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报创刊号 《红星》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也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全面指导红军建设的第一份军报。它于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到1935年8月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川陕甘地区终止出刊。在近4年的军事宣传实践中,《红星》报聚焦报道重大军事斗争,重视思想政治建军;坚守军事宣传动员的根本,积极服务红军军事文化生活;夯实强化军事宣传动员的基础,全面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宣传动员经验。 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军 共产党领导军事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军报姓党”。思想政治工作是军队建设的灵魂。《红星》报发刊词《见面话》(1931年12月11日第1版)一文,明确将自身界定为“政治工作指导员”和“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为此,积极宣传党中央路线、方针和总部领导机关的最新指示、命令,灵活指导红军开展军事战斗。通过刊发文件的形式,发表《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明确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对遵义会议精神进行公开报道,但是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党内外斗争形势下,这是需要很强的政治勇气和敏锐性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还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对遵义会议进行宣传介绍和表示拥护支持的红军公开报道。 同时,《红星》报广泛传播红军纪律、党对少数民族群众及其上层的统战政策,先后刊发了系列理论阐释类文章和介绍典型政治工作经验的专题文章,分门别类指导红军开展具体政治工作。该报特设了“党的生活”专栏,发表指导开展党建工作的文章《小组会是怎样开的,应该怎么开?》,介绍党小组如何开展工作、怎样当好党小组组长和支部书记等诸多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工作经验,这不仅是对三湾改编以来,特别是古田会议突出革命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和作风的很好继承,而且对加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意义重大。 密切服务军事文化生活 《红星》报密切贴近红军官兵的文化生活实际,追求宣传策略多元化,生动报道红军内部的军事文化生活,协助组织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指导和服务红军军事文化建设。宣传体裁既有辛辣的社论、评论,又有朴实的消息、通讯,也有故事、唱歌、民谣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还有活泼的漫画、谜语,较好地激发了受众的参与热情和持续关注。 《红星》报特设“列宁室工作”专栏,从广大红军官兵文化水平较低的实际出发,指导军队建设列宁室,发表《列宁室的工作怎样做?》,要求列宁室建设“绝对不能只偏于体育运动和娱乐等工作,特别要注意到理论训练和文化教育”。多次刊发《本刊启事》征集红色娱乐素材,设置了“红军歌谣”“红军歌曲”“红军诗歌”等文化建设类副刊,广泛发表征集到的红色歌曲和民间歌谣,刊登与军事有关的测试题目、谜语、武器装备图片、漫画等。此外,报纸还发表了诸多专题介绍文化宣传方法和经验的文章,如唱口号、办墙报、开晚会、作宣讲、猜谜语、画漫画等,大量刊登文艺题材和娱乐题材的稿件,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便于操作和效仿,为部队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和军事游戏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既十分有助于丰富和提高红军军事文化生活,又增强了报纸的吸引力和宣传效果。《红星》报因而被广大红军战士誉为“良师益友”。 全面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 据邓小平回忆,他担任《红星》报主编时,“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因此,建设一支来自广大红军的强有力的通讯员队伍十分迫切。《红星》报创办过程中,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报纸编辑部积极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约稿,周恩来、王稼祥、洛甫、陈云、朱德、彭德怀等近20位中央和军队领导人是报纸的积极撰稿人,他们阐述中央精神、分析革命形势并提出斗争策略与方法,积极扩大《红星》报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通过《红星》报而保存下来中央和军队领导人的大量早期军事理论文稿,为后人开展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与此同时,《红星》报编辑部非常重视培养和拓展通讯员队伍。设置“通讯员”专栏,尤其注重在一般的工农群众中发掘和培养通讯员,建立广泛的通讯员网络,并经常刊登指导和提高通讯员业务工作的文章,以帮助其提高宣传业务工作水平。据《在本报的一周年向我们的通信员说几句话》(1934年8月1日第8版)记载,此时的报纸已有通讯员500余人,骨干通讯员100余人。据《编者的话》(1932年3月23日第4版)报道,“近来收到的稿件颇多”,但是因为报纸版面有限,不能同时刊发,随后将陆续发表,这也从侧面充分说明了报纸的通讯员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利用通讯员群体这个桥梁和纽带积极密切联系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体,听取和吸纳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近4年的军事宣传动员实践中,《红星》报全面深入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红军内部和农村社会实施了宣传、动员、整合和改造,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红军建设,活跃红军生活的阵地,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新闻舆论工具的政治作用。作为党的军报史上的早期杰出代表,《红星》报为后来党报、军报的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办报经验,也深远地影响了延安时期党报的办报原则、办报方针和具体新闻实践,这对于新时代党报军报新闻宣传工作的守正创新和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2021-09-13陕西网讯(记者 南楠)9月11日,第22个“世界急救日”,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关爱生命,“救”在身边的社会风尚,进一步广泛传播救护知识与理念,增强公众防护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在校园内开展“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为主题的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及急救模拟演练活动。 活动现场,陕西博爱红十字应急救护服务中心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对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现场应对等知识进行了详细讲解,并让学生和社区居民参与其中,掌握急救技能。通过现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和现场演示等方式,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不断提高群众的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的意识与能力。 “这次活动,学习到非常实用的急救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如遇到危急时刻有人需要帮助,我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争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宋文源说。
