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作出部署，要求“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这与党的二十大精神一脉相承，又结合新阶段新形势进行了创新发展，成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首先，要深刻洞悉创新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深刻认识三者的不可分割性，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人类现代化历程表明，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统一于创新，三者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能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教育是科技发展的基础，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科技助力教育改革发展创新，提升教育水平；人才是教育和科技进步的智力支撑；三者之间相互促进、有机融合、互为支撑，必须一体部署、统筹推进、协调发展。 其次，要充分认识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战略意义和内在要求。迈上新征程，以改革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尤为迫切。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战略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通过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方能走出一条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变革浪潮、把握历史主动的必然要求。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突飞猛进，既是科技实力、人才实力、综合国力的比拼，更是制度机制的较量。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发挥制度优势，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一体贯通；教育、科技、人才共同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要“三位一体”推进改革，从体制机制上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 再次，要构建协同联动的重点任务落实机制。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要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突出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提升、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要紧扣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深入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大力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健全“三全育人”体制机制，着力推进育人方式变革；二要紧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加速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三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在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方面建立突破计划，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聚焦破解产教深度融合这一难题，推进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试点示范和标准建设；四是要着力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加快建设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一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的组织机制。坚持“四个面向”，构建适应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型举国体制、适应科技强国建设要求的国家创新体系，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在事关占领科技制高点的关键领域发挥好国家实验室核心和龙头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加强建制化体系化科研攻关，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担当好基础研究主力军，合力产出更多基础性战略性成果；在事关产业竞争力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必争领域，发挥好科技领军企业对创新链产业链的牵引整合作用。二要优化国家科技资源统筹配置。实行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分类管理的组织模式，建立地方、企业重大科技项目纳入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新机制。健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执行和专业机构管理体制，加强基础研究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和组织化实施，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三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融合发展。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源头创新能力，提升原始性颠覆性创新成果供给能力；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四是加强制度性开放，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一要着眼加快形成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的有效机制，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二要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为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西安日报】魏奇：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https://xafbapp.xiancn.com/app/template/displayTemplate/news/newsDetail/50697/6968983.html?isShare=true

当地时间9月10日，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来自中国和16个拉美国家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将以“文明多样性与人权实现路径的选择”为主题展开研讨。 “中国和拉美进行人权对话，正逢其时、恰逢其势。”受邀参会的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朝琦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中国与拉美远隔万里，在人权实现路径选择上有相似、共通之处也存在诸多差异。中国与拉美国家围绕人权议题进行对话，既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当代呈现，更体现出双方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和拉美相距万里，为何能实现人权对话？ 马朝琦：一方面，中拉人权对话正逢其时。今年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十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在此基础上，中拉之间加深各领域各层级的对话，都顺理成章。 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3年金砖国家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创下新纪录，而七国集团经济体的比重降至29%。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稳定器。世界秩序的重组不再单方面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中国和拉美作为全球新兴市场的重要代表，有需要也有必要开展更深入的对话交流。 