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营造西北政法大学浓郁的体育文化氛围，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环境，健全学校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近日，王立彬教授做客西北政法大学，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的演讲。 本次西北政法大学首届体育文化节活动历时一个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和广泛好评。 在当天的体育大讲堂，邀请到了王立彬教授作为主讲人，以标题为《我的奥运人生，我的中国梦》的演讲，从自己的球员时期、教练时期到解说时期为同学们讲述了自己的篮球之路。结束后，王立彬教授和同学们进行问答互动，耐心、仔细的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首届体育文化节是西北政法大学落实素质教育，加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一次探索和创新，同时也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为指导，将立德树人目标落实到体育教学与实践之中的一节生动的思政课。

西部网讯（记者 凌旎 房建建）今天（4月15日）下午，省政协“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月度协商座谈会在西安召开。会上，农工党陕西省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西北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晓宁表示：水资源短缺是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加快推进我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陕西黄河流域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和必然选择。 李晓宁说，自2011年至2019年间，陕西总用水量持续增长，各行业用水量持续增长，其中农业、工业、生活、生态用水10年间分别增加5.10、1.60、6.33、2.38亿立方米。其中，农业始终是用水大户，占用水量的50%以上。全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低，各地区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供需矛盾突出，部分区域水污染严重，水生态与环境形势严峻。 对此，李晓宁建议，要提升农业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重点是提升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应持续扩大农业灌溉节水工程，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根据当地水资源条件，因地制宜确定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并严控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积极扩大节水耐旱作物种植比例；完善农业节水补偿机制，激发农户自主使用农业节水技术。 “解决我省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问题，必须节流与开源并举。”李晓宁表示，陕北应加强生态保护，加大水资源的污染防治与监管工作，改善水资源质量，进一步缓解水资源的供需压力，分别在延安、榆林等地区新建大、中、小、微相结合的调蓄工程，实现引黄调蓄系统化，推进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充分利用长江流域的充沛水资源，加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建设，为陕西沿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和保障。 李晓宁还建议，要加大沿黄地区污水治理措施，提升污水处理率。重视黄河流域周边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保护源区、河口等关键区域；对于工业废水排放进行严格把控，制定流域辖区企业排污标准，对污染严重或排放标准不合格的企业应采取改造、关停的措施，加大惩罚力度。

陕西开展国家安全普法宣传系列活动 让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观念深入人心 本报讯 （记者 成全勃）4月15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结合当前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省委普法办、省司法厅围绕“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和迎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举办营造良好氛围”活动主题，组织开展了2021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法治宣传系列教育活动。 