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政法大学 传承红色基因 心怀“国之大者” 张佼 翻开承载西北政法大学85年办学成就的厚重卷轴，那一头连着汤汤延河水，这一头傍着巍巍终南山，中间是一代代西法大人心怀“国之大者”，用“政治坚定、实事求是、勇于创新、艰苦奋斗”书写绘就的“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不朽画卷，是进入新时代的我们向着建设法学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高水平大学矢志奋进的壮美篇章。 初心如磐，向着老一辈革命家指明的方向坚定前行 西北政法大学作为一所具有浓厚红色基因和光荣革命传统的高校，其前身是陕北公学。学校历经延安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政法学院等时期，始终牢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殷切期望，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初心，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使命，以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要求，以艰苦奋斗、砥砺奋发为底气，以团结一心、上下同欲为动力，坚定不移朝着老一辈革命家指明的方向勇毅前行。 正如学校党委书记孙国华所说：“学校的发展壮大史，就是一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沿着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定前行的实践史。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培养出一大批党所要求的‘先锋分子’，不辜负党的嘱托、人民的希望。” 凝心铸魂，夯实立德树人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以“党建故事”凝心铸魂，以“育人故事”强基固本，以“红色故事”蓄势赋能。 学校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基本要求，着力讲好“党建故事”。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学校改革发展中的政治核心作用，深入开展新时代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学校党委入选全省高校党建“示范高校”，7个基层党组织进入国家、省级高校党建“双创”行列。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实现全覆盖，基层党组织“五个到位”“七个有力”建设成效显著。 为了深入推进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学校“一张蓝图绘到底”，着力讲好“育人故事”。实施“三全育人”“五育并举”人才培养综合改革方案，构建“十大育人”体系，加强第一课堂、第二课堂一体化设计，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不断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夯实了“育人蓝图”基础。 学校依托丰厚的校史资源，成立红色文化研究中心，编印传承有序的红色文化教育资料，排演音乐会《黄河大合唱》、话剧《庄严的审判》《人民好法官》等独有的红色文化艺术作品，充分利用陕北公学旧址、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等红色校史教育基地，定期组织“传承红色基因重走校史路——‘寻根之旅’”等活动……使师生在潜移默化中守住“红色基因”传家宝，自觉融入“红色血脉”。 锐意进取，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 五年来，学校以“双一流”建设为牵引，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和资源配置，全面提升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水平。 学校坚持卓越师资立校，深入推进人才强校战略。专任教师总数超过1000人，博士化率达到49%，高级职称教师占比45%。新增二级、三级教授25人，完成3批83人次长安（青年）学者、长安青年学术骨干选聘，推荐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交流。涌现出赵馥洁、韩松、刘进田、汪世荣、倪楠等一批全国模范教师和省级教学名师、师德先进，形成了一支以领军人才为核心、骨干教师为主体、青年优秀人才为支撑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学校紧紧围绕国家战略急需和未来发展趋势，不断优化学科布局，学科水平迈上新台阶。入选陕西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法学学科入选一流建设学科。7个专业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15个专业入选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获批21门国家、省级一流课程。 学校顺应高等教育发展新形势，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取得新成效。学校入选“全省高校团建示范院校”培育单位、3个班级团支部入选“全省高校团建样板支部”培育单位。多名学生或团队在全国“学宪法讲宪法”、“理律杯”高校模拟法庭竞赛等高规格高水平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一名学生获评“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两名学生荣获“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入围奖，7名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勇担使命，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学校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学科特色，形成了学校与社会“双向参与、双向服务、双向受益”新格局。 2017年以来，学校新增两个国家、9个省部级研究基地，与国家部委、省级机关、大型国企合作共建9个研究基地，6个团队获批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获批科研项目921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2项、国家教育部门项目19项。出版著作230余部，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1200余篇。《法律科学》荣获“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学校深化“经世致用”理念，不断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开展关于习近平法治思想、民法典等宣讲活动1000余场次，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50余项国家和陕西重要立法意见征集。 “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以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牵引，将自身使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所有西法大人的追求。”学校校长范九利表示，“我们会坚持问题导向、立足现实需求，不断提升服务地方能力，成为新征程上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守正创新，奋楫笃行启航新征程 在伟大建党精神和“老延大”优良传统的滋养下，建校85年来，16万余名优秀人才从这里走出，其中一半以上留在中西部工作，为国家发展和西部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与智力支撑。 “站在新的起点，学校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团结之心、实干之力、拼搏之劲，奋力谱写法学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高水平大学建设新篇章。”孙国华说。

