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网报道我校国家首批反恐方向博士顺利通过答辩，原文如下： 法制网讯 记者 台建林 见习记者 卢伟 通讯员 孙昊亮 12月9日，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方向首届博士研究生许尔锋、王江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建议西北政法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授予其法学博士学位。 贾宇教授是这两位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据他介绍，此次学校首批通过答辩的两位反恐博士熟悉国际国内反恐形势、动态，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撰写的博士论文在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反恐实务、典型案例进行全面总结与深入思考后，系统提出了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方案和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据悉，西北政法大学是国内唯一能够培养反恐方向法学博士的高校，许尔锋、王江成为我国首批反恐方向毕业的法学博士。2016年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法学院成立后，即贯通了本科、硕士、博士培养层次，形成了健全的反恐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学院在读的博士33人、硕士69人，本科生408人。

【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今年1月16日，中国首个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在西北政法大学正式成立。正由于是首家，这家被外界简称为“反恐学院”的法学院就显得颇为神秘。在刚结束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反恐论坛上，《环球时报》记者就运行已接近一年的“反恐学院”话题专访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他表示，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培养反恐人才是顺应国家需求。他还透露，已有学生被安排到新疆反恐一线去实训。 贾宇校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西北政法大学的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是在我们对于恐怖主义威胁和反恐工作需要认识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学生所授的是法学学位，但和一般意义上的法学专业相比，反恐学院的培养内容和方法有很大区别。因为我们认识到恐怖主义的问题不是简单法律问题，还涉及民族、宗教、国际政治、边疆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支撑对该领域的研究。” “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反恐也要依法进行，所以我们用了法学的人才培养平台，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据贾宇介绍，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在博士层面，主要承担着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博士人才培养项目，是国内唯一培养反恐方向博士的大学，这些博士人才都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其中一些人还有实务经验，比如处置过拉萨“3·14事件”、新疆“7·5事件”等重大案件，也有熟悉国际反恐领域的理论人才。学院本科除法学主干课程外，还增加了暴恐事件发生前的情报收集、事件发生后的现场处置等课程。硕士教育层面，反恐怖主义学院从刑法专业中选了部分学生进行反恐方向的研究生课程。选拔标准是，首先个人要有从事反恐研究的愿望，其次还要看其知识结构，比如具有相关语种或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安全、民族宗教等专业知识背景的优先。除法学基本课程，还增加了边疆历史地理、国际反恐、民族宗教问题以及中国反恐的前沿问题等课程。贾宇说：“现在已有数十名研究生在新疆反恐一线做实训，一线的公检法部门都有指导老师给他们打分。” 谈到这些去新疆做实务训练的学生，贾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报名反恐专业的学生是非常可爱的，很多家长会担心，‘为什么学这个专业?很危险的’，但这些学生热情高涨。我们的教学环境也相对艰苦，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要起来做早操。新疆反恐一线实训的环境非常艰苦，压力非常大。内地经常用‘五加二、白加黑’来形容工作忙，但跟新疆干部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他们有时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都回不了家。我们学生里有差不多一半是女生，连她们都不担心，也不叫苦不喊累。基层干部的努力是解决暴恐问题、分裂主义的根本性措施，学生们跟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我相信经过这样的训练，在以后处理暴恐问题时学生们既有法律上的坚定立场，也会有接地气的理性思维方式。当然，并不是一提到反恐就是在一线打仗，综合防治是最重要的，所以，更多的学生是在从事恐怖主义综合治理的工作。” 据贾宇介绍，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有法律、民族宗教学、边疆史地、国际政治等学科背景的老师，是一个汇集汉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柯尔克孜族等多民族的教师团队，对反恐事业都特别热爱。学院在读的博士33人、硕士69人，本科生408人。对他们的就业，贾宇表示并不担心，因为反恐领域人才培养受到国家重视，此外，学生拿的是法学学位，还可以去考司法考试，去竞争公检法、律师等岗位。贾宇还希望有关部门重视“全民反恐”的重要意义，一定要由专业部门跟高校、社会各界戮力同心，才能把反恐工作做好。

7月12日，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公布后，我校国际法学院王泽林副教授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以下是接受采访时阐述的主要观点摘要。 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认为没有管辖权的仲裁庭作出的裁决自然没有法律效力。南海仲裁案仲裁结果在预料之中，但仲裁庭裁决结果的内容仍然令人震惊：对《公约》中部分含义模糊、但对世界各国具有重大利益的条款，作出在逻辑上存在问题严重的解释，确实是让人完全看不到在海洋法领域内具有公认资格的专家所应具有的水准。 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的时候，认为中菲之间最终还是需要以双边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南海争端，劝菲律宾不要将裁决作为中菲之间谈判的一个筹码。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国际法并不是一些学者想象的那么美好，是国际公正正义的体现。因为国际法依然存在被滥用，现实中甚至被操纵的情况，抛开国家利益去谈国际法，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目前在很多领域中国没有深入参与的情况下大多已经形成的国际规则，现在谁掌握了规则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实践中的主动权，在这次南海仲裁案中表现更加突出。 王泽林副教授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 相关采访链接： 1. 学者：南海“仲裁结果”与解决争端的出发点相违背 http://photo.chinanews.com/gj/2016/07-14/7939604.shtml 2. 南海仲裁案热议下的冷处理 http://toutiao.com/i6309673360489972225/ 3. 凤凰卫视采访 http://v.ifeng.com/news/world/201607/01394661-b4b1-4757-881d-611ccaf55b64.shtml

