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党委宣传部配图 摄影 杜超英) 本报讯(记者 江雪)当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袁纯清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虹一起揭开崭新的校牌时,师生们欢声雷动。昨日,西北政法大学设置暨揭牌大会召开,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法科大学,从此跃上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1937年,为培养抗日干部,党中央在延安成立陕北公学,开创了党办高等干部学校之先河。69年沧桑巨变,学校历经延安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政法干部学校等变迁,“文明公正,严谨求实”的校训始终一脉相承。今年11月,经教育部批准,由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昨日的大会上,副省长朱静芝宣读了更名通知,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省委副书记杨永茂分别讲话。赵大程说,西北政法大学的成功更名是我国法学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杨永茂在发言中指出,西北政法大学的更名标志着陕西在建设高教强省的进程中又迈出了重要的、可喜的一步,并代表省委对西北政法大学提出了五点希望。 大会之后,刑法学专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还为师生们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2006-11-19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党委宣传部配图 摄影 杜超英) 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西北政法学院正式更名升格为西北政法大学。11月18日上午,西北政法大学在长安校区隆重举行设置暨揭牌仪式。揭牌大会由省委常委、省委教育工委书记郭永平主持,副省长朱静芝宣读了教育部更名通知;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袁纯清,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赵虹揭牌;教育部法学学科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赵大程,省委副书记杨永茂先后在会上讲话。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省委常委宋洪武、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遵义、省高院院长赵郭海、省检察院检察长胡太平等出席会议。 西北政法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传统的学校。其前身是1937年诞生的陕北公学,历经调整合并,于1958年成立了西安政法学院,1963年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建校以来学校培养出法律等各类专业人才5万余人,为陕西、西北乃至全国的法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截至目前,学校专业涵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商学、工学四大学科门类,学校在校本科生近1.5万人,研究生2400多人。 杨永茂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学校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是学校综合办学实力提高的表现,也是学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标志着西北政法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标志着陕西在建设高教强省的进程中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作为国家布局在西北地区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基地,西北政法大学在推进依法治国、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杨永茂希望西北政法大学的领导和广大教职工以更名为契机,再接再厉,戒骄戒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始终牢记为人民办教育、为社会办大学的基本宗旨和历史使命,不断探索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认真贯彻“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的原则,坚持规模和质量的统一,以改革为动力,不断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大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切实加强人才师资队伍建设,把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强省和构建和谐陕西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记者 王鸣琦)
2006-11-19新华网西安11月18日(毛薇薇)大雁塔旁,终南山下,历经风雨的西北政法大学已走过69年的光辉岁月。西北政法大学坐落于六朝古都西安,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富有丰厚文化底蕴的高等学校。 学校的前身是1937年中共中央创立于延安的陕北公学和1941年建立的延安大学,此后历经上世纪50年代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和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等发展阶段,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和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革命干部。 1958年,西北大学法律系并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成立西安政法学院;1962年与陕西财贸学院合并更名为西安政治经济学院;1963年定名为西北政法学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1980年后成为司法部主管的全国五所高等政法院校之一。2000年,学校划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由陕西省主管; 2006年11月正式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陕北公学(1937-1941)——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干部高等学校1937年,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校址定在延安东门外。校长是成仿吾,副校长是罗迈(李维汉),陕北公学抗战时期与“抗大”齐名,强烈地吸引着全国各地和海外的进步青年奔赴这里。