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校老师邢小俊荣登《善天下》杂志封面人物，专题以“家风铸善根 悲悯赴公益”为题，深度报道其崇德向善的责任担当。邢小俊是陕西省高层次人才“特支计划”哲学社科领军人才，陕西省“六个一批”人才，曾经获得“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荣誉。 《善天下》杂志是由陕西省慈善协会创办的中西部地区唯一公开面向全球发行的慈善公益类综合性期刊，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媒体平台。

3月2日，全省对台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2026年对台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5年工作，部署2026年任务。省委书记赵一德作出批示。省委常委李明远出席并讲话。 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省对台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增强做好对台工作的责任担当，以高水平对台工作助力陕西高质量发展、助力祖国统一大业。 会议要求，要强化品牌意识，依托清明公祭、海峡两岸青少年汉唐文化夏（冬）令营、陕台文化交流周、陕台会等活动，创新讲好新时代陕西故事，不断扩大陕台科教、产业、历史、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精准搭建平台，围绕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为广大台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陕西发展机遇提供更好条件。要强化服务意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用心用情服务台胞台企，确保各项惠台政策措施落实落细，让更多台胞台企来陕留陕、在陕发展。 会上，铜川、榆林、安康、省工信厅、省文物局、西北政法大学分别作交流发言。省委和省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陕西卫视】全省对台工作会议召开 赵一德作出批示 【陕西日报】全省对台工作会议召开 赵一德作出批示

2月19日，志愿者柴宇凡介绍红色影像数字化修复流程。 本报记者 李旭佳摄 2月26日，困境儿童洋洋在“小葵花·圆梦小屋”里静心学习，享受专属自己的时光。 本报记者 杨小玲摄 寒假期间，志愿者李欣月为群众义务普法。 受访单位供图 2月8日，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法律硕士教育学院法律援助志愿服务队成员为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中心学校的学生义务普法（资料照片）。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记者 刘芊羽 李旭佳 杨小玲 3月5日，是第63个学雷锋纪念日，也是第27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多年来，陕西青年志愿者持续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以实际行动续写新时代雷锋故事。截至目前，全省青年志愿者注册人数达356.6万人，青年志愿服务组织达1.3万个，志愿服务时长累计超5621.9万小时。每一组数字背后，都是青春与奉献的双向奔赴，都是雷锋精神的生动诠释。今天，让我们走近第七届陕西省青少年公益项目大赛的获奖项目团队，领略他们不断拓展内容、创新形式、丰富载体，让雷锋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生动实践与青春风采。 ■用数字技术守护红色记忆 春染陕北，薪火相传。在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上，榆林学院一群青年志愿者在修复红色影像。 红色影像，是镌刻革命征程的鲜活丰碑，是赓续精神血脉的重要载体。每一张泛黄的照片、每一段斑驳的视频，都定格着山河壮阔的过往，承载着不可复制的民族记忆。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正面临加速消逝的危险——胶片粘连霉变、照片褪色脆化，英雄的面容、旗帜上的标语逐渐模糊。 “严重破损的影像修复难度大、成本高。而红色影像一旦损毁，丢失的不仅是一段画面，还是属于民族的集体记忆。”2月27日，榆林学院副教授郭敏的话，道出了团队的初心。 2016年，榆林学院“永不消逝的星火——红色影像数字化修复与薪火相传志愿服务项目”落地，一支以“传承红色文化、赓续革命薪火”为宗旨的“红影再璨”青年志愿者团队应运而生。 “我们就是要做红色记忆的‘接棒人’，用数字化技术复活历史画面，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项目负责人郭敏这样解释团队名字的寓意。 项目起步时，团队只有两三名教师，修复一张重度破损的照片往往要耗费一个多月。青年志愿者坚守“修旧如旧”的原则，每一处色彩校准、每一个细节还原，都要和党史专家反复核对求证。从黑白到彩色，从模糊到清晰，一帧帧沉睡的画面在指尖苏醒，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在数字中重生。 “修复必须尊重事实，每一帧画面都要反复打磨。”郭敏介绍，10年来，团队不断探索创新，摸索出“AI+人工”的修复模式——人工智能完成基础的去噪、补损，志愿者再逐帧精修、考证细节，既降低了修复成本，又让效率翻倍。 十年坚守，星火成炬。