      日前，中国国际法学会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香港会展中心联合举行海洋争端解决国际法研讨会，凤凰新闻专访与会的我校国际法学院教授潘俊武，分享会议共识对南海仲裁案结果的看法。

本文导读：日前，我校反恐怖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张金平教授接受新华社采访，深度解析有关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问题，新华网刊载了《中情局长称“危险依旧” 美国为何治不了IS？》一文，文中张金平教授指出：美国打击“伊斯兰国”陷入“越反越恐”，实为美国另有所图并未全力以赴。以下为新华网报道的全文转载—— 新华网：中情局长称“危险依旧” 美国为何治不了IS？ 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16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言。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16日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上承认，美国对“伊斯兰国”的打击虽取得一定进展，却没能起到有效遏制作用，这一极端组织“依旧危险”。 按照布伦南的说法，“伊斯兰国”眼下的“危险”表现在人员数量、扩张趋势、袭击威胁等诸多方面，而要有效遏制这一组织的恐怖能力，必须投入更多资源，使其遭受“更严重损失”。 反恐专家分析，美国“越反越恐”的主要原因，其实在于“另有所图”。 【虽有进展，“危险依旧”】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当天罕见举行公开听证会，由布伦南介绍极端组织威胁等方面的最新情况。 布伦南说：“不幸的是，尽管我们在针对‘伊斯兰国’的战场和金融领域取得进展，但我们的努力没有减弱这一组织的恐怖主义势力和向全球的延伸。” 按照他的说法，美国主导的军事打击所取得“进展”包括“伊斯兰国”部分高级成员丧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控制范围缩小、前往叙利亚加入这一极端组织的人数减少、部分成员叛逃等。同时，“伊斯兰国”筹集资金的能力受到一定阻碍。 图为6月15日，在叙利亚北部曼比季市郊，由美国及其盟友支持的叙反对派“叙利亚民主力量”联盟的当地武装人员(左)俘虏一名据称是“伊斯兰国”的成员。(新华社/法新社) 但布伦南指出，在资金方面，“伊斯兰国”通过“收税和在叙利亚、伊拉克黑市出售原油”，每月收入仍“至少以千万美元计”。 人员方面，“伊斯兰国”现有成员人数比“基地”组织鼎盛时期还多。据中情局估计，“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成员数量虽较去年减少，但仍达到1.8万至2.2万人。 除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伊斯兰国”还试图把影响扩展至非洲北部、西部等区域。其在利比亚的分支被布伦南称为“最危险”。 布伦南说，从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近期遭遇的袭击来看，“伊斯兰国”已经建立起一个用于指挥和鼓励针对海外目标袭击的体系。这一极端组织“拥有大批可能用于在西方实施袭击的西方人员”。 此外，从近期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市等地发生的枪击案来看，“伊斯兰国”正试图“鼓励与这一组织没有直接联系的同情者发起袭击”。布伦南说，这类“独狼”式袭击“对情报界而言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为弥补地盘的损失，‘伊斯兰国’可能会更多依靠游击战术，包括在其控制范围以外发动高调袭击。” 图为6月13日，在伊拉克费卢杰市中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后地面升起浓烟。(新华社发，哈利勒·达乌德摄) 【缘于“另有所图”】 美国针对“伊斯兰国”的打击持续多时，为何遭遇“越反越恐”的窘境?中国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张金平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在反恐的同时另有所图，并没有全力投入。 首先，对美国而言，打击“伊斯兰国”势力并不是其在叙利亚的首要目标。如何应对这一组织在叙利亚的活动，实际上“依据美国的叙利亚政策而定”。 “美国一度视‘伊斯兰国’为颠覆叙利亚政权的中心力量，或者试图让‘伊斯兰国’与叙利亚政府两败俱伤。即使是目前，美国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依然没有尽全力，”张金平说，“在叙利亚问题的前景没有明朗之前，美国难以将打击‘伊斯兰国’作为第一目标。” 其次，美国希望以较小的成本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希望由土耳其、西欧国家、沙特、伊拉克政府及库尔德力量等方面多出力，特别是多出地面力量，减少美国的负担，包括人员伤亡，也包括经济负担，”张金平说，但实际情况是，“其他国家也难以充当打击‘伊斯兰国’力量的急先锋”。 自身投入不足的同时，美国出于地区事务主导权的考虑，又不愿意俄罗斯全力打击“伊斯兰国”。张金平说，俄罗斯空袭“伊斯兰国”目标后，美国以各种理由指责俄罗斯，鼓动盟友给俄制造麻烦和施压。 张金平说：“当前国际恐怖势力活动的一幅清晰地图，就是与地区动荡相重叠，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马里等。这些地区，都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干预所导致的国家政权颠覆和社会失序。”(记者郜婕，编辑郑昊宁，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  

本报讯(记者 母家亮)日前，西北政法大学“建党筑伟业，青春中国梦”第22届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校园歌手、舞蹈大赛在长安校区举行。艺术节期间，该校先后举行了师生合唱比赛、摄影书画比赛、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专场讲座等12项校园文化活动，为广大青年学生展现自我、拓展素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校园文化活动是宣传先进文化思想的前沿阵地，西北政法大学校园文化艺术节自1994年启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了22届，是广大青年学生素质拓展的有效载体，对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直接和深远影响，并成为校内最有影响、参与学生最多的校园文化活动，也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品牌。

