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上午，我校2023年秋季学期学生工作会在长安校区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召开，校党委副书记郭武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党委学工部（学生处）、研工部、校团委、招就处等部门负责人，各学院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全体专兼职辅导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委学工部（学生处）部长杨明主持。 郭武军对上一学期学工系统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有序推进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以及辅导员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全体学工干部敬业爱岗、勇于担当、全力投入工作的昂扬精神状态和服从大局，甘于奉献，情系学生的爱校爱生情怀给予了高度认可。 他强调，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把握好学生工作的重点难点，勇于担当，开阔格局，展现情怀，坚守初心使命，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升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性和精细化水平。二要坚持系统观念，整体谋划学生工作思路举措，强化责任意识，主动融入办学治校大局，将学生工作与教育教学、就业服务和社会服务等工作深度融合，架构有效沟通协同机制，提升育人效果。三要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好学生工作的风险挑战，坚持强化底线思维，全力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工作、网络宣传阵地建设和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化解风险挑战的能力，筑牢校园安全稳定防线。 学工部（学生处）、研工部、校团委、招就处等部门负责人，分别对2023年上半年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就秋季学期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党委副书记上官亚敏、法治学院 法律硕士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苏丹、国际法学院辅导员韩潇、公安学院辅导员方宁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举行了2023年新进辅导员入职仪式，郭武军为7名新入职辅导员佩戴工牌并赠送书籍，陕西省“十佳辅导员”提名奖获得者民商法学院丁艳艳带领新进辅导员进行了入职宣誓。 杨明表示，全体学工干部要认真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以勇于担当、争先创佳的工作状态；以善作善成、实事求是的方法原则，做好全年学生工作。在日常工作中要时刻警钟长鸣，防范重大危机事件，夯实责任，认真落实任务；要提高政治敏锐性，畅通信息渠道，丰富教育形式，注重工作实效，确保网络阵地安全；要强化内涵建设，切实发挥“一站式”学生社区功能，充分发挥“时代新人铸魂工程”的重要场域和载体作用。 我校将持续聚焦辅导员队伍素质能力提升，多措并举，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辅导员队伍。全体学工干部将凝心聚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落实好各项工作要求，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贡献学工力量。 【供稿：党委学工部（学生处）】

9月20日下午，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在学院资料室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学院班子成员、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全体辅导员参加学习。学院党委书记赵玎玎主持会议。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和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会议精神、中央及陕西省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精神，学习讨论学校《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制度，赵玎玎、院长姬亚平、院党委副书记李芳、副院长杜国强分别领学并结合学院实际进行交流研讨。 会议要求，全院干部教师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精神，深刻理解教育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要坚持不懈深化理论武装，抓好继续整改和建章立制，把主题教育同落实党的建设各项任务、抓好当前重点工作、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结合起来，推动主题教育和中心工作互促并进。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结合学院实际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强有组织科研，推动法学学科更好融入全面依法治国实践。要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及时研究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找准结合点，将理论学习、上级决策转化为务实有效的工作举措，推动各项事业发展。 【供稿：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

9月23日，我校和新疆师范大学共同主办，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我校高等教育研究所和《法学教育研究》编辑部承办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法学教育”学术论坛暨《法学教育研究》第七届专题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昆仑校区举行。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彤、我校副校长马朝琦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彭无情主持。 陈彤在致辞中介绍了新疆师范大学法学教育的现状与成就。表示学校以边疆治理为学科凝聚点，统筹多学科发展优势，推进哲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交叉融合，为新时代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马朝琦表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为开启新时代教育强国新征程擘画了新的蓝图，也为我国法学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西北政法大学强化使命担当：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传承红色基因。二是主动服务需求，积极融入国家和区域发展大局。三是加强法学教育研究，推动新时代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理念更新。 主旨发言环节由我校原党委书记、研究员宋觉主持。我校教授严存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坤轮分别作“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涅聚”“《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解读”主旨发言。 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南大学、云南大学、西南大学、广州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3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共100余人次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供稿：高等教育研究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探索 李伟弟 1935年10月，中央党校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中央决定党校恢复办学，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1937年2月中央党校进驻延安。1943年3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 资料图片 202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时指出，“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将其视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并不断予以加强。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发挥思想更新和教育转化功能，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尚革命品格的党员干部的实践过程，二者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政治性、思想性、实践性、革命性等特征。 在思想认识方面，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的战略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深刻认识到干部教育培训的极端重要性。党的一大上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工人学校以提高工人觉悟。在党建立的初期，由于党员数量迅速增长，相关教育培训制度尚未建立，一般党员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政策不熟悉或认知不透、缺乏实践经验和工作方法以及个人主义倾向等诸多问题。陈独秀在总结工作时指出，首先需要批评的就是“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 着眼于解决上述问题，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了成为革命政党的重要规律之一即在于“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强调实现由革命愿望向革命运动转化的基础在于建立“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训练。1924年5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该决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的要求。1925年9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形成的《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再次强调办党校的重要性，提出了分级设置党校、分类培训干部的工作方针，并对培训对象、学制、学习内容以及学做结合的原则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说明。