另一方面，中拉人权对话恰逢其势。人类文明是由不同地区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土壤，形成了各自的文明形态。当今世界上有25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着各自的发展进程，不同程度上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方面作出了贡献，各文明形态并无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一些国家将所谓文化差异描绘为“文明冲突”的观点，其底色是传统的“西方文化优越论”；个别国家习惯以“人权教师爷”自居，对包括中国和拉美一些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指点点，其实质仍是意识形态偏见。 然而文明多样性是无法消解的，国际格局正朝着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前进。中国与拉美国家围绕人权议题进行对话，既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当代呈现，更体现出双方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儒家传统的“和而不同”理念，其对当今国际交往、人文交流有何借鉴意义？ 马朝琦：“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人一直所追求的“和”并不是随波逐流、相互依附之“和”，而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多样性之“和”，这也就强调了“和而不同”理念在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理念，萌生于距今2800多年前的“和”“同”之辩，主要代表人物是史伯和晏婴，在此基础上由孔子正式提出了“和而不同”概念。 《国语》记载，西周末期思想家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左传》记载，晏婴曾以和羹为喻劝谏齐景公，提倡君臣之间应该存在不同的见解和主张，只有互相启发、协调和接纳，国家才能政通人和、兴旺发达。孔子则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成为儒家的核心主张之一。及至后世，“和而不同”理念更是被广泛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和处理外交关系的活动之中，其内涵也在随着社会客观环境和主观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 从国际交流的角度审视“和而不同”理念，可将其基本内涵概括为：尚和精神、矛盾思维、包容态度和重义轻利四个方面。 首先是尚和精神。“和而不同”理念的价值取向是“和”，实现“和”这一目标的路径在于“不同”。尚“和”精神不止于春秋、不止于儒家，而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扮演了串联始终、总揽各方的重要作用。墨子之“兼爱”、老子之“无争”、庄子之“天人合一”，最终都是将“和”的状态作为追求目标。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和”逐渐拓新出中和、和平、和谐等等内容和含义，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重要标识。 其次是矛盾思维。从史伯开始，“和而不同”就逐步体现出一种对立统一的哲学理念和思维方式。一是承认“和”且认同多元状态，甚至将“不同”看作“和”的必要前提；二是认同多元并非是各自对立、隔绝或完全同质的多元，而是在多元互动中提倡相互交流、促进与转化；三是在实践目标上追求稳定与发展，即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争取达到“和”的目的与指向。 再次是包容态度。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要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为参照物来对待他人，而不能忽略他人感受，将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强行推广。对他人感受和行为的尊重，既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个体自主选择权利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更获得包括广大拉美人民在内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出身的人类共识，成为写入《世界人权宣言》的“金律”。这种包容态度在外交实践中也有深刻体现，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积极汲取着其他国家与文明的优长，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对不同国家与文明差异性的尊重和接受，促进世界多样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 最后是重义轻利。从“和”“同”之辩到“和而不同”理念的提出和发展，是一个不断人格化、实践化的过程。其中，道德品格的实质就是重义轻利的正确义利观。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秩序与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君子人格同样是一个政党、社会、国家所追求的高尚品质，中国提出并倡导的正确义利观获得广泛国际认同，证明其符合时代潮流。 中新社记者：中国与拉美，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维护文明多样性，选择适合自身的人权实现路径？ 马朝琦：一是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基础上促进文明互鉴，推动各文明间交流合作，让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的源泉。任何一个文明都不是孤立发展的，回顾历史，中华文明先后借鉴吸收了南亚文明、中亚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的有益成分，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新的文明构成要素。 今天，以中国和部分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和国际格局变化，证明了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不只是西方的，也是非西方的；不仅有亚洲的，也有非洲的、拉美的，同时还有中东的。开放过程中的各国各地区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实践证明，必须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 以民主与人权保障制度为例，各国的民主和人权实现路径和制度设计，成长于各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都是民主和人权的不同体现。世界各国需要在承认民主和人权作为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同时，承认民主和人权形态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交流互鉴。此为一。 二是通过文明互鉴，推动各文明形态的汇聚和融通，在更高层次上升华为新的多样性，以此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互鉴，首要的是改变西方中心主义把控话语权的现状，让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有平等的话语权。回顾历史，中华文明对欧洲的启蒙运动曾产生重要影响，莱布尼茨、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都曾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思想智慧；中华文明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文明形态长期和谐相处，从中汲取养分。这既符合人类文明多样性和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客观实际，也有利于全球意识下世界文明的发展与繁荣。因此，应当尊重世界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的多样性，倡导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保护各民族文化个性，维护文化主权。 最后，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纯粹独立的文明形态已不再可能，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明的多元共存。中华文明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文明形态。