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健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法学本科专业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是实施法律专门人才培养最有代表性的一项教育制度。它是标准的法学学制系统中的第一个层次，是培养法律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是法学院校教学设施的主体和判断一个法律职业者第一次接受法律教育程度和状况的显著标识。法学本科专业教学的内容结构与方式方法，最能反映一国法律制度的基本样态，并因而成为比较法学或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了解其他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主要就是关注它的法学第一学历教育情况，包括美国的JD。 学科和专业是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个不同概念。学科是知识分类概念，专业是人才培养概念，是知识分类概念实际运用于知识传递活动的结果。一个学科可以成为一个专业，但一个专业往往由若干学科交织组成。学科的划分由专家、学者采用学术标准设计完成，是一个学术行为，而专业的设置在我国实行行政许可审批制，具有行政管理性质。专业的设置，不仅要考虑科学性和规范性，还会考虑区域布局和管理等因素，以“控制专业”和“特种专业”加以标识。 学科及其分类概念的确立是晚清移植西学分科模式并与我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不断糅合的结果。中国传统与当今知识分类的主要差别在于接受并确立了分科设学和学务专门这两条原则。受苏联高等教育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接受和使用“专业”概念，指“专门职业”或者“一种专长”，满足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专门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成为高校的基本教学组织和教学设置的基础。历史上法学类先后设置过许多不同的法学专业，目前主要是法学专业，此外还有少数高校开设知识产权、监狱学等具体专业。 “本科”一词源自清末新学制，对应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的层级设置依次开展大学预科、正科、研究科教育。本科即实施大学科目的教育，它是预科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又是高级研究科教育的基本条件，因而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今天的法学本科概念，沿袭了近代学制的这个传统，内涵明确而稳定，通常是以高中毕业为起点，经过四年左右有计划、有目标、有组织的法学专业学习的教育制度。规模上，截至2020年8月，我国有635所高校开设法学本科专业，约占全国高校的50%。在校人数少的有几十人，多的有一两千人，相差较大。法学专业的数量和在校生人数堪称世界之最，其中近七成的法学专业是最近20年间新开设的。区域分布上，可以说从最东边的佳木斯大学到最西端的喀什大学，从最北边的黑河学院到最南端的三亚学院，法学专业的设置早已遍布神州大地，法科学子的弦诵之声通达四至。从历时性上看，在这些历史长短不等的法学专业中，天津大学的前身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于1895年开设“律例学门”，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法学专业。北京大学法学专业除1952年至1954年院系调整短暂撤销外，自京师大学堂时代至今未曾中断，是我国开办时间最长的法学本科。若从持续不断的意义来看，吉林大学法学专业自开办至今从未中断，时间最久，迄今已有73年。法学专业依存的高校主要隶属于教育部、中央和国家其他部门、地方政府和军队系统。虽然法学专业遵循统一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办学标准，但也因此导致各高校经费、师生编制以及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的问题。 了解法学本科专业的内涵，只要看一看它的教学计划便一目了然。经典的本科专业教学计划通常包含培养目标及其具体规格、学习年限与时间安排、课程目录和教学环节四个要素。实践中，高校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订发布的指导性教学计划为模板，结合自己的师资条件等因素制订具体的实施性教学计划。各高校的专业教学计划之间虽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当然，不同时代的教学计划，教学目标、课目、学习时限和相关要求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深刻反映出法学教育与特定时期现实政治需要之间的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要求，着力废旧立新，确立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法制要求的法学教学体系。到1960年代前期，法学专业教学计划的体例结构和内容要素基本定型。改革开放以来，法学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不断修订和丰富完善，在思政教育与专业学习、理论知识教学与实习实践训练、本国法与外国法教学内容等关系的处理更加成熟和稳定。2018年以来教育主管部门开始实施《法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该标准对法学专业构成要素，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教学规范、教师队伍、教学条件、教学效果、质量保障等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规定了总量约为160学分、“10+X”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设置模式，即除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法律职业伦理10门课程之外，允许法学院校在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商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证据法、财税法9门课程中任意确定5门课程，作为法学专业的必修课。这一课程设置模式，既坚持了专业内涵的最低标准，又为法学院校开展个性化人才培养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法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法学本科专业教学制度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达到了一个新发展水平。