如今，这支队伍已累计吸纳1019名志愿者参与，共修复影像画面9300万帧，制作红色素材1296段，先后还原了96个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他们还与多所学校共建“红色育人思政小屋”，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让革命精神的火种浸润更多人的心田。 他们不仅是红色影像“修复师”，还是红色精神“传声筒”。 “很多老电影色彩灰暗、分辨率低，孩子不爱看。我们逐帧提高清晰度、上色还原，修复后带入中小学课堂。这些成为很受欢迎的思政课‘活教材’。”团队志愿者柴宇凡说，作为土生土长的佳县人，他从小听着家乡公益榜样路生梅的故事长大，现在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修复好的红色影像走进学校宣讲。 “看到孩子们盯着屏幕里的英雄人物眼睛发亮的样子，我就明白：我们修复的不是没有温度的影像，而是可感可及的精神信仰。以专业守护红色记忆，用行动传承雷锋精神，这正是我们青年一代应有的担当。”柴宇凡说，该项目涵盖调研、剪辑等环节。他们在服务中锤炼本领、收获成长，更深刻地理解了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内涵。 星火虽微，足以燎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站在新的起点，郭敏和团队有着清晰的新目标：未来，计划修复100部红色电影，让数字技术持续赋能红色传承，让永不消逝的星火照亮更多心灵。 ■ 用爱心守护困境少年成长 “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独立房间，床、书桌也都是我喜欢的样式，真是太开心了。”2月26日，12岁的洋洋兴奋地说。 洋洋家住泾阳县太平镇寨头村，父母均身有残疾，多年来他一直和爷爷奶奶挤在一张床上。写作业时，他只能在一张老旧的桌子上勉强腾出一角。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一直是孩子心底的愿望。 转机来自希望工程·伙伴计划——“小葵花·圆梦小屋”项目。经过45天的精心改造，西安市首批“圆梦小屋”于1月10日正式交付，洋洋和其他9名困境家庭儿童，从此有了专属自己的温馨学习生活空间。 该项目由共青团西安市委、陕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通过精准改造困境儿童居住环境，为他们打造安静、明亮的成长天地。 走进洋洋的房间，洁白的墙面焕然一新，白色的桌椅、书架、衣柜、小床、床头柜摆放整齐，照明灯与护眼灯光线柔和，印有哆啦A梦图案的窗帘，更添几分童趣与温馨。 “这个房间以前堆满了杂物，我们实在没能力给孩子置办家具。现在好了，孩子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房间。”洋洋的爸爸说。 “自从有了这个小屋，我明显感觉到孩子笑容多了，也更愿意和人交流了。”寨头村儿童主任武亚萍说。 和洋洋一样满心欢喜的，还有家住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的小辉。 小辉的小屋以原木风为主色调，崭新的木地板与家具浑然一体，素雅又整洁。“我就喜欢原木色的家具，上门设计的叔叔征求我意见时，我立刻就选了这种风格。”小辉眼里都是笑。 记者了解到，每一间“圆梦小屋”在改造时，都充分尊重孩子的年龄、性别和个人喜好，在色彩搭配、细节装饰上融入个性化关怀。小屋不只是物理空间的改善，更成为承载孩子梦想与希望的“心灵港湾”。 “这间房原先是毛墙毛地。装修师傅把顶面、墙面、地面全部进行改造，电源插座也升级了，整个屋子焕然一新。别说孩子，就连我们大人待在里面，心情都舒畅多了。”小辉的姑姑说。 “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精准帮扶、一户一策’。”共青团西安市委相关负责人说，帮扶对象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数据库中筛选，经实地走访核实确定名单。项目实施方联合陕西省室内装饰协会组建“筑梦师志愿者”团队，为每个孩子量身定制房间改造方案，并由专家评审委员会严格把关，确保小屋安全、实用、舒适。 改造一间小屋，改变的不止是居住环境，更是播下一颗希望的种子。未来，项目还将依托“希望工程·伙伴计划”志愿服务体系，联动社工、志愿者、学校等力量，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通过课业辅导、情感陪伴以及“小葵花看西安”等主题活动，全方位助力孩子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目前，“小葵花·圆梦小屋”项目已完成23户的改造任务，后续7户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说，今年将汇聚更多爱心资源，严格按标准推进项目落地，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困境青少年受益，切实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 用法治力量传递温暖担当 “被同学起外号嘲笑怎么办？”“看到高空抛物该怎么做？”“被宠物咬伤该找谁负责？”……今年寒假，面对社区居民接连抛出的生活难题，青年志愿者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将“硬核法条”掰开揉碎，翻译成街坊邻里一听就懂、一记就牢、一用就灵的“家常话”。 这些青年志愿者，正是来自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法律硕士教育学院法律援助志愿服务队（以下简称“法援服务队”）的成员。他们放弃假期休息时间，主动对接家乡，在陕西、山东、辽宁等省共同启动了“带着民法典返家乡”活动，让法治的种子在基层生根发芽。 这是法援服务队“法律援助——做弱势群体身边的‘守护者’”项目的生动缩影。