中国在国际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始终认为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民主与人权发展道路，愿同世界各国、各文明形态加强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受访者简介：马朝琦，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兼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陕西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长、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廉政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等。主编或副主编学术著作4部，参编学术著作3部。 【中国新闻网】我校副校长、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朝琦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https://mp.weixin.qq.com/s/KHE9xiLBDg3Z2LekqvFgZA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周边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于8月10日至8月25日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及周边地区开展为期15天的访谈、参观等活动。 走进老兵之家：传承红色基因，铸牢民族团结 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周边暑期实践团队走进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老兵之家”，开展调研访谈活动。实践团队在讲解员兼秘书长俄丽杰带领下参观老兵之家，讲解员向团队成员们生动地讲述了每一个历史文物后的故事以及老兵们的英勇事迹，在俄老师的带领下回顾那一段历史。随后与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徐淑子深入交流，学习其奉献精神与求实精神。 “国安，才能家安”。实践团队成员与老兵们进行深入交流访谈，老兵们大多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实践团队指导老师潘璇与老兵们进行深入交流，通过采访了解老兵的亲身经历。老兵们向实践团队成员们讲述着抗美援朝战争最真实的岁月，叙述着自己的故事，展示了志愿军的风姿。 此次调研访谈活动，不仅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更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团队成员将以自己的行动传承红色基因，积极促进民族团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延吉社保局实践活动：重温红色精神，铭记历史使命 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赴延吉暑期社会实践队前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社会保障事业管理局，参加了“红色之‘吉’，代‘延’有我”主题活动。活动由观看延吉市社保局自制宣传片“红色之‘吉’，代延有我”拉开序幕，团队成员感受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特色的民俗文化，了解到当地民族工作开展的现实情况。在老兵风采展示环节，抗战英雄们嘹亮的军歌响彻整个会场，他们坚毅的精神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老兵同志们与社保局党员同过政治生日，同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共同追忆往昔岁月。 通过本次活动，实践队的同学们纷纷表示，将时刻铭记历史，积极传承和发扬老兵不“老”的精神，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用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参观延吉民俗园：体验朝鲜族文化，感受民族融合 走进延吉民俗园，实践团队踏入了一幅生动的朝鲜族风情画卷。一踏入园区，映入眼帘的是那些色彩斑斓、样式独特的传统建筑，每一座建筑仿佛都在诉说着朝鲜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参观过程中，团队成员们参与了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欣赏了朝鲜族的传统歌舞表演，感受到了朝鲜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通过这次参观延吉民俗园，实践团队深刻感受到了朝鲜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这里展现了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朝鲜族人民的建筑、服装、饮食等等，不仅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还有中华民族的共性。 探访延边大学：感受民族团结教育，领略延大风采 赴延吉社会实践队在参观延边大学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了这所学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与独特魅力。这是一次对民族地区高校的探访，更是一次心灵深处的文化共鸣。 延边大学作为一所位于多民族聚居地区的综合性大学，其办学理念和校园文化都深刻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尊重与融合。延边大学格外注重民族团结教育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学校还积极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增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通过此次参观延边大学的活动，团队成员们深刻认识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每个人都应该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应该尊重和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参观延吉恐龙博物馆：探索远古世界，学习科学知识 赴延吉社会实践队参观延吉恐龙博物馆，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参观，更是一场穿越时空、探索远古世界的科研之旅。 在参观过程中，讲解员带领实践团队了解了恐龙的种类、习性、生态环境以及它们最终的灭绝之谜。展馆详细地展示了延吉龙山恐龙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历程，以及延吉地区恐龙动物群的种类特征和一系列珍贵的化石标本和科学复原图。同时，博物馆还展示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相关的科普知识，通过生动的展示方式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科学知识。 这次参观延吉恐龙博物馆，团队成员们了解了恐龙等古生物的历史和特征，体会到了考古工作的深远意义，深刻感受到了科研工作的艰辛和伟大。 石榴花开别样红，籽籽同心一家亲。在实践过程中，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实践团队的成员将延吉这片土地作为课堂，用实践的笔触写答卷，无数个与延吉相遇的瞬间构成了本次社会实践的珍贵记忆，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 【西部网】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社会实践队开展调查研究https://digi.china.com/digi/20240827/202408271566676.html