吉同钧（1854—1936），字石笙，陕西韩城人，是清末著名律学家、陕派律学的代表人物，著有《大清律讲义》《现行律讲义》《秋审条款讲义》《审判要略》《乐素堂文集》《乐素堂诗存》等。吉同钧十九岁考取秀才以后，科场蹭蹬，经历五次乡试、四次会试，于光绪十六年（1890）三十七岁时方中进士，分到刑部任职。刑部向分两派，当时的当家堂官是陕派律学大家长安薛允升，重视“乡谊”，对吉同钧格外提携和指点。薛允升“谆谆以多看秋审相告语，并为摘要指示”。从此，吉同钧“在家埋头读律，手抄《大清律》全部，皆能成诵。旁搜律例根源数千卷，并远绍汉唐元明诸律，参考互证，必求融会贯通而后已”。 崇芳曾说：“秦人钟太华严肃之气，代出法家，长安薛大司寇为其大宗，所著《读例存疑》一书，风行海内，然亦止贯穿古今，若云博通中外，尚须让作者独出头地，统观各著，始知余言非虚誉也。”（《上刑部长官减轻刑法书》谨跋）吉同钧身处历史的转折点上，对西方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并通过对中西法律优劣短长的系统比较，对传统法律更加自信和坚守，而不能简单地以顽固保守视之。萧之葆《吉石笙先生圹志铭》：“盖先生于法律一门，寝馈其中者数十年，晚又博考欧美各法，故能荟萃今古，淹贯中西，非仅娴习例案可比。论者谓薛公法学亘绝千古，承薛公之后者先生一人而已。” 1906年，吉同钧兼任京师法律学堂、法政学堂、法部律学馆、大理院讲习所四处教习，“其在法律学堂讲学，专主唐律清例。其在孔教会演说，专尊四书五经”。民国时“犹拖小辫，一言一动，推之衣服器用，均不变旧日面目，有人笑其顽固，讥其迂腐者”。吉同钧也自号顽石山人，但他真的思想顽固守旧吗？ 实际上，吉同钧“尝慨慕外国轻刑之刑，思革重典”，早在“甲辰八月”（1904）便上刑部长官《减轻刑法书》，提出减轻刑罚建议，比沈家本、伍廷芳著名的《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还早一年。吉同钧认为“现例死罪多至一千五六百项”，比《唐律》还多。也许有人会说“今与古异，例缘时定，不得不为时变通”。但他又指出同时期西方国家“俄、法、英、德诸国死刑亦止于斩，均无缳首、凌迟、戮尸之制，且斩首之刑，英、法不过十余项，德、俄仅止二三项”，也较中国减少百倍。也许有人会说“欧亚相去数万里，风俗民情不同，未可以彼例此也”，但日本近在咫尺，其“风俗民情与我当无大异，乃彼此相较，彼之新订刑法仅四百三十条，死罪不过二十项，且止绞而不斩，虽以故杀与强盗之犯亦不处死，以视中例，多至二千数百条，死罪一千五六百项者，其轻重繁简岂可以道里不哉！”吉同钧后来奉命纂修《现行刑律》，就将《大清律例》中“凌迟、枭示、戮尸尽为废除，一切身体之刑如枷号、笞杖等刑分别改用外国监禁工作、罚金”，吉同钧减轻刑法之意得到实现。 当时国内对废除律例中备受中外指责的酷刑，不分新学、旧学，意见似乎空前一致。但当日本刑法学家起草的《新刑律》一出台，遂引起轩然大波，“旧学以《草案》为败俗、为斁伦，新学又以《大清律》为严酷、为迂腐”。在新旧交讧之际，吉同钧并没有简单地选边站队，他撰写《论旧律与新刑律草案、中律与外律可并行不悖》一文，调和新旧学之间的矛盾，他说：“治内地可用《大清律》，而租界华洋杂处之地则宜《草案》；治国人可用《大清律》，而对旅居中国之外人则宜《草案》。且现时可遵用《大清律》，而数十年后宪法完备之时，则可参用《草案》。” 实际上，吉同钧既不保守，也不顽固，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观点，他以自己数十年用功甚勤的法律学识及丰富的司法审判阅历，主张“刑法无论今古，不分中外，总以不背习惯、推行尽利为要。现处中外交通、潮流共趋轻刑之时，固不能拘守旧日严法，致与各国大相歧异，然止当损过就中，与外国不甚触背，以求适本国之用”。并引“西儒斯宾塞尔”的名言“一国之法律必须与本国之历史及国体有同一之性质，否则实行之际，流弊不可胜防”，“无论何国政令，须合于本国国情，若舍己芸人，效颦学步，必贻削足就屦之讥”。 《新刑律》一经刷印散布，外而各省督抚，内而六部九卿群相攻击，举国哗然。反对者认为“千年之礼教、服制、名分剗除殆尽”，吉同钧则居间调停，力主“旧律与新刑律草案、中律与外律可并行不悖”。他说，“夫《大清律》者，乃历代相传之法典，斟酌乎天理人情，以治中华礼教之民，犹外国之有习惯法、普通法也。《刑律草案》者，乃预备外人收回治外法权、办理华洋交涉之案，犹外国之有特别法及成文法也”。 吉同钧一直在对中西法律“絜长较短，辨别异同”，“孰得而孰失者，不惮反复推详”。他在《刑律缘宗教而生与宗教相表里论》中指出，“中外宗教不同，故刑法各别，未可以中律为尽是而外律尽非也”。本着这样持平中立的立场，吉同钧认为不应有“新旧之见横于胸中”，当然也不必有中外之互相歧视，“惟研究法律之精理，择其可行者肄业焉”。 蔡枢衡在《近四十年中国法律及其意识批判》中指出，“三十年来的中国法和三十年前的中国法不联接，只是具体的不联接，不是抽象的不联接；清末的变法只是旧法的扬弃或改造，不是旧法整个抛弃。抽象看来，三十年前的中国法和三十年来的中国法是联接了的。旧律中的积极的成分在新法中是被保存了的”。他又进一步说，自海禁大开以来，“中国有法律意识，而没有自我觉醒的法律意识，也很少有意识的体系”。自我觉醒的法律意识，“所以创造的材料在中国国境范围内；认识的对象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理想，是中国的法律、判例、风俗、习惯、学说和思想，不是外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理想，不是外国的法律、判例、学说和思想。换句话说，创造者的感觉、表象、概念、判断和推理构成的根据是中国的法律、学说、判例、习惯、思想和第二阶段的著作，以及中国的历史、社会和理想等等”。 蔡枢衡受近代法律思想和理论的陶铸，他的文章作于1940年，是基于对清末以来变法及后遗症的历史考察而做的理论思考。吉同钧饱读诗书，认为“《论语》一书非但道德之渊薮，而亦历代法律之鼻祖也。即如夫子之答叶公，不以证父攘羊为直而以父子相隐为直。斯言也，盖融铸道德法律於一炉，并以道德救法律之弊者也”。凭着他的传统文化的自信和直觉，在变法之初，预感到“外国法律行之外国则尽善，行之中国难尽通”。并指出：“平心而论，外国法政，各有精意，固当采集所长以资补救，惟《大清律例》恰当乎中国风土，尤当深切究明，以为判案之资。”（《京师法律学堂开学演词》） 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的忧虑，吉同钧晚年似乎趋于保守，他在《日记》中表明心迹：“吾之斤斤欲复旧律者，盖以古律为经学之支流。欲扶孔教，必先昌明经学，而昌明经学，又必自规复旧律始。”吉同钧“有鉴于此，惧新学之心醉欧风，数典而忘其祖也，故法政、法律学堂均设《大清律》一科以示保全国粹之意”。因此，吉同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守望者，而不能简单粗暴地视其为顽固守旧者。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教授） 原文链接：http://www.cssn.cn/zx/bwyc/202103/t20210324_5321197.shtml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王莹莹： 重构我国公司法中商事连带责任 连带之债起源于罗马法的整体之债，形成于中世纪注释法学的理论抽象，发展于近现代民法。近现代商法将法定原因连带责任引入商事规范，构建了商事连带责任制度。商事连带责任与民法连带之债共同具有给付与清偿的整体性特征，但商事连带责任也具有自身的商事特性。由于商事信义义务的道德标准高于民事诚信义务，商事法定连带责任相对于民事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基于商事领域的公司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商事连带责任可为有限连带也可为无限连带。我国公司法未来的修订应在我国民法典连带之债规定的基础上对商事连带责任进行体系化贯通，谨慎设定法定连带责任，厘清连带责任与无限责任的关系，对有限连带责任与无限连带责任、连带清偿责任与补充清偿责任进行细化区分。 