1926年7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强调“竭力养成工作人才”，决定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译《革命常识》《党务常识》“初级党校（训练班）教授方法”等教育教本和教学大纲。1931年4月出台的《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把干部的培养工作作为“苏区各中央分局中心任务之一”，同年8月，《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指出，随着革命高潮的向前发展，由干部需要增加和干部缺乏引起的“干部恐慌”现象，“万分迫切的要求全党加以最高限度的注意，采取最有力的办法求得解决”，“干部是党的中心枢纽，实际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 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后，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革命形势的深刻变化客观要求党亟须加强在政治、军事、经济、根据地建设以及国内外交往等方面的工作广度和深度。对此，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需要从“指导伟大的革命”“建设伟大的党”的高度培养“最好的干部”。同年10月，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着眼于从“苏区与红军的党”向“建立全中国的党”这一变化，明确将“发展党与巩固党，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作为党的战略任务。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指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将理论学习提升到党的根本目标的战略高度。鉴于党内干部存在将马列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毛泽东以干部教育为突破口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在此期间，为提升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党中央及相关部门相继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等文件要求，为干部教育培训的明确化、规范化、全面化指明了方向。1942年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干部教育工作”是全体教育工作“第一位的”。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革命任务的阶段性调整，干部教育培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地位和战略定位逐步得到提升与明确——由政策话语逐渐转变为具体的政治实践、教育实践、制度实践，尤其是凸显了其在树立革命思想、锻造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功能。通过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党对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以及无产阶级进行了深度改造，促使他们完成了从人身解放到思想解放，进而成为中国革命领导者、践行者的教育转化。 在机构建设方面，建立完整的党校培训系统 自党的一大召开之后，党中央已经逐步着手建立党校组织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机构。其中，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即创办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根据《宣传问题议决案》要求，在地委之下设立以工人为主、学习期限为一至一个半月的普通党校；在区委之下针对政治智识较高和具有工作经验的党员则设立学习期限为三个月的高级党校。 伴随革命运动和干部队伍发展的需要，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各地纷纷掀起了建立党校的热潮。例如，1924年12月，刘少奇等人创办了党历史上第一所党校——安源党校。1925年10月，李大钊等人创办了党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北京党校。同时，北方区委党校（1926年2月）、湘区党校（1926年1月）、沪区党校（1926年3月）、粤区党校（1926年6月）等一大批党校相继成立。根据授课对象、方式、时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中央开设干部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构成的中央训练班，各省、区委也因地制宜开设各类干部训练班。除以上党校、训练班进行日常授课外，另有暑假党校、寒假党校等形式，“力求短而切实有效”地提升干部的革命素养、政治品格、战斗能力。 至1930年底，由于革命根据地建设取得重要进步，建设校址固定、机构常设、教学系统、规模较大的党校已具备客观条件。《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专门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根据这一指示，各苏区结合工作需要逐步建立起常设性的党校：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1931年3月）、皖西北党员干部学校（1931年8月）、湘鄂西省委党校（1931年春）、川陕省委党校（1933年2月）、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1934年秋）。其中，1931年7月，苏区中央局党校（党训班）成立，后续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中央局党校。1933年3月，由中共中央局党校改组建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正式开学。为适应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要求，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不足一月，即立即将因长征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予以复学，并以“中共中央党校”的名称正式开展干部教育培训活动。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于党校教育的层级进行了明确，依据职级、学制、内容、人员等不同，分别开设高级党校、中级党校、普通党校和新党员训练班。1940年2月《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将培训层级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党校。自此，标志着党的干部教育培训走向了正规化、体系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上述工作安排，中共中央在中央局或中央分局逐步建立了体系化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例如，1939年1月成立的北方局党校，下辖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太行分局、冀鲁豫分局等党校；在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所辖晋察冀区、冀中区、冀热察区等党委组织分设有党校，形成了横纵交错、上下衔接、遍及全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各革命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机构建设走的是一条符合当时国情、党情、民情的道路，表现了因势、因时、因事进行设置的灵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并兼顾了革命与建设、创新与发展、机制与体制的基本要求。同时，干部教育培训在机构设置的过程中还集中凸显了党管干部、抓住“关键少数”、服务大局等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充分展示了党在革命建设道路上始终如一加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政治导向。 在教育体系方面，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干部教育培训离不开教育体系的科学布局和顶层设计，集中表现在对教学人员、教学内容、教育原则、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合理设置。这一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紧密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性原则，重点突出了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时代导向，既囊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也客观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在教学人员构成方面，自1924年起，中共中央局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共旅莫支部抽调大批干部回国，罗亦农、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任弼时等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训练的共产党人分批回国，分别赴中央、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组织开展革命运动和党校教育等活动，并成为党校教育教学的骨干成员。并且，党的中央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积极参与教学授课活动，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张闻天、李维汉等分别在中央训练班、苏区中央局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多次讲授过课程。其中，毛泽东非常注重通过党校系统培训干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不仅围绕党校建设工作多次发出指示批示，还直接参与到党校、训练班的建设、组织和授课工作——他在湖南区委举办的训练班中，多次讲授农民问题和调查方法；在革命根据地转战时讲授过阶级斗争、革命发展、土地革命、政治决议等相关内容；在延安时期，在中央党校多次举行专题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整顿党的作风》等党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均是其在这一时期的党校报告内容。除上述人员经常参与各省组织的党校和训练班授课外，各省、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也通过参与授课，及时传达党的各项政策以及革命斗争经验。并且，范文澜、柯柏年、艾思奇等一批专家学者参与了课程的讲授，对于提升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和思想认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教学内容方面，呈现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走向，并涵盖了加强党员建设、组织队伍建设、工农革命队伍建设等实践内容。