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日报4月9日讯 昨日上午，由市人事局组织的“西安公务员大讲堂”在西安易俗大剧院隆重开讲。首场的“开展科学发展观与依法行政专题讲座”，吸引了我市各区县、市级各部门千余名公务员前往聆听。　　昨日是大讲堂活动的首场讲座，由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王周户教授现场开讲。易俗大剧院里座无虚席，千余名各级公务员坐在台下静静聆听，不少人还拿出笔记本详细记录。据悉，根据中央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以及市委、市政府的有关要求，结合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市人事局决定从今年第二季度起，在全市公务员队伍中开展以能力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西安公务员大讲堂”专题讲座活动，每季度举办1—2期。讲座将邀请国内、省内的知名学者、教授，主要讲授依法行政、应对金融风暴、应对突发事件、知识产权应用、文化鉴赏、机关公文写作等一系列与公务员能力建设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文化知识，以尽快提升公务员的综合素养和业务能力，提高政府机关的执政能力。（记者 顾荣 实习生李薇） 华商报4月9日讯 本报讯(记者 赵伯平 王警)“西安公务员大讲堂”昨日在易俗大剧院开讲第一课。1000余名来自西安市各部门、各区县的公务员重回课堂当学生，聆听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王周户教授关于“科学发展观与依法行政”的专题讲座。“讲座的形式生动活泼，就像听央视的百家讲坛一样，专家的语言也通俗易懂，可以快捷地让我们掌握相关知识。”参加培训的一位干部说。　　据了解，从今年二季度开始，西安市人事局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西安公务员大讲堂”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公务员主题教育活动。活动将定期邀请省内外在各个学科中影响较大的专家学者，以授大课形式集中讲授依法行政能力、应对金融风暴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知识产权应用能力、文化鉴赏能力、机关公文写作能力等一系列与公务员能力建设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文化知识，每季度一到两次。培训对象为全市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人物名片 　　王健，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院长。主要从事法学理论、法律史、法律教育等领域的教学、研究和教育管理工作。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常务编委等。　　1983年考入西北政法学院，1996年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99年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曾从事法学院校的教学研究与管理工作，兼职担任《政法教育研究》、《比较法研究》和《中外法学》刊物的编辑，1999至2001年在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近代法方向的研究。 　　现在关于法律教育的众多议论，大都是流、表、现象，而不是源、里和根本。这就好比病因和病症的关系一样。要研究和解决中国法律教育中的问题，首要的任务是要找准病根，做诊断，而不能只是描述症状。　　目前中国法律教育中的根本问题，总的来说，就是法律人才培养的层次和结构、数量和质量不能适应或满足政法队伍建设的实际要求；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繁杂而矛盾，与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不相称；法律教育管理体制严重混乱。 　　□法制日报记者 蒋安杰 　　中央领导对政法队伍建设和法律教育改革问题高度重视，2008年7月周永康同志就法律教育体制改革问题要求全国统筹规划。为此，记者于3月29日在北京采访了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法学教育的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王健。他的主要观点是，必须立足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借鉴发达国家法律人才培养和管理的有益经验，建立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教育管理体制和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法律院校的发展规模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来，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推动下，我国的法律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据说，目前全国已有六百多所普通高校开设了四年制的法学本科专业，在校法律本科生约达30万人，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王健：从教育部有关管理部门备案统计的情况看，到2008年，全国已有617所高校开设了法学本科专业。按照法学一级学科概念口径统计，还有100多个法学硕士授权点，包括法学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有35个法学博士授权点，其中一级学科有12个；至少19个博士后流动站开设了法学专业，还要看到的是，有34所高校开设了法学或知识产权第二学士学位，另外，还有80个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最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法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正在组织新增法律硕士点的评审工作，相信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布点规模会很快超过一百个。