以一种大历史观传承和弘扬红色法学教育传统 王健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探讨中国红色法学教育传统与当代法治人才培养问题意义重大。 我们党历来重视法学教育，在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创办综合性大学和设置法律教育培训机构，开展政法干部培训和司法人才培养工作。1933年党领导在中央苏区创办了苏维埃大学。学校设八个特别班，其中就有梁柏台组织开办的工农检察班和司法训练班，开创了红色政法教育训练工作。党中央到延安后不久创办了陕北公学。陕公后来分化为两支，一支东迁历经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最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另一支在陕北继续办学并向南发展，历经延安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政法干部学校和西北政法大学。两支虽几经组合，但建制沿革脉络清晰、相沿不断。战争年代创办的这些学校，先后设有建政、行政、司法、法政、法律、法学等院系机构。这些机构的办学宗旨和目标任务高度一致，一脉相承，培养了大批政权建设和法治人才，孕育了党领导政法教育的红色基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中央把创办人民大学作为新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党在领导和创建政法教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红色法学教育传统。延安大学成立后一直设有法学院、司法系或司法班，举办三至六个月或一两年不等的短训班，遵循“学的即用的”教学原则，根据形势变化需要开设课程，主要有政治与司法两类，前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基本政策和革命基本问题、边区政权建设等；后者包括边区法令、判例研究、司法业务、民间调解、法学概论、现行法律研究等。教材以教师编写的讲授提纲为主，曾编印《马恩列斯法律语录》《比较宪法》《司法业务研究讲义》《边区法令提纲》《监狱材料》《判例研究提纲》等教材；学习方式主要是听讲、阅读、漫谈、讨论和实习；学习与劳动各占八成和二成，校内外各占六成和四成；强调学习课目与政府工作和社会现实对接，何思敬、雷经天、马锡五、王子宜、任扶中等边区政法部门领导先后担任院长或系主任。当时学习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学习氛围非常浓厚，成立了边区“新法学会”等学术组织。 革命时期党在领导开展政法教育的实际探索中，凝聚出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把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作为政法干部教育的首要目标；把对政法干部政治素质和政治要求作为政法教育革命性、进步性的主要标志；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的教学原则，强调与政府部门对接，提倡敢于怀疑、自由研究、民主讨论、服从真理的学风；短训班与正规化办学同步交叉发展等。这些不仅成为政法院校的根本底色，也是当今法治人才培养和法学教育应当传承和弘扬的红色基因。 以一种更加宽阔的历史观全面总结中国近代优秀法律文化遗产，深入挖掘红色政法教育资源，是中国人民大学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应有之义。中国人民大学是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中国政法大学并抽调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部分干部创办的。华北大学源于陕北公学；中国政法大学源于朝阳大学。陕北公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而朝阳大学承载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近代转型的探索成果。朝阳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关系是通过中国政法大学建立起来的，两者有着直接渊源和显著的承继关系。 不仅如此，朝阳办学对于人民大学法科的发展还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一，朝阳的创办与晚清修律关系密切，而清律又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最后形态。沈家本主持修律，在初步建立起我国现代成文法体系的同时，也开启了现代法学研究风气。在他支持下成立的京师法律学堂、北京法学会和朝阳大学，某种意义上成为传承中国传统法律并连接现代法学的关键环节。考察和总结相沿千年法学之一脉，是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人大法科应担负起这个历史重任。 第二，朝阳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成文法传统的一个典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讲授法、“理实并重”的教学原则以及编纂体系化的教材讲义等成为朝阳教学制度的核心，这些与人民大学的法学教学风格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是今天值得认真总结的法律文化遗产。 第三，1927年在朝阳读书时就加入党组织的陈守一，毕业后即投身根据地建设，后来长期从事政法教育。1924年考入朝阳法科的贾潜上学时即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为根据地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著名法学家陈瑾昆教授长期执教朝阳，中山公园“音乐堂四二一血案”后愤然离开北平，奔赴延安，成为一名红色法学家，这些都是需要校史研究和挖掘的红色资源。