2021-09-13西安发布讯 9月11日是第22个“世界急救日”。当日上午,雁塔区长延堡街道西北政法大学社区以“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为主题,通过开展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及急救模拟演练,增强公众防护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活动现场,陕西博爱红十字应急救护服务中心培训师对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等情况应对进行了详细讲解。通过现场演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不断提高居民群众的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意识与能力。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到了非常实用的急救知识。如果有人需要帮助,我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小宋说。 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车阳阳
2021-09-132021-09-11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兴国为己任,必须建立严密完善的运行体制和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的监督体制机制。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这个“法度”,主要就是以党内法规为脊梁的党的制度。坚持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中国之治”的一个独特治理密码,是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张金色名片。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兴国为己任,必须建立严密完善的运行体制和机制,探究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制度设计实现党的监督保障的制度化、规范化,形成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的监督体制机制和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的保障体制机制,促进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 确立党的监督体制机制 构建监督制约的体制机制是任何组织体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公共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的地位。只有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完善监督体系,才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总结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建立健全监督制约体制机制,要坚持以下几个方向的工作: 尊崇党章。党章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也是开展党内监督的根本依据。“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党内法规要把党章对党内监督的要求细化、具体化,保证党章党规党纪在全党一体执行。要突出党内监督的政治性,重点对党组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等情况强化监督,加强监督检查,严明政治纪律,认真受理检举控告,加强约谈函询,严格执纪审查,维护党的肌体健康。要强化问责,对责任落实不力的要督促整改直至严肃查处。 突出“两个围绕”。“两个围绕”,即围绕理论、思想、制度构建体系,围绕权力、责任、担当设计制度。做到责任清晰、主体明确、制度管用、行之有效。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党的监督是全方位的。从监督对象来看,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党的监督工作针对的对象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确立党的监督体制机制就是要实现对党组织和党员活动的全覆盖。 突出民主集中制。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强化党内监督必须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加强党的监督,就要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党的监督的权威和责任首先来自党组织,各级党组织应当对党负责,履行好主体责任,加强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同级纪委所辖范围内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加强党的监督,就要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要扩大人民群众和普通党员的监督权,解决“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党员是党内生活的主体,要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勇于触及矛盾问题,敢于斗争,积极行使党员权利、认真履行监督义务。 突出“关键少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党员领导干部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一把手”作为“关键少数”中的关键,是党内监督的重中之重。要通过组织和制度创新,把“一把手”的个人有关事项、决策和用人情况等在适当范围公开,接受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监督。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促使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 确立党的保障机制 监督和保障是相对应的。保障党员基本权利是维护党内团结,加强党内民主的基本保证,也是民主集中制在党内法规中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是保障党员权利的基础主干法规,对党员的基本权利、行使形式、保障手段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党的保障机制包括权利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帮扶机制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十九大确定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落到实处,需要广大干部更加积极主动地担当作为。