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作为推动陕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法规，《条例》的出台填补了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域立法空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近日，陕西网专访了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朝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部长、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袁祖社教授，围绕《条例》核心内容、特色亮点及实践意义展开深入对话。 问：《条例》第十四条，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应当加强延安精神、照金精神、西迁精神等伟大精神阐释研究。加强秦岭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关中文化、黄土文化、汉水文化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阐释研究。开展陕甘革命根据地史、周秦汉隋唐文明、考古和文物保护、“一带一路”等与陕西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特色专题研究。这样的条款设置主要依据是什么？对陕西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相关研究将产生哪些促进作用？ 马朝琦：《条例》中列举的延安精神、照金精神、西迁精神，均有明确的历史与政策依据——这三种精神均源发、彰显并实践于陕西，且一同被中央宣传部梳理并正式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陕西红色文化的核心标识。而秦岭文化、黄河文化、周秦汉隋唐文明等内容，更是陕西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陕西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紧密相关。 从促进作用来看，这样的条款设置能为陕西社科研究锚定特色方向。一方面，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在深入研究、宣传、践行延安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的过程中，强化学术研究的“陕西站位”；另一方面，推动社科界立足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学术基础，聚焦陕甘革命根据地史、考古和文物保护等特色专题，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学术研究优势，进而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让陕西的社科研究既扎根本土，又服务全局。 袁祖社：从实践角度补充，陕西的特色精神与文化不仅是研究素材，更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纽带。比如延安精神、西迁精神所蕴含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内核，与当下陕西推进区域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高度契合；黄河文化、秦岭文化的研究，能为生态保护、文旅融合等工作提供理论指引。《条例》将这些内容明确纳入，本质上是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脱离实践，过去部分研究存在碎片化、脱离实际的问题，如今有了法规层面的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更清晰地找到研究与实践的结合点，比如将周秦汉隋唐文明研究与“数字文明”结合，通过数字化手段激活历史文化资源，让研究成果既能“上接天线”服务国家文化战略，又能“下接地气”助力地方文化传播。 问：针对当前陕西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评价机制不规范、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等问题，《条例》是否有针对性地应对设计？实际落地中需注意哪些关键点？ 马朝琦：《条例》在制定过程中，已关注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痛点问题，并通过分层设计构建应对框架。比如在评价机制方面，《条例》从微观层面明确“学科建设、学术研究、诚信体系”等六大发力方向，通过第二十三条“诚信建设”、第二十四条“社科激励”等条款，强调评价需兼顾质量导向与规范导向——既反对唯数量论，也明确学术诚信的底线要求，为后续细化评价标准提供了法规依据。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目前陕西省社科院、西北政法大学等机构已在组织法学专家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方案，后续可结合《条例》的实施，逐步完善配套政策，填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空白”。 袁祖社：结合实际工作观察，评价机制与知识产权保护是陕西社科发展的关键堵点。《条例》实施后，需进一步落实“异地评审”“匿名评审”等机制——目前陕西已开始尝试将项目评审任务委托给国内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等地的专家，初评环节的客观性、公正性显著提升，但后续还需完善“二次评审”“会评共识”机制，比如先通过省外专家初评淘汰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再由省内专家进行精华筛选，既保证权威性，又兼顾陕西实际需求。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问题确实突出，《条例》虽未直接解决这些问题，但它的出台释放了信号，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权益需要被重视。后续落地中，关键要推动配套政策跟进，一方面，需联合法学专家、社科机构制定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实施细则，明确成果归属、使用权限、收益分配等标准；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学术期刊、数据库平台的监管，避免变相侵占作者权益，同时引导社科工作者增强维权意识，形成“保护-维权-激励”的良性循环。 问：作为推动陕西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纲领性法规”，《条例》的出台将对陕西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学术生态建设产生哪些长远影响？对《条例》的落地实施有何建议？ 马朝琦：从人才培养与学术生态来看，《条例》的长远影响体现在“三个明确”：一是明确人才导向，通过第二十五条“社科人才”条款，强调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引进与激励，引导高校、社科院等机构构建梯队化人才队伍，避免“重引进、轻培养”“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二是明确学术底线，通过第二十三条“诚信建设”将学术诚信纳入法规约束，对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形成震慑，推动学术生态风清气正；三是明确协同机制，《条例》规定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能打破过去高校单打独斗、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比如推动党校、社科院、高校联合开展研究，实现人才、资源的整合共享。 袁祖社：补充两点建议。第一，在人才培养上，要避免重自然科学、轻哲学社会科学的倾向。目前陕西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才政策相对完善，但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认可度仍需提升——比如在职称评审、项目资助中，应真正落实质量导向，不将论文数量、期刊级别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关注成果的社会影响力，让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有奔头、有干劲。 第二，在学术生态建设上，要强化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条例》的核心是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服务国家、服务人民，而非闭门造车。