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上午，“《国家发展规划法》：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孙昊亮教授出席研讨会并致辞，西北政法大学二级教授、长江学者韩松，二级教授张师伟等做主旨发言。研讨会由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党雷主持。 孙昊亮在致辞中表示，《国家发展规划法》作为规范国家发展规划制定、保障国家发展规划实施的基本法律，其制定实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在“十五五”这个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国家发展规划法》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治理创新，有利于理清在新形势下如何依法提升国家规划体系的整体效能、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规范宏观经济调控权运行等前一系列前沿热点理论问题。 西北政法大学二级教授韩松在主旨发言中提出，随着《国家发展规划法》的颁布，“经济法的时代到来了”。经济法的学科概念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以说《国家发展规划法》就是经济法。作为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国家发展规划法》为经济法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新的基础。《国家发展规划法》具有战略性、宏观性、长远性，对经济法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统领作用。《国家发展规划法》的颁布实施为经济法学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研命题，值得经济法学专家学者深入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应当以《国家发展规划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加强经济法的学科建设，做好课程建设、教学和科学研究。 西北政法大学二级教授张师伟认为：《国家发展规划法》的颁布施行，以专门基础性法律搭建起中国特色规划法治形态的完整框架，实现了规划治理从政策主导向法治引领的历史性跨越，为规划制度优势固化、权责运行规范、实施效能提升、监督问责强化提供了根本性法治保障。《国家发展规划法》是国家治理中制度优势法治化、治理运行规范化、治理效能制度化的必然选择，其有效打通了规划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通道，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提供坚实法治支撑。 西北政法大学三级教授郑艳馨在系统梳理了从计划法到规划法的发展历程后，认为《国家发展规划法》的出台代表了我国国家规划法治体系的重构。《国家发展规划法》保障了国家发展规划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在国家规划体系中的统领地位。《国家发展规划法》对于规划的编制、审查、批准、实施、监督和评估等全流程都进行了法律规制，强调了健全公众参与机制的重要性。《国家发展规划法》为国家发展规划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杨军教授认为：《国家发展规划法》的出台代表我国经济法学的春天来临了。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要充分关注国家发展规划之下各类规划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地方规划的法治化。西北政法大学肖新喜教授认为：《国家发展规划法》是我国经济法体系完善的生动科学实践，是把规划制定纳入法治化轨道的强力举措，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经济法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支撑。西北政法大学杨为乔副教授从经济史观与制度方法论层面解读了《国家发展规划法》重要内涵和指导意义。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孙那副教授结合科技强国的时代背景，从规划法出台的视角谈了对科技立法带来的新思考。西北政法大学许聪副教授针对《国家发展规划法》的亮点和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西北政法大学常鑫副教授认为：《国家发展规划法》制定和实施的关键，不仅在于把规划写进法，更在于将有目标的治理转变为有规则的治理。西北政法大学席晓娟副教授从《国家发展规划法》落地实施的角度出发，对“十五五”规划当中的财税措施进行了系统解读。 本次研讨会由西北政法大学主办，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科研处等单位承办，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以及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行政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交流。 【华商大风经济新闻】《国家发展规划法》: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https://www.ersanli.cn/longtext/detail.html?feedId=226531760758201&type=11&appId=1

3月28日清晨，天色微明，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公共安全法学院）200余名2025级学子身着正装、列队整齐，与学院教师代表、学生干部一同踏上徒步8.8公里的征程，目的地是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这场清明前夕的祭扫，是该院坚持了26年的传统——自2000年建院起，每逢清明节、“一二·九”运动纪念日，学院便以徒步形式组织学生前往陵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迄今已有六千余名学子参与，累计行程超过五万三千公里。 清晨的队伍精神饱满，行进间延续着历届学子的坚守与敬意。抵达陵园后，祭奠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举行，国旗护卫队敬献花圈，全场默哀追思。2025级学生代表讲述杨虎城将军革命事迹，宣讲教师李沛君以一张泛黄老照片开讲微团课：“8.8公里，26年，6000人。