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深入学习贯彻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党中央同意，自2024年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这是继2023年12月发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大规模、集中性、系统性、纵深化发展的党纪学习教育，也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党中央对《条例》进行第三次修订后，面向全党发出“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严、越往后执纪越严”的警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着重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无疑是对这一战略性问题的生动回答。 回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加强党纪学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从严管党、从严治党的光荣传统和鲜明特色。在延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党在明纪律严执纪、立制度定规矩、重垂范抓具体等方面获得长足发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内集中性纪律教育的主要形式和重要载体，对于巩固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深厚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凸显了在不同时期的主题下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针对性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党员人数在曲折艰苦的长征中已骤减到原先的十分之一。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毛泽东同志指出：“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新的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伴随着中共中央吸纳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党员数量和军队人数得以迅速扩增。但彼时党的干部队伍素质与革命斗争发展需要之间存在直接矛盾，新、老干部在能力方面都暴露出较大问题——“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特别缺乏”。其中，新进党员未经系统规范的纪律教育培训，对于党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够熟悉了解，党性修养和纪律意识亟待提高。一部分党员干部放松政治警觉，衍生出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分散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党员干部出现的这些错误思想倾向造成根据地内部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纪律松散、贪腐严重等问题，对根据地政治社会稳定和革命事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干部的品质,所关就已经不是一事之成败、一地之得失,而乃是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了。” 毛泽东同志分析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对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党纪学习教育为抓手，开展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纪律教育，其直接目的就在于在全体党员中以党纪统一思想、以党纪锤炼党性、以党纪淬化精神，深化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要性和忽视党纪、违反党纪问题危害性的认识，强化全体党员遵守纪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准确破解党的队伍建设中的难点、重点、关键点问题，促使全体党员自觉融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来。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实效性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延安时期的党纪学习教育以强化党的纪律为首要任务。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严明党的纪律和统一。同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的论述中明确提出加强党内纪律教育的问题，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此，中央专门成立党内教育管理机构，如干部教育部、高级学习小组和学习委员会等，积极创办了干部学校、高级研究班、在职干部培训班，并在课程中增加了诸如“党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等内容，中央党校课程中还开设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等专题。1940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相继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央宣传部颁布《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进行系统性安排部署，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对党的纪律的深刻认识。 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其主要指向在于通过整顿党内作风强化党的队伍建设，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重点精读了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采用逐字逐句地读，联系自己思想实际地读，联系党的历史、路线的读等方法，并通过组织漫谈会、小组谈论会、支部谈论会、答疑与考试等形式将个人自学与集中讨论结合起来，是这一时期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方法探索。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整风运动作为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强化了全体党员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纪律要求的思想认识，促使党的纪律成为全党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达到空前的团结统一。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警示性 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辅相成，总的实践倾向是坚持从重惩处、树立典型、形成震慑，促使党员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在193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针对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的情况，1938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将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盗窃侵吞公有财物等10项行为定为贪污罪。1939年1月至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三届参议会分别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等一系列法规条例。它们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将“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作为重要内容。根据上述相关法令，1939年5月，中央党务委员会向全党通报了开除不遵守党的纪律的刘力功党籍处分的决定。通报发出后，党中央要求各机关组织党员开展专题讨论活动，从刘力功案例中接受警示教育。陈云对此强调，“不仅在课堂上要教育党员遵守纪律，而且要在每个具体违犯纪律的问题上给以纪律的教育”。 1940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在《关于开除党员党籍问题的决定》中规定：违纪党员，不论出身如何，党龄长短，贡献大小，一律依纪严惩不贷。1942年1月15日，林伯渠亲自处理了边区税务总局科员冯维贤与现役军人郭树华贩藏烟土一百七十五两的案件，将其依法撤职查办。林伯渠指出，“如政府机关藏此败类，贻害匪浅”，并希望通过这一案件“以期惩一儆百，并应以此教育所有同志，以造成廉洁奉公之美德”。曾是八路军合作社副主任的赵文源对婚姻问题缺乏正确态度，结婚时不报告党组织，婚后虐待妻子，雇工人打窑洞时扣工人工资，结婚私用公款四百二十元。党组织在进行谈话教育无效后对其进行处分。1943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总支委员会发出《关于开除赵文源党籍的决定》。再如，肖玉璧在担任陕西省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时，与他人合伙做生意，甚至将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军队，贪污公款三千零五十块大洋。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其死刑。通过法治实践，使全体党员明确了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推动党内形成知敬畏、严纪律、守规矩的清风正气。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规范性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完善组织建设，为党纪学习教育的长期性、稳定性、规范性奠定了坚实基础。