落地中需通过项目引导、成果转化激励等方式，推动学者关注陕西发展的“真问题”——比如乡村振兴中的难点、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文化强省建设的具体举措等，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从纯理论转向理论+实践，同时通过诚信建设条款，遏制低水平重复研究、学术造假等现象，让陕西的哲学社会科学生态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 问：从学者视角看，《条例》的出台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有何意义？陕西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如何借此契机实现突破发展？ 马朝琦：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核心是“立足中国实际、形成中国标识”，而陕西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条例》的出台，为陕西哲学社会科学界参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一方面，通过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聚焦陕西特色议题，能推动形成一批具有地域标识性的学术成果，进而丰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地方维度；另一方面，《条例》强调创新工程、新型智库建设，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界从理论研究向理论创新转变，避免“跟跑式研究”，鼓励提出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学术概念，这正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 袁祖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陕西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积极参与，贡献陕西学者的智慧。《条例》的意义，在于让陕西哲学社会科学界找到“发力点”：过去我们有文化资源、有学术队伍，但缺乏系统性引导，研究方向分散；如今有了《条例》的纲领性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界可围绕“三个重点”突破：一是深挖红色文化资源，将延安精神、西迁精神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结合，形成具有“陕西特色”的理论成果；二是激活历史文化资源，用现代学术视角解读周秦汉隋唐文明，提炼其中的“中国智慧”，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历史支撑；三是聚焦实践问题，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陕西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等结合，形成对策性强、原创性高的成果，让陕西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既能为自主知识体系添砖加瓦，又能为地方发展保驾护航。 【陕西网】 推动陕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关于《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促进条例》的讨论 https://www.ishaanxi.com/c/2025/0928/3522604.shtml

陕西网讯（记者 袁晨）9月24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填补了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域立法空白。 近年来，在省委高度重视下，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了一些成熟有效的经验做法。但仍存在工作体系不健全、投入和保障仍显不足、学术精品较少、缺乏领军人才、学科建设布局不完善等问题，亟待通过立法解决。 “《条例》深刻总结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取得的成果，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从体制机制、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传播与普及、人才培育等方面作了规定。”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一处处长赵虹说。 《条例》明确，党校（行政学院）、社科院、高校、国家机关研究机构、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组织以及其他从事哲社研究的机构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促进的主体力量，并对哲社机构围绕重大学术理论、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开展研究，推动形成原创性、标志性研究成果予以规定。 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应当加强延安精神、照金精神、西迁精神等伟大精神阐释研究。加强秦岭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关中文化、黄土文化、汉水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研究。开展陕甘革命根据地史、周秦汉隋唐文明、考古和文物保护、“一带一路”等与陕西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特色专题研究。 “《条例》特别列举这些伟大精神，有利于我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在有效宣传、研究、践行延安精神等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的基础上，立足我省丰富的文化资源、鲜明的研究特色、深厚的学术积淀，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激发活力、释放潜能，更加专注于陕西高质量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充分体现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马朝琦说。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条例》规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人才工作部门编制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规划，制定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引进、评价和激励政策，优化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结构，培养拔尖领军人才，引进高层次人才，构建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结构合理、专业突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支持青年人才发展，在课题资助、成果出版、表彰奖励等方面予以倾斜。 同时，《条例》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地位作用、学术伦理和诚信要求等作了规范，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坚定“四个自信”，恪守科研诚信，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道德。 【陕西网】填补空白！《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促进条例》表决通过 https://www.ishaanxi.com/c/2025/0925/3520698.shtml