与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赵馥洁有过交谈的人，总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强烈的使命感和文化自信。“我热爱哲学，哲学能使人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地考察问题，观照世界和人生。我向先贤学习，努力做一个有自觉学术使命意识的读书人。”初夏的五月，记者如愿在西安的一个学术会议上采访了赵馥洁先生。 1964年从西北政法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赵馥洁便在大学里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理论 1991年，赵馥洁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研究”顺利完成，其研究成果《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出版。该书从价值论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新的反思，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含的价值理论进行了专门而系统的研究，被认为对于发掘历史文化的优秀思想遗产具有现代意义。 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赵馥洁从“价值原理”、“学派取向”、“范畴系列”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他提出，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从而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概括为：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赵馥洁还提出了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的体系，即以人为本，以道德为主导，以功利和权力为两翼，以“自然无为”为补充，以群己和谐、天人和谐为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的价值观念体系。 追求学术研究的理想境界 在赵馥洁看来，哲学家们所承载的使命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他经常喜欢引述的关学创始人张载的名言，也是他的人生价值追求，更是他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想境界。 2015年，由赵馥洁任编委会副主任的中国首部对历代关学基本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的大型丛书——《关学文库》出版。赵馥洁介绍说，张载是一个有自觉学术使命意识的哲学家，“横渠四句”精辟地表达了他要用自己的哲学为人们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观和社会观。“为天地立心”，就是培养真正的人，成为天地的灵魂;“为生民立命”，就是为百姓找到精神家园，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往圣继绝学”，就是将因各种冲击中断的孔孟等圣人之道和学问继承下来;“为万世开太平”，则是为大众提供美好的社会理想。 赵馥洁认为哲学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资政育人”。在这里，“资政”就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真理性的把握，“育人”就是为人们提供一种人生的价值意义及安身立命之处。 学问乃寂寞之道 “我大半辈子就是读书、教书、写书，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谈起治学的体会，赵馥洁说，做学问必须平心静气，独立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不能去凑热闹，更不能去出风头，也不能随意跟潮流，要克服浮躁之气。“学问乃寂寞之道，著书属寂寞之业。平生治学，创获无多;多年著述，乏善可陈，唯有一点，差可自许，聊以自慰，曰：耐得寂寞。” 赵馥洁的“寂寞之道”包含了三个要素，即静心、平心和乐心。他说，“人在做学问，特别是做哲学研究时，思想一定要静，这样才能思维。荀子所说的‘静而后能思’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平心”就是要以平淡的态度看待名利和功利。做学问如果以名利为目的，就必然会引起浮躁，而且也会导致诚信的失落，我们一定要淡然处之。“我觉得‘平’很重要，必须以平常的心境来做学术研究。而‘乐心’是一个人处世的最高境界。乐在其中，一个人才不会屈于任何外物，才不会受外在利益的诱惑，从而自得其乐。” 赵馥洁的学问之道也是由静心、平心、乐心这些环节构成的一种追求真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人生过程。“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如果能体现人类的一种真善美的价值，那么这样的成果当然有社会意义。把人类的事业与自己的人生价值统一起来，这样才能保持一种平心、静心的态度。”怀着这份对学术的浓厚的使命感和文化自信，赵馥洁以古稀之龄，继续在哲学领域开拓耕耘。

      就在巴黎恐怖袭击案主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被活捉的四天后，布鲁塞尔的机场和地铁站发生连环爆炸，已造成至少30人死亡，超过180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此次恐袭负责。只是巴黎恐袭案之后欧洲普遍加强了反恐部署，为何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依然遭此厄运？文明的冲突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中国又能从中得到哪些警示？震海听风录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台湾陆军前副总司令吴斯怀、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教授张金平激辩世界恐怖主义蔓延之困。    核心提示:西北政法大学张金平教授认为，国际恐怖势力它在实施全球转移的时候，它有一个结合点，它是国际恐怖势力和当地的恐怖势力，极端势力，结合的一个过程。在这个结合还没完成，国际恐怖势力向周边蔓延还立足未稳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国际社会打击恐怖势力的一个重要的时机。       凤凰卫视3月23日《震海听风录》，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就在巴黎恐怖袭击案主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被活捉的4天后，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发生了连环爆炸，已造成至少30人死亡，超过180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此次空袭负责。只是巴黎空袭案后，欧洲普遍加强了反恐部署。为何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依然遭此厄运？文明的冲突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中国又能从中得到哪些警示？《震海听风录》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台湾陆军前副总司令吴斯怀，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研究院教授张金平，激辩世界恐怖主义蔓延之困。       邱震海：欢迎收看《震海听风录》，我们知道昨天下午就是比利时时间的昨天上午，在这个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同时也是欧盟和北约的总部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连环恐怖爆炸，从恐怖爆炸的这个的方式和风格来看非常类似去年11月13号在法国首都巴黎法身的恐怖袭击案。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起恐怖袭击案，它的来龙和去脉深层的原因，同时我们会把它牵涉到这个对大中华地区有哪些警示，大中华地区有哪些恐怖的隐患，未来我们如何解决。这个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个香港，在台北，同时在西安，同时请出三位嘉宾。