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法律人才培养的平台还包括中央党校、军事院校、四十多所民办高校、遍布全国的电大、附设在高校的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等机构，这些机构也都开办有专科和本科层次的法学学历教育或者非学历教育。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其在各省的分院，全国38所公安、警官类高职高专院校的184个专业布点也是政法队伍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法律教育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国家，基本建立起了布局、结构、层次比较完整和发达的法律人才培养体系。 　　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记者：法律院校的发展突飞猛进，规模与数量都在成倍地增长，目前法律教育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王健：任何对开放初期法治建设状况的记忆，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由于“文革”十年的中断和破坏，国家迫切需要大量的法律专业人才。由于青黄不接和急需，当时采取了“多渠道、多途径、多形式”三多的方式推动法律教育。上面说的法律教育发展成就，都基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但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些还是需要非常迫切解决的、比较重大的问题，是三多变成了三乱。这也引起了教育界、司法界甚至是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但据我观察，现在关于法律教育的众多议论，大都是流、表、现象，而不是源、里和根本。这就好比病因和病症的关系一样。要研究和解决中国法律教育中的问题，首要的任务是要找准病根，做诊断，而不能只是描述症状。　　目前中国法律教育中的根本问题总的来说，就是法律人才培养的层次和结构、数量和质量不能适应或满足政法队伍建设的实际要求；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繁杂而矛盾，与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不相称；法律教育管理体制严重混乱。　　具体来讲，首先，法律人才的培养和人事用人制度之间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脱节；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就业难、人力资源浪费和内陆，特别是基层、西部地区人才匮乏现象并存；法科毕业生进入司法机关，必须同时通过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增大了就业难度。　　第二，法律教育的服务意识滞后，特别是在管理机制上，法律院校总体上缺乏法律实务部门的参与和引导，办学形式相对来讲还很封闭。据我们统计，全国六百多个法学专业布点，有73%是最近10年间新增的。　　第三，法律人才培养的层次相当繁复，从大专、本科、第二学士学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法学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法科层次和类型的设置缺乏统筹规划，而且设置初衷与开办实效之间错位或背离。例如，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本来是为了造就法学教学和理论研究型人才的，但大量毕业生并不从事法学研究工作，甚至法律专业工作。法学作为第一职业学位，它的起点既有高中，又有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层次，互相矛盾。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也不健全，通过司法考试之后必要的岗前职业培训环节空缺，法律职业继续教育环节薄弱；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和全国各政法成人高校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不甚明确，长期摇摆在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之间。　　第四，法律教育的管理体制极不统一，开设法学专业的高校，隶属于教育部等十多个中央部委和全国各地政府。高度分散的管理体制，一方面造成了行政管理效率低下，质量监督保障和信息统计的困难；另一方面，这些高校被划分为985、研究生院、211、博士授权单位、硕士授权单位、学士授权单位、独立学院、民办高校等等非常复杂的“身份”等次，很像中国古代的九品中正制，高校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在办学经费投入、专业设置和学位点审批、招生指标、留学名额、科研项目及评奖等教育资源分配上形成很大差异，打破了以往在专门人才培养的均衡格局，导致法学专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优质法律教育资源的分散浪费。　　第五，东西部法律教育资源分配差距过大。这里有两个突出例子：一个是目前西北五省区至今没有设法学博士点，是全国仅有的一个空白点；第二个例子，在西北五省区政法队伍中，目前只有3名法学博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安东院长、审判员赵合理，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董开军副院长，法学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大约只有2%，远低于全国总体水平。 　　如何看待法学院排行 　　记者：前一段时间，教育部发布了法学院排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西北政法大学没有进入前十名的排列。您是否主张给全国法学院排行？如果排行，设定怎样的评价指数是相对公平的？您认为目前的法科毕业生就业如此艰难，与当今的法学院校遍地开花是否有直接的关联？就业人数是否也应该作为排行考量的标准？　　王健：这个问题很有趣。一般来说，大家都比较关注同业内部的排位问题。教育部前段时间发布的排行，是一次全国性的高校一级学科评估结果。就是说不光有法学，还有很多其它一级学科。它是去年上半年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评估组织工作的最大特点是自愿参加，不带任何行政强制色彩。