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行的2024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代表与会工商界、法律界发布了《2024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北京宣言》，鲜明地提出了要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建经济开放格局，并强化法治保障作用，深化全球法商交流，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加强工商法治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成为与会者达成的一致共识和会议倡导的主旋律。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全球经济复苏和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方案和动能，中国作用再次受到各方瞩目。与会嘉宾认为，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涉外法治能力，应对外部风险和挑战，为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 如何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和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为我国国际经贸合作和对外开放保驾护航？为此，《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受邀参加2024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的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易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瀚。 涉外法治对外开放相互促进 记者：涉外法治建设事关对外开放工作大局和贸易秩序建设。此次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对国际经贸和法治合作提出了倡议。如何看待涉外法治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以及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目前所取得的进展和成效？ 王瀚：涉外法治和对外开放是相互促进，交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加强涉外法治既是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国家经济合作和竞争能力的重要保障。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在法治轨道上稳健实施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涉外法治，依法促进和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国际规制、规则、管理和标准基础上，促进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紧密融合，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充分配置，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相互衔接，用统一的国际规则和规制为国际经贸交往提供透明、一致和通行的制度基础，降低国际营商成本，减少经营风险，公平公正解决国际经贸纠纷，稳定国际经贸秩序，这是我国外向型经济从要素流动性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国现行法律304部，其中专门规范各类对外关系的法律有54部，含有涉外条款的法律有150余部。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还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外国法查明、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等方面的司法解释。为加强我国执法国际合作和司法协助，充分保障我国涉外行政执法和涉外司法审判，我国已与83个国家缔结了178项双边司法协助类条约，加入有关犯罪人移管、引渡、司法协助内容的多边国际条约近30项，近年来我国法院和有关司法部门平均每年办理的司法协助业务近4000项。在规范我国的国际经贸活动和涉外行政执法和涉外司法审判方面，做到了有法可依，成效明显。 在涉外法治的保障下，我国营商环境日益透明公平，对吸引外资和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亟须加强完善涉外法治建设 记者：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性近年来被频频提及，这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这种紧迫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瀚：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冲突动荡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外部风险和挑战叠加，导致我国外向型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履约风险加大，这就更加凸显了用法治这个稳定器来抵御风险和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我国涉外法治还需要进一步适应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需要，涉外法治建设还有不少亟待加强和完善的工作。 一是需要依法确立我国批准的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即是否为我国法律的一部分，规范国际条约在国内涉外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中的解释和适用。我国已制定条约缔结程序法，但是对已生效的国际条约如何在国内执行实施还没有专门性的立法。 二是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部门分类，有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程序法和社会法七大法律部门，但没有专门的涉外法律部门。涉外立法是涉外法治的基础，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缺乏涉外法律部门显然是不合适的。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涉外法治工作布局的需要出发，设立涉外法律部门，以保障涉外立法工作的及时性、系统性和专门化，十分必要。 三是提升涉外法律规范的立法技术水平，特别是我国法律域外适用和反干涉、反制裁和反长臂管辖立法方面，我国立法的系统性和操作性还存在不少立法技术上的短板，应不断总结和借鉴有益经验，提高立法技术，丰富我国开展法律外交和法律斗争的工具箱，增强反制经济制裁的法律手段，有效地开展涉外法律斗争，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多措并举培养涉外法治人才 记者：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涉外法治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在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上有何建议？ 王瀚：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能够为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存在数量不多、后备力量不足等问题，与全面对外开放的现实和需求既不适应，也不对称。 我国自2010年起至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制造国，与192个国家有投资关系，海外中资企业接近5万家，海外总资产4万多亿美元。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152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订合作协议200多份，与共建国家贸易额超过20万亿美元，我国海外经济体量不断扩大。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我国涉外律师有1.2万多人。 涉外法律工作涉及知识面广，专业性强，从业素质要求高，法律、科技、金融、政治多重因素交织，需要从业者具备深厚的国际法、涉外法、国别法专业功底，熟练的法律语言运用能力，熟知法律服务关联领域的专业知识，通晓国际规则的解释和适用，精通涉外法律实务操作，并能驾驭国际诉讼、仲裁和商事调解等多种解纷机制的运用，善于合作、沟通和谈判等法律外交方式的灵活应用。可以说，涉外法治人才是法律工作中的“精英人才”和“特殊人才”，需要通过紧密的协同培养机制担负培养任务，需要完善的工作机制和涉外法律服务制度来保障人才培养、管理和使用，需要规范有序、开放透明的涉外法律服务市场承载涉外法治人才作用的有效发挥。 建议国家制定《涉外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发展纲要》和《涉外法律服务业促进保障法》，明确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政策和保障措施，在执业律师中大力开展涉外法律业务的继续教育，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开拓涉外法律业务，调整法律服务结构，促进执业律师向涉外法律业务转型，加快海外法律服务市场开发，推进国际业务与国内业务协调发展，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的涉外法律服务保障和支撑。 【法治网】王瀚：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涉外法律服务保障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24-10/26/content_9074952.html