陕北公学开创了党办高等干部学校之先河,为党的干部高等教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办学4年培养了13000名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1938年3月10日,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为陕公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子。”他豪迈地说:“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 校歌: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地,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努力,努力,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努力,努力,锻炼成抗战的骨干。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昂头看那边,胜利就在前面! 教育方针:坚持抗战 坚持持久战 坚持统一战线 实现国防教育 培养抗战干部校风:忠诚 团结 紧张 活泼 延安大学(1941-1949)——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1941年9月,经党中央研究决定,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任校长,校址在陕北公学原址。1943年,延安“鲁艺”、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行政学院依次并入延安大学。延安大学历时8年,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培养了万余名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培育了“立场坚定、公正无私、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老延大”精神,积累了创办综合大学的宝贵经验。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党的教育事业、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教育方针:适应抗战和边区建设需要,培养和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工作干部。进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教育,以提高学员的革命理论水平;加强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修养,以培养学生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学校教育和各实际工作部门及实际活动相结合,以便使实际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达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学与用的统一。 学风:自由思想 实事求是 埋头苦干 遵守纪律 主动自治 团结互助教风:教师有讲学与研究的自由;教师与实际有密切联系;教师与学院打成一片;教师经常进行自我教育。 延大教师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兼职教师,即实际工作部门的负责干部;一部分是专门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可谓群贤毕至,大家云集。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1949-1953) 1949年,为了培养适应新中国政权建设所需的各类干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延安大学迁到西安,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陕西省政府主席马明方兼任校长。1949年民大校部和二部迁驻高陵县通元坊;一部、三部迁驻泾阳永乐店。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坚持党对学校的领导,有优良的校风、学风,有充实的学习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她办学4年,为西北五省区培养了各类建设干部11000余名,为西北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校风:忠诚老实 实事求是 团结互助 艰苦朴素 西北政法干部学校(1953-1954)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1954-1958) 1953年3月,为了提高西北地区政法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改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成立西北政法干部学校。1954年学校更名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为西北及周边一些省份培训县级民政、司法、检察、监察干部。校址由通元坊迁至西安南郊。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在办学5年中,为西北五省区和内蒙、河南、山西、四川等地培训在职公、检、法干部2154人;举办民族班17期,培训民族干部305人。 西安政法学院(1958-1962)——西北地区第一所高等政法院校 西安政治经济学院(1962-1963) 西北政法学院(1963-2006) 1958年8月,经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准,西北大学法律系调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成立西安政法学院,从此开始了学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历史。 1962年陕西省委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方针,将西安政法学院、陕西财贸学院合并为西安政治经济学院。 1963年8月,国务院作出把西安政治经济学院分为西北政法学院和西安财经学院的决定;同年9月1日,西安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到“文革”前,学校成为全国著名的四所高等政法院校之一,培养了一批哲学、法律、新闻等专业的优秀毕业生。为西北地区民主法制建设、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期间,学院惨遭破坏,直至1972年撤销。陕西省教育主管部门将学院教师安置在部分高等院校,保存了师资力量,为学院的复办储备了师资队伍。 1978年8月国务院批准西北政法学院在原校址复办。1979年开始招生,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1980年以后划归司法部主管。90年代末,学院形成以法学为主、多学科、多层次协调发展的办学体系。 西北政法大学(2006-)——全国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西北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中心、陕西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要基地 2005年12月西北政法学院顺利通过教育部更名大学的评审,2006年11月正式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今天的西北政法大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具备了相当的办学规模和较强的学科实力、师资力量、学术环境、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成为了一所以法学为主要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高等学府。 西北政法大学将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为建设法学特色鲜明、人文、经济、管理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开放性、高水平的教学研究性政法大学而不懈奋斗。