要以有效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动力为主线,以解决干部不想为、不能为、不敢为等问题为重点,大力教育引导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 建立健全鼓励激励机制,释放党员干部活力。考核评价机制是鼓励激励机制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评优评先和选人用人的前提条件。考核体系要体现差异化要求,对任期责任目标和年度责任目标,分别采取不同方式进行考核,强化考核结果分析运用,将其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评先奖优、问责追责的重要依据,杜绝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的问题。要制定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将考核的原理和经验转化为制度,构建完整的干部考核工作制度体系。将考核结果与评先奖优、选拔任用挂钩,引导干部争先创优、干事创业。例如《陕西省党政干部鼓励激励办法(试行)》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对象按照优秀、良好、一般等次核发奖金,奖金差额发放到人。年度考核获得优秀等次的党政干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奖金提高10%。”同时,要大胆提拔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的干部,给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提供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平台。坚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干部,公平公正对待干部,对个性鲜明、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不怕得罪人的干部,符合条件的要大胆使用,并将这些要求上升为制度。 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要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抓住实质,消除担当作为的后顾之忧。结合动机态度、客观条件、程序方法、性质程度、后果影响以及挽回损失等“六个要件”,对干部的错误进行综合分析,区分清楚干部的行为性质,作出适当的处理。不能混淆党员干部所犯错误性质或夸大错误程度,更不能利用干部所犯错误泄私愤或打击报复。 建立能上能下机制。建立能上能下机制对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完善从严管理干部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干部“能上能下”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其重点和难点在于解决“能下”的问题。1962年邓小平在《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文中曾提及,“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因此,建立“能上能下”机制,必须以非凡的勇气坚持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将履职不力、工作平庸、不宜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果断调整退出,打破“隐性”台阶障碍。干部任用不能走单向通道,只能向前走而不能迂回,一人不动全线卡死,而要像“环形管道”可以出入畅通、上下联动,把有担当敢作为的优秀干部安排到重要岗位,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生态。 建立监督与激励并重的衔接机制 管党治党的目标由不同层次构成。反对腐败、治理乱作为只是管党治党的初级目标,“严管”不等于“管死”,管党治党目标不是“管死”,而是让党员干部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施展才华,全力以赴完成党和人民托付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前期,党的政策法规集中于治理歪风邪气和违法犯罪,在这一目标初步实现后,应当及时调整政策法规的重心,聚焦于引导激励党员干部积极肯干,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支充满活力的队伍。从红绿灯理论角度看,就是要充分发挥绿灯的作用。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保护担当者、宽容失误者、支持干事者,各级党组织要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者担当、为敢于负责者负责。让党员干部甩开膀子干,必须解除其怕出错的顾虑,避免出现“洗碗效应”。大力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浓厚氛围,使干部在科学的考评中释放潜能、合理的期许中主动作为、正确的导向中不断奋进。特别是对工作在困难艰苦地区和战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基层干部,给予更多理解和支持,在经济待遇、评先评优等政策方面给予倾斜,让他们安心、安身、安业,更好履职奉献。 管党治党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法规性相互交织的工程,也是一门艺术、一门科学,需要我们不断研究探索其规律,借鉴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并将其规律转化为规章制度,实现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一支纪律严明而又活力四射的队伍。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2021-09-062021年暑假,西北政法大学坚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不放松、教育不断线、服务不停顿,为全体学生提供“硬核”保障和“暖心”服务,以实际行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提质增效。 ——抓“重心”,学生假期管理不放松。该校党委高度重视解决学生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一是抓牢疫情防控,坚持每日学生健康信息报送,积极推进疫情防控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切实做到信息摸排无盲区、疫情防控全覆盖,截至目前,共报送学生健康信息30余万条。二是精准分类施策,相继制定暑假期间学生管理、留校学生管理、学生返校与健康管理等工作方案,围绕学生分阶段、分步骤、分类型开展各类管理工作,扎实做好暑假期间学工干部值班备勤工作,形成闭环管理。三是强化日常管理,全体辅导员除利用线上主题班会、“我在校园”等平台开展相关工作外,坚持对暑期留校学生进行查宿,确保暑假期间工作不留白。四是把好学生返校关,遵循精准、错峰、分类、科学的原则,从严从紧做好秋季学期开学学生返校工作,多次进行研判实际情况并出台工作方案,举行秋季学期学生返校演练暨应急演练,增强学生工作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能力。 ——守“初心”,思想教育不断线。该校将思想价值引领贯通暑假期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是党史学习教育不断线,在学工部公众号上分别设置党史人物、党史问答、党史百年等板块,发布相关推送39篇,择优发布由辅导员担任主讲人的微党课“辅导员说|青春微党课”10篇,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网络思政工作。二是创新教育工作形式,组织开展“法暖万家 强国有我”实践教育活动、“庆祝建党百年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艺术活动、“廉以养德,文以化人”主题文化作品征集、网络安全主题绘画作品和节目等相关活动,并与华阴市共建实践教育基地和优质生源基地,将线上与线下,德育与美育、劳育充分结合起来。