10月19日，西北政法大学法律服务中心成立四十周年暨第八届全国高校学生法律知识竞赛开幕式在陕西西安举行。陕西省司法厅、西安市法律援助中心等单位代表及参赛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赵全宇在开幕式致欢迎辞时介绍了“法服”四十年来取得的成绩，希望同学们继续投身法律援助志愿服务事业，推动法律援助志愿服务与学校法学教育双融双促，团结引领更多的青年学生在实践中成长为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西安市法律援助中心党总支书记徐征代表合作单位发言。他对“法服”学生扎实过硬的专业素养和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肯定，期待进一步深化合作，为建设法治陕西、法治西安作出更大贡献。 据了解，西北政法大学法律服务中心成立于1984年10月25日，是团省委、陕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首批授牌成立的四个志愿者服务组织中唯一的大学生社团，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组织架构最完整、运行机制最规范的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同时也是西北地区最早开通法律咨询热线，最先开展网上法律援助的学生组织。先后荣获“中国百个青年志愿者服务集体”“全国百佳大学生社团”“陕西省青年志愿者服务杰出集体”等60多项荣誉表彰。40年间，一代代学子用实际行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青春力量。 开幕式后，赵全宇、徐征、赵作明共同为西北政法大学法律服务中心新办公场所揭牌。西安市法律援助中心党总支副书记李鹏为“西安市法律援助中心西北政法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授牌。 在随后举办的高校法律社团研讨交流会、社团高质量发展暨新老“法服”人座谈会等系列活动中，来自多所高校的法律社团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法律领域的热点问题，分享社团活动经验，传承法治精神。 【法治网】【法制日报】西北政法大学法律服务中心成立四十周年系列活动举行http://www.legaldaily.com.cn/fxjy/content/2024-10/23/content_9073388.html http://m.legalweekly.cn/zfdt/2024-10/24/content_9074106.html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指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阶段对营商环境发展所作出的更高要求。优化营商环境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因素。因此，亟须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厚植沃土，提供持续动力。 营商环境本质上既是生产力又是生产关系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良好的营商环境就是先进生产力，就是核心竞争力。营商环境如同其他生产要素（如资金、劳动力、土地等）一样，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并且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这种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营商环境的好坏会影响到企业的交易成本。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显著降低成本，包括减少繁琐的行政程序、提高政府服务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等。这些成本的降低直接提升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从而促进了整体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营商环境又是生产关系，系统集中地体现了一系列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营商环境是指市场主体在准入、生产经营、退出等过程中涉及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它涵盖了影响企业活动的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要素，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概念。营商环境作为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外部条件，体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某些基本特征，如产权制度、市场机制、资源配置、要素流动、政府角色等，这些都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营商环境在本质上与生产关系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依据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规律，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时，推动生产力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状况时，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必须要建设与之匹配的一流营商环境。 深入理解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 第一，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随着资源与人口优势消退，政策扶持减弱，经济发展将更多依赖创新、人才与制度红利。实践已经反复证明，构建公平高效、诚信法治、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是吸引人才、资金、项目的关键因素，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巨大的活力和充足的发展后劲。具体而言，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意味着政府服务的高效便捷；诚信法治的营商环境则为企业经营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为企业长期规划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支持。第二，营商环境是干部思想能力作风建设的“试金石”。干部作风事关项目能否顺利落地，企业能否留得住、长得大。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亲清和谐的政商环境的背后，是转作风、优服务、提效能等的具体体现。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推动干部思想能力和作风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的过程。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锤炼干部队伍的重要契机，引导广大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升能力、转变作风，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投入到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中去。第三，营商环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经济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构建高水平的经济治理体系特别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依法提高行政水平、政务服务效率和透明度，以及建立一套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等为基本导向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一流营商环境必须精准把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力求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关键性改革领域取得突破和创新，从而有效释放、激发并保护先进生产力的活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基础。第四，营商环境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强大引擎。国家间的发展差距，表面上看是经济数据的不同，实则更多是营商环境的不同。