例如西南政法大学就没有参加法学学科的评估。也因此，并不是所有中国好的法学院都参加了这次评估。这是其一。第二，评估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权重设计，我还没有看到，但从申报表上所提取的数据种类和观测点设计上，还是比较注重学科的学术条件。　　这样的评估导向，结果可想而知。比如说，一所高校培养了许多法律实务人才，为国家各个区域的党政、司法和社会管理机关培养了许多骨干，办学成绩很大，但是如果评估指标体系没有或者只有学术性人才培养情况，那么就不可能得高分，尽管学校的实际贡献很大。由于评估体系本身就处在不断探索、改进和变化当中，所以评价的结果，也只能起参考作用，只能在界定条件的情况下，它才有意义。　　但是目前法学教育界还没有提炼出适合自身的评估制度，有的法学院校可能会抱怨这个排行。我个人也认为这个排行榜与全面、准确、科学、实际地反映法学院校的结构和功能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当务之急，法学界要关注法学学科建设，尽快研究和设计由法学家制订的评估指标体系。 　　如何统筹全国法学教育 　　记者：您认为要加大统筹和调控全国法律教育的力度，总的目标和方向应当是：建立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教育管理体制和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应该如何操作呢？　　王健：对于这个问题，我去年专门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调研和归纳，现在仍然在继续做。初步的建议有这么五条：　　第一条建议是政法机关要介入法律人才培养活动的组织、指导和管理环节。不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讲，法律人才培养活动都不能摆脱法律实际部门的指导和管理。好比开饭馆，必须要考虑饭馆所在环境的吃饭人的口味。　　我建议，由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教育部和有关政法高校领导、专家组成一个类似美国ABA式的机构，比如“法律教育指导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来统筹规划和指导全国的法律教育工作。机构下面可以设教学指导、考试、质量监督与评估等若干专门机构，委员会常设办公机构设在政法机关，充实管理干部，加强和严格规范管理；其管理权限划分办法由教育部和政法部门协商确定。该委员会与现有的“国家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相互配合和协调工作，从而建立起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教育管理工作机制。　　第二条建议是将全国五所政法大学调整由政法部门统一领导，建立以“五校”为主干的政法人才培养基地。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1950年代按照全国大区均衡布局的思路创办的应用型政法人才培养基地，曾先后由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管理(个别学校曾一度与教育部交叉管理)，为我国各级政权建设和发展民主与法治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了集中统一和有效发挥为全国各大区域培养政法人才的作用，可将目前分属不同管理部门的五所政法大学重新调整由政法部门统一领导。　　针对目前基层和边疆地区政法队伍数量紧缺和素质薄弱的问题，以五所政法大学现有的法律硕士教育为平台，根据政法机关人才培养规划和队伍建设的实际需要，举办一定规模的政法班，招收法学或非法学专业应届或往届本科毕业生，由中央财政提供支持，在职业资格认定(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政法编制和学习、生活和工作待遇等方面采取特殊优惠政策和定向培养的方式，集中解决内地基层和边疆地区政法队伍断档等突出问题。　　第三条建议是优化法律人才培养的层次结构，建立基本统一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结合我国的国情条件，保留目前全国高校的四年制大学本科法学专业教育，实行教学研究型法律人才和职业型法律人才培养分类管理的办法，通过一定的政策调节手段，控制法学学术型各学科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法律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使两者的比例结构逐步调整到三比七左右，真正把法律硕士教育作为培养政法实务和社会管理等部门需要的法律专门人才的主渠道。当前要尽快启动法律硕士招生考试科目设计研究项目，以“职业综合素质测试”代替目前的法学综合考试。　　第四条建议是建立二段式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模式和通过考试后的职业培训制度。把目前每年一次的司法考试改为二段式考试，凡受过大学本科法学专业教育的，均视为通过第一次考试，经过审核后直接进入第二次考试；应届法律硕士研究生毕业直接进入第二次考试，并大幅度提高法律硕士毕业生的考试通过率。并根据全国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建立以五所政法大学为主干的岗前培训基地，要求凡进入政法机关从事法官、检察官职业的，必须在通过司法考试和录用考试后经过为期一年的职前培训。　　第五条建议是要强化统筹、完善全国法学学科专业布局的力度，填补西北五省区法学博士学位授权空白，为培养扎根西部的高级政法专门人才创造条件。

沉重的贷款负债给西部地方高校的健康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依靠地方财政预算内正常投入难以解决巨额负债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河建议，中央财政应承担起解决西部地方高校贷款的责任。 据介绍，我省属27所高校银行贷款总额2007年末为83.65亿元，2007年末我省属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58.83万人，如果平均下来，每个学生平均银行贷款1.42万元。83.65亿元一年需支付利息6.25亿元，生均1062元。黄河表示，我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以地方财力，根本无法消化上述巨额高校贷款。 “高校贷款问题是特殊时期形成的特殊的社会问题，国家要求学校扩招的同时并未提供相应的教育资源，在大比例扩招造成教育资源紧缺的情况下，高校等于用贷款的方式提前垫支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黄河表示，中央政府应加大对西部地方高校的投入，拨出专款逐年偿付西部地方高校贷款本金，分若干年偿清，贷款利息由学校自行承担。 本报特派北京记者 王晓亮