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儿童的文化生活，增强儿童在手工活动中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动手能力，促进儿童全面发展，近日（8月28日），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开展了“巧手塑泥 智趣童心”彩泥手工制作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为儿童详细讲解了彩泥制作的方法和技巧，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进行手工制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通过压扁、团圆、粘合等动作，将彩泥塑造成型。孩子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件件充满童趣的作品，小小的彩泥中，蕴含着儿童无限的创意。 通过此次活动，培养了儿童的兴趣爱好、感知力和实践能力，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在创造中收获。下一步，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将继续为儿童提供多元多样的学习体验，营造健康、和谐、富有创意的成长环境。 【西部网】巧手塑泥 智趣童心 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开展彩泥手工制作活动http://m.cnwest.com/jyzx/a/2024/08/31/22761233.html?jump_from=1_05_37_01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日前，市委宣传部、市社科院联合召开西安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来自陕西省委改革办、陕西省委党校、市委政研室、西安交通大学、西北政法大学、长安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紧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本报分上下两期编发此次研讨会专家学者发言摘要，以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凝心聚力、奋发进取，守正创新、务实担当，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系统观念提升改革整体效能，为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安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 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与行动自觉 刘小平（陕西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深刻理解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逻辑、历史逻辑和时代逻辑，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任务上来。 首先，要深刻把握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政治逻辑，切实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用“四个迫切需要”和“六个必然要求”，深刻阐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前，我们必须切实用改革成效捍卫“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交上一份优秀改革答卷。 其次，要深刻把握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关键一招的历史逻辑，切实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自觉。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始终是不变的主题。当前，我们必须认真总结经验，坚持守正创新，增强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自信，坚定不移地用好改革开放这关键一招，努力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再次，要深刻把握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逻辑，切实增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的担当自觉。必须把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理解到位、研究到位、细化到位，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要坚持聚焦主题主线不偏离，因地制宜主动作为，着力谋划一批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重大改革举措；要校准价值取向，围绕就业、医疗、养老、生育、住房等重点领域和民生关切，推出一批特色化、小切口、见效快的改革举措；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深化“三个年”活动和推动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对事关全省发展大局的改革事项坚决改；要强化改革担当，坚持求真务实，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工作方法、工作品牌，扎实做好政策统筹、进度统筹、效果统筹，努力形成更多具有示范性、辨识度、影响力的改革成果。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王彦军（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本版以下简称《决定》），着眼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使命任务，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新征程上，我们要以调动全党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完善党的建设制度机制。 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我们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此同时，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许多全新课题、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经受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更好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不断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无论是深刻性、系统性，还是整体性、协同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增强党的领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解决了许多党内突出问题，但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必须通过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结合党的建设环境、任务、方式所发生的新变化，对不适应的制度进行改进，缺位的制度抓紧建立，不全面的制度尽快完善，不合理的制度坚决革除，从而确保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到实处。 要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首先，要建立理论武装长效机制。健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制度，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其次，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正确政绩观教育，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任期制，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再次，要完善日常党建工作制度。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完善党员教育管理、作用发挥机制，健全党组织和党员在网络空间发挥作用的机制，完善党内法规，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王胜利（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决定》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一，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要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积极推进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技术、安全、能耗、排放等关键核心国家标准，最大限度地推动和引领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健全企业数智化改造目标、任务和路径的政策指引，完善财政资金和融资支持机制，激励企业积极投入；完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攻关机制，突破传统产业数智化改造的关键共性技术；健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促进数智技术广泛地在传统产业实现产业化应用。 第二，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要加强前瞻性规划和政策引导，加大对未来产业发展各环节的政策支持力度；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制度，增加源头技术供给；根据未来产业的发展阶段、技术状况以及市场结构等情况，探索建立包容审慎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适应性监管体系。 