自2022年项目启动以来，法援服务队组建起由法学专家引领、硕博研究生为骨干的专业志愿服务队，聚焦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农民工等群体的需求，将书本上的法律知识转化为有温度的青春力量。 “除了大型集中普法，我们还会锚定不同受众，变‘灌输式’普法为‘互动式’，更注重常态化和精准性。”3月1日，法援服务队学生负责人朱奕宁说，在校园，他们通过趣味故事和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学会自我保护；在社区，他们自编自导《徙木立信》《执法如山》等普法情景剧，用快板、顺口溜揭露养老诈骗套路；在乡村，他们开启“点单式”服务，精准对接村民关于土地流转、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法律需求。 普法，既传递知识，也淬炼本领。一次，法援服务队成员南锦耐心听完一位七旬老人关于子女赡养的倾诉，没有急于给出法律意见，而是先递上一杯热水，慢慢梳理老人的处境与权利。解答完毕后，老人握着南锦的手说：“姑娘，这么多年憋在心里的委屈，终于有人能好好听我说、帮我讲明白了，太谢谢你了！”“优秀的法律人，不仅要有冷静、客观的头脑，还要有一颗柔软、温热的心。”2019年至今一直坚守在法律援助一线的南锦的话，道出了法援服务队成员的心声。 这些青年志愿者从榜样身上汲取力量，竭尽所能帮助他人，成为群众身边可信赖的“法律守护人”。截至目前，法援服务队已开展普法讲座20余场、线下活动26场，实地调研7次，提供无偿法律咨询324人次，服务总人数突破5000人，用心织就一张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的法治守护网。 青春逢盛世，志愿正当时。从红色记忆的守护者，到困境儿童的陪伴者，再到弱势群体的帮扶者，陕西青年志愿者正以实际行动争当雷锋精神的倡导者、践行者、传播者，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三秦大地上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陕西日报】青年志愿者：向上向善的青春模样 【陕西青年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向上向善的青春模样

【原点新闻】新春游园闹元宵 邻里同乐庆团圆

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度调整背景下，随着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资源分配与发展均衡性等问题在全球农业领域相互叠加，跨国外溢效应不断增强，单一国家政府已难以依靠传统政策工具独立应对，社会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被更频繁地纳入全球农业治理实践。因此，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全球农业治理恰逢其时，亦能展现中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不断拓展社会层面参与方式的现实变化。中国社会组织在国内农业发展、扶贫减贫和乡村治理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已经具备向外转化的现实基础，其“走出去”也逐渐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公共事务、回应全球粮食与发展治理需求的一种重要补充性路径。 就现实动因而言，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全球农业治理，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调整密切相关。全球粮食市场波动、国际农业贸易摩擦以及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冲击，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与经济稳定，故而有必要在全球农业治理中更积极地表达立场并参与规则塑造。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在农业减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小农户组织化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发展经验，因而社会组织也成为对外传播经验的重要载体。通过参与国际农业治理实践，中国社会组织既提升了自身能力，也为中国发展经验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转化提供了现实渠道。 然而，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全球农业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其参与治理并非沿着线性路径推进，而是在多重结构性约束交织的环境中展开，是组织能力、制度环境以及全球治理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出明显的系统性和叠加性特征。 一方面，从社会组织能力来看，中国社会组织在参与全球农业治理过程中仍面临较为突出的能力约束。全球农业治理议题高度专业化，涉及粮食安全、农业政策协调、气候变化适应、资源可持续利用等众多复杂领域，对参与主体在政策理解、技术判断以及跨领域协作能力方面提出了较高要求。但是多数中国社会组织仍主要以项目执行为核心职能，其优势更多体现在具体操作层面，而在国际规则解读、政策议程参与以及长期知识积累方面相对薄弱。这种能力结构使得社会组织在多边治理平台中往往难以持续、稳定地参与高层次讨论，其影响力也更易局限于短期项目或局部实践之中。 