2006-11-19西北政法学院更名西北政法大学 来源:人民日报 新华网西安11月18日(毛薇薇)11月18日上午,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仪式在陕西西安举行。 西北政法大学的学校的前身是1937年中共中央创立于延安的陕北公学。1941年,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1949年,延安大学南迁西安,改建成西北人民革命大学;1953年又改组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次年更名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1963年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2000年,学院划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由陕西省主管的学校。近年来,该校为全国、尤其是西部政法基层系统培养了大量的司法干部,被誉为“政法干部的摇篮”。 2006年11月西北政法学院正式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据了解,更名后的西北政法大学将成为一所以法学为主要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高等学府。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5000人。西北政法大学由陕西省领导和管理。 辉煌的历史:从陕北公学到西北政法大学 新华网西安11月18日(毛薇薇)大雁塔旁,终南山下,历经风雨的西北政法大学已走过69年的光辉岁月。西北政法大学坐落于六朝古都西安,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富有丰厚文化底蕴的高等学校。 学校的前身是1937年中共中央创立于延安的陕北公学和1941年建立的延安大学,此后历经上世纪50年代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和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等发展阶段,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和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革命干部。 1958年,西北大学法律系并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成立西安政法学院;1962年与陕西财贸学院合并更名为西安政治经济学院;1963年定名为西北政法学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1980年后成为司法部主管的全国五所高等政法院校之一。2000年,学校划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由陕西省主管; 2006年11月正式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陕北公学(1937-1941)——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干部高等学校1937年,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校址定在延安东门外。校长是成仿吾,副校长是罗迈(李维汉),陕北公学抗战时期与“抗大”齐名,强烈地吸引着全国各地和海外的进步青年奔赴这里。陕北公学开创了党办高等干部学校之先河,为党的干部高等教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办学4年培养了13000名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1938年3月10日,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为陕公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子。”他豪迈地说:“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 校歌: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地,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努力,努力,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努力,努力,锻炼成抗战的骨干。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昂头看那边,胜利就在前面! 教育方针:坚持抗战 坚持持久战 坚持统一战线 实现国防教育 培养抗战干部校风:忠诚 团结 紧张 活泼 阅读全文 教育部关于同意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的通知 经批准 西北政法学院更名西北政法大学
2006-11-19本报讯(记者 呼延思正)西北政法学院更名设置为西北政法大学,昨日在长安新校区举行了隆重的揭牌挂牌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虹、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以及陕西省领导袁纯清、杨永茂、宋洪武、朱静芝等出席了大会。 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是创立于延安的陕北公学和延安大学,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经以后多年发展变化,1963年定名为西北政法学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后成为司法部主管的全国5所高等政法院校之一。 在昨日大会上,副省长朱静芝宣读了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的通知。经教育部批准,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为多科性本科学校,同时承担研究生培养任务。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5000人。西北政法大学由陕西省领导和管理,其发展所需经费由陕西省统筹解决。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袁纯清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虹为大学新校牌揭帷。新校牌使用了书法家舒同的字体。舒同生前曾两次为原西北政法学院书写过校牌,所写牌匾笔力雄劲、气势飞动。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党委宣传部配图 摄影 杜超英)