9月23日，西北政法大学纪委召开“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会，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三化”建设年行动工作推进会精神，对2025年全省高校纪检监察工作推进会精神作了通报，并系统总结了春季学期“三化”建设工作，对秋季学期任务进行了再谋划、再部署。全体纪检监察干部、巡察干部，各二级党组织纪检委员参加会议。校纪委副书记康鹏主持会议，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察专员刘志彬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三化”建设年行动开展以来，学校纪委全面落实中央纪委、省纪委“三化”建设安排部署，重点任务有力有序推进，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工作质效持续提升，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会议强调，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是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的重大使命职责决定的，是提升监督执纪质效的重要保障，也是适应当前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迫切需要，目前已进入集中攻坚阶段，纪检监察干部必须挺膺担当、主动作为。 会议要求，要将“三化”建设年成效，落脚到具体工作中、落实在正风肃纪反腐上。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增进政治监督质效，切实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学校不折不扣落实落地。要进一步找准职责定位，发扬法治精神担当精神斗争精神，着力提升业务本领，切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打造纪检监察铁军。要立足建设目标，坚持结合融合，努力以“三化”建设成果赋能纪检监察工作质效提升，切实以实际成效涵养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西北政法大学纪委） 【秦风网】西北政法大学：召开“三化”建设年行动工作推进会 https://www.qinfeng.gov.cn/info/2201/239046.htm

【起点新闻】西安市举办“退役军人展风采 爱国教育校园行”活动https://qidian.sxtvs.com/timing/share/content/10648067?26= 【西安新闻】西安市举办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宣传活动 https://yuandian.xiancity.cn/application/fcinformation/mobile/#/ArticleDetail/522923/undefined 【新闻第一线】退役军人展风采 爱国教育校园行 https://yuandian.xiancity.cn/application/fcinformation/mobile/#/ArticleDetail/522887/undefined

公平竞争政策入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强化公平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高度重视。 将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引入公平竞争审查有利于发挥专家队伍作为全面依法治国“智囊团”“思想库”“人才库”的作用，为营商环境建设赋能加码。2022年1月，中国法学会印发《关于推行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式确立中国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2024年4月，该学会又印发了《加强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建设 深入开展县（市、区）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的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的通知，明确首席法律咨询专家遵循的工作原则和服务内容，必将推动经济社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以“首席力量”为重点，搭建“三位一体”公平竞争预审体系 公平竞争审查是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推进各要素流动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贯彻实施《条例》，保障公平竞争政策落地见效。《条例》明确多个部门联合出台的政策措施，由牵头起草单位在起草阶段负责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即自我审查。这种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可能会造成文件出台单位自我审查的动机和能力之间出现悖论，直接影响政府公信力和政策出台的效能。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2021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其中第八条规定，政策制定机关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可以咨询专家学者、法律顾问、专业机构的意见。2025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公平竞争审查中四个方面的审查标准细化为66项具体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有严格的程序要求。同样，政府部门在修改涉及经营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文件时，也须严格遵循相关程序。在此过程中，既需要通晓法律和立法技术的专家依据《条例》进行公平竞争合规性审查，也需要对审核中发现不符合要求的政策条款进行修改完善，以确保这些文件能够达到引导市场健康发展的预期目标。 中国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由能够在重大决策论证、重大风险防控、重大矛盾纠纷调处、重大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中发挥权威作用的专家学者或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律工作者群体组成。将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形成“起草处室+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法制机构”协同预审的“三位一体”工作机制，既可以健全起草部门的内部审查机制，提升预审工作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还可以防止每个单位都建立相关专家库，过度浪费资源。 根据《指引》，各级法学会可以根据政府部门委托事项，按照“一事一首席（专家）”“一事一专班”“一事一方案”等方式，从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或其他工作人员中确定人选开展工作，这为在公平竞争审查中引入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提供了制度保障。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法学会2024年组织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为各级政府的各类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153次，提出专业意见21条，全面清理不利于企业发展的规范性文件8份，是将公平竞争审查与首席法律咨询专家良好结合的典型案例。 以“首席力量”为依托，强化竞争政策宣传与普及 《条例》是对政府经济类监管行为进行自我约束的制度化体现。为切实提升政府部门同志的履职能力，需要组织对主管公平竞争审查业务的干部进行系统性培训。这就需要有一支高水平的法律讲解团队，作为助手和智库为培训提供有力支撑。 《指引》明确各地法学会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做好本辖区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建设工作。截至2024年底，全国法学会共有基层服务站点超10万个，省、市、县三级法学会基本实现基层服务站点全覆盖。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各级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共有法学专家2万余名。这些基层服务站点切实保障了基层治理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的有效开展。 与此同时，2006年中国法学会启动“双百”活动，即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通过专家解读法律政策、分析社会热点问题，帮助领导干部和社会大众全面了解法律法规相关知识。截至2024年6月，全国已举办“双百”活动报告会9.5万余场，覆盖受众超2200万人次。 运用“首席力量”做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和法律解读工作，显然已经成为首席法律咨询专家的职责和使命。 