三是扎实做好日常思想教育,走访暑假留校学生,慰问见习实习学生,先后发布《风雨与共,协力奋进——致全体辅导员的一封信》《2021年暑假致全体学生的一封信》等,持续做好学生的价值引领、学业指导、心理疏导等工作。 ——育“暖心”,保障服务不停顿。该校坚持将教育与管理、服务与育人相结合,着力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实落细落小。暑假前后,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学生管理教育服务及疫情防控工作,针对在暑假期间突发的汛情、疫情,要求全体学工干部全力保障学生健康安全。启动紧急救助响应机制。在河南汛情出现后,该校辅导员第一时间与全校576名河南籍同学进行联系,排查登记学生家庭受灾情况。第一时间开通临时困难补助通道,建立资助专项工作群,由各学院每日联系并在工作群里报告受灾地区学生情况,向家庭受灾的13名学生发放临时困难补助。通过官网、官微及学院微信群等积极发布生源地贷款、抗灾自救、疫情防控等知识,并结合“智慧迎新”、新生QQ群及线下形式开展疫情防控、资助政策宣传工作。通过开通暑假期间24小时网络心理咨询服务,设置心理健康科普专栏,编印《心情日历》,开展心理健康筛查,组织举办“学生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危机预警”网络培训等,不断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2021-08-272021-08-18
陕西工人报讯(记者 阎瑞先)8月11日上午,陕西省总工会与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座谈会,就法治建设、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加强法律知识培训合作等进行交流。 双方表示,要统筹谋划,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工会干部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为法治陕西建设贡献力量。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王瑞峰,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兰新哲,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孙国华、副校长李玉朝,省总工会二级巡视员贺英俊等参加座谈。
2021-08-12(《人民法院报》2021年7月2日第5版 学习强国 2021年7月28日转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以史为镜、以史明志,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我国法治的建设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历经磨炼、与时俱进。中国古代有着历史悠久的文明典章,完善发达的制度设计,灿若星河的法治传统,并且我们党也历来重视法治建设,了解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和根本成就,有助于认清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增强历史自觉。 回望祖先们走过的历程、留下的创造、挥洒的情感、坚守的风骨,更能让我们体认中华民族究竟曾为世界法治文明贡献过什么,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如何贯通过去的苦难辉煌、体现今朝的日新月异、描画未来的光辉前景。开创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局面,既需要我们不忘来处的既往,又要我们不畏前路的开来,习近平法治思想因此应运而生。习近平法治思想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法治建设长期探索中形成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结晶,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 “法者,始之端也”,国家治理的开端在法律,根本在法律,途径也自法律始。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纵观我国历史,国家强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生,而国家的倾颓与法律的缺位同样密不可分。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依靠法令严明,从“六国卑秦”的边缘小国,一跃成为“虎狼之国”,促使秦始皇统一六国,成就千秋霸业;汉初高祖与百姓“约法三章”到文景时期改革肉刑,再到武帝时期形成的“汉律六十篇”,法的发展为汉家天下的稳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隋唐以降,帝王励精图治,中兴盛世,一部《唐律疏议》震烁古今,不仅成为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基石,也奠定了后世中华法系不朽的根基。与之相反,秦末专任酷吏、妄加刑戮、苛法暴政招致二世而亡;隋末宪章遐弃、杀戮随心、刑罚无度、遂至于亡。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纪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 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中华法系产生于秦朝,隋唐时期日臻完善,清末以后中华法系的影响日渐衰微。与其他法系不同,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律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汲取了我国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思想精华,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在今天依旧熠熠生辉。 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 古代先民早在西周时期,便确立了“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的治国之策。到两汉时期的“德主刑辅”主张,再到隋唐时期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明朝的“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中国古代一直强调“为政以德、明德教化”的治理之道和“引礼入法、礼法合一”的立法精神。“刑”即“法”,“礼”即“德”,二者互相联系,综合为治,均为国家治理所必须,但是德礼重在通过感化教育的方式,劝民以礼、导民向善,刑罚主要通过惩处犯罪的方式,禁暴止奸、彰显善恶,这是中国古代经国家、定社稷的基本国策,有利于政权的长期稳定。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刑法赋予安邦定国的手段,道德造就纵横千年的信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久浸润下,我国提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里的“德”即道德,是我们代代相传、赓续不绝的文化底蕴与根基,内含家国情怀、孝悌忠信、劝善止恶、修齐治平、礼义廉耻等道德操守,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治理国家与社会,必须一手抓德治、一手抓法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法律规范行为,用道德缓和矛盾,将道德的教化功能与法律的强制作用结合起来,维护社会的稳定,用良法善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 在古代,“民本”一词最早见于《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语。