2006-11-19(党委宣传部刻录自陕西卫视11月18日18:30陕西新闻联播) 西北政法学院今天正式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代省长袁纯清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虹为学校更名揭牌。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省委副书记杨永茂分别代表司法部和省委、省政府致辞祝贺。 西北政法大学前身为1937年党中央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后经调整、合并,于1958年成立了西安政法学院,1963年更名西北政法学院。 省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郭永平主持更名设置大会。 赵大程说,作为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学校,西北政法大学不仅为我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在办学思路、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他希望西北政法大学师生以更名为契机,把学校建设成为西北地区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 杨永茂说,西北政法大学的更名标志着陕西在建设高教强省的进程中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希望西北政法大学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不断提高办学治校能力,要坚持规模和质量的统一,建立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推动科学创新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要以改革为动力,推进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推动教学改革,要结合传统节日,开展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主题教育活动,为广大学生成长营造良好的氛围,为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强省和构建和谐陕西谱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 省上领导宋洪武、刘遵义、朱静芝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更名仪式。 (陕西台报道)
2006-11-18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2006年10月27日,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教授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熊晓芳女士专访(冯卫国拍摄) 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用現代法律精神建一流服務型大學 香港文匯報駐陝西記者 熊曉芳 借西北政法學院將於11月18日正式更名為西北政法大學之際,記者專程採訪了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教授。 秉承老延大傳統繼往開來 西北政法大學坐落於聞名中外的古都西安,是一所中央與地方共建的高等政法院校,是西北地方高等法學教育與法學科研中心。其前身是1937年9月成立的陝北公學,後經歷了延安大學、西北人民革命大學、西北政法幹部學校、中央政法幹部學校西北分校,1958年經中央批准,組建西北政法學院,承擔起為西北地方培養政法類專業人才的重任,2005年12月經教育部專家組評審升格為大學。建校以來,西北政法大學已培養法律及各類專門人才近6萬人,同時,隨著近年來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入,逐漸邁向以法為主、經、管、文、哲、工等多學科協調發展的多科型大學。 我國著名刑法學專家賈宇教授2006年6月出任校長以來,積極宣導“學術自由,服務為主”的辦學新理念。他表示,現代法律提倡民主、自由、平等、秩序、公正的精神,對於他所從事的大學管理亦有很大幫助。今年6月份上任的他決意要把西北政法大學建成一所學術自由、服務為主的外向型大學。 賈宇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西北政法大學在近70年的辦學歷史中,“老延大”傳統成為西北政法大學不斷創新、進取的精神源泉,長期的法律研究更使他認識到,將法治精神、人文傳統融入到大學管理中去,會促使西北政法大學成長為21世紀的現代大學,使之服務於西部,服務於更多的來西部創業的企業、客商。 服務於教學科研全力營造學術樂園 西北政法大學是現任校長賈宇的母校。1963年出生於青海省貴德縣的賈宇,1983年畢業于西北政法學院,獲法學學士學位,1986年在該校獲法學碩士學位;1992年考取武漢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師從著名刑法學家馬克昌教授,1995年畢業後回母校任教,2006年出任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教授主要學術研究為刑事法學和國際刑法問題,他長期關注的學術問題是“全球死刑的存廢問題”,學術造詣斐然,2002年被武漢大學法學院聘為刑法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同年被聘任為國家司法考試命題委員會委員。 多年從事法律研究讓賈宇在大學管理中也頗有裨益,他把現代法學中民主、自由、平等、秩序、公正的精神運用到管理中,大力宣導服務型管理。他認為,管理是一個方面,更多的是服務,行政和後勤部門的管理者要更好的為教師和學生服務,而作為校長,他則會更多的為管理者服務。“大學不是機關和企業,其核心是教師和學生,主體是教學和科研。” 賈宇表示,要把西北政法大學營造成學術樂園和學問天堂。建設學科,創新學術,培養學者,優化學風,廣納賢才。 “在不違反國家法律的前提下,學術無禁區。”賈宇認為,學術管理行政化是學術的天敵,學術自治是所有學者的理想,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分野亦是學術自由的核心問題,大學必須有學術創新的廣闊空間。他崇尚學術自治、學術自由,而且帶頭不擔任學術委員會主席和職稱評定委員會主席。 賈宇表示,近期將著力改善教師工作條件,增加學生對學校事業發展的參與度,規範管理後勤部門工作制度。快速建立現代化大學治理模式,管理權力下放,工作重心下移,充分調動各方積極性,樹立教職工的主人翁責任感,促使各學院進入良性發展軌道,擴大校領導思考更多大發展的空間。 為港企法律服務有得天獨厚優勢 “香港是與我校交流時間最長、交往最頻繁的地區,至少有10多年的歷史了。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的深入和CEPA的實施,港企北上、西進已成為一大趨勢和潮流,投資西部的港企、港資、港商越來越多,由於兩地社會制度的差異,他們在西部投資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各種法律問題,西北政法大學願借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為他們提供相應的法律服務。”賈宇告訴記者,願與香港各界開展更廣泛的深入合作、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務。 賈宇介紹說,西北政法大學在為港商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務方面具有其他任何機構無可比擬的優勢。