第三，完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要加强顶层规划设计，完善规划制定实施机制，构筑起战略性新兴产业间分工明确、高效协同的高水平产业链；完善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能力的机制，加大重点领域技术持续投入，努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进一步落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全国一盘棋，且呈梯次发展体系，培育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第四，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重大科技创新机制，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完善科技创新组织、评价、激励和转化机制，鼓励科研人员创新探索，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完善科技开放合作战略和政策体系，探索科技开放创新制度国际化接轨，健全科技开放创新机制。二要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健全推动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的体制机制。要健全劳动力和人才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科技人才和创新人才培养；健全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完善人才引进、使用和评价激励机制；健全科技金融相关规则和政策，引导资本向科技创新型企业倾斜，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的投资力度；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重点支持符合国家战略、具有重大社会经济效益的科技创新项目和企业。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韩志斌（西北大学社科处处长、教授）：《决定》着眼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使命，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必须解放思想，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地深入推进。 首先，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为发展方向。一方面，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另一方面，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与精神动力。 其次，必须坚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赓续民族精神为主要任务。要把人民的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价值导向，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改革发展成果，从而提升全社会文化素养；抓住完善文化管理体制的关键，优化文化服务与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再次，必须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持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为关键着力点。要加强文化产品输出、壮大文化产业、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能够展现中华文化底蕴的优秀文化产品，推出能够被世界看到、为世界尊重、让世界震撼的中华文化代表作；加快文化交流改革，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在审批手续、审核条件和资格限制上适度放宽要求，破解文化交流的人为限制和障碍；增强国际人文交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宣介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 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 杨斌（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决定》对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实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为目标，健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再分配调节机制，更好发挥再分配制度在优化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构中的作用；完善慈善捐赠制度，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作用。 第二，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加强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就业群体就业政策支持，统筹城乡、区域就业政策体系，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为目标，加快构建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组成的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完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推进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建设进程，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机制，有序、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待遇水平，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完善妇女儿童、残疾人、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完善租购并举的住房保障制度。 第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完善全民医保制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商业健康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卫生健康领域改革创新，加快数字赋能医改步伐，坚持以基层为重点，推动医疗资源城乡均衡、区域均等，不断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 第五，高质量推进“一老一小”工作，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通过建立健全生育补贴制度、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健全普惠育幼服务体系等，推动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通过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推动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推进积极老龄化国家战略、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等，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燕连福（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决定》明确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三个方面的具体举措，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和使命担当，为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推进了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有力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纵深推进。