在香港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先生，在台湾的是台湾陆军前副总司令吴斯怀中将，同在西安当地同时跟我们联系的是中国可以说是第一所西北政法大学反恐主义法学院的教授张金平先生。三位好，我们先看看昨天欧盟总部门口发生这个连串恐怖袭击。       11月13号到现在仅仅过了4个多月的时间，正是引证人们所说的一句话叫反恐反恐，似乎某种程度有点越反越恐。昨天从布鲁塞尔的恐袭的情况来看，似乎这个IS伊斯兰国它的网络不但没有被摧毁，而且似乎更加走向地下。更加紧密，而且在方式上更加专业。所以这个坦率地讲让我们感到有点匪夷所思，而且感到未来这个有点，对未来有很多的警示。这个先看看阮先生，宗泽兄，您是国际问题专家，何意如此？       IS欲借恐袭布鲁塞尔向欧洲宣战       阮宗泽：对，确实是，我这个觉得这次它的这个恐怖袭击是可以说是巴黎恐袭以后欧洲最大规模的一次恐袭，而且是一次连环爆炸。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精心策划这么一个爆炸行动。我觉得有两个方面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这个伊斯兰国他们可以说，我觉得是声东击西。就是当巴黎恐袭以后你是注重这个对巴黎的这个反恐的加强，但是它恰恰选择了在布鲁塞尔这个开展它新一轮的恐袭活动。另一方面呢，是我觉得有关方面，特别这一次在布鲁塞尔我们看到，其实是布鲁塞尔的大意和疏忽，它的政策松懈造成的。这个呢比利时的首相米歇尔他自己也承认这个比利时必须得为它自己的大意疏忽买单。那么其实说在比利时，我觉得这次恐袭它选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比利时我们讲它是欧洲的心脏，它既是这个欧盟总部的所在地，也是北约的所在地，所以它这个指向性极其地明确，就是向欧洲的宣战。       邱震海：OK，好，吴将军，您是战略问题专家，军事问题专家，反恐问题专家，您觉得比利时的情报和这个安全局有哪些具体的失误？       吴斯怀：情报现在IS最主要的是运用网络，那么网络本身就很难搜寻，那么所以比利时我也从媒体上看到，比利时情报单位说，这一件恐攻事件的情知，原先就有若干的掌握，但是没有时间地点。就我们研究军事战略来讲，只要是资料没有时间、地点，就是何人何事，何时何地，没有这个四何的因素存在，那就是叫情报资料，不是情报，毫无意义。所以情报单位当然很困难，那么第二点我想大是这一次的恐怖攻击，他们的目标选择非常具有国际战略的含义，他选择在欧盟北约的地铁站，选择在布鲁塞尔的机场，这几个方式对整个欧洲，因为欧盟跟北约来往的都是欧洲包含世界各国的外交人员，或者准军事人员的进进出出，这个向欧洲，甚至向全世界宣战的意味不容小觑，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比利时的问题，当然我们在媒体上也看到，很快的欧洲各主要国家都出来谴责或者提高警备的等级。另外一个因素，提高戒备等级之后，对民主自由的社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巴黎恐攻之后法国政府希望延长等于是类似戒严的时间，但是有一派民主派的议员又觉得这样子限制了我们的行动生活，各种往来的自由。所以在民主国家来讲，这是一个两难的。套一句中国俗话，它是光脚的，我们穿鞋的，真的要全面戒备。包含老百姓的这种意识都必须要加强，否则真的不太容易应对。       邱震海：好，在西安当地，是西北政法大学，我刚才说是中国第一所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教授张金平先生。张金平先生，这个张教授您怎么看？       张金平：我这次事件确实是非常突出重要的一个事件，我赞同两位专家的分析，我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这样一个事件。就是国际恐怖势力呢，它的一个战略转移，这样的视角来分析这个世界。三月份在伊拉克也发生了重大的袭击，但在土耳其发生了两起重大的袭击。就在欧洲三月份的时候出现了好几个地方，出现了恐怖袭击的高危迹象。就是在巴黎，在德国，在意大利，都出现了一些恐怖分子试图实施袭击的这样一些未遂事件。除了中东地区，西欧地区，北非地区，在突尼斯、马里，但是也有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我们再延续到东亚，在印尼呢，3月15号，他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全球战略转移的这样一个态势，他们一旦不能在中东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武装袭击了，这个时候他要发生两个转移。这第一个转移是暴力方式的转移。第二个转移呢，它无法在这个伊拉克叙利亚的地区实行长期的这样一个割据，武装割据存在的形式了。       IS与基地组织不同 它更多是一种意识形态       邱震海：好，这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现象，我们观察到了张教授这个反恐专家。但是从媒体人这个角度我们就会感到越来越困惑了，这个反恐反恐，难道会越反越恐了吗？从去年，阮先生，这个您是外交专家，去年这个9月底，俄罗斯在叙利亚号称对伊斯兰国进行空中打击，现在半年过去了，怎么现在就伊斯兰国反而变得更加专业了。用刚才张教授的话来说，反而是实行战略转移了。到底为什么？       阮宗泽：就是使一定意义上他在这个，特别在中东在叙利亚，受到这个包括俄罗斯包括西方再来的这种打压，那么他当然不甘这个束手就擒，所以他一定要造出更大的这个声势，由于中东的这样一种战乱，导致了很多中东北非的这样一些国家的这个难民涌入这个欧洲。所以跟欧洲也增加了很大的这样一种压力。那么这个所以说这个好像看起来叫越反越恐，实际上这个伊斯兰国，他和基地组织最大的不同在于哪？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他其实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有效联系的全球网络，他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这种意识形态靠什么呢？就是靠这种网络，靠互联网，比如说他散发了很多关于这个怎么样制造爆炸，一些恐袭，甚至教授这些人怎么做这个恐怖主义的这样一些视频资料。而且这些视频资料，它一散发的话在网络上，有的人就容易去学习。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在声东击西，然后找最薄弱的地方发动攻击。       邱震海：好，从过去几个月情况来看这个针对伊斯兰国的这个反恐行动显然还没有取得一个很大的一个效果。虽然我们说反恐反恐越反越恐，但至少从张教授刚才的话来说，恐怖主义正在实行全球转移。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面我们就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对大中华地区来说，既然是全球的战略转移，那会不会转移到大中华地区？大中华地区未来，坦率地讲过去一时间我们已经承受了相当大的一个反恐的压力，未来反恐的压力会不会更加严重？大中华地区从昨天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恐袭当中能够获得哪些警示？       昨天我们知道在比利时首都，同时也是欧盟和北约所在地布鲁塞尔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而且是连环恐怖袭击，所以您现在收看的现场电视讨论有关这个恐怖袭击对大中华地区有哪些警示？我们同时请出三位嘉宾。刚才这个在西北的这个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的教授张金平先生说，恐怖主义现在有全球蔓延，全球转移的趋势。那既然这样的话，好，我们就来看看大中华地区会承受，在过去已经承受很大的反恐压力情况下，未来会有哪些反恐压力，具体会有哪些警示？这个阮先生。       阮宗泽：其实我觉得这个一段时间来，我们看到恐怖主义，实际上他是在四面出击，这次虽然在欧洲，而且接连不断在欧洲出现。但是我们也别忘了，前不久在美国的加州也发生过一起非常恶性的这个暴力恐怖事件，其实他虽然说，他跟恐怖主义好像后来调查来讲，没有什么太直接的联系，但是他是恰恰就是受到了这种伊斯兰国极端主义思想的这个影响，而采取的这样一种极端行为。