原文链接：http://newspaper.jcrb.com/2021/20210323/20210323_003/20210323_003_3.htm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机制不断完善，国家安全建设水平稳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今天的中国人民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平安、祥和、稳定。“十四五”时期，“平安中国”这张国家名片必将更加亮丽。 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公共安全应急响应体系，及时排除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居乐业。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巩富文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代表委员中引发热烈反响。作为司法工作者，我们在审理案件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发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手段的作用。 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巩富文认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我们要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人才体系和运行机制，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巩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十三五”期间，我国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完成，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取得显著成效。“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围绕如何进一步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言献策。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方兰提出，确保生态安全，研究生态产品价值理论体系和实现机制，有助于生态脆弱地区筹集资金保护生态环境，并缓解政府治理资金压力和治理难度，形成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的良性循环。方兰认为，发展和安全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这两件大事，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包括生态、经济、粮食、卫生等方面的安全，任何一个领域出现安全隐患，都有可能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甚至影响到国家根本利益。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十四五”规划从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穆兴天表示，面对安全治理对象的系统性、复杂性与综合性，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由过去主要集中于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迅速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拓展。所以我们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不断增强国家安全能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持续丰富和不断拓展，在发展中保障安全，至关重要的是要做好安全监管和风险预判，提高驾驭风险的执政本领和防范风险的执政能力。我们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切实维护新型领域安全，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在穆兴天看来，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的实践呈现出全要素的特征，其涉及的议题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国防与外交等传统安全领域，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及食品药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也在特定的情境下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或间接影响，成为治理的对象与目标。 穆兴天认为，“平安中国”推动的是“大安全”理念，安全贯穿于发展的全方位和全过程。国家安全既包括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等传统安全，也涉及日趋严峻的各类非传统安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久久为功，唯有充分认识到安全的无处不在和无所不包，在发展的各个环节和时段都充分重视安全，才能在发展过程中确保安全，在安全保障下实现发展。 只有安全才能更好发展，唯有发展才能更加安全。方兰表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化解风险挑战，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记者 陆航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这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更好发挥法治作用，推动和保障“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顺利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出发，把全面依法治国摆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突出位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举措和力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法治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套内容丰富、结构宏大的思想理论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领域的具体体现。全面依法治国重在“全面”二字。