市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开始实施 两月集体学法一次 　　本报讯 （记者 张瑾 实习生 董任春） 昨日上午，市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正式实施，学习的内容包括《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市长陈宝根强调，全市政府领导干部要认真学法，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促进政府决策更加科学。 　　受市政府邀请，西北政法大学行政学院院长王周户教授重点讲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陈宝根在开课前说，领导干部学法不仅是增强法律素质，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加快我市法治政府建设步伐的需要，更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措施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同时对建设服务型政府、优化投资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 　　据了解 ，我市已经出台了《西安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今后市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将每两月进行一次。在一个半小时内，市长、副市长、秘书长以及市政府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一把手”都仔细聆听，认真做着笔记。课后，陈宝根强调，行政诉讼法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我们在做每项决策之前，一定要认真思考是否合法，是否公平、公正。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建设进程。 新闻链接 西安党建：市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实施 两月进行一次 教授给市府领导讲课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正式实施，学习的内容包括《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市政府常务会学法今后将作为一项长期制度，每两个月进行一次。市长陈宝根强调，全市政府领导干部要认真学法，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促进政府决策更加科学。 　　准时开课 　　常务会学法正式启动 　　昨日上午8：30，受市政府邀请，西北政法大学行政学院院长王周户教授走进了政府常务会议室。在这个特殊的“教室”里，市长、副市长、秘书长以及市政府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一把手”们，都早早地坐在座位上，并拿出《行政诉讼法新解读》教材，打开笔记本。 　　“希望大家认真听讲，注意联系实际，对依法行政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用于指导我们的工作。”开课前，市长陈宝根对所有在座官员提出了要求，并指出了这堂法律课的重要性。他说，领导干部学法不仅是增强法律素质，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加快我市法治政府建设步伐的需要，更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措施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同时对建设服务型政府、优化投资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一堂课 　　先学《行政诉讼法》 　　昨日，王周户教授向大家概括讲述《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的主要内容后，重点讲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大家仔细聆听，认真记笔记。 　　其实，第一堂课内容之所以安排“行政诉讼”，包含着深深的寓意。因为，《行政诉讼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推进我国行政法治实践的角度看，《行政诉讼法》直接牵引了我国行政法治体系的迅速构建；从保护人权的角度看，《行政诉讼法》唤醒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维权意识；从建设法治政府的角度看，促使了政府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进一步规范了政府行政权利的运作。 　　课后，陈宝根对与会人员说：“《行政诉讼法》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我们在做每项决策之前，一定要认真思考是否合法，是否公平、公正。只有这样，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建设进程才能进一步加快。” 　　制度化 　　常务会学法每两月进行一次 　　据了解 ，我市已经出台了《西安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今后像这样的市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将每两月进行一次。学习的重点内容主要有五项，即宪法及宪政的基本理论；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国务院、省政府关于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依法行政的有关规范性文件；涉及人民群众普遍权益和国计民生的重大法律、法规；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的法律、法规。 　　课后，王周户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对这一制度予以高度评价，在他看来，其积极作用有三点。首先，从制度上保证了管理者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法律学习，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和依法行政能力。其次，学法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使决策与执法更加合理合法。三是市领导积极学法，也将为广大人民群众学法用法发挥示范作用，促进全社会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风尚。 新闻链接 陕西日报：“两权”合一是“村官”选举乱象的根源——访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王周户教授