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西法大师生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以昂扬饱满的姿态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激励广大师生砥砺奋进新征程，昂首共谱新篇章。10月1日上午8点整，西北政法大学分别在长安、雁塔校区同时举行“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庆祝新中国成立73周年升旗仪式。全体校领导，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院党政负责人，全体团学干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以及自发参与升旗仪式的老师同学们齐聚一堂，共同为伟大祖国送上生日的祝福。 细雨连绵，但师生们却心潮澎湃，国旗护卫队精神饱满、步伐坚定，护卫着五星红旗，踏雨而来，肃穆庄严，伴随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参会人员齐唱国歌，广场中正在参与核酸检测的师生们，也都默默地停下了手中的工作，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着对祖国的炽爱和崇高的敬意。 “作为青年，犹如旭日初升，有朝气、有信心、有干劲，承担历史重担，责无旁贷”，青年教师代表汪鹏老师以《不负今日，以青春之名向祖国报到！》为题，带领大家回顾了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奋斗故事，讲述了政法学子与祖国共同进步的奋斗历程，并勉励青年“昨日已逝，逝者如斯，明日未至，前景何知，今有一语赠诸君，何惧流年匆匆，但求不负今日。” “铭记使命，心忧天下，高举青春的火炬，迸发青春的激情，用激扬的青春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 青年教师代表步洋洋老师以《赓续精神血脉，凝聚青春力量》为主题，勉励西法大学子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的精神；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书写人生的绚丽篇章！ 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党子涵同学和公安学院2019级任晨隆同学分别以《践行青春使命，担当青年责任》和《欣逢盛世中华，青春共向未来》为主题，在国旗下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讲，展现了政法学子踔厉奋发、矢志报国的鸿鹄之志，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青春风采，初心如磐、笃行致远的坚定信念。 霏霏秋雨，浇不熄政法师生们的爱国热情，“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紧依着你的心窝，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和我诉说……”，师生们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伴着《我和我的祖国》那悠扬的旋律，向祖国深情告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母亲生日快乐！

王健：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初步思考 按：本文是2022年10月3日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庆“双一流”学科高端论坛“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分论坛上的发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判断和论断，对于法学研究具有重大启发和指导意义。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并强调：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动性、原理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使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必须把握好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三个方面的要领。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基于这个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对教材建设工作提出了总的要求，这就是要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而且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学术话语体系，尽快把我国法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立起来，等等。 这些重大判断和论断，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思考法学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和“自主性”等根本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都具有重大启发和指导意义。 首先，要深入研究、全面总结和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促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紧扣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已经沉淀并内化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如何面对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原则上要有鉴别的加以对待，有扬弃的予以继承。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博大精深，站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看，有哪些值得传承和弘扬的东西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习近平总书记还深刻地指出，我们的先人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独创性地发展出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 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其中着力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规律，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而其具体任务，就是要加强对我国法治的原创性概念、判断、范畴、理论的研究，加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总结我国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实践的经验，阐释我国优秀传统法治文化，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提升我国法治体系和法治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二，必须全面总结和梳理近四百年来如何用汉语表达法学知识的历史。中国与西方知识首次相遇和对接始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四百年历史。其标志是亚里士多德及其之后的政治学、法学、伦理学、逻辑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首次用汉字或汉字组合创造性地表达出来，即把西学书籍翻译成汉语，在知识体系和内容上与中国的“修齐治平”之学加以对应和类比，为了达到彼此沟通的目的，当时的中外人士共同采用类比、归纳和解析汉字结构的格义之法，比较系统地确定了一批表达西方概念的名词和短语，由此开启了包括西方法学知识在内的西学知识的中国化进程。