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随着最后一批录取通知书寄出，我校2019年本科招生录取工作全面结束。今年面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共计划招收3090人，包括公安类、艺术类、普通本科批次、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新疆内地高中班计划、新疆预科生计划、西藏内地高中班计划等多个类别，计划完成率达到100%。从招生录取情况来看，各地各类别录取分数线创历史新高，高分段考生报考密集，整体生源质量稳步提升。 省内录取分数再创新高 我校今年在陕西三个批次5个类别录取的最低成绩及位次均大幅度提升。除省内“985”“211”大学外，一本批次文科投档分数线在省属高水平大学中排名第一，理科投档分数线排名第三，最低成绩分别超出文史、理工类一本省控线36分和52分；单设本科批次国家专项计划最低成绩分别超出文史、理工类一本省控线35分和62分；单设本科批次地方专项计划分别超出文史、理工类一本省控线31分和48分；提前批次公安类女生全部在一本省控线上录取，最低成绩分别超出文史、理工类一本省控线21分和38分；提前批次公安类男生理工全部在一本省控线上录取，文史50%以上在一本省控线上录取，最低成绩分别超出文史、理工类二本省控线106分和112分；提前批次艺术类全部在二本省控线上录取，最低成绩分别超出文史、理工类艺术省控线159分和155分。 省外生源质量稳步提升 从省外招录情况来看，我校在天津最低录取成绩分别高出当地文史、理工类一本省控线125分和208分，在辽宁最低录取成绩分别高出当地文史、理工类本科线119分和234分，在广东最低录取成绩分别高出当地文史、理工类本科线118分和161分，在海南最低录取成绩分别高出当地文史、理工类本科线127分和130分，在山东最低录取成绩分别高出当地文史、理工类本科线85分和152分，在黑龙江理工类一本批次录取的最低成绩高出当地一本省控线119分，在贵州理工类一本批次录取的最低成绩高出当地一本省控线112分，在青海理工类一本批次录取的最低成绩高出当地一本省控线109分，在北京最低录取成绩高出当地分数线87分，在上海最低录取成绩高出当地分数线83分，在浙江前20%的第一段各专业生源就全部满额，专业（类）高出A段线29分（浙江线分A\B\C三段）。文史类有14个省份录取最低分高出当地一本线或本科线50分以上；理工类有11个省份录取最低分高出当地一本线或本科线80分以上、20个省份高出50分以上。 真抓实干，深入贯彻落实学校发展要求 今年我校录取成绩提高幅度刷新最好纪录，创历史新高，这是校党委和行政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持续加强学校内涵建设及特色发展，统筹安排，多措并举，奋力追赶超越的显著成果。 一是科学编制《2019年本科招生章程》，按照“分数（位次）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录取专业，相比往年，今年高分考生报考更加密集，征集志愿更少、考生满意度更高。 二是打造本科招生宣传“全网矩阵”。在升级更新本科招生信息网的同时，在微信平台同步推出“计划查询”、 “成绩查询”、“录取通知书查询”等系统；历时一年精心拍摄招生宣传片；推出新版录取通知书；在考生填报志愿时段，连续在微信公众平台推出多个系列原创文章，阅读量截止目前达到20万人次，单篇最高浏览量7.9万人次，全力打造宣传服务微时代；有选择有侧重地选择招生宣传的媒体与方式，在考生关注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陕西省招生考试信息网、华商报、教育博览会会刊等进一步加强宣传，提升宣传效果。 三是深入开展宣传服务活动。在填报志愿期间，组织80余名教职工和学生组成的招生宣传团队，通过陕西教育博览会、校园开放日、深入中学、组织现场咨询会等多种途径分批多线路赴全省9个地市2所大学和41所重点中学进行了针对性重点宣传。 四是注重宣传细节和质量，努力夯实基础工作。针对现场咨询会发放、校园开放日、教育博览会等不同宣传途径，设计印制学校2019年报考指南画册、招生海报、招生折页、单页，在志愿填报前向考生发放宣传材料4万余份。 五是全面打造“阳光招生”升级版。今年考生和家长可通过学校招生信息网、微信公众平台、热线电话等多种渠道查询招生计划、招生章程、历年录取分数、咨询会信息、招生快讯、录取进程、通知书发放、投递情况等各类招生信息，切实做到公开透明、科学有序。（供稿：招生就业处）

7月31日，省委法律顾问聘任座谈会召开。省委副书记贺荣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庄长兴主持座谈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卢建军宣读关于聘任省委法律顾问和省委法律专家库（省委党内法规专家库）成员的《通知》。我校党委书记宋觉、校长杨宗科，校长助理汪世荣、《法律科学》编辑部副主编杨建军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贺荣向省委法律顾问颁发聘书。杨宗科被聘为省委法律顾问和省委法律专家库（省委党内法规专家库）成员并代表省委法律顾问发言，汪世荣、王政勋、杨建军被聘为省委法律专家库（省委党内法规专家库）成员。 贺荣在讲话中指出，按照省委部署，建立省委法律顾问制度，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部署的实际行动，是更好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法治陕西建设、推动各级依法决策的重要举措。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法律顾问作用，更好把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贺荣强调，要加快推动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省委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完善法律顾问考核、更新和退出等制度，为法律顾问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要重视发挥法规制度管根本、管长远的作用，把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作为必经程序，把征求法律顾问意见作为重要手段，确保各项决策部署于法有据、决策方案符合实际。 贺荣强调，法律顾问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履职中坚守和践行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社会责任。要立足全省工作大局，发挥既精通法律又熟悉政策的优势，为党委依法决策提供高质量服务。要帮助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为陕西追赶超越贡献力量。（供稿：党政办）

（光明日报2019年7月17日第6版）法治思维是以法治为价值追求和以法治规范为基本遵循来思考问题、指导行动的一种思维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并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推动发展。实践证明，能否抓好法治思维能力的培育，直接决定着全面依法治国的前途和走向。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只有深刻把握法治思维的责任性、人民性、体系性等内涵，才能在履职履责中自觉增强法治思维能力，进而充分发挥领导作用，不断提高领导水平。1.责任性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是要求领导干部增强法治观念，尊崇和遵守宪法法律，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众所周知，法律的主要内容是规定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领导干部是掌握和运用公权力的人，是全面依法治国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领导干部行使公权力的特性，决定了法治思维是一种“权力责任思维”。具言之，由于领导干部所行使的权力与职务身份相关，因此，称之为职权。职权的法理内涵就是职责，权力就是责任。“权力责任思维”决定了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重要方式，在表现形式上彰显出鲜明的责任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就必须做到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奉法履职。受到严肃查处的少数领导干部，之所以走向违法乱纪的地步，正是理想信念堕落、法治信仰缺失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一个极其鲜明的指向，就是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紧紧抓住这一“关键少数”法治思维能力的培养，这无疑是站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从我国法治建设和政治生态治理实践中得出的科学判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的信念、决心、行动，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就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提出明确要求。