爱国，就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站出来、豁出去、担起来。”微团课在苍松翠柏间结束，掌声久久回响。 祭奠仪式后，各团支部、学生组织参观陵园展陈，录制主题微团课，在珍贵文物与史料前汲取奋进力量。从课堂到陵园，从聆听者到讲述者，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完成了对红色精神的再认识、再传承，这份精神传承延续至岗位——已毕业的2020级学生岳帅伟如今成为一名法警，他坦言：“杨虎城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我在工作中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26年来，这场徒步祭扫早已超越常规的纪念活动，成为学院独具特色的“行走思政课”。一届届学子在往返17.6公里的路途中磨砺意志，在烈士长眠之地接受精神洗礼。许多毕业学子将这份植根于校园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融入工作岗位，在公安、政法等基层一线践行使命。二十六载风雨接力，这场徒步祭扫已成为学院血脉里的红色印记。公安学子将以英雄精神为帆，以家国使命为舵，把追思之情化为实干担当，以青春之我守护山河无恙。 【西安发布】二十六载“行走思政课”：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徒步祭英烈赓续红色基因 【发现西安】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一堂坚持26载的“行走思政课”

3月26日，西北政法大学2026届毕业生春季大型就业洽谈会（文综类）在长安校区天平楼广场顺利举办。校党委书记赵万东、副校长孙昊亮莅临现场，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学院书记、院长、副书记及毕业班辅导员到场参加。校院领导一行在现场了解洽谈会整体开展情况，并与用人单位代表、求职毕业生亲切交流、深入沟通。 本次洽谈会由学校主办，西安市人才服务中心、长安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高才（陕西）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协办，聚焦文综类专业就业需求，精准搭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平台。活动共邀请省内外优质用人单位 200 家，涵盖法律、经济、管理、新闻传播、教育等多个领域，累计提供岗位 2600 余个，岗位类型丰富、与我校专业匹配度高，充分满足毕业生就业需求。 洽谈会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同学们着装整洁、自信交流，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积极与企业 HR 沟通岗位详情、发展前景等问题，不少毕业生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各招聘单位认真推介企业优势，细致解答学生咨询，高效开展人才筛选与对接工作。 为提升服务质效，学校在现场设置简历门诊、面试指导、劳动法诊所就业法律咨询服务、人社政策解读等服务站点，由专业导师提供一对一指导，全方位为毕业生求职保驾护航。 此次洽谈会有效推动了毕业生与优质岗位精准匹配，为学校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注入强劲动力。未来，学校将继续深化就业服务，多措并举助力毕业生充分高质量就业。 【人民网】西北政法大学2026届毕业生春季就业洽谈会举办 【中国日报网】200家企业携2600余岗位进校 西北政法大学文综类春招会护航高质量就业 【群众新闻网】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搭建平台 陕西高校大型春季招聘会启动 【华商报】青春赴“职”云帆启航—西北政法大学2026届毕业生春季大型就业洽谈会（文综类）成功举办 【陕西法制网】青春赴“职”云帆启航 西北政法大学2026届毕业生春季大型就业洽谈会成功举办

通过将劳动权保障的新疆实践转化为可复制、可验证、可持续的制度性公共产品，能有效抵御西方不实指控，更能在推进全球发展议程中把握主动权。 2026年是国际劳工组织（ILO）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始终以积极姿态履行国际劳动治理义务。截至2026年，中国已批准28项国际劳工公约，涵盖多个核心领域。 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近年来美西方对中国新疆劳动权话题的抹黑炒作又蠢蠢欲动。对此，中新社“东西问”日前专访西北政法大学法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倪文艳，请她解答中国在发展和保护新疆各族人民劳动权所进行的创新实践。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为推进新疆少数民族劳动权的发展和保护有何切实行动？ 倪文艳：中国在批准国际劳工公约的基础上，通过国内宪法法律保障、地方立法细化、政策工具协同、多元纠纷解决等制度创新，构建起符合国际标准、立足本国国情的新疆劳动权保障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实现了对各族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障，更通过发展赋能与社会权融合，为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劳动权益保障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新疆，依托政府组织实施的“就业扶贫”专项行动计划与“巾帼创业就业促进行动”等就业支持体系，以及人民调解、劳动仲裁、司法诉讼有机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新疆各族群众实现了劳动权的有效保障。例如，近年来中国政府建立疆内跨区域就业与对口援疆省市转移就业的双向机制，让南疆地区逐渐走出自然与产业条件制约长期面临的就业困境。各族群众自愿、平等、合法地参与劳动，积极投身本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之中。 2026年3月13日，新疆2026年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图为求职大学生使用AI匹配岗位。中新社发 赵凯 摄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外界特别是美国等个别西方国家，对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劳动权无端抹黑，在国际社会上操弄炒作所谓“强迫劳动”等议题。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倪文艳：从当前相关议题的话语特征来看，西方对新疆的污名化呈现出三重相互关联的扭曲逻辑： 一是经济行为政治化，扭曲民族地区发展的本质属性。