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仍存在堵点卡点，生态文明建设仍不同程度存在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比如：生态文明基础体制依然存在碎片化、分散化现象，未能实现制度体系合力的最大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还不够健全，生态环境监管职能交叉、权责不一致、违法成本过低以及发展绩效评价不全面、责任落实不到位、损害责任追究缺失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整体还不高，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有待健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不足、基础薄弱。 因此，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筑牢“扩绿”之基。一要完善规划管理类制度。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二要完善监测监管类制度。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资产保值增值等责任考核监督制度。三要完善产权管理类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落实“护绿”之本。健全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环境监管体系、市场体系以及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强化生态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环境治理，构建更加系统、完善、高效、协同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高扬“兴绿”之风。一要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二要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机制。三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四是要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推动我市“双中心”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武洁（市委政研室一级调研员）：《决定》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部分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是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的关键举措。西安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双中心”建设为牵引，纵深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攻关等方面取得突破，锻造更多“国之重器”，努力成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支点。 一是全力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进一步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全力推进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电磁驱动聚变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梯次发展格局。大力实施国家重点实验室提升行动和梯度培育计划，打造多主体、多层次、多领域协同的实验室体系。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校企、校地、央地一体协作，支持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隆基绿能等龙头企业、领军企业建设或与高校院所共建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和制造业创新中心，争创国家级创新平台。 二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做大做强。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特色产业，有力有效支持发展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集中力量培育一批规上企业、科技领军企业。加大企业技术、产品应用场景供给。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组织保障等方面的作用，持续加大科技、人才、财税、金融、土地、服务等政策供给，培育优良创新生态。深化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比亚迪等链主骨干企业与高校院所、产业链企业密切合作，常态化挖掘企业技术需求，鼓励企业出题，引导高校院所答题，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三是构建开放高效的科技创新生态。优化科技创新工作的考核问效和成果评价，构建科技创新导向的考核体系，促进科技创新良性循环。加快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建设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生态，建立引进战略科学家、院士、科技领军人才的配套政策及组织机制，吸引汇聚全球一流的科学家赴西安开展相关研究，助力西安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聚集地。 【西安日报】我校王胜利教授在西安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发言http://epaper.xiancn.com/newxawb/pc/html/202408/29/content_219970.html

——建设背景—— 2021年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的通知》，高校信息化逐步由信息化平台搭建转变为信息化服务治理，多元、全面的信息化建设至关重要，西北政法大学也积极进入了信息化“十四五”建设时期。构建网办大厅服务师生，建设过程中既要充分考虑师生的真实诉求，又要通过管理协调满足部门所需，因此需要通过用技术手段实现快速响应并解决建设实施中的重点和痛点。 2022年12月西北政法大学开始建设网办大厅平台，作为师生网上办事的便捷通道，集成了校内各类业务的申请与办理功能，师生只需通过统一入口，便能迅速完成行政办公、学工、教务、科研、人事、财务、资产、信息化、后勤等多项校内业务的在线办理。平台秉持“数据多跑路，师生少跑腿”的理念，致力于简化办事流程，提升办事效率，让师生的线上办公更加流畅与高效。 同时建设融合统一身份认证、统一消息平台、统一事务平台等基础架构，建立提供认证服务、业务服务、流程服务、消息服务、事务服务等能力的融合门户服务支撑中台，形成面向全校PC或移动应用服务的统一支撑。 ——建设理念—— 以数据为驱动，构建智慧校园全新生态 西北政法大学网办大厅以融合创新为核心，以数据共享为驱动，以智能信息服务为重点，以智能决策为方向，构建校园业务“统一入口、统一数据、统一消息、统一平台”的全新互动生态，为学生、教师、管理者等角色提供个性化智能服务，实现“少进一扇门，少找一个人，少填一张表”的目标，让师生少跑腿，为其提供人性化、个性化的智能服务。 以智能信息服务为重点，实现全场景业务一网通办 西北政法大学网办大厅建设以智能信息服务为重点，结合线下应用场景需求，通过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无缝融合对接网上办事大厅，推出全新版本的西北政法大学企业微信、 PC融合门户，真正实现师生服务“线上办、就近办、手机办”的便捷体验！ ——建设内容—— PC网办大厅 基于一体化的建设、一站式的服务、一网化的办事，打造集服务中心、资讯中心、事务中心、业务管理中心为一体的一站式智慧服务门户，实现学校全域服务的融合集成, 整合校园动态，展现校园信息、聚合校园服务，形成师生办事服务最多只跑一次腿的业务线上办理体系。 西北政法大学网办大厅界面 企业微信 学校企业微信构建全新工作台界面，集成一卡通、图书、上网设备等个人数据，打通PC网办大厅的待办和消息中心，及时为师生提供有温度有速度的信息与服务。 西北政法大学企业微信工作台界面 消息事务中心 消息中心提供“系统消息”、“企业微信提醒”、“短信提醒”、“邮件提醒”等功能，支持灵活发送各种消息给相关单位和用户，事务中心集成了“网办大厅”、“日程提醒”等服务模块，做到了事务消息整合提醒等功能。 西北政法大学网办大厅事务中心界面 ——结语—— 未来，西北政法大学网办大厅将继续秉承“服务师生，助力发展”的宗旨，持续优化升级，致力于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陕西省教育信息化】打造多端融合服务，驱动全场景一网通办西北政法大学信息化管理服务展现新效能https://mp.weixin.qq.com/s/atcgVoCst6LfmUuuK5YvGg