“两权”合一是“村官”选举乱象的根源——访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王周户教授 　　记者：近期频频见诸于媒体的“村官”选举问题，又一次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很多，有的认为直选是产生问题的根源，有的认为村民的素质还有待提高，有的认为来自选举之外的干扰太多，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周户：“村官”选举的种种怪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今年的事情了，事实上最近几年，一到“村官”换届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的报道。当然对这个问题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看法，也可能有一定道理，我要说明一点的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和直选有关系，但直选本身是没有错的，这是我们国家民主进程中的一大进步，这种民选较之传统的任命制要在现实中更有效益。 　　记者：那您认为“村官”从以前的不起眼到现在的炙手可热，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利益驱动，导致这些人热衷于当这个一村之官。　　王周户：问到这个问题，我想给你作个比较。在我们国家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都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居委会的选举没有出现过像村委会选举这样的事情呢？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相同的职责是，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物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意见；两者最大的不同是村委会同时还承担着依法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管理村级财务，这种集体财产权和公共管理权的合一使“村官”炙手可热，以及村官选举乱象纷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记者：看来，乱象的根源就在于后面有土地收益权和公共管理权，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人前赴后继。　　王周户：对，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这种情况就越明显，因为他的土地收益率就会更高，土地变现的机率也更高，所以这种村官选举投入成本大的地方，往往都是城市周围的城中村或者村上有矿产资源、村级经济发达的村子。 　　记者：既然根源找着了，怎么样去防止和杜绝这种现象呢？　　王周户：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公共管理职能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分开，设立专门的一个组织或者个人来行使集体财产权，就像企业的CEO（职业经理人）一样，对村委会负责，而村主任只负责管理好本村的公共事务，不得插手集体财产管理。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真正实施起来可能还得个过程，但这应该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这样也可以更好地保证群众自治，而不是演变为一人独治。 　　记者：听起来这样的制度似乎更可行，也很有操作性，但是大家还是有一个疑问，难道真的没有那种真正想为民办事，回报乡里，带着乡亲们共同富裕的人吗？　　王周户：当然不能否认这种人，事实上也可能有，还很多，但如果因此而不去设立制度去规范，就是一种制度上的冒险。如果某个人他是所谓的能人，他也很想回报乡里，带领大家共同致富，那他也得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你可以用个人的财产和能力带全体村民共同致富，但是不能实行对等，就是不能要求属于集体的财产和资源同样地去支持个人企业的发展。比如香港也有很多企业家去参与集体组织的管理，但必须是纯义务的，这个有严格规定。 　　记者：那么在现有的状况下，怎么去规范和监督村级组织以及村官个人，让他们更好地为村民和村集体服务而不是为自己谋取利益呢？　　王周户：事实上村一级集体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公权力，怎么去规范和约束，这是法律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村集体组织财务上的一些犯罪问题，法律上有规定，但是在构成犯罪之前的运作过程谁来监督，这个还是空白。目前所实施的村务公开是有所作为，但是显然还很不够，这就容易给一些所谓的能人钻了空子。不管怎么说，从长远来看，需要尽快规范农村选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时间越久越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进程，并因此而破坏普通村民的参选信心。 （本报记者 贺小巍）