4月8日至30日，省委普法办、省委国安办在“法宣在线”陕西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试平台举行国家安全专题学法考试，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学习掌握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同时，着力抓好领导干部的国家安全普法教育，将国家安全法律知识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提升领导干部国家安全意识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 4月11日至30日，省委普法办、省司法厅组织各地各部门参加全国普法办在智慧普法平台（中国普法网）、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举办的“齐参与”“4·15有奖竞答”活动，在全省掀起国家安全法律知识普法热潮。省委普法办还邀请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副院长王东明录制《国家安全法的基本内容与时代使命》、邀请西北政法大学医药卫生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进录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编制《校车安全法律法规手册》等，于4月15日前联合省教育厅在中小学进行全网推送，让青少年从小树立国家安全意识。 省委普法办和省司法厅还在法治陕西网开设“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专栏”，推送国家安全法治宣传资料、挂图、展板模板，推出国家安全法律知识小课堂，开展网上普法。在省司法厅网站、“陕西司法”微信公众号推出《国家基本法律知识宣传应知应会电子题库》，突出宣传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30余部法律法规，加深社会各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解，增强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促进依法防控疫情、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 王健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法学本科专业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是实施法律专门人才培养最有代表性的一项教育制度。它是标准的法学学制系统中的第一个层次，是培养法律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是法学院校教学设施的主体和判断一个法律职业者第一次接受法律教育程度和状况的显著标识。法学本科专业教学的内容结构与方式方法，最能反映一国法律制度的基本样态，并因而成为比较法学或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了解其他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主要就是关注它的法学第一学历教育情况，包括美国的JD。 学科和专业是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个不同概念。学科是知识分类概念，专业是人才培养概念，是知识分类概念实际运用于知识传递活动的结果。一个学科可以成为一个专业，但一个专业往往由若干学科交织组成。学科的划分由专家、学者采用学术标准设计完成，是一个学术行为，而专业的设置在我国实行行政许可审批制，具有行政管理性质。专业的设置，不仅要考虑科学性和规范性，还会考虑区域布局和管理等因素，以“控制专业”和“特种专业”加以标识。 学科及其分类概念的确立是晚清移植西学分科模式并与我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不断糅合的结果。中国传统与当今知识分类的主要差别在于接受并确立了分科设学和学务专门这两条原则。受苏联高等教育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接受和使用“专业”概念，指“专门职业”或者“一种专长”，满足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专门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成为高校的基本教学组织和教学设置的基础。历史上法学类先后设置过许多不同的法学专业，目前主要是法学专业，此外还有少数高校开设知识产权、监狱学等具体专业。 “本科”一词源自清末新学制，对应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的层级设置依次开展大学预科、正科、研究科教育。本科即实施大学科目的教育，它是预科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又是高级研究科教育的基本条件，因而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今天的法学本科概念，沿袭了近代学制的这个传统，内涵明确而稳定，通常是以高中毕业为起点，经过四年左右有计划、有目标、有组织的法学专业学习的教育制度。