《理论探索》2024年第2期，22000字 马成 赵俊鹏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名片，已经成为乡村社会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选择。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法院系统推动司法之治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机融合，提出大力推进“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改革目标。在这一改革目标驱动下，“枫桥式人民法庭”立足乡村治理场域，成为法院系统主动对接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最新实践产物和“枫桥式工作法”在基层推广的重要依托。 “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功能优势 “枫桥式人民法庭”具有扎根乡村基层的内在展现。“枫桥式人民法庭”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理念和治理方式上具有内在一致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三个服务”作为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原则。“三个服务”即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三个服务”彰显了“枫桥式人民法庭”鲜明的乡村属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始终坚持党的政治建设，以司法手段服务乡村振兴。二是整合乡村治理资源，聚焦于乡村治理效果最大化。三是“枫桥式人民法庭”在建设布局上尤为强调深入乡村，成为司法参与乡村治理的“在场”。在治理方式上，为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枫桥式人民法庭”更偏重对新时代“枫桥经验”中调解经验的继承，强调将非诉讼化解机制挺在前面。在当事人自愿基础上坚持调解前置，提升非诉讼化解结案率，打造“无讼”乡村。 “枫桥式人民法庭”具有综合、全面承接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多元治理成为国家破解现代化“风险”的诉诸手段。在全面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多元共治意味着法治化治理，法院成为多元治理的主要主体。“枫桥式人民法庭”的乡村治理功能主要是多元治理、审调结合和充分利用正式法律与非正式民间规范弥合矛盾纠纷。从功能上看，实践中“枫桥式人民法庭”呈现出全面、主动承揽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相关纠纷的功能样态。从工作机制看，“枫桥式人民法庭”被要求融入党委领导的治理体系，搭建与党政部门、社会力量、自治组织的联络机制：完善诉前多元化解机制，与各种调解组织、仲裁机构、行政裁决、司法单位、综治部门、社会团体等做好行动机制的衔接联动；健全诉调对接机制，打造专业化纠纷化解平台，推动多元联动的数字化调解机制建设，推进人民法庭进乡村、进网格。从运行方式看，“枫桥式人民法庭”又表现出强烈的延展性和灵活性。 “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障碍 非司法事务导致中立裁判功能的异化。在地方构建的大调解体系中，协同机制的高强度整合性要求“枫桥式人民法庭”职能不断向外延伸，担负额外的非司法事务，需要与其他解纷主体在案件发现与处置等方面的积极衔接。这决定了“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实践不一定都是司法活动，况且过于强调“非讼”化解也造成其过度依赖调解。非司法事务的参与不仅进一步占用更为匮乏的司法资源，也有违司法审判中立的法治定位和基本精神。此外，在诉前调解中，非诉讼机制本应是倡导性和自愿性步骤而非必经程序，但实践中各部门过于强调非讼化解，将非讼结案率作为考核标准，以致调解超越了当事人自愿原则。 与乡贤治理逻辑存在抵牾。现代乡贤一般是指具有一定成绩、有建设乡村之心和有良好道德风范的能人。乡贤与纠纷双方的亲密关系和长期塑造的优势地位，使得其比法庭更适宜居中斡旋、更能准确地找出解决办法、更能快捷地平息矛盾。然而，乡贤参与治理与“枫桥式人民法庭”的治理逻辑存在不小抵牾。在依据经验“和稀泥”和“拉偏架”方面、乡贤虽然具有较好的素养和知识，但并不是专业的司法主体，他们对于矛盾纠纷的化解依赖于博弈中形成的经验，调处依据主要是乡村情理、乡村习惯和人情关系。这种治理方式本质上是个人威望对法律的代替。在现实利益“俘获”方面，虽然乡贤具有通过参与乡村治理事务实现“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单纯的名声并非其参与乡村治理的最终目标，提高在村民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最终获取实际利益才是其动力和目的所在。 缺乏成熟定型的制度规范。在顶层设计层面对“枫桥式人民法庭”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功能和运行机制的规定，散见于最高院制定的司法文件，且多是以意见、命令、规定、决定、通知的形式，不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成熟的系统性。缺乏统一的权威规范，难免使法庭建设因制度不统一、特点不鲜明、定位不明确而陷入混乱。此外，“枫桥式人民法庭”除审理案件、化解纠纷外，基于承接服务大局的需要，与地方党委、政府、各种调解组织一道协调治理事务，既要主动对接乡村事务，参与乡村自治活动，又要对接乡村振兴事项。多元化解矛盾纠纷需要组织体系的高强度整合与协调，目前，虽然已经作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法治保障的整体安排，但对于乡政府、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门的相关工作，“枫桥式人民法庭”仍需积极配合。 “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思路提升 促进中立裁判与乡村治理功能的内在协调。首先，要纠正法官拒绝裁判心理，防止过度依赖调解。法治精神从来不回避审判.也没有将调解作为审判的必经程序。一方面要改变以非讼结案率为中心的考核手段，为法官减少绩效压力，化解法官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法官的职业规范教育，使法官牢牢树立为民服务的初心。其次，通过“专门法庭”建设，兼顾审判与乡村治理功能。需从制度层面对专门化法庭的组织方式、类型设置、人员配置等方面加以定型。最后，借用乡村网格构建起法庭、法官与村民的有效联系，减少非司法事务对“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占用。在法官与乡村网格之间架构起一个支点，即通过大力发挥乡村网格员、村干部的入户巡查能力，由村干部和网格员收集和汇总矛盾信息，再借助法官包村和进网格形成的联络机制，将矛盾纠纷及时向法官反映。 实现与乡贤治理资源的有效融合。在与乡贤治理行为的互动方面，既要激发和支持乡贤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又要引导和监督乡贤坚持依法治理。在调动乡贤化解矛盾纠纷、培育乡贤依法治理能力的初期，可以利用司法资源协助党委、政府建立乡贤信息数据库、常态化联络机制、乡贤理（参）事会和乡贤工作室.打通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健全乡贤依法治理的乡村阵地。与此同时，要发挥“枫桥式人民法庭”的“送法下乡”功能，对乡贤的道德品行和治理能力进行甄别，加强对乡贤的动态管理。注意吸纳乡贤作为法庭陪审员，依靠陪审活动提升乡贤的法治素养，起到培育乡贤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的作用。在融合乡村情理方面，要吸纳乡村具有积极价值的风俗习惯，丰富法庭的治理资源。可以借助“枫桥式人民法庭”更为贴近群众、更能把握区域内乡村习惯的生命力与合理性的优势，对辖区内的风俗习惯进行调查、甄别。在甄别基础上，形成在一定范围内适用，具有一定法律属性的特殊地方习惯规范，并将其作为调解甚至审判化解矛盾纠纷的治理资源。 建立健全标准化规范化的沟通协作机制。在顶层设计中应主要从“枫桥式人民法庭”的目标设定、功能定位、治理范围、方式方法和沟通协作机制方面给予原则性规定，明确法庭的人员配置、法庭建筑标准、经费保障等内容。对于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多元联络机制则要尽可能根据不同事项.分类规定机制的建设标准，解决好由谁牵头、谁来配合、如何协同等内容。同时，又要尊重区域经济文化差异，不搞一刀切，防止损害地方的积极性以及供给与需要的凿枘不投。党是乡村治理事务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更是多元主体融合治理的协调者。“枫桥式人民法庭”应借助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以党的组织体系作为联络渠道，通过党组织之间的沟通协调作用在不同治理主体间达成治理合意，再通过党的组织方式将合意传导到各治理主体的治理行动中。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树民摘） 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8期，第119页—第120页。