由于当前全球化趋势遭遇逆流，国际经贸环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因此，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保持各类市场主体的活跃度，有助于顶住经济下行压力，抵御全球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营商环境与新质生产力互促共生 一方面，优质营商环境是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器。健全的制度环境、坚实的法治保障、高效的政务服务以及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制度环境为创新活动提供了明确的规则框架，减少了不确定性，使市场主体能够专注于技术创新、产品迭代和服务升级，从而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萌芽。法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服务和保障。它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减少了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市场主体的信心和投资意愿。同时，高效的政务服务简化了行政流程，提高了审批效率，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为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创造了便捷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能够释放出强大的“磁场效应”，吸引国内外优质企业纷至沓来，形成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这些企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不仅促进了技术、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共享，还激发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深度合作与创新联动，为新质生产力的加速提升注入了强劲动力。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动力源。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核心，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突破与革新，更涵盖了商业模式、管理方式、服务形态等多方面的深层次变革，引领了优化营商环境的新方向。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追求的是效率与质量的双重提升。它摒弃了传统经济模式下的粗放式增长方式，转而注重资源的高效利用、环境的友好保护以及社会的和谐共生。这种转变，对营商环境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这就促使我们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打造更加开放、透明、公正的营商环境。因此，伴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营商环境必须同步提升，以适应其快速发展的需要。 营商环境存在“短板”亟待解决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的营商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和提升。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不少“短板”：一是政策制定与执行不到位。一些地方的营商环境政策制定不够精准，政策设计不够合理，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甚至给企业造成沉重的负担。此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刀切”现象也颇为普遍，忽视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差异化需求，从而影响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存在市场准入壁垒和不公平竞争。一方面，部分行业存在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这些门槛往往以行政许可、资质认证等形式存在，给新企业的入驻造成了不小的障碍。这不仅限制了新企业的市场参与机会，也阻碍了市场竞争的充分展开，影响了市场的活力和效率。另一方面，市场竞争中存在不公平现象，如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等。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阻碍了新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三是法治环境有待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环境是企业经营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然而，在一些地区仍存在着执法不公、司法不公、滥用职权等问题，导致企业难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四是政务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亟待加强。政务服务是企业与政府互动的重要桥梁，其效率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部分地区的政务服务流程繁琐，审批环节多、时间长，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负担。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影响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五是营商文化不够开放包容。营商文化是企业与政府、社会互动的重要环境，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意愿和市场拓展。然而，在一些地区，营商文化仍显得不够开放包容，存在排外心理，对外地企业和外资的进入持有一定的戒备态度。这种排外心理不仅不利于外地企业和外资的进入，也限制了本地企业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影响了市场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 以一流营商环境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是完善政策体系，强化政策执行力。建立专业的政策研究团队，深入调研企业需求，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制定详细的政策执行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间节点，确保政策得到有效落实。建立政策执行反馈机制，及时收集企业反馈，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持。二是打破壁垒，促进公平竞争。简化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许可，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建立健全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鼓励外资和民营企业进入更多领域，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市场效率的整体提升。三是加强对企业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建立健全与企业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企业的权利和义务，确保这些法律法规能够与时俱进，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需求。通过细化法律条款，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使企业在遇到问题时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加强对执法部门的监督，确保执法公正、透明，防止权力滥用。通过完善投诉举报制度，拓宽企业维权渠道，及时发现并纠正执法过程中的不当行为。四是加强作风建设，提升服务效能。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合作，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审批流程的无缝衔接；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政务服务的在线办理和查询，提高服务便捷性；建立企业投诉举报机制，及时处理企业反映的问题，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对政务服务人员的培训、管理、考核和激励，树立政务服务新形象。五是培育开放包容的营商文化。通过媒体宣传、政策解读等方式，提高公众对营商文化的认识；举办各类营商文化交流活动，如论坛、展会等，促进交流与合作；加强营商文化的教育和培训，加强对营商文化的普及和宣传，引导企业和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能够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面对全球竞争的新态势和国内发展的新需求，我们要用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全力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新质生产力健康发展，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占得先机、赢得主动。 （作者简介：鲁洋，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安市未央区营商智库专家；李阳，西北政法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羊城晚报】鲁洋：优化营商环境 厚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沃土https://ep.ycwb.com/epaper/ycwb/h5/html5/2024-10/22/node_7.htm