将国家的治理、君主的权威与民心联系在一起,民心的走向关乎社稷的存亡。儒家提倡统治者以人为中心,施行“仁政”,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认为统治者只有爱民、信民、尊民、惠民、保民、护民,才能实现政权稳固、国运昌隆的目的。这一思想发轫于神权天道观动摇之际,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发展为“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深入探讨了人的社会价值,后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初步形成了维护人的生命与尊严的法律原则,成为君主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饱含深情、意蕴深刻。“同民心而出治道”,人心向背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也与我国法治建设的成败休戚与共。以人民为中心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今年是民法典元年,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了民法典时代,民法典立足中国实践,彰显中国特色。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贴近真实的社会生活、紧扣时代变化的需要、引领新的社会道德风尚,凝聚人民最广泛的共识,反映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构建起更为规范有效的权利保障机制,极大地增进民生福祉。 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 在中国古代一直秉持以和为贵、亲仁善邻的价值取向。宗法等级社会中,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府还是民间,上至明堂天子、朝廷大员,下至斗米小官、亲族邻里,中国社会一直强调严律己、明教化、知进退、息讼端、促和谐。在处理民间的纠纷时,更强调调处息讼,以此来稳定统治秩序;同时诉讼的繁简也是地方官吏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州县官吏处理民间细故时都注意贯彻“调处息讼”的原则,调处为先,合理、合情、合法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力弘扬承载着新中国红色司法文化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传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传统,培育红色文化、红色基因,在办案过程中了解群众的需求,注重调解审判结合、情理法结合,维护实质的公平正义,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安全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 在西周时,我国就已经确立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统治阶级强调要宽省刑罚、谨慎用刑,不能草菅人命。慎用死刑,防止滥杀,提倡慎杀、少杀,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宽仁慎刑、爱惜民命的法律传统。如在法律中逐步废除肉刑,限制刑讯,控制死刑的决定权,司法实践中实施三复奏、五复奏的死刑复核制度,践行“则天行刑、顺天行赦”的赦免制度,保障定期录囚的会官审录制度,完善处理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与审判制度,明晰告诉程序、确定审级制度、明确证据适用、强调死刑复奏、纠正冤假错案等等,无不是这一法律传统内核的体现。 今天,刑法当中的谦抑性原则与我国古代的慎刑思想在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都强调慎用刑罚、保障人权。例如在实体法中,严格设定死刑的适用条件;在审理程序上,死刑案件由中院审理,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规定了国家救济,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冤假错案,实行国家赔偿等等。在程序法中,也规定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司法人员回避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宽严相济、公道仁恕,实现司法公正。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 虽然在我国古代,一直强调的是尊卑有分,但是也不乏对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价值追求。早在夏朝时期就有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刑法原则,认为罪疑惟轻,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罪刑法定原则的滥觞;秦朝时也倡导“皆有法式”,用法律规范行为;在唐朝时,审理案件更强调要依律令做出判决;清朝时,确立了有限的罪刑法定原则,也就是限制官吏在审理案件时比附的权限。从中国法律发展的传统来看,援法断罪历史悠久,展现出对公平、正义、平等的向往,但是在封建王权专制压抑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皇帝擅权和比附断案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法制的发展。 所以,在现代刑法适用中要彻底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原则,让古代的平等观念真正扎根于今天中国法治建设之中。司法实践中适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只有法律能确定人是否犯罪,犯罪后以何种方式进行处罚,疑罪从无,禁止类推,保障人的基本权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 西周时,就已经确立了“三赦”制度,即对幼弱、老旄、蠢愚三类人的犯罪行为,可以从轻处罚甚至赦免;西汉时期,将“矜老恤幼”原则正式纳入律典,对于妇女、老人和孩童,监禁时免于佩戴刑具,除特殊的犯罪和诬告及杀伤罪外,符合年龄规定的老幼犯一般都可以免刑;南北朝时期又规定,对于家中老者无人赡养的罪犯,暂缓执行刑罚,允许存留养亲;唐律规定对于废疾、笃疾者一律可以收赎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于老弱妇孺的优待是一以贯之的,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慎恤悲悯、怜惜老幼的恻隐之心,展现了国家治理的仁德和刑法中的人道主义原则。这些精神蕴藉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千年不绝。 刑法当中对妇女、老人、未成年人适用特别处罚的规定与我国古代的恤刑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怀孕的妇女、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审判时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对于残疾人犯罪,从轻、减轻处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进行特别保护和审理,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彰显了国家的人文关怀。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承接汉唐盛世辉煌留下的治国之道,涵盖宋明兴旺繁荣延伸的富民之义,是祖先伟大的创造,是民族精神的延续,更是华夏儿女的信仰,在今天依然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其中传递的信息和能量有助于我们今天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新性的发展,新的时代也将赋予其全新的价值与内涵,再现大国之风范,创造出法治文明的新高度! (本文系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团队”成果) (作者分别系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研究生)