第一,西北政法大學歷史悠久,人脈廣播。最早可追溯到1937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創辦的陝北公學。2005年12月通過教育部專家組評審升格為大學。在近70年的發展歷程中,為社會培養了近6萬名政法專業人才,被譽為“政法幹部的搖籃”。第二,西北政法大學新建占地1078畝新校區,環境優美,功能齊全,全日制在校生達15000人。第三,西北政法大學是西北地方惟一的政法類大學,在辦學中,與西部地區的黨政和法律界建立了良好的人脈關係,在西部各省工作的校友也都可以隨時、隨地提供相關法律服務。 冀港生“北上”盼與港更多交流 賈宇介紹說,西北政法大學與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律師協會之間存在長期的合作,雙方多次互派學者和學生訪問和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雙方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今後將拓展協定交流範圍,簽署交流協議,深化交流程度,除加強師生間的交流外,加強教師長期進修和科研合作,例如聯合培養碩士生和學歷教育等。 賈宇極力推崇開放式辦學,他表示,要把眼光投向海外,擴大合作區域,把西北政法大學辦成近6萬名校友共同的大學。盡可能地擴展海外和港澳臺地區的優秀生源。西北政法大學擁有面向香港招生的名額,賈宇表示,歡迎香港學生踴躍報考,來十三朝古都西安學習。
2006-11-14华商报讯(记者 李勇钢)教育部日前复函陕西省政府,同意位于西安的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同时撤销原西北政法学院建制。 西北政法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7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1941年,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1949年,延安大学南迁西安,改建成西北人民革命大学;1953年又改组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次年更名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1963年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2000年,学院划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由陕西省主管的学校。近年来,该校为全国、尤其是西部政法基层系统培养了大量的司法干部,被誉为“政法干部的摇篮”。 据悉,更名后的西北政法大学系多科性本科学校,以本科教育为主,同时承担研究生培养的任务。该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5000人。
2006-10-26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高级法院副院长黄河 王莹摄影 □1987年,黄河教授开始在大学讲授农业经济法;2005年,他成为欧洲农业法委员会第一个中国个人会员 □因为长期研究土地法、关注农业法及“三农问题”,他被人称做“黄土地”; □在全国人代会上,从经济法角度阐述“三农问题”的他引起关注。 忧虑:学生不选修农业经济法 1987年,还是西北政法学院一名普通教师的黄河,怀着极大的热情承担了讲授农业经济法的任务,开始,前来听课的学生还很多,渐渐的,来的学生越来越少,直至少到无法再将这门课开下去。 身为老师的他很困惑,我国是农业大国、学校里有众多来自农村的学生,为什么没有人选修农业经济法?从学生那里他知道了原因:农业经济法不受社会重视,发展前景似乎也不乐观。 随后,黄河开始讲授与农业经济法相关的土地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土地价格上升,房地产业成为投资热点,黄河又开讲了房地产法。尽管如此,他心里仍在想着农业经济法。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待了来自哥斯达黎加的一位首席大法官,会谈中他了解到,哥斯达黎加是个农业国,而这位大法官竟是一个农业法专家,此次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中国的农业立法,是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工作人员陪同该法官专程来西安与黄河座谈的。自此,黄河开始了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和探讨,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黄河得知在国外专门研究农业法的人非常多,许多律师和法官都是农业法专家。 黄河开始思考:我们这泱泱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到了9亿,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研究农业法?改革开放多年了,为什么农民依旧不愿意用法律维权?一方面,多数农民缺乏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不了解法律程序,经济上也有困难;另一方面,标的小、难办的涉农案件很少有律师愿意接手,这也是农民难以获得法律服务和援助的原因。 “‘三农’问题,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研究方向,‘三农’问题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解决不好将会给中国以后的发展造成难以预计的困难,法制建设和制度建设将是保证‘三农’问题解决的重要因素。同时,我还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村很有感情,我要尽自己的智慧服务‘三农’。”黄河说。 倡导: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2004年初,我国部分地区发生了禽流感疫情,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很快控制了局面。黄河说,局面之所以得以控制,主要是政府给予了扑杀家禽的农民补偿,这种补偿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不过,尽管这样,农民仍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如果我们成立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而且可以减少农民的损失。我觉得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是很现实的,并且具有紧迫性。”2004年的全国人代会上,黄河领衔提出《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议案》。 黄河说,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风险大、保险赔付率高,保险公司难以承受;同时,高赔付导致了高保费,高保费又令更多的农民买不起保险,农业保险发展走入了日渐萎缩的“怪圈”。 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和中央“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不同的许多特点,如自然风险大、生产周期长、投资回报慢等。