“大我”之中，也就此点燃在校学生们干事创业的激情和信心。 共建产教融合，同饮百年茶香。“您所购买的每一款古树茶，珍藏馆都将捐出所有销售利润，用于学校的建设发展，以此共同助力西北政法大学美好明天。”孙江说，“利用学校对网络传播、线上技术支持等这样的天然优势，快速制作出小程序卖茶无疑是我们产教融合的一次有益尝试!”打开珍藏馆品牌小程序，这样一句入眼入心的话语让人印象深刻。从帮扶少数民族采茶人，到回馈广大校友，助力学校建设发展，产教融合带来的“双向奔赴”，带来的正是“彼此共赢”。品上这样一杯深山密林古树茶，我们品味一段历久弥新的校友情，我们共建一片未来可期的新蓝海!

秉承法律信仰 传播法治文化——西北政法大学“三下乡”普法纪实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响应国家“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要求，发挥法律学科人才在推进普法宣传，提升社会法制建设中的作用，西北政法大学2022年暑期三下乡共派出以“普法”为主题的实践队10支，他们奔赴祖国各地，深入乡村街道，走访基层政法机关，传播法治信念，普及法律知识，为营造良好法治社会环境，增强人民群众法治素养贡献了青春力量。 深入基层群众，把握法之要义。 国际法学院赴贵州遵义社区桥正调研团队，深度走访了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人民检察院，在带队老师的帮助下，通过实地走访，专业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度分析了农村地区社区矫正的重点，并就农村社区矫正的治理难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学，通过实地调研，深入基层，同学们更为细致的了解了法律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法治国家建设的要义，实践中，同学们还参与了社区矫正人员的矫正教育工作，针对高频犯罪类型，同学们有针对性的像群众讲解了《刑法》《民法》等相关内容，收到社区矫正人员和基层司法所干部的一致好评。 宣传法治思想，立足社会服务。 刑事法学院大数据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及其实际运作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团队，带领志愿者们深入陕西西安14个基层社区（乡村），开展了十余场大众精准普法活动。通过前期调研，团队精准把握了群众所想了解的法律问题重点，针对式、互动式的普法活动使得每一场普法都效果倍增，同时，团队还联动了西安市司法局和诸多知名律所，志愿者协同法律专业人员在锻炼专业本领和提高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切实帮助群众解答了法律问题，提高了法律意识，共同助力法治国家建设。 普及法律知识，赋能乡村振兴。 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的“公益禁毒普法守尉乡村振兴”禁毒法治宣传专项团队，连续三年进行禁毒普法，今年，他们又实地走访了山阳县15个村社、学校等单位，线上和线下同步进行禁毒普法与民法典公益宣传和调研活动。在禁毒普法宣讲中，他们以原模展示，现场示范教学，切实的提升了群众的鉴别能力、预防能力和自我防护意识。在民法典宣讲中，他们结合群众生活需求和民法典新规定、新概念、新精神，以案说法、以例明理，与群众进行了酒桌饮酒责任承担、结婚彩礼返还、宅基地归属与使用等现实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 普法宣讲之余，同学们走进百姓家中，为群众解决劳务雇佣、债权债务纠纷等问题，向群众提供可行的解决途径。以己之学，服务社会，送法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社会组织，以高质量的普法宣传，为山阳县的经济发展、乡村振兴与建设贡献了青春力量。 点燃法治星火，助力民族团结。 刑事法学院赴新疆阿克陶县暑期社会实践团为推进新疆阿克陶地区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培养其法律思维，来到阿克陶县加马铁热克乡巴格拉村“红领巾小课堂”，开展了旨在针对未成年群体在校安全问题及网络信息安全两部分内容的普法教育活动。同学们围绕校园欺凌、手机进校园、未成年人直播等方面队孩子们进行了生动有趣的普法宣传，在场学生反响热烈，积极讲述自身情况，问询法律知识，团队成员逐一聆听，引导孩子们思考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以及如何进行自我心理疏导。这次“红领巾小课堂”活动的普法实践，不仅给维吾尔族的孩子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也给实践队员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队员古力左克热·艾海提和祖姆热提·麦麦提谈到：“普法，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能将自身所学回馈家乡，点燃孩子们心中的法治梦，助力他们今后飞的更远更高，是每一名法律人的责任。” 弘扬法治精神，激发青春力量。 西北政法大学的青年们秉承法律信仰传播法治文化，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用实际行动助力“八五普法”提质增效，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点亮普法的星星之火，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了西法大青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