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将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举措贯通和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发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关于法律的本质、法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法律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法的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等思想，以及列宁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同时，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包括毛泽东思想中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法制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包含的民主法制思想。把这些思想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是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理论逻辑的必要途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刻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法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等。而中国自古形成的—整套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习近平法治思想既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仔细甄别，又赋予传统优秀法律文化遗产新的生命力；既彰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自信，又坚持了不忘本来、借鉴外来和开创未来的价值原则。 如何驾驭人类自身是个永久和重大的课题，随时代发展需要不断开创新的理论和实践。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容易且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这种形势和条件下，要啃下涉及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调整的“硬骨头”，既需要改革的坚定信念。意志和勇气，又需要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统筹驾驭之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8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包含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都表明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并非偶然。习近平同志依法治县依法治市、依法治省到依法治国的实践，可以反映出法治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县、治市、治省到治国过程中的连贯性、一致性和创新性。例如，《之江新语》一书收录的232篇短论中，很多涉及法治与市场经济、法治与和谐社会、法治与德治。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性、民主集中制等方面。只有系统、全面、完整地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发展过程，才能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刻意义和巨大价值。

【人民网】【学习强国】 为了全面做好提高法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法治素质，深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西北政法大学从2020-2021学年春季学期开始，开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3月12日记者获悉，该课程作为法学专业必修课程，其他专业通识选修主干课程。 3月10日下午，“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正式开课，该校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校长杨宗科教授承担第一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理论体系”主讲任务。他向同学们讲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代背景、形成过程、理论体系，生动讲解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引导学生深刻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和丰富内涵，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果良好。 据悉，为了讲好“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做到全面准确的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核心要义，西北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和法治学院相关学科的教授组建了课程教学组，由校长杨宗科教授担任组长。寒假期间，课程教学组集体备课，精心设计课程教学内容体系，为该课程的开设做了充分的准备。 据了解，西北政法大学本学期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以教师专题讲授方式授课，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理论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品格和重大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义、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要求和实践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辩证思维和科学方法、习近平法治思想与社会治理法治化、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国家安全法治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科技与法治发展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等10个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