那么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实际上中国也这个不能幸免，也发生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昆明的这个火车这个暴恐袭击，以及包括金水桥这样一些事件，所以可以讲这个恐怖主义，他实际上这种四处蔓延，而且四处出击的这种状况，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孤狼”式恐袭难预测最令人头痛       邱震海：吴将军您是军事专家，这个从我们一般外行的角度来说，好像感觉恐怖主义袭击是没有目标的，好像是很随机的，今天在那里，明年在那里，反正总而言之一个罗贯就是挑你最薄弱的环节下手，他们到底是随机的选择他的进攻目标，还是背后有一个更加深谋远虑的一个所谓的战略考虑？       吴斯怀：我从这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个像IS中有组织的恐怖组织，包括之前的盖达组织，那他们背后有相当多受过国际关系，国际战略训练的这些专家高手。那绝对是像这一次比利时一样，选择是有战略含义的。这个如果就国家立场，就全球立场还算是比较可以研判，有一个脉络。恐怖主义最怕是一种叫做孤狼式，就是单独一条狼，它那种随机性你很难预测，他从网络上学习，他是一个极端分子，他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小团体，他学到IS这一套，他就自己随机去做了。这种的防范程度是最为恐怖。但是这种的威胁性不会太大，可是造成的心理效应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孤狼式的这种恐怖主义反而最让我们觉得很头痛。       邱震海：OK，现在从叙利亚，从这个伊斯兰国回流的很多恐怖分子正在回流策划，同时中国，包括大中华地区在内的很多地方在面临反恐的压力。好，下面一个问题来了，怎么办？到底有哪些对策？大中华地区到底应该如何做？       昨天发生在比利时首都，同时也是欧盟北约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的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让全世界感到震惊。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所以刚才在第一第二部分我们谈到这个全球的恐怖主义现在在实行全球的范围的大的战略转移，其中当然也包括大中国地区。尤其是在第二部分西北政法大学反恐主义法学院的教授张教授说现在从伊斯兰国回流的恐怖分子正在慢慢地回归到大中华地区，正在与周边的恐怖主义进行组合，策划一场更大的恐怖袭击。好，我们同时请三位嘉宾。下面的问题来了，怎么办？到底有哪些对策？       坦率地讲，当危机发生之后普通的老百姓首先是把责任推给情报机关，每次危机过后安全机关都承受了一个很大的压力。这当然某种程度也是有道理的，某种程度安全机关感到非常委屈，但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来说，张教授，你们的专业研究显示未来大中华地区反恐切切实实到底应该怎么办？       恐怖势力全球转移或为反恐带来机遇       张金平：好，我从三个层面分来分析这样一个对策问题。第一个层面呢，我们还是从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一个角度来分析，国际恐怖势力的全球转移，他在转移过程当中有这样一个机遇，就是给我们的机遇，国际反恐机遇。国际恐怖势力它在实施全球转移的时候，它有一个结合点，就是吴将军和阮老师所说的，它是国际恐怖势力和当地的恐怖势力，极端势力，结合的一个过程。在这个结合还没完成，国际恐怖势力向周边蔓延还立足未稳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国际社会及恐怖势力的一个重要的时机的，这个时机是非常重要的。从情报合作，直接打击的合作，可以开展，从很多层面可以开展，而且这个机遇呢，一定要各国充分认识到的重要性，充分合作。       邱震海：充分合作，这第一个。       张金平：一旦在反恐当中用了双重标准，其他的各国的自己的考虑会破坏这种合作。第二个角度呢，从国家层面，其余层面内部层面，从大陆来说，中国政府呢，一方面加强了严厉的打击，一方面持续综合治理，中国社会发展，全面的，社会全面发展，来消除恐怖势力自身的社会土壤。第三个正如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公民个人对反恐有自己的应尽的义务。       邱震海：公民自己的反恐的意识，反恐的技能的训练，这是一方面，为了自保，为了自救，反恐。第二方面，公民如何有更多的义务来参加，阮先生你怎么看？       阮宗泽：在反恐问题上这个人人有责，那么特别是要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动员这样一种力量，包括这个社区民众等等，我觉得各种力量都得动员起来，给恐怖分子，或者这些试图策划这个恐怖袭击的人无处可藏，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包括这个边境的这个管控，为什么现在有一部分人，包括中国籍的人流窜到别的地方，甚至到中东，甚至到亚洲周边一些国家，他们就是受到这些一种极端思想的吸引，那么更可怕的是他们去这个比如说参与了一些甚至实战，甚至学习了一些方式，再回流到这个比如说大中华地区，回流到这个国内搞恐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地可怕。那么在我们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情报交换和国际合作。我尤其要强调在国际合作当中，如何摒弃这个双重标准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的合作很多是技术性的合作，当然有一个观念上的合作，和一个外交上的合作。就说我们看到屡屡当中国发生一些恐袭事件，而且明显就是恐袭事件的时候，那么特别是西方一些这个言论，他们认为说你这不是恐袭，或者说一开始非常地遮遮掩掩，犹犹豫豫，而且把它引向说你国内的这个民族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利于国际合作，不利于共同联手来打击或者压缩这种极端势力这样一种国际空间。为什么？因为你认为同意它有了这个合理的诉求以后，实际上是对他一种变相的这个鼓励和支持，让他们采取更多的这样一种恐怖袭击这样一种活动，那么而且他还觉得好像能够受到国际上一些势力，一些声音的支持。我觉得这个是不利于这个国际合作的，所以下一阶段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就是要通过这个国际合作，特别是在反恐这个问题上，它其实上没有双重标准，就只有一个标准。       邱震海：是。       阮宗泽：无论这个恐怖袭击发生什么地方，针对什么人，它就是恐怖袭击。       欧洲恐袭寒蝉效应令极右派思想复苏       邱震海：吴将军，从战略专家，军事专家的角度，您怎么看刚才这个张教授提出的说这个恐怖主义现在实行转移，要趁现在它立足未稳，跟当地势力还没有结合的时候，尽快地把它打掉。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同意吧？       吴斯怀：从战略上这个观点我是同意，但是从执行面就国家层次要执行这么一个战略构想，它的难度非常高。我先讲欧洲这次，就是布鲁塞尔这次的恐攻事件造成的寒蝉效应是让极右派的这种思想重新复苏。就是欧洲国家现在开始大量地考虑反移民，反难民。这一些都是一个深远的影响，是我们目前表象上看不出来，那把这个议题导到我们中国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要加强各种边境管制，尤其在疆独、藏独这些地区有恐怖攻击联系的这些区块，那你势必要更严密地去管制。所以我这觉得就国家立场对于民众的教育这点我很同意，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媒体的教育，我的看法应该更柔软，让大多数民众可以接受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安全，我们不得不采取一切紧缩管制的措施，先安内，让恐怖主义的温床慢慢消失掉。那么国际合作，包含刚才阮先生所提的双重标准，其实就是主要以美国为主体，要跟他们沟通。既然在反恐上大家要合作，必须开诚布公，否则在欧美国家经常用中国的恐怖攻击把它视为民族主义的问题，视为人权不张所造成的问题。像这些都必须在国际反恐合作会议里面去它谈清楚，否则那个情报交换是表象上的话毫无意义。       邱震海：张教授你们的专业研究显示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做吗？