另一方面，从国内制度环境与全球治理结构层面来看，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还面临较高的制度性与结构性约束。在国内层面，围绕境外机构企业开设、跨境资金流动、新项目合规管理及风险管控等诸多问题，适用于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农业事项的管理制度体系仍未发展成熟，尚未形成系统化、可靠性的分配政策。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组织在开展项目时通常面临着审批流程繁杂、政策预期不稳等实际困难，导致长期参与全球治理的不确定因素提升。在全球层面，全球农业治理规则制定、议题设置、知识生产等关键程序长期由发达国家及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主导。中国社会组织作为后来者不仅在国际合作网络、自然资源获取等诸多方面处于不利位置，在治理模式、运作模式、独立性等方面也常常面临外界质疑。这类结构上的不平等使社会组织的农业治理往往被限制在实际执行层面，难以深入规则标准塑造与议题议程设置等核心环节。 在具体实践层面，跨文化差异与资金结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上述挑战。农业治理在土地制度、社区权力关系、农民权利认知以及绿色环保理念等方面高度嵌入当地地方社会结构，且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若中国社会组织在海外项目中未能深入了解当地社会文化环境和治理传统，只是简单移植套用经验，易造成错误认知甚至导致摩擦，从而削弱项目效果和社会发展信任基础。另外，相较于其他成熟的国际社会组织，中国社会组织在国际捐款层面起步较晚，与多边发展基金、国际公益机构间的对接机制仍在探索过程中。部分机构高度依靠短期内专项资金，虽然在项目初期较为有利，但也限制了长期持续的治理项目投资，进一步使社会组织在全球农业治理中的参与呈现阶段性特征，从而导致其影响力积累相对缓慢。 针对上述挑战，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全球农业治理，在能力建设、制度保障与合作方式等方面亟须进行系统性调整，以逐步实现由有限参与向实质性治理的转变。 首先，在能力层面，中国社会组织需要加快向专业型、知识型组织转型。一方面，有关部门应针对社会组织有序推进系统化培训，以提升其在国际农业政策、全球治理规则以及跨文化沟通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另一方面，还应进一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和智库的常态化合作，以促进社会组织深入参与知识生产和政策研究的进程。通过积累专业经验和提升制度认知，社会组织可以逐步突破项目执行者的角色局限，从而在全球农业治理中发挥更加连续且稳定的影响。 其次，在制度层面，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支持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与法律框架。相关制度设计中，应明确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农业事务的合法地位、职责边界与运行规范，进一步降低制度不确定性，为其长期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塑造稳定预期。同时，有关职能部门应强化跨部门协同，完善信息服务与风险防控机制，在海外项目合规、资金管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为社会组织提供必要支持，以降低其在境外参与过程中的制度性成本。 最后，在国际合作路径上，中国社会组织应更加重视网络化发展与伙伴关系长期建设。积极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等多边农业治理平台、区域性农业合作机制以及南南合作框架等一系列实践，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组织不断拓展国际合作网络，还有助于提升议题参与能力。在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中国社会组织与当地社会组织、农民组织和社区组织建立平等、互信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提升新项目的社会性与合法性，从而提升整体治理成效以及提高国际认同度。 整体来看，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全球农业治理，是一项持续推进中的制度性实践，而非短期内可以完成的政策目标。其意义不仅体现在中国社会组织自身国际能力的提升，也在于为全球农业治理引入更多源自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当然，在能力建设、制度保障、话语参与和跨文化适应等方面，相关约束在短期内仍然存在。未来，中国社会组织能否实现由有限参与向更具实质性的治理贡献转变，仍有赖于制度支持的完善以及国际合作路径的拓展，唯有如此，中国社会组织才能为全球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农业转型等议题，提供具有现实基础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网】哈冠群：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全球农业治理的挑战与出路：https://www.cssn.cn/qygbx/202602/t20260227_597434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