以“首席力量”为支撑，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 更好促进高质量营商环境建设，建议将中国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充分发挥专家智库作用，在市场准入、企业经营环境优化、经营主体退出等领域提供高水平的法律服务。 自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建立以来，各级法学会积极探索组织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在市场准入、企业经营环境优化、经营主体退出等领域开展服务工作。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在招商阶段，引入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充当“法治审核员”，2024年审核各类招商引资协议13件，帮助企业、政府有效规避各类法律风险。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组织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定期驻企开展“法治体检”活动，2024年，累计走访企业20余家，提出法律建议40余条，帮助企业解决法律难题120余个。福建省厦门市法学会主动把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融入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与发展中，积极推动“首席力量”及其团队为入驻海丝中央法务区的国内外企业“把脉问诊”，为国内企业“扬帆出海”、走向国际保驾护航。辽宁省本溪市法学会组织召开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座谈会，就濒临破产的草河城某铸造厂退出市场等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的健全、高效与便捷，不仅是其法治化程度的首要标志和市场完善性的核心体现，更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根本前提。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为企业全生命周期各环节提供的法律服务，实质上是公平竞争政策在微观层面的延伸和深化。在各级法学会的组织推动下，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正积极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中国市场监管报】倪楠：以“首席力量”助力公平竞争审查浅析：http://share.591adb.com/sharearticle/article/article_id/6257992/app_key/6025d79ccd2439641aebdcefc63c7eeb

笔者近日前往瑞士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第60届人权理事会会议，在同与会多国学者交流的过程中，再次深感在全球化大势之下，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人权事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无论如何，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已是当务之急，也是人类整体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各国共同发展促世界人权进步，国际社会不应再有迟疑。 回顾世界人权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演变脉络。这个概念经历了从个人本位向集体本位、再到人类整体本位的范式转换。古典自然法学派以天赋人权理论为基石，将自由、平等的权利属性赋予个体，构建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权话语体系。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与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集体人权理论应运而生。进入21世纪，发展权、环境权等概念的提出，进一步将人权保护的主体范畴拓展至全人类。这种演变揭示出人权主体的嬗变逻辑：从原子化的个人，到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集体，再到休戚与共的人类整体。 国际法作为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规范，在保障国际交往当事国利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国家间对话与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现行国际法中的诸多原则和规则，如国家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内政等，均与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发展诉求相吻合。总的来说，坚定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普遍共识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与生态等各领域的规范指引，为国际法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指明了方向，也为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注入了新动能。它要求各国在政治领域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以和平方式化解分歧和解决争议；在经济领域诚实守信、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在文化领域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在安全领域积极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生态领域敬畏自然、善待自然，走绿色发展道路，共同应对全球能源与环境挑战。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其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霾未散，个别国家以“人权”为名，行干涉别国内政、践踏别国主权之实，严重破坏国际人权秩序。其二，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贫困、饥饿、疾病仍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沉重负担，制约着人权状况的根本改善。 一直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8亿多人成功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对世界减贫贡献超过70%。另外，中国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不断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对外交往中，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广泛开展人权交流与合作。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主要大国，先后批准或加入了29项国际人权文书，包括6项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予以高度认可与肯定。我国的实践也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尊重各国主权、立足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是实现人权保障的有效路径和成功范例。 世界各国命运与共，在人权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共同的奋斗目标。让我们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推进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改革，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人权发展新秩序，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者是西北政法大学国家级涉外法治研究基地副主任、“长安学者”特聘教授） 【环球时报】张超汉：以共同发展促人权进步，世界不应迟疑 https://hqtime.huanqiu.com/share/article/4OQzzjSxe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