规模上，截至2020年8月，我国有635所高校开设法学本科专业，约占全国高校的50%。在校人数少的有几十人，多的有一两千人，相差较大。法学专业的数量和在校生人数堪称世界之最，其中近七成的法学专业是最近20年间新开设的。区域分布上，可以说从最东边的佳木斯大学到最西端的喀什大学，从最北边的黑河学院到最南端的三亚学院，法学专业的设置早已遍布神州大地，法科学子的弦诵之声通达四至。从历时性上看，在这些历史长短不等的法学专业中，天津大学的前身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于1895年开设“律例学门”，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法学专业。北京大学法学专业除1952年至1954年院系调整短暂撤销外，自京师大学堂时代至今未曾中断，是我国开办时间最长的法学本科。若从持续不断的意义来看，吉林大学法学专业自开办至今从未中断，时间最久，迄今已有73年。法学专业依存的高校主要隶属于教育部、中央和国家其他部门、地方政府和军队系统。虽然法学专业遵循统一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办学标准，但也因此导致各高校经费、师生编制以及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的问题。 了解法学本科专业的内涵，只要看一看它的教学计划便一目了然。经典的本科专业教学计划通常包含培养目标及其具体规格、学习年限与时间安排、课程目录和教学环节四个要素。实践中，高校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订发布的指导性教学计划为模板，结合自己的师资条件等因素制订具体的实施性教学计划。各高校的专业教学计划之间虽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当然，不同时代的教学计划，教学目标、课目、学习时限和相关要求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深刻反映出法学教育与特定时期现实政治需要之间的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要求，着力废旧立新，确立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法制要求的法学教学体系。到1960年代前期，法学专业教学计划的体例结构和内容要素基本定型。改革开放以来，法学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不断修订和丰富完善，在思政教育与专业学习、理论知识教学与实习实践训练、本国法与外国法教学内容等关系的处理更加成熟和稳定。2018年以来教育主管部门开始实施《法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该标准对法学专业构成要素，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教学规范、教师队伍、教学条件、教学效果、质量保障等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规定了总量约为160学分、“10+X”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设置模式，即除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法律职业伦理10门课程之外，允许法学院校在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商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证据法、财税法9门课程中任意确定5门课程，作为法学专业的必修课。这一课程设置模式，既坚持了专业内涵的最低标准，又为法学院校开展个性化人才培养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法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法学本科专业教学制度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达到了一个新发展水平。

吉同钧（1854—1936），字石笙，陕西韩城人，是清末著名律学家、陕派律学的代表人物，著有《大清律讲义》《现行律讲义》《秋审条款讲义》《审判要略》《乐素堂文集》《乐素堂诗存》等。吉同钧十九岁考取秀才以后，科场蹭蹬，经历五次乡试、四次会试，于光绪十六年（1890）三十七岁时方中进士，分到刑部任职。刑部向分两派，当时的当家堂官是陕派律学大家长安薛允升，重视“乡谊”，对吉同钧格外提携和指点。薛允升“谆谆以多看秋审相告语，并为摘要指示”。从此，吉同钧“在家埋头读律，手抄《大清律》全部，皆能成诵。旁搜律例根源数千卷，并远绍汉唐元明诸律，参考互证，必求融会贯通而后已”。 崇芳曾说：“秦人钟太华严肃之气，代出法家，长安薛大司寇为其大宗，所著《读例存疑》一书，风行海内，然亦止贯穿古今，若云博通中外，尚须让作者独出头地，统观各著，始知余言非虚誉也。”（《上刑部长官减轻刑法书》谨跋）吉同钧身处历史的转折点上，对西方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并通过对中西法律优劣短长的系统比较，对传统法律更加自信和坚守，而不能简单地以顽固保守视之。萧之葆《吉石笙先生圹志铭》：“盖先生于法律一门，寝馈其中者数十年，晚又博考欧美各法，故能荟萃今古，淹贯中西，非仅娴习例案可比。论者谓薛公法学亘绝千古，承薛公之后者先生一人而已。” 1906年，吉同钧兼任京师法律学堂、法政学堂、法部律学馆、大理院讲习所四处教习，“其在法律学堂讲学，专主唐律清例。