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规定，强调要把纪律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一课”，对中央领导机构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组织机构、职责任务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尤其强调了对党内领导干部的纪律约束；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则对党内政治生活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明确规定“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最根本的组织纪律，规范了党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以及纪律制度。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同时，必须建立新老干部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巩固党内团结和组织纪律。1941年2月和5月，党中央分别颁布的《关于发表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指示的规定》《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是延安时期关于党内规范宣传教育方面的主要规定，强调了正确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纪律要求，确保全党上下步调一致。同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明了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具体表现，指出党内要严格遵守“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 延安时期的党纪学习教育为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意义。重视党纪学习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是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成效的基础性工程和重要保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这是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的必然之举，也是我们持续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有效手段。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的阶段性成果] 【人民法院报】李伟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实践经验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4-05/10/content_239693.htm?div=-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信息时代的“时”与“势”，高度重视网络法治工作，将依法治网纳入全面依法治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全局，围绕依法治网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这一思想为维护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安全体系等提供了方向指引。 随着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互联网对人类社会发挥更大促进作用。与此同时，网络领域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网络犯罪、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等时有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网络安全工作作出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我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党对网信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网络空间主流思想舆论巩固壮大，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基本建成，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持续提升，网信领域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加快，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有效发挥，网络空间法治化程度不断提高，网络空间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新时代，我国网络安全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引领领航掌舵，在于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 高度重视网络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是一种大安全观。网络安全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非传统安全的典型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网络安全既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深刻影响其他领域的安全。在信息时代，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都与网络安全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网络安全已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它不仅是网络本身的安全，而且关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国家安全在网络空间中的具体体现，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网络安全，必须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有“大安全”意识，要把安全理念贯穿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与各环节。要坚持系统观念，系统分析国家安全形势，全面评估安全风险，整体谋划安全策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障。 维护网络安全具有迫切性，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快速发展，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但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时间差、空白区。网络犯罪已成为危害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等的重要风险之一。”因此，我国必须坚持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優能力。 维护网络安全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求。一方面，网络安全是新安全格局的关键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是新征程上顺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网络安全是新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面对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的新形势，必须统筹兼顾、综合施策、提前预判、系统部署。 推进网络安全治理是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一方面，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网络空间不仅成为各类网络攻击与安全威胁的第一战场，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另一方面，网络安全是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信息化为我国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了有利契机，需要统一谋划和部署。网络安全为信息化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因此，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我们必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坚定不移推进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治理，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坚定不移走依法治网之路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是信息文明时代的厚重基石。“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数千年中华文明演进和兴衰交替，反复证明和诠释了这一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新时代我国网络法治建设，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不断探索，守正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网治网之路，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为网络强国建设、强化网络安全、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网络安全法既设定了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基本制度，也为建立健全相关方面的具体管理制度提供了基础性法律依据。网络安全法的出台，顺应了网络空间安全化、法治化的发展趋势，开启了依法治网的新阶段。 夯实网络空间法制基础。法律是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我国需要划定网络安全红线，对威胁网络安全的行为给予精准高效的打击。