■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左)與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康寶奇簽署見習法官助理實訓基地協議。西北政法大學提供 【本報駐陝西記者熊曉芳西安電】主修法律的內地大學生人數已超過30萬人，但西部地區法律人才稀缺且缺乏實踐經驗的局面仍未改善。為了提升學生的法律素養，西北政法大學與西安市司法機構簽訂協議，規定每年派逾千名教師和研究生進入各級司法機關進行為期半年的掛職或實習。 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接受訪問時表示，該校從去年開始規定法學課程的教師須具備1年以上基層司法機構的實踐經驗；研究生則要到基層擔任半年見習法官助理或檢察官助理。至本月止，西北政法大學已有13名教師赴西安市雁塔區法院掛職。 西安市雁塔區法院院長劉福榮坦言，基層法院人才匱乏的問題一直存在，大學法律教師到法院掛職，提升了該院法官的理論知識水平；法院亦破例允許教師們列席審判委員會，讓他們獲得更多一手信息。 已在該院擔任法官助理近1年的副教授舒洪水表示，實踐對教學科研的改善有極大幫助，為他日後的教學和科研提供了大量詳實的案例，並計劃對與這類多發案件相關的法律知識進行重點研究。 文匯教育 建全國一流教學研究型政法大學— 西北政法大學 西北政法大學地處世界歷史文化名城中國西安，是一所以法學為優勢和特色，哲學、管理、新聞、公安等多學科協調發展的高等學府，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按大區設置的全國五所政法院校之一。學校辦學歷史悠久，文化底蘊豐厚，校園環境優美，學術氣息濃郁，教風嚴謹，學風良好，是廣大青年學子求學深造的理想之地。 辦學歷史悠久 辦學條件良好 西北政法大學的前身是1937年的陝北公學和1941年的延安大學，1951年正式建校，開始普通本科教育，1979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經過70多年的建設與發展，學校現已成為國家培養法學和其他社科類高級專門人才的重要基地，是西北地區法學教育、法學研究及法學信息資料中心，是陝西省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基地。 學校現有雁塔、長安兩個校區，佔地面積1347畝，校舍建築總面積50萬餘平方米；有民商法學院、經濟法學院、經濟管理學院、行政法學院、新聞傳播學院等14個學院；教學儀器設備總價值5000餘萬元；建有法律實務、物證技術、現代傳播等6個實驗實訓中心，16個專業與基礎實驗室；設有雁塔、長安兩個圖書館，共計藏有法律、經濟、文學、藝術等各類圖書170萬餘冊，中外文報刊近3000種；校園網覆蓋兩個校區的所有教學、辦公及師生活動場所；建有電子圖書系統和計算機網絡服務系統，公共後勤服務系統完善。 學科力量雄厚 科研實力強大 學校設有法學、哲學、經濟學等23個本科專業，其中法學是名牌專業，哲學、行政管理是特色專業；有哲學、經濟學、法學理論、法律史學、刑法學、民商法學等21個碩士學位授權點，擁有法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具有在職人員同等學歷申請碩士學位授予權；有10個省部級重點學科；有若干國家級、省部級精品課程、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建有國家認證的司法鑒定中心。學校面向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港、澳、台地區招生，具有留學生招收權，近年來招生第一志願錄取率在95%以上，現有各類在校學生兩萬餘人，其中研究生3000餘人。 學校注重提高教學質量，確立了育人為本、質量為要、注重實踐、勇於創新的人才觀和質量觀，構建了課堂教學、實驗實訓、科研訓練三位一體的教學模式。學校制定了系統的教學基本建設標準，完善了教學管理制度，在國內較早推行學分制管理和教學全過程管理，強化實踐教學、案例教學，診所式法律教育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學校在2001年、2007年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中均獲得優秀結論。 學校高度重視科學研究，崇尚學術自由，學術氣氛活躍。現設有若干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法學、哲學、政治經濟學等學科在全國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國傳統價值哲學、死刑問題、法律價值問題、先秦法律史等學術領域的研究居於國內領先地位，具有一定的國際影響。近年來，學校承擔國家和省部級重點科研項目數百項，其中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40項，公開發表與出版的學術成果近6000項，獲得國家和省部級優秀教學和科研成果獎近百項。學校《法律科學》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是中國法學核心期刊之一，2006年被評為全國人文社科學報30佳。 學校現有專任教師800餘人，其中具有高級職稱的教師佔專任教師數的51%，具有碩士、博士學位的教師佔專任教師數的53%，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數十人。 開放式辦學 育國際化人才 學校在長期的辦學實踐過程中，確立了開放式辦學的理念，堅持培養基礎紮實、知識面寬、實踐能力強、富有創新精神和國際化視野的高素質人才。學校積極開展廣泛的對外交流與合作，先後與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西班牙、俄羅斯等國家的40多所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建立了交流與合作關係，並與美國等國家的大學合作辦學。近年來邀請了一大批國外著名學者、司法官員來校訪問、講學，成功舉辦了大量國際學術會議，提高了學校的學術知名度和影響力。辦學70多年來，學校為國家培養和輸送了10萬餘名優秀的畢業生，為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法制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當前，學校秉承「嚴謹、求實、文明、公正」的教訓，堅持「質量立校、特色興校、人才強校、依法治校」的思路，向著建設全國一流的教學研究型政法大學而努力奮鬥。

本报讯 （实习生 颜薇 记者 张梅）西北政法大学为了方便学生及时掌握就业信息，拓宽就业渠道，学校毕业生就业办公室利用校内就业网和手机短信平台，及时发布招聘招考信息，确保全校5000多名应届毕业生及时收到最新的就业信息，准确把握就业机会。 为了帮助毕业生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西北政法大学在寒假前就采取多种方式对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教育引导学生坚定信心，克服浮躁心理，树立“行行可建功、处处能立业、劳动最光荣”的观念，积极到西部、到基层、到企业去就业。一是举办多场就业指导讲座，帮助毕业生认清就业形势，了解就业政策，调整就业预期，缓解心理压力；二是积极跟进国家、地方各类公务员、选调生、村官等招考项目，对学生进行笔试、面试两方面的指导，帮助学生提高应试能力；三是采取领导干部包班、辅导员一对一指导、网络答疑解惑等形式，给学生就业提供参考意见。同时，学校安排专人每天搜集就业信息，通过就业网、手机短信、校内橱窗、班级就业信息员等渠道，把最新的就业信息、招考信息第一时间告知应届毕业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校已经有1000多名学生得到信息后，提前返回校园或在外地就近参加了各种形式的人才招聘活动。