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是中国传统知识与世界对话的历史，也是一个以世界视野重新审视和促使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但是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做得还很不够，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第三，要认真总结最近一百多年以来我们在自主构建中国法学知识体系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探索成果。在经历器物、制度和文化如何存古和应对世情的艰辛探索中，我们的先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资源。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梦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三十年代，包括法学家在内的十位教授就曾提出了著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他们不满于在文化领域“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消失了，中国政治形态、社会的组织、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而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要使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即采取批评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来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我们应在这三方面尽最大努力，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宣言》蕴含的文化信念、学术立场和研究主张，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几代人心声的一种集中表达。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追求，我国逐渐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现代形态，出现了第一代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学家、人类学家、史学家等，写出了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法学各个分支领域第一版的学术著作和教材，这些著作大部分已经成为学术经典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材料，为不断探索和持续推进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设奠定了必不可缺的基础。 我们今天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这样一种努力的延续、转型和深化，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要做，比如法学各个学术分支领域的基本概念、关键术语、知识分类与构成和呈现方式、研究方法，以及学术组织、学术刊物、学科与学术评价机制等问题，还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深入、扎实的研究成果也较少，这种状态亟待改变。 以上是我关于论坛主题一些不成熟的认识和思考，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最后，谨代表西北政法大学向中国人民大学和法学院85周年华诞表示崇高敬意和热烈祝贺！谢谢大家！

“乡村振兴战略的法治保障”专题研修班开班 9月27日，由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主办，陕西省干部教育培训西北政法大学基地承办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法治保障”专题研修班在雁塔校区开班。西安培华学院党委书记、陕西省乡村建设研究会会长罗新远，西北政法大学培训中心主任、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基地办公室副主任李集合出席仪式并讲话。 李集合指出，西北政法大学积极贯彻落实乡村振兴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高校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重要职能，获批农业农村部“耕耘者”振兴计划首批培训机构，面向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开展培训，推动我省农业农村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本期培训旨在打造能够适应新形势、承担新任务、解决新问题的服务引领乡村振兴的干部队伍，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和坚实人才支撑。 罗新远从建会宗旨、组织架构、活动项目等方面简要介绍了陕西省乡村建设专业研究会的情况。他表示，研究会通过乡村振兴理论研究、实践探索、人才培养以及机制创新等，提升研究与服务能力，针对省、市、县（区）、乡（镇）乡村建设的做法、面临的问题等，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有关建议，为陕西省乡村振兴相关部门及地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据悉，本次培训为期3天，基地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培训内容，邀请原陕西省农业厅厅长史志诚，西安培华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罗新远，陕西省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张旭峰，西北政法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汪世荣等“三农”领域知名专家教授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法治”“乡村振兴促进法”“法治乡村与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等内容进行授课，并组织学员们深入西安市长安区五台街道石砭峪新村和王曲街道唐村进行实地观摩。来自省直机关及各地市的40余名领导干部参加本期培训。

新版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对法学学科建设的意义 王健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近日，国家学位和教育主管部门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这是我国自实行学位制度以来颁布的第五个学科专业目录。新版目录有许多重大变化，在体例上合编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于同一学科门类，一改过去后者只是前者附录、补充的做法，强调两者的地位同等重要；在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安学六个一级学科之外，增设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两个一级学科；在法律硕士、社会工作硕士、警务硕士之外，增设知识产权、国际事务两个硕士专业学位和法律、社会工作两个博士专业学位。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还设置了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两个一级学科。