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有没有可能各个单位，各个公司，包括各个居民区抽出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资源，对公民进行反恐意识，尤其是反恐技能的训练，能做到吗？该不该做？       张金平：这个呢在刚刚生效的反恐怖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的，公民个人、公司法人都有这样的义务来防范恐怖分子呢利用公共空间进行组织活动，包括信息传递，包括物资交流，资金的募集，人员的招募，反恐法上是明确的规定的。反恐法出台之后呢，在积极地落实、普及、宣讲，这样一个过程既是法律知识的普及，也是反恐恐怖活动技能的普及。       邱震海：是，好，昨天发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刚才我说骇人听闻，所以未来几个小时，几天，乃至几周几个月时间里面，我们一只眼睛会看到欧洲，包括看到西方，看看这个未来的恐怖主义反恐形势如何走，但另一只眼睛，我们也会关注，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中华地区，因为坦率地讲大中华地区过去一段时间反恐压力已经很重，那么我们希望昨天发生在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对未来我们大中华地区的反恐能够有所警示，尤其在做法上，在反恐的具体的做法上有所启示。

原标题：三十三名专家学者律师参会前所未有 法制日报北京1月22日讯　1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永忠时而屏息凝神，仔细倾听会议报告;时而奋笔疾书，认真记录所思所闻…… 走出会场,顾永忠、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修保、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心情振奋：“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提出了新形势下对政法工作的要求,防控风险、服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为解决政法工作当前和今后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指明了方向,政法工作任重而道远。” 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俞卫锋表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首次邀请律师参加,我们倍感荣幸。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共同体的建设者和参与者，不仅要自强自律、规范发展，更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贡献力量。不仅要为社会公众提供专业法律服务,更要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守护者。” “广大司法人员要把律师作为与自己平等的同仁,尊重、信任他们，保障他们参与诉讼活动的权利，为他们依法执业提供更多便利。完善律师辩护制度，让律师以出庭辩护为荣,使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充分有效保障。”俞卫锋说，“孟书记的这番话,使我们备受鼓舞,更加激励我们追求崇高的法律职业精神,练就精湛的法律服务水平。” 两周前,顾永忠还以他另外一个身份——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邀请，与其他11名律师代表一起走进中央政法委机关，为政法工作建言献策。紧接着第二天，又有12名专家学者代表受邀走进中央政法委大院。 在以往的印象中，中央政法委无疑是“中国最神秘低调的机构之一”；但事实上，如今的中央政法委早已敞开胸襟，积极主动开门问策纳谏。而在今天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这一特色更加彰显。 “不久前我有幸参加了孟建柱书记邀请专家学者、律师代表走进中政委机关的座谈会，今天我又参加了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这么大规模地邀请专家学者、律师参加,据我所知前所未有。这些会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规模大、规格高、公开程度高。通过充分吸收各方智慧，体现了中央政法委工作作风的转变。”顾永忠深有感触。 这次，除了顾永忠，上海交大法学院院长季卫东、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等26名专家学者也在名单之列。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王丽等7名律师首次走进了会场。 变化的背后，体现了中央政法委不断开放的态度。 高子程发自肺腑地说：“孟书记讲到,信仰是融于灵魂的血脉基因，是心中坚守的精神高地，一语中的。信仰法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应成为律师不可动摇的信念。唯其如此，才能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忠诚服务，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才能与司法人员一道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 贾宇表示:“依法治国是现代思维。从前的政法工作多少有些神秘,相对封闭。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开放的思维、开放的胸怀。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开门讨论、有序建议，一定会推动政法事业长远发展,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和过硬队伍建设。” 7名律师参加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体现了坚定推行依法治国理念、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信心和决心，也可以看作是律师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律师积极参与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缩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1月8日请来卓泽渊、陈卫东、左卫民、秦前红、季卫东、贾宇、陈甦、何勤华、孙笑侠、张中秋、张建伟、强世功等12位法学专家学者座谈，听取他们对政法工作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意见建议。   尊敬的孟书记、各位领导，我讲三个问题。   一是司法机关去行政化   法院审判中的行政化的表现，以及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家都说得很多，网络上搜索一下，就可以都明白。我这里想补充说的一点，就是行政化形成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除了中央政府行政权与司法权有所分工（如专门设立了刑部等）以外，国家最高和最低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合二为一。如最高是皇帝，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二为一。最低的是县、府等地方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也是合二为一的。知县、知府大人，既是行政官员，又是司法官员。平时管理政府，有案件时就审判案件。这种合二为一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1901年沈家本修律变法，引进西方的司法制度之时，才宣告结束。   中国在政府机构之外，建立起了司法机构。