　　本报讯（记者 袁超群）昨天下午，市政府聘任了7位参事，至此我市现有参事达到44人。市长陈宝根向7位参事一一颁发了聘书，他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广大参事能够主动谏言、敢于谏言，为西安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市委常委、副市长李秋实参加了聘任仪式。 　　昨天收到聘书的7位参事中，除了孙笃信和金烈钧两位是续聘外，其余5位都是新聘参事。他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大机械学院院长卢秉恒， 西北政法大学外语国语学院教授谢立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唐亦功、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导李忠民，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梁锦奎。接过红色的聘书后，参事代表李忠民说，这份工作既是神圣光荣的，也是全新的，他将与所有参事一起，更加注重理论学习，更加注重调查研究，为西安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陈宝根说，2008年西安生产总值将突破两千亿元大关，经济总量和增速均创历史新高。西安的经济总量在继2004年突破1000亿元以后，仅用了短短4年时间就迈上了2000亿元的台阶，这说明西安正处于城市价值加速兑现的重要历史阶段。面对金融危机对西安经济带来的影响，广大参事更应该有所作为。如何履职尽责？陈宝根寄语广大参事四句话。一是知事：重视调查研究，充分了解西安的实际情况；二是想事：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调研情况进行加工，提出建设性意见；三是说事：做到主动谏言、敢于谏言，敢于说真话、说直话、说短话；四是忘事：如果某一意见未被采用，不要耿耿于怀，继续发挥参事作用。陈宝根最后希望，广大参事能够在新的一年里，为西安社会经济发展、为市民生活水平提高，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附：谢立新教授简介 谢立新教授简介 谢立新，男，1955年2月出生，陕西榆林人，汉族，九三学社会员，中国翻译协会会员。1977年6月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1993年至1994年在丹麦皇家教育研究院作访问学者，主攻二语习得理论研究。现为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陕西省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长期从事专业英语教学，先后承担过高级英语、英语写作、语音、英语国家概况等课程的主讲。在《外语教学》、《人文杂志》、《西北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篇；学术专著《国外语言教学方法论研究》等3部；主编教材《新编法学英语教程》、《大学英语阅读教程》等10余部。1997年获司法部“优秀教师”光荣称号并多次被西北政法大学评为先进个人和优秀教师。2006年获“西北政法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2007年获陕西省政府教学成果2等奖;2008年被聘为西安市政府参事。

（党委宣传部刻录自陕西电视台公共政法频道2008年12月11日）

　　11月22日，西北政法大学举办“海峡两岸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82岁高龄的台湾“司法院”前大法官马汉宝先生，接过了西北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的聘书。 时下，“国学热”正在兴起，人们重新捡拾儒家传统，期望寻找到中国人身份认同感的今天，马汉宝先生，早已“经半个多世纪的亲身努力，证实了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法律文明交融的可能”。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56年前，马汉宝（字襄武）教授感于《新约》中的这句话，为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思上书屋”。 56年后，这位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前大法官、曾执教于西方多个著名学府、学贯中西的法学硕儒，来到西北政法大学，在“海峡两岸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上，面对数百名修习法律的莘莘学子，深情忆及自己的父亲——1912年即任中国第一批法官的马寿华先生。心香一缕，晚近100年来，中国几代法律人之间的传承清晰可见。 以儒家背景深入西方法律文明 马汉宝与他的父亲马寿华，自身就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中国特有之文化现象。 马寿华（字木轩，号小静），是第一批受正规西方法律教育训练的中国人。20世纪初，备受列强凌辱、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始在全国几个地方设立传授西方法律的法政学堂，希望培养具有现代西方法律观的司法人员，以备变法之需。马寿华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7岁时由安徽涡阳老家考入开封的河南法政学堂，1910年毕业后，就任河南开封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次年取得律师资格。 马寿华一生在司法界服务达61年，退休时是我国台湾地区“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而且他还是台湾书画界巨擘，张大千先生的夫人就曾行三跪九拜大礼，拜他为师学画。 马汉宝从小受父亲影响深远。在上世纪30年代，父亲在上海做执业律师，家住在法租界里的英文区，马汉宝从小的玩伴都是外国孩子，他又受过标准的语法训练，所以英文很好。而父亲为了让他受到传统教育，又送他到国学大师王培荪先生办的小学学习“四书”、“五经”。王先生要求极严，“四书”全部读完，并要写“书后”（即读后感），“五经”虽背不完，但重要的篇章都要读。