2021-07-29党建引领聚合力,凝心聚力助和谐。为切实加强党组织间的交流合作,提高居民群众金融诈骗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9月5日,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党支部与西安银行雁塔党支部举办党建共建签约活动,联合明德门派出所举办金融防范与反诈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双方对各自党组织的党建工作和业务基本情况进行介绍,交流双方的工作经验和做法,并就下一步如何建立良好的联建长效机制展开深入探讨,双方签订党建联建协议书。紧接着,银行工作人员向居民讲解了金融基础知识和投资风险防范等内容,剖析了非法吸存揽储、电信网络诈骗、非法代理维权等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常见行为。随后,民警以案说法,提醒居民一定不能存有侥幸心理而“因小失大”,防止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通过此次活动,三方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广泛凝聚共识,深化为民服务,增强了辖区居民的金融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接下来,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用,努力营造平安、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赵彬 【华商报】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开展“党建共建”签约和金融反诈宣传活动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11458716450554405/?app=news_article×tamp=1725614794&use_new_style=1&req_id=2024090617263361EF30796D6930A6E449&group_id=7411458716450554405&share_token=FF929B9E-6B8E-4EF2-8A11-72D0DCA4AF6A&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ios&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2&source=m_redirect&wid=1726651663027
商洛台讯:今天上午,市直机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在商州举行。 会议邀请省专家宣讲团成员、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三级教授魏奇作宣讲报告。魏奇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会议概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准确理解全会《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等四个方面,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了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宣讲内容丰富,既有深入浅出的理论解读,也有联系实际的体会思考,对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 商洛市妇联四级调研员党务干部 刘丹: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妇联党务干部,我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妇女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贯穿于服务大局、服务妇女儿童、服务家庭的各个方面,积极引导妇女群众与党同行、跟党奋进,努力成为心中有梦、眼中有光、肩上有责任的新时代女性,在奋进新征程中彰显巾帼担当作为。 商洛市自然资源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肖文明:要把全会精神学习宣讲好,贯彻落实好,把落实全会精神同自然资源领域改革结合起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多规合一”改革,持续优化要素配置,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商洛台袁梦)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周边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于8月10日至8月25日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及周边地区开展为期15天的访谈、参观等活动。 走进老兵之家:传承红色基因,铸牢民族团结 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周边暑期实践团队走进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老兵之家”,开展调研访谈活动。实践团队在讲解员兼秘书长俄丽杰带领下参观老兵之家,讲解员向团队成员们生动地讲述了每一个历史文物后的故事以及老兵们的英勇事迹,在俄老师的带领下回顾那一段历史。随后与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徐淑子深入交流,学习其奉献精神与求实精神。 “国安,才能家安”。实践团队成员与老兵们进行深入交流访谈,老兵们大多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实践团队指导老师潘璇与老兵们进行深入交流,通过采访了解老兵的亲身经历。老兵们向实践团队成员们讲述着抗美援朝战争最真实的岁月,叙述着自己的故事,展示了志愿军的风姿。 此次调研访谈活动,不仅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更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团队成员将以自己的行动传承红色基因,积极促进民族团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延吉社保局实践活动:重温红色精神,铭记历史使命 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赴延吉暑期社会实践队前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社会保障事业管理局,参加了“红色之‘吉’,代‘延’有我”主题活动。活动由观看延吉市社保局自制宣传片“红色之‘吉’,代延有我”拉开序幕,团队成员感受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特色的民俗文化,了解到当地民族工作开展的现实情况。在老兵风采展示环节,抗战英雄们嘹亮的军歌响彻整个会场,他们坚毅的精神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老兵同志们与社保局党员同过政治生日,同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共同追忆往昔岁月。 通过本次活动,实践队的同学们纷纷表示,将时刻铭记历史,积极传承和发扬老兵不“老”的精神,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用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参观延吉民俗园:体验朝鲜族文化,感受民族融合 走进延吉民俗园,实践团队踏入了一幅生动的朝鲜族风情画卷。