10月11日，西北政法大学举办“幸福感党恩 礼赞新时代”2024年庆祝重阳节联欢会。本次活动旨在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倡导尊敬老人、爱护老人、关心老人的时代新风尚，让老人们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西北政法大学离退休职工，社区居民、学生志愿者等近600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学校离退休职工、社区文艺爱好者、西安音乐学院青年学生志愿者、陕西戏剧研究院戏曲名家和西安演艺集团青年演员精心准备了《红歌联唱》《沙家浜》等18个节目，荟萃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通过合唱、独唱、朗诵、乐器合奏、表演等多种形式，在展现当代青年热心志愿服务，贡献青春正能量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离退休职工和社区老年人热爱生活、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 在品味传统文化的同时，本次活动还为寿星披上红围巾，送上生日蛋糕，祝福他们幸福安康，健康长寿。“邻里和谐一家亲 温情互助暖桑榆”，现场还准备了千人共吃长寿面环节，寓意健康长寿。离退休职工和社区老年人们一边吃蛋糕、水果和长寿面，一边观看文艺节目，畅谈生活趣事，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 参加活动的老年人纷纷表示，活动非常好，岁岁重阳至，浓浓敬老情，大家能聚在一起共度佳节，年轻人这么用心地为老年人准备节目，非常感动和幸福。 【群众新闻网】西北政法大学举办2024年庆祝重阳节联欢会https://www.sxdaily.com.cn/2024-10/11/content_10891837.html

人才是第一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加快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是新时代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的一项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加强学科建设，办好法学教育，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需要一批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高端人才。但是，目前培养出的涉外法治人才存在实践应用能力不足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是培养计划内容扁平化，法学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仍侧重讲授国内法，对国际法、比较法的教学和研究还比较薄弱，缺乏针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专门化课程。二是人员与资金相对匮乏，具备国际视野、实践经验、语言能力、学术背景、教学能力、跨学科研究能力的涉外法治方向的高端师资力量短缺。同时，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资金有限，影响了国内外教学资源的引入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三是课程体系重理论轻实践，国内对实践能力教学的重视度还有所欠缺，课程设置未能与实践较好结合，法律实践课程教学形式也较为单一，导致涉外法治人才实践能力不足、纠纷解决实战技能较弱、创新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偏低。四是校内外衔接合作不足，政府、社会、高校三者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中的衔接性不强，致使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出现平台少、资源整合不够、见效慢等问题。此外，国内高校与国外法学院校的合作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为通过培养涉外法治高端人才促进我国涉外法治建设、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促进国家间的法律交流与合作、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保护等关键领域有效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法律秩序，我们需要优化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强化涉外法治人才实践能力，拓展国内外合作交流渠道，推进国际法学科体系建设。要通过系统的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为涉外法治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为此，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推动法学教育改革，健全涉外法律教育体系。要加强国际法学科建设，增加国际法、比较法、涉外法治、国际关系等课程在法学教育中的占比，提升法考国际法考题比例，在法学类核心期刊开设涉外法治专栏，在高等院校开设涉外法律专业和模拟实践课程，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要加强国别法教学研究，鼓励学生掌握特定国家的法律文化与制度，以科研项目的形式撰写国别法研究报告。要探索联合培养模式，支持国内院校间举办“法学+外语”培养项目，支持国内院校与国际知名法学院校开展交换计划、暑期交流、短期访学等活动，进一步提升涉外法律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加强涉外法治师资建设，增加教育经费投入。要进一步完善涉外法治教师团队的选拔、培训与管理机制；建立高校教师与实务人员双向流动机制，一方面增加高校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锻炼的机会，另一方面聘请实务界专家进高校担任客座教授，参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设计、课程体系论证、实务教材编写、实践经验教学全过程。要实行多元化教师评价标准，优化奖励激励、资助补贴机制，保障教学效果。要广纳天下英才，从国外引进知名国际法专家加入教学团队。要加大资金投入，建立虚拟仿真实验室、涉外仲裁模拟实验室等，着力研究具有重大价值的涉外法治专项课题。 坚持实践能力导向，精准培养涉外法治人才。要畅通国家重点支持领域的涉外法律工作、交流与实训渠道，让学生通过在国际组织、驻外使领馆、跨国公司、律师事务所、政府部门等机构实习，通过分析国际法律案例以及参与国际模拟法庭、国际仲裁庭等活动，积累涉外法律实践经验，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要加强对外交、商务等领域一线实务人员的专业培训，依托高校举办涉外法治专题研修班，聚焦涉外法治实践中的专项领域，邀请国内外知名法律专家和一线实务人员授课，提升培训效果；通过参加国际法律会议、交流项目等方式，拓宽国际视野。 统筹多元联动与内外协同，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多元联动，即政府、社会、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政府可以出台鼓励和支持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相关政策，建立国际法律教育联盟、涉外法治人才交流中心等平台，推动和资助联合研究、短期交流等国际合作项目，进一步加强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质量的监管。社会可以整合资源，鼓励企业等非高校机构积极参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与律师事务所、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专业机构建立合作。高校可以有效利用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平台和资源，加强师资交流、学生交换、研究合作。内外协同，即加强国内与国外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国内高校可以与国外高校共同合作开发课程、共享教学资源，推动国内教师出国访学和进修，同时接收国外优秀教师前来交流，开展国内外学生的交换项目，为学生提供海外学习、实习机会，从而为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做好人才储备工作。 【西部法制报】理论研究丨探索加强涉外法治高端人才培养之路 https://esb.xbfzb.com/html/2024-09/24/content_20401_13232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