早期的教学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主体，通过综合指导开展党建、工会、学生、妇女等各类工作的方法，辅以开展知识传授和文化教育，推动工农阶级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斗争本领。例如，沪区党校结合上海工作的实际讲授党的方针政策，前期开设有“政治问题—注重实际”“上海联合战线”“职工运动”等相关课程专题，后期根据授课反馈意见和工作成效，进一步加强了开展“怎样做宣传工作”“怎样鼓动、训练群众”“罢工战术”“工会的策略及运用方法”等具体业务的授课。随着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逐步稳定，出于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的需要，除了党的政治理论与革命实践工作外，还增加了关于经济建设、自然地理常识、军事训练、语文等相关课程。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全会向全党发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要求普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列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1940年1月、2月，中央书记处分别发布了《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其主要内容均是加强全党干部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用。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要求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研究中国现状和历史，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总体上，各级党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线，在课程设置上都涵盖了党的建设、哲学、中共党史、中国问题等相关内容，突出了干部教育培训的教育导向和实践价值。 在教育方针、原则与教学方式方面，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形成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鲜明特色。罗亦农在北京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就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1929年，中央在给福建、广东、四川省委的指示中，均强调办训练班要注意将理论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授课时，刘少奇、董必武、杨尚昆等人在讲课时联系中国实际，用深入浅出、生动通俗的教学方式给受训党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更是突出展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品质——在授课期间，他根据中国国情，详细论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及时在党员干部中答疑解惑、统一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专门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3年11月，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时题词“实事求是”，确立了党对干部教育培训的基本准则和教育方针。 为进一步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实效性，中央党校于1939年春还组织学员赴陕北安塞、延川、延安等地开展实习调查，将理论学习认知与具体实践感知充分结合起来。围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原则，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形成了灵活多样、理实并重的教学方法体系。例如，北方党校即明确了将授课、自学、讨论、答疑相结合的教学方法。1929年12月，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细致规定了“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讨论式”等十种上思政课的教授方法。中央党校除在课堂讲授之外，还采用“讨论式”“文化娱乐活动”等形式开展教学，例如，中央党校受训党员广泛参与“黄克功枪杀刘茜案”的讨论等。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干部教育培训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切实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方法观念具有创新特色。 通过上述教育机构、内容、原则以及方法的创设和优化，干部教育培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确立了下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期各级党校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探索实践经验。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2022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百年奋斗视域下的陕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研究”(22JK18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习近平 2022年1月1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党中央举办这次专题研讨班，目的是深入研读和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关于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我在很多场合已经提了要求。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讲了党中央对全会议题的考虑，强调制定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必要性、重要性和需要把握的重点问题。在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我强调要以学习全会精神为重点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历史自信、自觉坚守理想信念，坚持党的政治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坚定担当责任、不断增强进行伟大斗争的意志和本领，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举行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我强调开展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就是为了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特别强调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做到自觉践行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实际、带头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 这次办的是专题研讨班，既然是研讨，我想在同大家一起研读全会决议的基础上，重点讲5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了全面总结，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强调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强调进入新时代党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全会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时强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重分析研究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的灵魂和旗帜。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科技文化十分落后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等等。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常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杀出一条血路也是要有理论指引的。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局面。 2021年12月27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我们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新时代强军目标和战略，提出维护和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的全面管治权，提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提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等等，都是从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出发，经过审时度势、科学判断、深入思考提出来的，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2021年9月30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全会决议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永无止境。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我们要实事求是分析变和不变，与时俱进审视我们的理论，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创新的创新，决不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我们常说现在领导干部有个“本领恐慌”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本领不足是理论素养不够。毫无疑问，我们要坚持党的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同时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理论论点也不可能一成不变，由其产生的具体方针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比如，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党就要以此来思考、谋划、推进发展工作，不要偏离，不要动摇。 