本报庆阳8月15日电（见习记者 褚一帆）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血脉，8月15日，由中国法律史学会革命根据地法律史研究分会、西北政法大学、甘肃省庆阳市法学会共同主办，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诞生80周年座谈会暨“从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到全面依法治国”学术研讨会在庆阳举行。 与会专家学者结合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内涵、时代价值、创新发展等进行研究、探索，对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的范式、突破点等进行研讨、交流，对革命根据地时期法制建设的制度、实践、意义等进行梳理、分析，为推动“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传承、创新，促进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力量与智慧。 来自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庆阳中院等司法实务部门的代表，庆阳市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的代表，中国法律史学会、甘肃省法学会等学会的代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西北政法大学、甘肃政法大学、兰州大学、国家法官学院等院校的学者代表等，共计9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人民法院报】“马锡五审判方式”诞生80周年座谈会暨“从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到全面依法治国”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庆阳举行http://rmfyb.chinacourt.org/content/202408/16/article_940808_1390483523_5606638.html

商洛台讯：今天上午，市直机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在商州举行。 会议邀请省专家宣讲团成员、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三级教授魏奇作宣讲报告。魏奇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会议概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准确理解全会《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等四个方面，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了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宣讲内容丰富，既有深入浅出的理论解读，也有联系实际的体会思考，对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 商洛市妇联四级调研员党务干部 刘丹：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妇联党务干部，我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妇女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贯穿于服务大局、服务妇女儿童、服务家庭的各个方面，积极引导妇女群众与党同行、跟党奋进，努力成为心中有梦、眼中有光、肩上有责任的新时代女性，在奋进新征程中彰显巾帼担当作为。 商洛市自然资源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肖文明：要把全会精神学习宣讲好，贯彻落实好，把落实全会精神同自然资源领域改革结合起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多规合一”改革，持续优化要素配置，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商洛台袁梦)

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是我们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题中之义。目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总体成效显著。但为更有效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还需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强化涉外法治人才实践能力，拓展国内外合作交流渠道，推进国际法学科体系建设。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例，目前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订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共建国家进出口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速6.4%，高于同期全球贸易平均增速。随着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近年来，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法律案件也呈现类型多元、法律适用较为复杂等特点。这再次表明，我国亟需一大批能够解决贸易壁垒法律问题、熟悉对象国家法律制度、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应法律争端的涉外法治人才。 随着我国越来越重视涉外法治建设，相关领域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也在提速，但就当前阶段来看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效率相对较低，内容相对宽泛。涉外法治工作综合性强，从业人员不仅要了解多种法律制度，还应熟悉包括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以及历史文化在内的多方面知识。而我国目前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仍存在内容不够具体、教学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再如，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践能力和熟练度还不够高。截至2023年年底，我国能够从事涉外法律实务的律师不足1万人，能够在境外参与诉讼、仲裁庭审的律师不足300人，能够在WTO等国际组织争议解决机构中提供国际法律服务的律师更少。这反映出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平台和资源整合度不够高，培养方案存在对实践能力教学的重视不够等问题。 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涉外法治人才的教学和相关研究，深感我们亟需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关问题。具体而言，或许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切实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对当前相对碎片化的培养体系加以改进，完善国际法知识体系，提升涉外法治人才综合素养，加强国内和国际教学资源整合，进一步加强高校、政府机构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合作等。为此，可探索和尝试国内外联合培养、“法学＋外语”“法学＋非法学＋外语”等模式。 二是有效强化涉外法治人才的实践能力，打通理论与实务部门的互通渠道。法学作为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专业，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为重中之重。为此，需要打破培养壁垒，强化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协同、高校与实务部门之间的协同、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协同。同时，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实训课程的类型和实施方案；通过模拟法庭、模拟仲裁、模拟联合国、成案研讨等模式，锻炼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另外，充分利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平台加强涉外法律实践，不断拓展对外交流合作渠道，积极布局海外实践基地，为涉外法治人才提供更多实践机会。 三是加速推进国际法学科体系建设，打造高校人才培养特色。涉外人才培养的基础是学科建设，没有学科依托，人才培养便缺乏根基。因此，可优先完善法学学科体系，进一步细化国际法专业课程设置，为此可采取在法学本科教学或招生中增设“国际班”“涉外班”等专项教学项目。同时，应注重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避免同质化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比如，相关高校可有计划地招收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留学生，有针对性地培养“国际组织人才”“涉外立法执法司法人才”等，切实做好人才储备工作。（作者是西北政法大学国家级涉外法治研究基地副主任） 【环球时报】张超汉：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实践能力https://hqtime.huanqiu.com/share/article/4J09tFLbK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