其在孔教会演说，专尊四书五经”。民国时“犹拖小辫，一言一动，推之衣服器用，均不变旧日面目，有人笑其顽固，讥其迂腐者”。吉同钧也自号顽石山人，但他真的思想顽固守旧吗？ 实际上，吉同钧“尝慨慕外国轻刑之刑，思革重典”，早在“甲辰八月”（1904）便上刑部长官《减轻刑法书》，提出减轻刑罚建议，比沈家本、伍廷芳著名的《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还早一年。吉同钧认为“现例死罪多至一千五六百项”，比《唐律》还多。也许有人会说“今与古异，例缘时定，不得不为时变通”。但他又指出同时期西方国家“俄、法、英、德诸国死刑亦止于斩，均无缳首、凌迟、戮尸之制，且斩首之刑，英、法不过十余项，德、俄仅止二三项”，也较中国减少百倍。也许有人会说“欧亚相去数万里，风俗民情不同，未可以彼例此也”，但日本近在咫尺，其“风俗民情与我当无大异，乃彼此相较，彼之新订刑法仅四百三十条，死罪不过二十项，且止绞而不斩，虽以故杀与强盗之犯亦不处死，以视中例，多至二千数百条，死罪一千五六百项者，其轻重繁简岂可以道里不哉！”吉同钧后来奉命纂修《现行刑律》，就将《大清律例》中“凌迟、枭示、戮尸尽为废除，一切身体之刑如枷号、笞杖等刑分别改用外国监禁工作、罚金”，吉同钧减轻刑法之意得到实现。 当时国内对废除律例中备受中外指责的酷刑，不分新学、旧学，意见似乎空前一致。但当日本刑法学家起草的《新刑律》一出台，遂引起轩然大波，“旧学以《草案》为败俗、为斁伦，新学又以《大清律》为严酷、为迂腐”。在新旧交讧之际，吉同钧并没有简单地选边站队，他撰写《论旧律与新刑律草案、中律与外律可并行不悖》一文，调和新旧学之间的矛盾，他说：“治内地可用《大清律》，而租界华洋杂处之地则宜《草案》；治国人可用《大清律》，而对旅居中国之外人则宜《草案》。且现时可遵用《大清律》，而数十年后宪法完备之时，则可参用《草案》。” 实际上，吉同钧既不保守，也不顽固，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观点，他以自己数十年用功甚勤的法律学识及丰富的司法审判阅历，主张“刑法无论今古，不分中外，总以不背习惯、推行尽利为要。现处中外交通、潮流共趋轻刑之时，固不能拘守旧日严法，致与各国大相歧异，然止当损过就中，与外国不甚触背，以求适本国之用”。并引“西儒斯宾塞尔”的名言“一国之法律必须与本国之历史及国体有同一之性质，否则实行之际，流弊不可胜防”，“无论何国政令，须合于本国国情，若舍己芸人，效颦学步，必贻削足就屦之讥”。 《新刑律》一经刷印散布，外而各省督抚，内而六部九卿群相攻击，举国哗然。反对者认为“千年之礼教、服制、名分剗除殆尽”，吉同钧则居间调停，力主“旧律与新刑律草案、中律与外律可并行不悖”。他说，“夫《大清律》者，乃历代相传之法典，斟酌乎天理人情，以治中华礼教之民，犹外国之有习惯法、普通法也。《刑律草案》者，乃预备外人收回治外法权、办理华洋交涉之案，犹外国之有特别法及成文法也”。 吉同钧一直在对中西法律“絜长较短，辨别异同”，“孰得而孰失者，不惮反复推详”。他在《刑律缘宗教而生与宗教相表里论》中指出，“中外宗教不同，故刑法各别，未可以中律为尽是而外律尽非也”。本着这样持平中立的立场，吉同钧认为不应有“新旧之见横于胸中”，当然也不必有中外之互相歧视，“惟研究法律之精理，择其可行者肄业焉”。 蔡枢衡在《近四十年中国法律及其意识批判》中指出，“三十年来的中国法和三十年前的中国法不联接，只是具体的不联接，不是抽象的不联接；清末的变法只是旧法的扬弃或改造，不是旧法整个抛弃。抽象看来，三十年前的中国法和三十年来的中国法是联接了的。旧律中的积极的成分在新法中是被保存了的”。他又进一步说，自海禁大开以来，“中国有法律意识，而没有自我觉醒的法律意识，也很少有意识的体系”。自我觉醒的法律意识，“所以创造的材料在中国国境范围内；认识的对象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理想，是中国的法律、判例、风俗、习惯、学说和思想，不是外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理想，不是外国的法律、判例、学说和思想。换句话说，创造者的感觉、表象、概念、判断和推理构成的根据是中国的法律、学说、判例、习惯、思想和第二阶段的著作，以及中国的历史、社会和理想等等”。 蔡枢衡受近代法律思想和理论的陶铸，他的文章作于1940年，是基于对清末以来变法及后遗症的历史考察而做的理论思考。吉同钧饱读诗书，认为“《论语》一书非但道德之渊薮，而亦历代法律之鼻祖也。即如夫子之答叶公，不以证父攘羊为直而以父子相隐为直。斯言也，盖融铸道德法律於一炉，并以道德救法律之弊者也”。凭着他的传统文化的自信和直觉，在变法之初，预感到“外国法律行之外国则尽善，行之中国难尽通”。并指出：“平心而论，外国法政，各有精意，固当采集所长以资补救，惟《大清律例》恰当乎中国风土，尤当深切究明，以为判案之资。”（《京师法律学堂开学演词》） 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的忧虑，吉同钧晚年似乎趋于保守，他在《日记》中表明心迹：“吾之斤斤欲复旧律者，盖以古律为经学之支流。欲扶孔教，必先昌明经学，而昌明经学，又必自规复旧律始。”吉同钧“有鉴于此，惧新学之心醉欧风，数典而忘其祖也，故法政、法律学堂均设《大清律》一科以示保全国粹之意”。因此，吉同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守望者，而不能简单粗暴地视其为顽固守旧者。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教授） 原文链接：http://www.cssn.cn/zx/bwyc/202103/t20210324_532119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