通过制定国家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系统构建网络安全法律制度，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有效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捍卫网络空间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国坚持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积极回应网络时代司法需求，运用网络信息技术赋能传统司法，完善网络空间主体权益，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坚持建管用并重、兴利与除弊统一，体现了对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引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网上宣传，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高网络综合治理效能，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坚持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推进依法治网，是完善国家治理的新领域、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课题、互联网发展管理的新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依法治网作为基础性手段，加快制定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加大网络执法力度，深入开展网络普法工作，持续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确保互联网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同时，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作为网络安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的网络安全建设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凝聚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破坏网络安全的行为，营造安全、公平、健康、文明、清朗的网络空间。 国家网络安全工作要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要坚持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要坚持促进发展和依法管理相统一，既大力培育人工智能、物联网、下一代通信网络等新技术新应用，又积极利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引导新技术应用。要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立足于开放环境，维护网络安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护，加强网络安全信息统筹机制、手段、平台建设，加强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指挥能力建设，积极发展网络安全产业，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主管部门履行好监管责任，要依法严厉打击网络黑客、电信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等违法犯罪行为，切断网络犯罪利益链条，持续形成高压态势，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深入开展网络安全知识技能宣传普及，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依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和全过程，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社会事务，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人民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依靠力量，也是维护网络安全的重要依靠力量。加深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内容，及时向人们普及最新的网络信息安全、网络数据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及网络设施安全等网络安全知识，让人们对网络安全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拓宽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渠道，多措并举、扎实推进，以百姓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理念、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推广网络安全技能，广泛开展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家庭等活动，有力推动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的提升，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共同维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同时，优化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方式，坚持网络安全理论与网络安全实践相结合，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在头脑中真正筑起网络安全的“防火墙”。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张荣刚：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网络安全治理 https://epaper.csstoday.net/epaper/read.do?m=i&iid=6811&eid=48825&sid=225981&idate=12_2024-05-06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的现实要求。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可有效促进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有利于积极应对全球经济、产业、投资、贸易、供应链格局深刻调整，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持续增强产业体系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需深刻理解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大意义，结合国内国际形势，明确着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主攻方向。 注重要素协同，打造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在科技创新上，整合各类优势科教资源，构建研发机构、领军企业、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创新生态体系，建立健全以市场为导向的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机制，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在现代金融领域，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畅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完善机构定位，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强化市场规则，打造规则统一、监管协同的金融市场。在人力资源方面，推动进一步开放，引进产业发展急需的领军人才及其团队，建立健全多层次培训体系。 以数字化为牵引，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是全球经济转型的大势所趋，应重点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和创新，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助推产业数字化发展。积极推进以数字技术为引领的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培育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努力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产业数字化，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整合、提升，以智能制造为重点推动企业和行业数字化转型。以生态建构为重点推动园区数字化转型，打造良性循环的数字化生态，实现生产力水平跨越式提升，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强化安全协同，推动产业开放发展。支持优势企业、相关机构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以及国际联合研发与合作创新，提高国际话语权。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横向分工区域化集聚的趋势，加快构建更加稳定、畅通、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提升中国产业的全球影响力。建立健全产业安全预测预警系统，构建具有辅助决策、数据共享、通信指挥等功能的应急响应综合平台，在增强产业发展韧性的同时提高产业安全保障能力，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支撑。 （作者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经济日报】王静：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https://proapi.jingjiribao.cn/readnews.html?id=305084