农业的这些特征表明,它不仅是社会效益高、自身效益低的基础产业,而且还是风险因素多,难以稳定发展的弱质产业,因此特别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必要的支持保护,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是政府支持保护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黄河看来,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中的“绿箱”政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实施农业保护时,必须采取以“绿箱”政策为主的间接方式。属于直接保护方式的保护措施,都位于WTO规定的“黄色”区域,而属于间接保护方式的保护措施,基本都位于WTO规则中的“绿色”区域,农作物保险与收入安全计划则属于间接保护措施之一。由于农业保险本身具有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高的特点,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农业保险列为政策性保险,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进保险体制改革,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呼吁:建立农产品产量担保制度 黄河提出的每一个议案都有充足的根据,这些根据直接来自生活实践。今年黄河领衔提交了《关于修改农业法》的议案,该议案4000多字,对农业法的指导思想、农业投入法律制度、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农村金融及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等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黄河说:“农业法中规定的农村金融制度过于笼统,可以借鉴国外的‘无追诉贷款担保’制度,建立我国的农产品产量担保制度。比如农民要种5亩小麦,每亩可以收获300公斤,就可以按照每斤1.5元贷款2000元,以5亩地的产量作为担保,如果收成好了,农民把小麦卖掉后还贷款,如果因为自然灾害收成不好,比如只收了100公斤小麦,农民就可以用所收小麦冲抵贷款。”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显示了中国领导人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也是中国农民的一大福音。黄河充满自信地说:“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作为人民的代表,我会不遗余力地履行职责。”
2006-09-28西北政法学院十多名大学生联合西安市总工会等部门,在碑林区临时劳务市场开展法律维权咨询与调研活动 暑期实践 和农民工谈心 2006-07-22 华商网 - 华商报 “您和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吗?没有签,那怎么保护您的权益呢?” “用工单位有拖欠工资的情况吗?讨不到工钱,您知道寻求哪些帮助吗?” …… 昨日上午,西北政法学院法学三系暑期社会实践队的十多名队员,与西安市总工会等多家职能部门,在文艺路口的碑林区临时劳务市场里,联合开展了法律维权咨询与调研活动。 社会实践队队长黄大成说,从5月底就开始筹划这项活动了。大家希望了解西安市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基本生存状况与法律意识,并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形成书面报告,以期相关部门更好地解决农民工问题。 7月19日、20日连续两天,大学生们分别与西安市总工会就业服务中心和劳动权益服务站、西安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等部门座谈,了解了这些职能部门在促进农民工就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具体措施与工作。 农民工现状使大学生感慨 昨日,大学生们在碑林区临时劳务市场随机进行农民工生存状况与法律意识问卷调查,和农民工朋友谈心。大二学生邵琦和50岁的甘肃妇女杨素兰交谈了很长时间,工资低、工作时间长、从来没有签订过所谓的用工合同、也没有参加过工伤及养老保险,这些现实的普遍情况,让问完十多个问题的大学生邵琦一阵阵揪心。她说,通过对几位农民工的了解,这些情况其实还不是最严重的;农民工较为普遍的维权意识差,对政策不了解,以及在城市中遭遇的不被尊重的待遇,不时有农民工反映少数职能部门存在“踢皮球”的现象,是她连日来感触最深的地方。 但让人有信心的是,大多数被访问的农民工都表示出了对政策了解的期盼、对职能部门及社会机构扶助的渴望。 多个部门维护农民工权益 昨日进行宣传调研活动的还有西安市总工会进城务工人员劳动权益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该站站长冯桂萍表示,与高校的学生团体(暑期社会实践队)进行合作,根据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大学生的研判分析,获知新鲜的情况。 冯桂萍分析了目前农民工进城务工遭遇的棘手问题,如没有劳动合同、说不清楚给谁打工、不知道雇佣方的相关信息……作为“突出维护职能”的工会及进城务工人员劳动权益服务站等职能部门,都可以帮助农民工朋友维护合法正当的权益。 西安市总工会进城务工人员劳动权益服务站的电话是029-87264744、83041926。 一个大学生和一位农民工的对话 下面这个形式简单的对话,可以从一个侧面让人们了解到,农民工问题的症结所在。 大学生邵琦(以下简称邵):您好。以前,您与用工单位签过劳动合同吗? 农民工庞刚(以下简称庞):没有。都是口头上一说就行了。 邵:那出现过拖欠工资问题吗?没有合同,不好要工钱吧? 庞:(叹气)是的。那也没办法。要不来,就算了,反正打的是零工,工钱也不多。 邵:一天工作多长时间呢?庞:说不来,反正超过8个小时了。 邵:工资被拖欠了,知道找谁帮助吗? 庞:一般是直接找老板呐,找不到就没办法了。该找谁啊? 邵:如果生病了,会怎么办? 庞:扛着么。家里俩孩子都在上学,我会一直供他们。有了文化,才能改变命运吧。 邵琦分析,从对话中反映出一些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不强,遭遇的困难较多,往往出现心灰意冷的无奈情绪,这说明职能部门及社会机构的扶助力度还需要加大。 对美好的憧憬、对家人的爱,多少农民工背负着生活的重担,整个社会还需要从人本的视觉去平等地看待农民工、善待农民工。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孙强 采写
2006-07-23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以良法促善治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传统西方中心主义法治叙事难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中国以恢宏的法治实践和独特治理效能,为法治文明对话提供了新视角。提炼并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的必然之举。立足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成就,分析其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探索法治实践深化与法治传播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时代呼唤中国法治叙事 全球化使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时代主题。有学者提出,“文明冲突”并非历史必然,以平等、尊重为基础的“文明对话”才是人间正道。