由于二千多年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合二为一，中国司法机构的行政色彩是相当浓烈的，也是深入骨髓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司法改革中要去行政化，真的是非常困难。   反观西方国家，现在主要是两大法系   一是英美法系，起源于日耳曼法，在早期司法机构也是不独立的，但它的不独立，不是和行政机构合二为一，而是和议会合二为一的，英国的议会中包括审判职能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末。   二是大陆法系，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法，而早期的希腊和罗马法，司法机构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它也不是和行政权合二为一，而是和英国一样，也同样是和议会合在一起，希腊的立法机构民众大会，遇到有重大案件要审理时，就变成了陪审法庭，著名的苏格拉底，就是在民众大会上被审判、并被处以死刑的。     司法机构的起源不同，中国从行政权中分出，西方从立法权中分出，带来了严重的差异：行政权的议事规则是首长负责制，一把手说了算，在讲求效率的同时，带来了集权和专制；立法权的议事规则是民主的多数决，是每一个个人负责制，效率可能不那么高，但可以避免重大错误，减少冤假错案。   因此，这一次司法改革，如果要逐步去行政化，那么，司法改革必须同时提高司法民主化，让每个法官、检察官的民主意识和个人积极性充分得到发挥。   二是完善法官、检察官的层级制度     关于司法人员的配置，升迁，以及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法官，都必须从基层法院中选拔，大家也都议论得很多，我也是门外汉。这里只是补充一点，说得不对请原谅。   2015年11月，我们华东政法大学和台湾中华法学会联合举办了“海峡两岸第三方支付的民刑事责任”学术研讨会，我们在开会期间，在台湾地方裁判所法官的陪同下，参观了台湾地方裁判所。印象很深的是三个80%，80%是年轻人，80%是女法官，80%是简易程序案子。一个法庭每一天都要开8到10个以上的庭，在法庭门口，贴着一天开庭的案子排序、编号、内容和当事人的名字等。   因此，我们的感觉，台湾的地方法院就象是一个医院，当事人就是病人，预约排队，等着叫号。既亲民，又实用，又方便，而且公开透明。 台湾的法科毕业生，首先都是到地方法院工作。然后，高等法院的法官全部来自地方基层法院；最高法院法官，全部来自高等法院，无一例外。做法官时间越长，地位越高，级别越高，收入也越高，完全是凭专业和品德的优秀晋升。在层层挑选、层层提拔中，越上面的法官，越优秀，越是精英。我想，这可能也是我们司法改革可以参考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三是司法改革的制度设计目标     虽然这是中央领导考虑的事，但我们也可以从专业角度提点建议。司法改革，不仅中国在搞，世界各主要国家也在搞。如日本，在2004年引入了美国的法学院制度，以增加、拓展培养司法人员的基础；英国在20世纪末建立了最高法院，将最高司法权从议会（上议院）中分立出来；法国在2008年修改宪法，正式引入了美国式的事后违宪审查制度。   从世界各主要国家司法改革的目标来看，基本上是三个：   第一，提高司法人员的待遇。待遇提高了，荣誉感也有了，责任心也强了，对自己的事业也更加热爱了，社会上的青年才俊也会往司法队伍流动。   第二，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包括两个方向：一是进一步提高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同时也加大其责任心，从制度上健全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第三，努力确保每一个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前两点为前提。     应该说，这三个方面工作做好了，司法改革就成功了，其制度设计目标就达到了。 地方司法机关和法学理论界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抓住了影响司法权威性和公正性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司法体制改革的试点推进也卓有成效，例如，员额制改革涉及司法人员个人利益，对各级司法机关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但目前多数人的认识也比较统一，任务是可以完成的。汇报几点具体建议：   让老百姓从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司法体制改革中要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坚定全体党员、全体公民对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彰显和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优越性，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能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坚定不移、不折不扣的推进司法权力去地方化、司法审判去行政化；就能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让老百姓从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通过司法体制改革要树立司法权威     从实践中发现、纠正的一系列冤假错案来看，多数在审理过程中都已发现疑点，但由于司法机关的权威性不足，顾忌方方面面的态度，而以所谓“留有余地”的方式结案。司法的两大基础是公正和权威。一般认为司法机关权威不足的原因是裁判不公，但实质上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司法机关没有权威，才导致它很多时候做不到公正。   要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进一步深化确保司法权独立行使的体制、机制以及经费、人事保障等方面的改革，排除各种法外干扰。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守法、尊法，在尊重司法、维护司法权威方面发挥好模范作用，要通过提升司法权威来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要落实司法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的改革，防止改革缩水     习主席讲得很清楚，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因此，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应该由中央统管。但基于现实情况，这一轮改革确定为省级统管。但据我了解的情况，有些地方规定各级检法两长人选由省级统管，班子其他成员和法官、检察官的遴选则交由市县负责。我担心，这样的做法是违背改革原意的。     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国家层面要加强法律人才培养的统筹工作     现在全国办法学专业的院校600多家，但一方面所培养人才不能满足国家法治建设需要，另一方面法学专业毕业生整体就业率不高，造成了教育资源和人才的浪费。国家层面应有一个法学人才培养的规格标准，要依托重点基地，充分发挥历史久、基础好、具备优质法学教学资源的高校的作用。   国家层面还要做好区域统筹，西部法治专门队伍中高层次人才少，西部一些县法治人才严重不足，有的县连一个能办案的法官都没有，因此，应在经费政策支持和学科平台建设方面向西部高校倾斜。   西北政法大学长期立足西部，为西部边疆地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为西部民主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我们近日准备成立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培养本科、硕士、博士层面的反恐法治人才。希望中政委、中央政法机关、国家有关部委和兄弟高校给予指导、支持。   