西方将新疆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就业扶贫的政策实践，从民生改善的框架中剥离，强行赋予其政治化解读，将正常的经济活动歪曲为“人权侵犯”的证据。 二是治理活动污名化，错位定性民族事务的治理逻辑。西方将中国政府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各项治理措施，包括就业促进、职业培训、产业扶持、对口援疆等，从其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功能定位中剥离，重新定性为压迫性治理。 三是发展矛盾错位化，混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权议题。西方将新疆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普遍性发展问题，如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等从其具体历史条件中抽离，从根本上否认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人权保障的正当性。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其背后的逻辑是国际人权法概念的政治化泛用、多重霸权策略的相互嵌套以及意识形态长期对抗的深层逻辑。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一处棉田内，大型采棉机正在作业。苟继鹏摄 中新社记者：应如何客观评价，中国在发展和保护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劳动权工作中取得的成果？ 倪文艳：中国在发展和保护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劳动权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体现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实践创新。 其一，国家义务的主动履行，破解“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对立困局。全球范围内，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往往被视为零和博弈。新疆的实践打破了这一困局，中国政府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民族文化旅游、传统手工艺等产业发展，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少数民族妇女就业，实现了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与劳动权保障的深度融合，创造了文化保护与就业增长的双赢格局。 其二，劳动尊严权的多维保障，对“体面劳动”标准的超越性实践。国际劳工组织倡导的“体面劳动”包含促进就业、社会保障、工人权利和社会对话等战略目标。新疆的实践在落实这些目标的基础上，对劳动尊严权进行了多维拓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义务的积极履行为新疆各族群众抵御市场经济风险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劳动者不仅获得稳定收入，更在技能提升中实现自我价值，就业权的实现成为参与发展、分享成果的重要途径。 其三，以执法实效保障权利落地，彰显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渐进实现。新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构建覆盖劳动安全卫生、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的全方位权益保护体系。执法实践表明，劳动权保护不仅存在于法律文本，更通过常态化执法切实转化为劳动者的权利，实现了从“纸面权利”到“现实权利”的实质转化。 其四，打破“人权分割”局限，实现权利保障的整体性协同。新疆遵循人权不可分割性原则，在实施层面统筹劳动权与关联权利的协同保障。通过劳动权与适当生活水准权的保障性衔接，劳动权与受教育权保障的相互赋能、劳动权与新型权利的协同保障，构建起相互支撑、协同推进的权利保障体系。 其五，超越“人权主体原子化”陷阱，实现集体人权与个体发展的协同推进。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各民族平等劳动权的实质保障。新依托区域协作、对口援疆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与新疆本地资源优势相结合，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各族群众在共同劳动中增进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局面。这种集体人权与个体发展的协同推进，也为国际劳工公约的深化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 2025年9月10日，位于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新城西门村的红石榴电商直播孵化基地，电商主播在进行直播。 中新社记者 王紫儒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新疆劳动权实践创新的创造性作用及其世界意义是什么？ 倪文艳：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逆全球化浪潮与地缘政治重组相互交织。在此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化，新疆作为核心区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新疆劳动权保障问题已不仅是区域性事务，而是涉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维护产业链安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设施。因此，必须将劳动权保障提升为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战略清醒应对战略博弈。通过将劳动权保障的新疆实践转化为可复制、可验证、可持续的制度性公共产品，能有效抵御西方不实指控，更能在推进全球发展议程中把握主动权。 中国新疆在劳动权保障领域的实践探索，立足民族地区发展实际，遵循人权保障的内在规律，形成了一条以民族平等为基石、以渐进性实现为原则、以权利协同为路径的劳动权保障新路。这一实践不仅有效保障了新疆各族群众的劳动权益，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人权保障模式提供了重要借鉴。 受访者简介： 倪文艳。受访者供图 倪文艳，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讲师，法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北政法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法学、人权法学。在《人权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并主持多项省部级专项课题重点项目。 【中国新闻社】中国劳动法治建设如何在新疆“结出新果”？