就这样，他受到了传统儒家的严格教育，生命中从此是儒家的底色。 1949年，在复旦大学读法律尚未毕业的马汉宝随父亲到了台湾，在台湾大学续读完法律后留校任教，此后一生成就斐然，培养了大量法界精英。“思上”的含义之一，于马汉宝是“师法乎上及力争上游”，他一生求学、为人莫不如此。在此信念之下，出身传统儒家的他，又学贯中西，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教法律，为西洋人讲授中国的礼法传统，他也因此在国际法学界盛名卓著，先后受邀至美国华盛顿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香港大学等担任教授。 力主中国人“三代同堂” 马汉宝虽受西方法律的严格教育，却终身服膺于孔孟之道，而且一生都身体力行。他和父亲马寿华共同生活半个世纪，“父子恩情逾于寻常”。在父亲去世30年之后，他至今秉承家庭传统，依然是“三代同堂”，和儿孙生活在一起。虽然，他也曾感叹“很不容易”，但还是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践行儒家伦常。他还曾有过想法，建议兴建“国民住宅”，优先配售给“三代同堂者”，没想到后来新加坡还真采取了这种办法，用免税和低价租屋等方式，在全国提倡“三代同堂”的家庭模式。 1982年，马汉宝经蒋经国提名、“监察院”同意，“递补”第四届“司法院”大法官，从此开始了大法官生涯，到1994年第五届任满为止，共参与解释“宪法”与法令30多件。在12年的大法官生涯中，正值台湾社会解除戒严到民主化的时代，他秉持的基本信念是：为了满足台湾转型社会对于基本权利保障实现的高度期待，他愿意通过大法官解释来带动法治的进步。 有论者认为：“马汉宝与他的父亲，以超过半个世纪的亲身生活体验，验证了重视伦常的传统法律文化与偏重权利义务的西方法律文化融合的可能。” 11月22日，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马汉宝向学校赠送了父亲马寿华先生的两幅字画。在展开父亲墨竹卷轴的一刻，他提醒在座的法科学生——这些未来的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们：“我父亲一生都希望自己的画能有助于世道人心。他想告诉人们，做人要恬淡一些，（在追逐名利上）不要太积极。”这幅墨竹图的题款是“清风高节”。 “我信仰的 我都努力去做” 记者：您今天寄语说希望法科的学子们能恬淡一些，这和现在人们强调竞争仿佛不同。 马汉宝：说到这里，又会说起我父亲。我父亲不像别人把艺术书画只作为自己的消遣。他希望用书画影响他人。他最喜欢画竹子。因为竹子虚心、劲节，往上长。竹子会随着风弯曲，但不会折，“清风高节”也就是比喻说人要如同清风般正直，做人节守要高。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中，竹是比拟君子的。父亲许多书画题款都是鼓励人做正人君子，平时他最喜欢题的也都是白居易、陆放翁的诗词。 父亲虽然自己做官做得也很高，但他总劝人不要太热衷官场。他做过“行政法院”的院长，也做过“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个委员会是对那些没有犯法、但有失“官箴”的公务人员予以惩戒的。他字木轩，过去人们尊称他为马木老，都说马木老的这个字画，挂在家里，那种宁静之气确实是不一样的。 记者：您后来接受的是偏重个人权利义务的西方法律熏陶，但一生中与恪守传统的父亲相处50多年，践行的却是儒家传统。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马汉宝：说到这一点，其实我是相当有成就感的。但还是不容易。在学问、做人方面一句话就是“重言行”。怕你说的是一套、做一套。必须言行一致。我觉得欣慰的是，我信仰的东西我都努力去做。所以我的学生和我都很好，他们也常常说，我能在学问之外、做人方面对他们有所帮助。我也很欣慰。我们父子也都是这样的。 当然我也很幸运，虽然我从小在上海的租界，过的是一种国际化的生活，对西方的那一套很熟悉。但我又受过传统训练，很知道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 记者：二者之间有没有冲突？听说您的父亲一生都穿长衫，家庭如何沟通呢？ 马汉宝：我是尽量来做的。我在国外很多的学校教书，我对外国学生也讲，他们也觉得很有意思。在传统的中国，其实礼法一直是不分的，也就是传统的法律与道德不分。我一生都希望把中国的法律和道德中真正有价值、穿越时空的东西给外国人讲。“伦理”这个词用英语讲是humanrelationship，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人，都是有人权的，但别忘了，你不能断开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伦常。 说起来也是非常有趣的。我的妻子自幼是在欧洲受教育，懂英、德、法文，但和我结婚时还不会说中文，就要面临三代同堂。当时很多人怀疑我们的家庭能否沟通，可没关系，因为有我做桥梁，一家人其乐融融，每天在一起吃饭，一生相处都很好。而我们呢，说来你们都不相信，结婚50年没吵过架的。 记者：您深受传统儒家的影响，但怎么又是基督徒？ 马汉宝：是的，我和妹妹是最早开始加入老教会圣公会的。然后我影响了父母，当初在确定这个信仰时，因为基督教不让祭祖，我和父亲都是儒家传统，不能不祭祖的。但后来我厘清了这个问题，祖先是人，活着是人，死了也是人，祭祖如果是追思，是没错的。要注意的是，他不是神，是人，基督教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个神。 我对父亲说，孔老夫子都会说“不知生，焉知死”，他没有谈到灵魂，也没有谈到死后，有很多的地方会说到“天”，其实就是“神”的意思。我想，信仰会帮助我们度过此生现世，增加我们的力量，因为人是软弱的，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强大。人因“信”而平安喜乐，有何不好呢？所以后来我们的家庭因共同的信仰而更加和谐。我内人从小是在德国的基督教家庭生活，但后来和我结婚后才信。我们一生彼此相助，做什么都在一起，一直都很好。 记者：现在台湾的传统文化如何？ 马汉宝：台湾的传统文化没断，但还是受了一些影响。我的学生们许多都在大学教书，他们告诉我现在的学生不好教了，所谓的尊师重道也没有了。对此，我是很反对的。到现在，我的外国学生都不敢叫我的名字，我让他们叫我“professor马”。其实这也是伦常。我和妻子都有一个爱好，收集各国的成语，结果发现世界各国的成语里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人们都想“liveabetterlife”，生活好一点，但恬淡一些也不失为一个好的生活啊。又比如贪污，如今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中国过去的一些伦常教育都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