司法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制度设计的目标要清晰明确，制度发挥实效的逻辑链条要完整，公正、高效、权威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司法改革目标，但我个人觉得同时也不能忽视独立的司法对于司法改革目标的基础性意义。   独立的司法既是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加入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公约所必须履行的国际承诺，更是五四宪法、八二宪法的原则性要求。   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都是嵌入一个国家具体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提独立司法无涉所谓政治正确问题。改革必须有理论勇气，并开放足够的制度空间。司法改革与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体的和联动的，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也需要有相匹配和可适应的外在环境。   具体的改革建议如下：   要注意改革举措之间的相互协调性和改革举措达成改革目标的可行性     这包括推动员额制改革必须重视不同类别人员的职业上升通道的开放性，以及员额制改革在部分试点法院产生的案多人少、骨干法官流失问题；推动立案登记制度改革必须考虑结案率考核问责的科学性，防止法院滥用包括强令、诱导当事人自动撤案、驳回诉讼请求等方式规避结案压力；必须提升法官的独立性和地位，要考虑现实环境对法官的条件制约，避免行政化架构带来的消极影响等。   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落实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地方试点之后及时出台或修改相关法律规定以配合改革，是确保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前提，要尽快结束当下以红头文件和个别性司法政策指导司法改革的不正常现象。基于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宪制性特点，应该更多性发挥人大在司改中的功能和作用。   要避免改革设计中的碎片化现象，强调改革的整体协同     司法改革尽管有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指导，有中央政法委统筹协调，但有出现法院设计法院改革、检察院设计检察院改革，甚至法检人事部门设计员额制改革、行管财物部门设计财物统管改革，这样既缺乏改革设计的程序正当性，也很难避免某些部门借改革之名趁机塞进“部门私货”的可能。   要进一步加深司法改革严峻性的认知，认真应对司法改革的社会期待与司法改革成果有限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比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竟然有十多年不断地搞司法改革，司法不断处于“动荡”之中，是否有利于促进司法权威？   司法改革必须提高司法人员的职业身份保障，但待遇提高幅度过低，难以调动司法人员积极性，提高幅度过高，又如何趟过司法人员重要性超过其他党政人员的“理由政治"之门，破解“司法人员凭什么比我们重要？”的疑惑。   司法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改革的重大策略性选择，若司法不适应政治体制，当然是要改司法，但若是政治体制不适应司法，又当如何选择改革路径呢？   诸位，大家好。我注意到这一轮司法改革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要破解制约法治建设的深层次问题。   我认为中国特色和深层次问题都和文化有关。因为机构再好没有制度支撑不行，制度再好没有人不行，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说制度是硬件，那么文化就是软件，而人的关键是文化。   所以，我提出中国特色的司法改革离不开文化建设，而要加强中国特色的司法文化建设，又离不开对中国优秀传统法文化的重视和吸收，因为我们的历史与现实是连着的。   为什么说我们的历史与现实是连着的呢？   因为中国传统法文化是礼法文化，中国现今法文化是政法文化，从礼法到政法就是中国法律传统在今天的某种变化了的继续和发展。从意识形态（主导价值）、指导思想、政治原则和立法依据来说，传统中国的礼就相当于现代中国的政，亦就是说两者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它们的内涵和目标有异。   礼与政的同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连续性，礼与政的异则表现出中国法律文化的某种断裂性。所以，我说从礼法到政法是中国法律传统在当代中国某种变化了的继续和发展。这种继续和发展是从文化的根上，将传统与当代中国法联结在了一起，从而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特色。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包括司法在内的中国法治文化的现实和特色。   礼法的法理是仁义，仁义的理据是道德。所以在传统中国，合理就是合道德，因为道德就是理，而且是天经地义之理。这意味着道德是礼法的正当性所在，是礼法的文化原理。而且从我的研究和体会来看，道德远不止于此，它实际上是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即道是世界存在的形式，表现为井然有序；德是世界存在的根据，表现为生生不息；道与德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完美世界。   因此，万物（包括人）在本质上都是道德的存在，它在天表现为阴阳，在地表现为刚柔，在人表现为仁义，在法表现为德礼与刑罚，亦即礼与刑。这就是贯通天、地、人、法的中国文化哲学，亦是中国文化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即效法自然、合乎自然，所以能够与自然/天地同长久，能够历几千年不绝而今还在复兴。   中国文化哲学的核心是道德性，而人的道德性则凝结在人之为人的道德主体性和责任感上，表现出来就是人对仁与义的认同与践行。所以，简言之，礼法及其道德文化原理对现今司法文化建设的意义约有以下几项：   （一）有助于提升司法人员的道德主体性和责任感     这里所说的道德主体性是指人之为人的良知，所谓的责任感是指人应有的担当。因此，作一为司法人员只有认识到了并且认同人之本质的道德性，才可能有这种内生的道德主体性和责任感，有了这种内生的道德主体性和责任感，在司法实践中才可能有相应的良知和担当。   （二）有助于促进司法人员的人文关怀     如上所说，道德不止是礼法的文化原理，还是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其实，这个道德世界观是生命世界观，因为道是序、德是生，道德就是生而有序，生而有序就是有生命的自然状态。在这个生而有序就的自然状态中，万物皆有生命，但万物人为贵。所以，司法人员只有拥有了这样的道德生命世界观，才可能有发自内心的万物共生共荣、民与物胞、人命关天、哀矜折狱的人文关怀。   （三）有助于推动司法人员法精、理通、情达的统一     中国古代科举取士，基层行政兼理司法，因此司法者专业不精。比较今天的司法人员而言，这是个缺点，但这个缺点由幕僚师爷弥补。但比较今天，他们亦有优点，就是有正规、系统、主流的道德修养和人文教养。所以，好的司法人员能做到情、理、法的统一。   今天在对司法人员的道德修养和文化教养方面，除了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外，古代做人和做官的道德，即“五常”和部分“官箴”依然有价值，还有古代要求司法人员对人情世故的通晓、明达亦是有意义的。这样，如果现在的司法人员，能在专业精通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人文关怀和文化教养，就有可能做到现代版的法精、理通、情达的统一。   最后，一句话，无论我们的制度如何完善，无论我们改革到那一天，都不能忘了人，都不能离开文化建设，更不能忽视文化建设中的中国特色，因为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植根在历史之上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