我国检察指导性案例是植根于本土法治实践的特色产品，也是彰显中国司法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检察指导性案例已成为我国统一法律适用、完善法律体系、实现法律监督的重要法治实践成果。实践中，如何清晰定位检察指导性案例的价值功能，推动其在统一法律适用、体现监督属性、满足实践需求方面发挥更大效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 当前，检察指导性案例在实践应用中仍面临一些困境。在效力定位上，尽管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下称“最高检2019年规定”）将检察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由“可以参照”修改为“应当参照”，但“应当”与“参照”在规范意涵上存在内在张力，且其中“可以引述相关指导性案例进行释法说理”的表述，弱化了其强制适用效果。在体系构建上，案例供给存在某些短板，新型犯罪、复杂纠纷领域覆盖不足，更新与退出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配套制度上，统一高效的案例检索机制还需健全，效果评估与实践反馈渠道不畅，制约了检察指导性案例从“文本规范”转化为“实践效力”，影响其指导功能的充分发挥。 破解上述实践困境，其关键在于明晰检察指导性案例的价值功能定位： 一是法律适用的指引功能。该功能旨在通过发布具有示范性的典型案例，为各级检察机关办案提供明确、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从而有效解决法律条文的抽象性与滞后性所带来的适用难题。抽象性特征往往指向制定法内涵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旨在涵摄多样事实情境，滞后性特征通常引发制定法无法与社会快速发展同步，导致法律规范临时缺位。检察指导性案例源于司法实践，通过解构典型案例的法律推理与办案逻辑，示范法律要义精准阐释与规范漏洞合理填补，实现个案事实与法律规范的有机衔接，强化对新型、疑难复杂案件办理的指导作用，从而促进司法实践的统一。 二是法律发展的演进功能。该功能旨在通过发布具有前瞻性的典型案例，提升法律体系的适应性与进化性，以应对社会变迁中的新问题。检察指导性案例通过提炼新型、疑难案件的法律推理与办案规则，示范如何填补法律漏洞、拓展法律解释边界，从而为法律规范的完善提供实践支撑。这不仅能引导检察官在类案处理中预见法律发展趋势，还能向立法机关和相关司法机关反馈司法需求，促进法律条文的修订与司法解释的更新，最终实现法律体系的动态平衡与持续发展。这种实践反馈机制构成了法律体系自我完善的闭环，不仅降低了法律修订的试错成本，更实现了法律规则与社会治理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巩固了法治建设的根基。 三是法律监督的约束功能。该功能旨在通过发布具有约束力的典型案例，对司法行为施加规范性制约，确保法律监督的权威性。一方面，通过提供统一执法标准，监督公安机关在侦查、取证、强制措施等环节的合法性，防止程序违法和证据瑕疵。另一方面，通过确立权威的法律适用标准与办案规则，监督审判机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程序规范及量刑裁决等环节的合法性与统一性。法律监督对象的纵向扩展来源于对法律监督权的精准解读，不仅有助于减少司法腐败风险，还能提升法律监督整体效能。 基于此，有必要结合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实际运行情况，从立法保障、机制创新与技术支撑等方面加强检察指导性案例制度建设，以充分释放其制度效能。 立法切入：稳步提升指导性案例的刚性效力。在立法上，建议明确规定在办理特定案件时必须援引相关指导性案例，确立强制援引机制，实现从隐性适用向明示参照的制度转变。应将“最高检2019年规定”中的“可以引述”改为“应当引述”，从而进一步强化指导性案例的刚性效力，有效统一裁判尺度，提升法律监督整体效能。 完善机制：系统构建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平台体系。这需要系统性拓展案例来源，确保涵盖刑事、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四大检察”重点领域，并重点关注新兴热点问题。具体操作上，可通过建立全国性案例征集机制，鼓励各级检察院定期提交代表性案例，同时引入专家评审团对案例的典型性、指导性进行严格筛选，确保入选案例能反映司法实践的最新动态。应加强跨部门协作，例如，与法院、公安机关及学术机构共享案例资源，动态更新案例库内容，全面覆盖法律盲区。同时，建立科学的案例分类与标签体系，细化至具体罪名、争议焦点和法律适用难点，提升案例库的体系性和科学性，强化法律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此外，为提升指导性案例的质量和指导性，亟须构建制度化的退出机制。通过定期清理已不再适应司法实践需求的案例，实现检察指导性案例体系的动态优化与良性循环，最终促进司法公正和统一。 数字赋能：全面优化检察指导性案例的配套制度。这要求构建覆盖全国、层级清晰的检察案例数据库平台，实现指导性案例的智能检索与动态更新。平台应具备多维度标签分类功能，支持检察官通过案由、争议焦点等要素精准定位类案，并嵌入类案推送、条文关联、文书生成等机制。辅助检察官准确识别潜在监督要点，提升案例参照的便捷性与准确性。在此基础上，强化平台数据挖掘与学习功能，定期生成案例应用分析报告，识别高频引用点和适用难点，反向指导案例的遴选、编纂与更新工作，形成“应用—反馈—优化”的动态闭环。此外，开发智能化辅助工具，对指导性案例的援引和采纳情况进行系统追踪，对违反背离案例或随意援引的情形予以记录，并通过数据分析将上述情况纳入检察官绩效考核范围，从而推动形成以数据驱动、智能协同为特征的案例指导新生态。 综上，唯有构建立法保障、机制创新与技术支撑三位一体的协同框架，方能突破援引不足与适用碎片化的现实困境，使检察指导性案例真正成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提升法律监督效能的重要引擎，进而推动检察监督从个案参照向规则治理的系统性跃升。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讲师、检察公益诉讼研究中心研究员） 【检察日报】明晰价值定位 推动检察指导性案例制度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