一踏入园区,映入眼帘的是那些色彩斑斓、样式独特的传统建筑,每一座建筑仿佛都在诉说着朝鲜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参观过程中,团队成员们参与了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欣赏了朝鲜族的传统歌舞表演,感受到了朝鲜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通过这次参观延吉民俗园,实践团队深刻感受到了朝鲜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这里展现了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朝鲜族人民的建筑、服装、饮食等等,不仅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还有中华民族的共性。 探访延边大学:感受民族团结教育,领略延大风采 赴延吉社会实践队在参观延边大学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了这所学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与独特魅力。这是一次对民族地区高校的探访,更是一次心灵深处的文化共鸣。 延边大学作为一所位于多民族聚居地区的综合性大学,其办学理念和校园文化都深刻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尊重与融合。延边大学格外注重民族团结教育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学校还积极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增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通过此次参观延边大学的活动,团队成员们深刻认识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每个人都应该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应该尊重和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参观延吉恐龙博物馆:探索远古世界,学习科学知识 赴延吉社会实践队参观延吉恐龙博物馆,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参观,更是一场穿越时空、探索远古世界的科研之旅。 在参观过程中,讲解员带领实践团队了解了恐龙的种类、习性、生态环境以及它们最终的灭绝之谜。展馆详细地展示了延吉龙山恐龙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历程,以及延吉地区恐龙动物群的种类特征和一系列珍贵的化石标本和科学复原图。同时,博物馆还展示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相关的科普知识,通过生动的展示方式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科学知识。 这次参观延吉恐龙博物馆,团队成员们了解了恐龙等古生物的历史和特征,体会到了考古工作的深远意义,深刻感受到了科研工作的艰辛和伟大。 石榴花开别样红,籽籽同心一家亲。在实践过程中,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实践团队的成员将延吉这片土地作为课堂,用实践的笔触写答卷,无数个与延吉相遇的瞬间构成了本次社会实践的珍贵记忆,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 【西部网】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社会实践队开展调查研究https://digi.china.com/digi/20240827/202408271566676.html
当地时间9月10日,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来自中国和16个拉美国家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将以“文明多样性与人权实现路径的选择”为主题展开研讨。 “中国和拉美进行人权对话,正逢其时、恰逢其势。”受邀参会的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朝琦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中国与拉美远隔万里,在人权实现路径选择上有相似、共通之处也存在诸多差异。中国与拉美国家围绕人权议题进行对话,既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当代呈现,更体现出双方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和拉美相距万里,为何能实现人权对话? 马朝琦:一方面,中拉人权对话正逢其时。今年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十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在此基础上,中拉之间加深各领域各层级的对话,都顺理成章。 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3年金砖国家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创下新纪录,而七国集团经济体的比重降至29%。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稳定器。世界秩序的重组不再单方面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中国和拉美作为全球新兴市场的重要代表,有需要也有必要开展更深入的对话交流。 另一方面,中拉人权对话恰逢其势。人类文明是由不同地区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土壤,形成了各自的文明形态。当今世界上有25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着各自的发展进程,不同程度上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方面作出了贡献,各文明形态并无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一些国家将所谓文化差异描绘为“文明冲突”的观点,其底色是传统的“西方文化优越论”;个别国家习惯以“人权教师爷”自居,对包括中国和拉美一些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指点点,其实质仍是意识形态偏见。 然而文明多样性是无法消解的,国际格局正朝着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前进。中国与拉美国家围绕人权议题进行对话,既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当代呈现,更体现出双方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儒家传统的“和而不同”理念,其对当今国际交往、人文交流有何借鉴意义? 马朝琦:“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人一直所追求的“和”并不是随波逐流、相互依附之“和”,而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多样性之“和”,这也就强调了“和而不同”理念在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理念,萌生于距今2800多年前的“和”“同”之辩,主要代表人物是史伯和晏婴,在此基础上由孔子正式提出了“和而不同”概念。 《国语》记载,西周末期思想家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左传》记载,晏婴曾以和羹为喻劝谏齐景公,提倡君臣之间应该存在不同的见解和主张,只有互相启发、协调和接纳,国家才能政通人和、兴旺发达。孔子则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成为儒家的核心主张之一。