在2018年8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作为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指出“领导干部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遵纪守法、捍卫法治，厉行法治、依法办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可见，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才能以其示范效应和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2.人民性法律乃治国之重器，良法乃善治之前提。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良法与善治都具有价值判断的思维特征，领导干部在行使职权、履行职责过程中的法治思维，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即坚持人民本位。这种价值取向主要体现为坚持法治优越、职权法定、保护人民、接受监督等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应具有坚信法治优越于人治的价值思维。人类文明变迁发展的历史表明，法治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法治体现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属性。坚信法治优越于人治，就是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逻辑起点，就是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领导干部只有真正确立起法治优越思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才能夯实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基础，进而奠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广泛社会基础。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应当突出职权法定思维。职权是公权力，是公共资源，必须通过法律这个“治国之重器”来配置和规范。领导干部一定要明白，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赋予的，人民性是职权合法性的政治基础，合法性是行使职权有效性的逻辑前提。职权法定思维意味着职权的实体内容和运行程序都必须依法、合法。必须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不依法履行职责就是失职渎职；法无授权不可为，没有授权而去行使所谓的权力就是越权，这种越权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对法治的蔑视和践踏。必须坚持职权行使的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或者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是良法善治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要牢固确立依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的理念，权力要在阳光下公开、公平、公正地行使，一切行使权力的行为，大至重要决策，小至具体事务，都要过好程序关。领导干部应当坚持自觉接受监督的思维。法治思维的人民性，体现为领导干部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切实保证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环节、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能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把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落到实处，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要确立接受监督思维，明确认识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接受人民监督是自己的天职和本分，只有通过监督才能保障权力在法定界限内行使，防止以权谋私，防止懒政失职，真正掌好权、服务好人民。3.体系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实践层面看，法治是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体系、系统工程。法治思维的体系性，要求领导干部在面对改革发展过程中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的问题和矛盾时，从动态、总体、全面、联系和系统的角度认识和对待法治，切实把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要求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环节、各领域。在立法环节，立法机关要自觉运用体系性思维科学立法，不能为立法而立法，应当为了善治而立良法。立法决策的时候，充分考虑执行和适用的可行性，立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的法律，充分发挥立法对改革发展的引领作用和规范作用。特别是重点领域的立法，要把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通盘考虑，把符合民意、符合规律、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通盘考虑，切实制定出内在协调、可行管用的良法。在执法环节，坚持体系性思维就是要严格按照立法中体现的党的主张、人民的意志去严格执法，要着眼于法治政府建设，既要做到依法行政，又要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国务院据此制定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落在实处。执法的体系性思维还包括，要求执法机关在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要经得起司法审查，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在司法环节，坚持体系性思维的核心就是按照立法的精神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平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领导干部既要做到不以权压法、不以言代法，尊重和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打听、不干预、不干涉司法审判，自觉维护司法公信力，又要站在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高度，营造社会舆论、完善相关制度。在守法层面，领导干部要把体系性思维的要求贯穿于带头守法之中。法治思维的体系性要求领导干部要把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内在统一起来，把个人行为与行使权力的行为统一起来，把日常行为与重要时间节点、重要场合、重要领域的行为统一起来，切实做到带头尊崇法治，切实做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彻底摒弃人治思想和长官意志，练就经得起人民检验、法律检验的过硬本领。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要求，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体系性还包括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结合，树立纪法衔接的思维。全面依法治国，既包括完善国家法治体系，又包括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法治思维的体系性要求领导干部要处理好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辩证关系。