总之，时代在发展，事业在前进，我们不能简单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所说的话来套今天的中国实际，也不能简单拿党过去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和由此产生的具体政策举措来套今天的工作。什么事情都要看一百多年前是怎么说的、几十年前是怎么说的，不能越雷池一步，只能亦步亦趋，那还怎么前进？！那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个问题：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 古人说：“善为理者，举其纲，疏其网。”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这次全会决议，对党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作了全面分析，强调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强调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强调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2021年9月13日至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这是13日下午，习近平在米脂县杨家沟革命旧址考察。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有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大革命时期，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确立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中心任务，领导人民兴起了大革命的洪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及时调整中心任务，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抗日战争爆发后，党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中心任务，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党认识到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并在这个中心任务指导下夺取了解放战争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党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变化，不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科学分析，党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党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新特点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虽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但却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重点抓住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新的特点。党深刻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要求，科学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从各方面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面对复杂形势、复杂矛盾、繁重任务，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特别是如果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就会对党和国家事业产生严重危害，甚至是颠覆性的危害。比如，当年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第三个问题：重视战略策略问题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一百年来，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 2020年10月19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高度重视战略策略问题、不断提出科学的战略策略作了全面总结，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明确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全面内战，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推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战略策略，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强调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领导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强调进入新时代党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提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战略。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战略策略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毛泽东同志很形象地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同志讲的这种领导，就是战略领导。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这场战争能不能胜利？怎样争取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国土小人口少我国土大人口多、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准确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的三个阶段，系统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依靠力量和战略战术，使全国人民对抗战的进程和前途有了清晰的认识，极大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讨论抗战胜利后党的发展前途时，毛泽东同志就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抗战胜利后，我们党迅速调集2万干部和11万军队抢占东北，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共77人，其中派往东北工作的就达20人。这是多么富有远见的战略决断！后来的发展也证明这个战略决断对解放战争胜利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绝不能犯战略性错误。小的方面有看不到的，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样的失误牵涉的是一点一事的问题，影响面不大，纠正起来也比较容易。如果在战略上出现了偏差，那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付出的代价将会很大。党在早期有过惨痛的教训。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在战略上判断错了，看不到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性，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付出了极大代价。所以，我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 古人说：“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仓卒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幸成也。”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要取得各方面斗争的胜利，我们不仅要有战略谋划，有坚定斗志，还要有策略、有智慧、有方法。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站位要高，做事要实，既要把方向、抓大事、谋长远，又要抓准抓好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既要算大账总账，又要算小账细账。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策略活力，就容易出现患得患失、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问题，就会错失发展机遇。 解放战争后期，党领导进行土地改革，这是一个争取广大农民支持的战略举措，但怎样把它落到实践中执行，需要采取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土地改革工作开始有些乱，一些地方有些“左”，后来及时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根据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策略。第一种是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第二种是日本投降至1947年8月大反攻前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第三种是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因群众尚未发动，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正是实行了有区别的正确的策略，整个土地改革进行得很顺利，无论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党都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真诚拥护和支持。 各地区各部门确定工作思路、工作部署、政策措施，要自觉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必须无条件执行，确保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党中央战略决策时应该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制定策略，这是必须的。同时也要注意，大家提出的各种策略，有的可能是符合中央战略的，有的则可能是偏离中央战略的。这就要注意及时总结评估，偏离了的要赶紧调整。 第四个问题：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2020年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湖南考察。这是16日下午，习近平在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了解当地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开展红色旅游和红色教育情况。