及至后世,“和而不同”理念更是被广泛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和处理外交关系的活动之中,其内涵也在随着社会客观环境和主观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 从国际交流的角度审视“和而不同”理念,可将其基本内涵概括为:尚和精神、矛盾思维、包容态度和重义轻利四个方面。 首先是尚和精神。“和而不同”理念的价值取向是“和”,实现“和”这一目标的路径在于“不同”。尚“和”精神不止于春秋、不止于儒家,而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扮演了串联始终、总揽各方的重要作用。墨子之“兼爱”、老子之“无争”、庄子之“天人合一”,最终都是将“和”的状态作为追求目标。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和”逐渐拓新出中和、和平、和谐等等内容和含义,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重要标识。 其次是矛盾思维。从史伯开始,“和而不同”就逐步体现出一种对立统一的哲学理念和思维方式。一是承认“和”且认同多元状态,甚至将“不同”看作“和”的必要前提;二是认同多元并非是各自对立、隔绝或完全同质的多元,而是在多元互动中提倡相互交流、促进与转化;三是在实践目标上追求稳定与发展,即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争取达到“和”的目的与指向。 再次是包容态度。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要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为参照物来对待他人,而不能忽略他人感受,将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强行推广。对他人感受和行为的尊重,既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个体自主选择权利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更获得包括广大拉美人民在内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出身的人类共识,成为写入《世界人权宣言》的“金律”。这种包容态度在外交实践中也有深刻体现,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积极汲取着其他国家与文明的优长,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对不同国家与文明差异性的尊重和接受,促进世界多样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 最后是重义轻利。从“和”“同”之辩到“和而不同”理念的提出和发展,是一个不断人格化、实践化的过程。其中,道德品格的实质就是重义轻利的正确义利观。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秩序与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君子人格同样是一个政党、社会、国家所追求的高尚品质,中国提出并倡导的正确义利观获得广泛国际认同,证明其符合时代潮流。 中新社记者:中国与拉美,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维护文明多样性,选择适合自身的人权实现路径? 马朝琦:一是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基础上促进文明互鉴,推动各文明间交流合作,让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的源泉。任何一个文明都不是孤立发展的,回顾历史,中华文明先后借鉴吸收了南亚文明、中亚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的有益成分,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新的文明构成要素。 今天,以中国和部分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和国际格局变化,证明了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不只是西方的,也是非西方的;不仅有亚洲的,也有非洲的、拉美的,同时还有中东的。开放过程中的各国各地区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实践证明,必须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 以民主与人权保障制度为例,各国的民主和人权实现路径和制度设计,成长于各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都是民主和人权的不同体现。世界各国需要在承认民主和人权作为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同时,承认民主和人权形态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交流互鉴。此为一。 二是通过文明互鉴,推动各文明形态的汇聚和融通,在更高层次上升华为新的多样性,以此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互鉴,首要的是改变西方中心主义把控话语权的现状,让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有平等的话语权。回顾历史,中华文明对欧洲的启蒙运动曾产生重要影响,莱布尼茨、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都曾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思想智慧;中华文明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文明形态长期和谐相处,从中汲取养分。这既符合人类文明多样性和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客观实际,也有利于全球意识下世界文明的发展与繁荣。因此,应当尊重世界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的多样性,倡导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保护各民族文化个性,维护文化主权。 最后,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纯粹独立的文明形态已不再可能,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明的多元共存。中华文明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文明形态。中国在国际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始终认为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民主与人权发展道路,愿同世界各国、各文明形态加强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受访者简介:马朝琦,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兼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陕西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长、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廉政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等。主编或副主编学术著作4部,参编学术著作3部。 【中国新闻网】我校副校长、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朝琦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https://mp.weixin.qq.com/s/KHE9xiLBDg3Z2LekqvFg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