“叙事”作为传递价值理念、塑造集体认同、解释实践逻辑的核心载体,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法治领域,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被塑造为“唯一成功叙事”,非西方世界的法治探索则被视为例外或偏离。然而,金融危机、地缘冲突等暴露了西方治理模式的深层矛盾,其法治叙事的光芒日渐黯淡。中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实践证明,法治现代化道路不止一条。系统提炼中国法治实践经验,形成既能解释自身成功之道又能与世界沟通的中国叙事,是紧迫的时代课题。这并非制造新的话语霸权,而是丰富人类法治文明,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参考与可能。 中国法治叙事的内在逻辑 中国法治叙事的内在逻辑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引领,体现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卓越成就。 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引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中国法治叙事的核心所在。其一,明确了根本保证,即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确保了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有效避免了陷入“党争纷沓、决策僵局”的治理困境。其二,确立了价值旨归,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超越了形式法治的局限,追求实质性的公平正义。其三,体现了系统观念,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展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系统性。其四,具备了全球视野,提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是以法治实践构建中国叙事。新时代以来,中国法治建设成就是中国叙事最可信的素材。在法治国家层面,宪法权威得到有力维护,宪法实施和监督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完善,国家安全、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立法成果斐然。司法体制改革纵深推进,司法责任制、互联网法院的先行探索以及智慧法院的全面建设等,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和效率。 在法治政府层面,“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各级政府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依法行政水平显著提升。数字政府建设优化了政务服务流程,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行政决策的程序法治化有效遏制了“任性用权”。 在法治社会层面,新时代“枫桥经验”焕发活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日益完善,诉源治理成效明显。“八五”普法规划深入实施,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氛围逐渐形成。这些全方位、开创性的法治实践构成了中国法治叙事。 中国法治叙事面临的挑战 我国拥有丰厚的法治实践基础,但中国法治叙事融入全球对话仍面临挑战,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等问题。 “他者”视角的误读与偏见。国际舆论惯用“民主—威权”二元框架裁剪和评判政治、法律实践,忽视了中国法治道路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蕴含的治理逻辑与显著效能。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阻碍了全球南方的叙事传播。 “自我”叙事能力的短板。概念话语“翻译”困境突出,如“全过程人民民主”“诉源治理”等概念的翻译难以准确对应西方法学话语,直译易致误解。叙事方式有时较生硬,缺乏具体、生动案例,以贴近对象国民众习惯的叙事话语与方式传递理念和价值的叙事能力较弱。学术、政策与传播话语转换融合尚不充分。 对话平台的“西强我弱”。多数国际学术平台、主流媒体仍由西方主导,中国设置议题、传播理念常处于被动回应地位,较难掌握话语主动权。 构建中国法治叙事体系 要构建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法治叙事体系。理念层面:坚守“文明对话”的平等与包容立场。倡导互学互鉴,尊重各国法治多样性。既要向世界阐明中国道路,又要提炼应对人类共同治理难题的普遍规律,以引发共鸣。 内容层面:提炼融通中外的标识性概念。挖掘中华法系“礼法共治”“德主刑辅”等精髓,赋予其现代内涵。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具体国际法治规则,在数字经济、气候变化、外空治理等新兴领域提出中国方案。选取典型案例,通过具体故事传递中国法治理念。 方法层面:创新叙事传播的路径与方式。推动叙事主体多元化,鼓励专业人士和社会公众通过国际交流、合作项目、民间交往等多渠道讲述中国法治故事。搭建利用多边平台,主办高端论坛、民间对话,推动中国学术与法治文化“走出去”。精通话语转换,培养深谙中国法治精髓、通晓国际传播规律的专业人才队伍,创新策略与方法,借助社交媒体、文化产品等形式,增强叙事亲和力。 法治文明对话不应由一种声音垄断,中国以成功的法治实践为全球对话提供了新的叙事可能。这一叙事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扎根中国实践,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平等交流。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提升法治叙事能力,才能阐明中国法治道路、展现中国法治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这不仅关乎国际话语权,更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责任。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译介与传播研究”(2022K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法治叙事为全球对话注入新动力
Since 1999, a Philippine military vessel built during World War II has been grounded at the Ren'ai Jiao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says that by doing so, the Philippines gravely violated China'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What is the vessel? And why it is there? CGTN reporter Zheng Yibing explains. 【中国国际电视台】我校潘俊武教授接受CGTN采访 解析仁爱礁争端法律实质 https://news.cgtn.com/news/2025-06-19/Dark-side-of-the-grounded-Philippine-ship-1EkvduLK8j6/p.html