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高度重视管党治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作了全面总结，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坚持“两个务必”，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强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着力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强调进入新时代党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如此等等。六中全会决议概括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第五条就是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第十条就是坚持自我革命，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自我革命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所以，我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在去年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我再次讲了这个问题，强调党的高级干部有相当的领导权、决策权、指挥权，如果立场不稳、“三观”不正、自律不严，很容易在政治上、政策上走偏，不知不觉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代言人，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自我革命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廉洁自律、反腐倡廉问题是我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原因就是腐败问题远未根绝。现在，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党内仍然存在搞“七个有之”、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贿赂、欺压百姓等问题。所以，我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着，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这里，我再用重槌敲一下响鼓！党中央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不论谁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决不饶恕！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 第五个问题：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注重进行党史学习教育作了全面总结，强调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继续抓好落实。 对六中全会决议，不要觉得一看就懂，其实不然。关于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前两个历史决议、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都有过大量论述，都郑重作过结论，这次全会决议坚持这些基本论述和结论。同时，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新认识。决议注重运用党史基本著作成果和党史界学术研究成熟成果，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新论断新表述。比如，完善了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分期的表述，把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四个阶段界定为“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而第二个历史决议表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比如，明确将“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标志为“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比如，结合遵义会议具体组织安排和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增写了“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拓展了遵义会议重大意义的概括和总结。比如，贯通“14年抗战”回顾和总结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修改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抗日战争“八年之久”的说法，将抗日战争起点确定为1931年，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全面回顾和总结党领导的14年抗战的历史贡献和历史意义。比如，首次在历史决议中写入“在革命斗争中，党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的观点。比如，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八个明确”拓展为“十个明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列为第一个“明确”；增加了第七个“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内容；第十个“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此外，第二个“明确”，增加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第三个“明确”增加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表述。对这些新论断新表述，要深入学习领会，以利于更好认识和把握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2020年8月18日至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安徽省考察。这是19日下午，习近平在合肥市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重温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我历来重视党史的学习教育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先后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等座谈会和大会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大会上发表讲话，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宣传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9年，我着眼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件大事，提前就加强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进行思考和谋划，强调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心、勇担使命。2020年，我就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统筹起来进行考虑，多次提出要求。2021年2月，我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讲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主要讲了为什么学习党史、党史学什么、怎样学党史的问题。之后，我又多次对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提出了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到地方考察70余次，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瞻仰对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有的是专程去瞻仰革命旧址和纪念场所，主要的基本上都走到了。每到一地，我都是怀着崇敬之心，重温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回顾党一路走过的艰难历程，灵魂都受到一次震撼，精神都受到一次洗礼。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党全国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习党史、铭记党史，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真正坚定历史自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这样做，就一定能收到明显成效。 推动全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靠一次集中学习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况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年轻干部的党史学习教育要不断进行下去。这次进行党史学习教育总结时，我专门作了批示，强调要认真总结这次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全党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更好用党的创新理论把全党武装起来，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实下去。要原原本本学习全会决议，学懂弄通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学懂弄通党坚守初心使命的执着奋斗，学懂弄通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学懂弄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要用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推动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带头学党史、经常学党史。要用好干部教育培训机制，继续把党史作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必修课、常修课。要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渠道，推动党的历史更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好党史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用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形成的良好机制，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满腔热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