应充分认识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具有互补性和衔接性，增强遵守党纪国法、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机衔接的自觉性，做到在党在职在岗均要依法依规，把权力行为、公民行为与党员行为内在统一起来。（作者：杨宗科，系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7月21日，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甘肃政法大学承办的“法治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兰州召开。来自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的部分委员、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特邀代表参加会议。我校校长杨宗科、副校长王健参加了会议。 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深教授吴汉东主持。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张文显教授致辞并作题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命题》的主旨报告。研讨会分为两个单元进行，分别由甘肃政法大学副校长焦盛荣教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曹新明教授主持。我校副校长王健、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商文江、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时延安、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杜宴林、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特聘教授葛洪义、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汪习根、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副教授余钊飞、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跃军分别作主题发言。 会议期间，杨宗科校长与张文显、吴汉东、徐祥民、顾功耘、孙长永、王志强等专家教授就我校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供稿：党政办）

7月20日，由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的“立格联盟”第十届高峰论坛在河南郑州召开。我校党委书记宋觉、校长杨宗科、副校长漆思和党政办、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研究生院、教务处、科研处、人事处、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中心）、《法学教育研究》编辑部等职能部门和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参加了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新时代政法高校法学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与政法高校法学教育改革”“自贸区法治建设与法治人才培养”。本届高峰论坛设置发展战略、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本科教育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等分论坛。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甘肃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山东政法学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先后在高峰论坛、分论坛作了发言。宋觉作了题为《完善顶层设计 充实学科内涵 服务战略需求》的发言。他指出，2016年以来，面对高等教育深化综合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的发展形势和校际之间追赶超越的激烈竞争，校党委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确立了“一条内涵发展主线、两个深度转型、三步走战略、四个着力打造、七个行动计划”的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路线图，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促改革、保落实、抓稳定，切实履行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支持校长依法履职，推动了学校各项事业打开新局面、再上新台阶。他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内涵建设的核心，学科建设是内涵式发展的龙头。学校以“双一流”建设为牵引，丰富充实法学学科内涵，提振传统学科，发展交叉新兴学科，主动适应法治中国建设需求。一是凝练学科方向，推动特色发展。建设一流学科，要强化学科传承、找准学科定位、推动特色发展。学校明确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方向的学科发展方向，各学科依托法学，围绕总体安全观开展研究，取得积极成效。二是提振传统优势学科。学科传承和积淀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学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梳理学科脉络，强化学统传承，回应新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推动传统优势学科的转型升级。三是发展法学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学校坚持需求导向，大力支持新兴学科发展，积极搭建多学科交叉平台。在已成立反恐怖主义研究院、民族宗教研究院、人权研究院等实体性研究机构的基础上，于2019年陆续成立了国家安全学院、纪检监察学院、军民融合发展研究院、人工智能与智慧法治研究院、枫桥经验与基层治理研究院等研究机构，逐渐形成了与传统法学学科相呼应的新兴法学、交叉法学学科平台集群并产生良好效果，发挥了对专业带动、支撑作用；对人才队伍聚合、整合作用；对科研创新的提升、促进作用杨宗科作了题为《适应新时代 建设新法学 发展新法科》的主题发言。他指出，建设新法学、发展新法科是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需要，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迫切要求，是一场正在兴起的法学教育领域“革命”，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建设新法学、发展新法科的基本内涵包括7个方面：新法学、新法科应当是适应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的新的法学学科体系、是面向新的历史使命的新的法学知识体系、是体现新的指导思想的法学学术体系、是回应“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新布局的新的法学话语体系、是培养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的新的教育体系、是建设法治中国需要的新的课程体系、是以构建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共同体为新机制的合作体系。我校在建设新法学、发展新法科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建设新法学方面，主要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深入研究作为切入点进行探索。比如我校汪世荣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持续15年对“枫桥经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为推动形成中国社会治理法学做出了应有贡献。在发展新法科方面，我校除了发展已有的反恐法学学科外，还新建设了国家安全法学、纪检监察法学、人工智能法学等新的学科发展平台。经7月19日“立格联盟”理事会会议研究决定，全国政法大学“立格联盟”第十一届高峰论坛将由我校主办。在论坛闭幕式上，在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胡明的主持下，宋觉书记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党委书记杨宏志进行了会标交接。（供稿：高教研究所 党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