3月13日上午,“《生态环境法典》:开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篇章”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会上,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赵万东为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授旗。 赵万东表示,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的成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举措,希望宣讲团迅速架起法典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扛起时代责任,全方位、多层次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坚持研以致用、深学细讲,争取产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 《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被确立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迈向了系统化、集成化、法典化的全新阶段。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依托学校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研室建设,由专业教师、在读学生与校友共同参与。 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团长韩利琳教授、副团长薛亮教授表示,将立即行动,凝心聚力,踔厉奋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投入到法典的学习、宣传和实践中去,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西北政法大学的力量。 【西部法治报】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成立 【群众新闻网】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成立 【西安发布】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授旗成立
为深入落实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要求、推进网络犯罪防治工作,西北政法大学讲师董昊赟指出,坚持党建引领是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推进网络犯罪治理的根本保证。唯有以党建为核心牵引,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网络空间治理效能,深入推进网络安全技术与现代治理机制系统性变革,才能持续优化网络空间环境,更好履行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的责任使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网络安全屏障。 党建领航定向,夯实公安网络治理政治根基 董昊赟认为,党建引领是公安机关激活新质战斗力、推进网络犯罪治理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公安机关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党的领导贯穿网络犯罪治理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她提出,要把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党建工作重要内容,引导公安民警增强网络犯罪治理的政治、思想与行动自觉;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网络诈骗、电信诈骗、数据泄露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将党建工作成效体现在打击犯罪、守护民生的实际行动中,确保公安网络犯罪治理工作沿正确政治方向前行。 党建赋能提质,构建警务发展新形态新体系 针对数字化、信息化带来的公安工作新挑战,董昊赟表示,需以党建引领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建设,推动党建与警务模式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技术革新、机制优化与人才建设。 各级公安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联建、支部共建打破警种壁垒、整合内部资源,引导党员民警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中攻坚克难;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网络犯罪侦查、技术防控党员攻坚突击队,推动警务工作实现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静态管控向动态治理、粗放作业向精准打击的转变,构建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精准打击的全链条防控体系,全面提升网络犯罪治理专业能力。 党建融合数智,推进主动警务模式提档升级 董昊赟强调,智能化、数智化是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建设的关键支撑,党建引领为数智融合驱动公安工作提供组织保障与动力源泉。 各级公安机关要推动党建与数智化建设深度融合,将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数智化警务发展优势;强化民警数据赋能意识,把数据采集、分析与应用能力纳入党员民警教育培训和考核体系,引导党员民警带头学用数智化技术;以党建引领推动防范关口前移,实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阻断,从源头遏制网络犯罪,让数智化成为提升警务处置能力的核心抓手。 党建聚力协同,织密全域网络风险防控体系 面对复杂严峻的网络犯罪形势,董昊赟指出,仅靠公安机关单一力量难以适配新时代治理要求,党建是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协同治理的核心纽带。 公安机关党组织要主动牵头,与网信、工信、金融、司法等部门开展党建联建共建,建立跨部门党建协同机制,打破信息壁垒、推动资源共享,搭建数据共享与智能化研判平台;以党建凝聚全社会治理力量,消除防控漏洞,构建公安机关牵头、多部门参与、全社会协同的综合治理格局,织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域网络风险防控体系。 董昊赟总结,网络犯罪治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核心任务,公安机关必须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党建激活新质战斗力,推动警务工作转型升级,将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网络犯罪治理实际效能,为保障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公安保障。 【中国日报网】董昊赟:坚持党建领航 筑牢网络安全治理根基:https://cnews.chinadaily.com.cn/a/202603/11/WS69b1213da310942cc49a295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