4月15日，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联合西安市雁塔区司法局长延堡司法所、西北政法大学社区、航天六院社区、紫郡长安北社区和雁南中学等单位共同开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引领10周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七进”宣讲活动，普及国家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教育宣讲团学生宣讲员和社区工作者深入机关、企业、社区、工地、学校、超市，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专题讲座和网络宣传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宣讲与普法宣传活动。 在社区和商超宣讲活动中，宣讲小组与居民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介绍了国家安全法律法规，防范电信诈骗，就大家关心的法律难题进行了专业解答。 在企业和建筑工地现场，宣讲小组详细讲解了安全生产知识，阐述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并重点强调了施工现场常见的安全隐患及预防措施。宣讲小组通过生动的案例分析和实用的操作指导，帮助建筑工人们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对于个人和企业的重大意义。在雁南中学，宣讲员围绕学生关心的“网络安全”进行专题讲解，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国家安全教育课。 通过活动的开展，西北政法大学广大干部、职工、学生和居民群众深刻地认识国家安全形势，提升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国家安全使命，营造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通讯员 金山） 【群众新闻网】西北政法大学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七进”宣讲活动 https://www.sxdaily.com.cn/2024-04/17/content_10657310.html

2020年12月，西北政法大学组建“法治学院”，旨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自成立以来，法治学院秉持“德法兼修、明法笃行”的育人理念，坚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融入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全过程、各方面。法治学院承担全校习近平法治思想课程的教学任务，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成效显著。 把牢抓手不放松 2020年11月，西北政法大学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是全国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协同研究机制的13家创始单位之一，法治学院教师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研究队伍的骨干力量。该中心始终坚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不断推进实体化建设，完善组织结构，出台规章制度，恪守政治性与学术性并重的特殊定位，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阐释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和推进，积极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理化研究、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大众化解读、国际化传播、集成化统筹、一体化贯彻，积极推动学术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尤其是习近平法治思想课程教学工作转化。 2021年10月，西北政法大学依托法治学院开展建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虚拟教研室”获批成为陕西省首批省级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单位。该虚拟教研室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为后盾，由法学理论教研室、数字法学教研室、法治与国家治理研究室教师组成教学团队，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教学研究活动及课堂教学实践，打造“虚拟网络教学矩阵”，初步形成了开放动态、包容弹性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教学发展共同体，努力成长为一支立足法学、覆盖全校、辐射全省、面向全国的高素质复合型教学研究团队。 课堂覆盖无死角 为积极贯彻落实“2021年秋季学期面向法学专业本科生开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的要求，法治学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性积极承担这一教学任务，于2021年暑期积极备课，编写了与“马工程”教材配套使用的10余万字的教案、参考资料、课件、知识图谱和知识点记诵口诀。2021年9月，“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专业必修课面向全体法学专业本科生正式开课。2022年春季，法治学院对法学以外专业本科生开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通识选修课。2022年秋季，法治学院对法学各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习近平法治思想”专业学位课，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博士研究生开设“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方向课。2023年，法治学院协助教务处在《本科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23）》中设置了包含9门专业选修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门课程模块”，搭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教学体系。 自2022年起，法治学院重点建设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融入法学专业课为特色的“高等政法院校法治学系列教材”，现已出版《中华法治文明》（2023）、《区块链法学》（2023）、《中国判例制度史》（2024），《社会治理法学》已完成书稿撰写。法治学院于2023年受教育部门委托研制了《普通高等学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教学重点指南》并已提交验收。 见行见效结硕果 法治学院积极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展新文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21年，首批国家级别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法治学教学体系创新实践研究”顺利通过中期检查。2021年，“法治学课程体系创新与教学内容改革研究”立项为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攻关项目并以优秀等次结项。2022年，“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研究”立项为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2023年，“大数据、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与法治发展重要论述”立项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法治学院已完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教学指南》等14个教学指导文件的研制工作，部分教学指导文件已在校内外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教学实践中应用。 法治学院重视跨平台、融媒体的宣传工作，与陕西省司法行政机关、陕西省党校、陕西省社科院、陕西省广播电视台合作录制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全媒体宣传活动系列短视频》；与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合作推出立足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入耳、入脑、入心的《法系天下》系列广播剧，已在全国30多家电台播出，扩大了影响力和传播范围。 未来，法治学院将继续在深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工作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创新工作方法，深化理论研究，加强课程建设，推动实践创新，培养具有坚定政治立场、深厚理论底蕴和突出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张书友 张永林 王永恒） 【中国教育报】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教学科研凝心聚力 “三进”工作铸魂育人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4-04/12/content_637793.htm?div=-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来自中国的多家民间组织和机构在日内瓦举行边会、讲座，围绕“现代化发展中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人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等主题，向国际社会宣介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围绕国际人权合作等议题与参会的各方代表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交流，为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致力于通过教育摆脱贫困 “通过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水平提升其社会竞争力，是实现少数民族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之举，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少数民族融入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主题边会上，中国人权研究会副秘书长王琰文表示，中国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人权，成功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重视教育、保障教育，并致力于通过教育摆脱贫困，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富裕。 在这场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的主题边会上，多名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研究领域，介绍了中国西藏、新疆教育事业取得的成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梁俊艳介绍，西藏和平解放前，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几乎全是文盲，没有受教育权。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公民受教育权得到切实保障。2020年第七次中国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西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升至1.1万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贾春阳介绍，为保障西藏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中国政府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中国保障西藏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努力极大推动了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为西藏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吐尔孙·艾拜介绍，为确保新疆各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的受教育权，新疆不断拓宽教育渠道，持续增加教育投入。新疆依法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同时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副院长周露露表示，少数民族残疾人的受教育权也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体现，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藏和新疆在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方面取得显著成果，西藏残疾人教育资源涵盖多个方面，新疆建立起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残疾人教育体系。 除了受教育权，中国少数民族的其他权利也得到很好保障。在“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主题讲座上，与会专家学者结合西藏、新疆实践，系统介绍了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 西北政法大学对外传播与文化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乔巴生表示，当前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各民族和睦相处，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将更好地保障新疆各民族平等权利。 旅居瑞士的藏胞、歌唱家德钦·夏克—达格赛结合她2023年到访西藏的“寻根之旅”，称赞西藏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藏族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比利时藏学家安德烈·拉克鲁瓦分享了他在西藏的所见所闻，表示西藏的发展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可以看到在中国中央政府支持下，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文化传统得到很好保护，西方社会对西藏的固有偏见和媒体的虚假报道毫无道理。 日内瓦爱梦成真基金会主席克里斯托弗·斯塔克伯格表示，中国提升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意义重大。他感谢中国专家们的发言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信息。 在可持续发展中加强人权保护 完善全球人权治理离不开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民间组织也是推动人权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推动共同发展、人权进步、促进对话交流、文明互鉴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爱德基金会等机构主办的“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人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主题边会上，中外人士就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人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入交流，认为可持续发展与人权保护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才能更好推进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重振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朱桂杰表示，中国社会组织积极助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同时广泛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气候变化大会等国际活动，从民间角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中方发起成立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等平台，扎实开展“丝路心相通”行动，成功举办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等人文交流活动，有效增进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 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黎娟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加强民间组织之间的国际合作可以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平等和可持续的世界作出重大贡献。 爱德基金会区域发展高级总监钱霄峰认为，民间组织在保护弱势群体权利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民间组织加强了与国际伙伴的合作，提升了在国际和多边平台以专业的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助理秘书长韦丹丹分享了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帮助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实现减贫与发展的案例，并期待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助推国际减贫与可持续发展。 斯塔克伯格在会上表示，民间组织跨越国界的交流和互动非常重要。将人权武器化是某些国家为争夺世界主导权而进行的权力游戏，只会造成“双输”的局面。 瑞士籍法律专家、基本权利高级国际顾问凯瑟琳·姆本格表示，在充分实现人权并使其系统性地为全人类所享有的过程中，民间组织应当负有支持、促进并帮助各国克服分歧的国际责任。 　　 共同探讨人权法律保障的最佳实践 人权理念和规范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表达方式。中国为完善当代人权理念和规范、推动全球人权治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作出了持续努力。在“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主题边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就脱贫攻坚、荒漠化治理、气候变化、残疾人体育权利等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范九利表示，中国通过不断健全人权法律保障，切实提高了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水平，可以将中国经验分享给更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促进全球人权事业不断发展。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方强认为，不同国家在理念和实践上的差异，既是挑战，也是共同进步的机会。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学术交流、法律研究和人权对话，增进相互了解，正视各自挑战，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并通过对话和合作，共同探讨人权法律保障的最佳实践。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马成表示，从构建完整的脱贫攻坚法律体系，到最新出台的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国持续为减贫和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潘俊武强调，中国政府从人民利益出发，切实保障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来自摩洛哥的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汉娜·塔米克谈到，中国对扶贫、经济发展和法律改革的承诺，证明了其韧性、适应性和致力于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奉献精神。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郭淼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通过环境政策、环境义务及责任立法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予以保障。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姝琪表示，残疾人体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法律的有力保障。近年来，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法律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和竞技体育成就显著。 【人民日报】在交流互鉴中促进全球人权事业不断发展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4-04/04/nw.D110000renmrb_20240404_1-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