与以往相比，新版目录中法学学科专业的设置，积极回应了学科发展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要，纪检监察学学位授权层次一步到位，法律硕士在举办27年后提高到法律博士，变化尤为显著。 新规实施后对法学院校的影响，一是建立专家组织，组建学科团队。此次新设学科专业都需要以新设、转设或归并等方式成立相应的学科评议组或专业学位教指委。这项工作虽由国家学位主管部门负责，但需要法学专家的参与。法学院校也要组建配置相关学科专家团队或教学组织，而参与其中的专家也需要重新安排个人的学科专业方向，法学院校也要对此进行统筹规划和综合考虑。二是制订或修订学科专业标准化规范性文件，包括学科专业简介、学位基本要求、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核心课程指南、学位论文要求等。这项工作由学位主管部门部署，有关学科评议组和专业学位教指委承担，并需要法学院校管理者和教师参与和支持。三是根据新版目录与管理办法以及有关学科、学位管理政策组织开展有关学位授权点建设和申报准备。这项工作因不同高校授权学科条件的差异而会有所不同。从现行制度和实践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在已有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的范围内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学位点，或在有学位授权的专业学位类别下设置专业领域或专业方向。此次新规废止了过去目录内和目录外的设置办法，明确只要有相应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的学位授权，就可自主设置若干二级学科和专业领域。但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名称，原则上不得与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领域的名称相同，且不得超过规定字数。 其二，在已有目录范围内设置某个尚无一级授权的二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硕士点或博士点，这里具体有两个办法：一是在国家学位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一般性学位授权审核时，按规定条件和程序申报并取得学位授权。目前规定这项工作每3年开展一次。二是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这项制度是2014年试点2016年全面推行的，其核心是在不对学位点做增量的情况下，以建立学位点名额动态补偿机制的方式来解决高校优化学位授权无抓手、“僵尸学位点”无退出机制的问题；高校主动撤销一个硕士和博士点，包括一级学科点或一级学科下的所有二级学科点，则该校可保留一个学位点名额设置其他学科点，俗称学位点“置换”。当然动态调整增设的学位点，必须符合该学位点准入的基本条件。动态调整每年一次，操作成本低，成效显著。近年山西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南大学设立的法学博士点，便是通过此种方式。 其三，获得自主审核学位授权的高校自主增设学位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是2018年国家学位主管部门为将学位点设置权下放少数特定高校创造的一个新概念，即具备一定条件的高校（有20个以上一级学科博士点、年授予博士学位500人以上等）申请获批自主审核学位点权力，不参加一般的学位授权审核而自行审核学位点，包括目录已有和未有的学科专业。获此授权的高校必须遵循两个条件：一是要制定出高于国家同类学科专业的设置标准报国家学位主管部门备案；二是每年增设的博士点数量不得超过该校博士点总量的5%。已有32所高校获此特权。最近同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兰州大学获批设立的法学博士点，便借助了此项政策。自主审核目录外的一级学科和专业硕士（不含设置专业博士），可采取先试点设置的方式（代码标注“S”），待试办达到一定条件，如试办单位有3家以上、有3届以上毕业生、就业需求旺盛等，可将该试办学科专业编入目录。最近批准的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法律实务”（S0354）等硕士专业学位点，即属此类情形。 最后，国家学位主管部门根据需求清单指定设置学科专业。指定设置是设置学科专业的一项新制度，含义是规定国家学位主管部门有权直接指定某单位设置某个学科专业，属于试点设置范畴，并借助国家“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这个概念工具予以实现。清单突出包容性、灵活性，不求系统完备，不拘泥学科专业常规口径，也不强调学界成熟共识度，所列学科专业突出体现国家意志，聚焦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文化传承和民生急需的重大人才布局，每年调整一次。清单制度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普通目录之外的特殊目录，在目录运行方式上结合了“看不见”与“看得见”两只手，本质上体现了学位授权的国家意志和政府调控的主导地位，反映了国家学位授权制度的资源再分配。

以发展促人权 新疆不断提高人权保障水平 本报乌鲁木齐9月26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郑卓报道：9月26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期间，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博乐市民族团结进步研究中心承办的“高质量发展与新疆人权事业成就”边会，在博乐市和西安市同时进行。多位国内外学者、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代表以及在华留学生代表围绕新疆人权事业发展展开讨论。 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健认为，目前中国正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伴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包括新疆人权事业在内的中国式人权事业的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博乐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山江·阿不都克里木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生，推进新疆高质量发展与人权保障事业进入高层次、新阶段。 埃及驻华大使馆前文化教育科技参赞侯赛因·伊卜拉欣认为，中国是一个坚持民族平等、注重少数民族发展和民族团结的国家，有效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这也是中国在维护本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和谐稳定方面作出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科研处负责人王昱廷、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彭无情、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热米娜·肖凯，分别从新疆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依法开展去极端化等工作作了阐述。他们认为，国家切实保障各族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新疆人权事业得到新的发展和进步。 对于中外学者的观点，博乐市青得里街道东方红社区居民沙吾提·艾孜孜感触良多。他所居住小区安装有智能充电车棚、智能洗车设备。“各民族共享现代科技便利，拥有同样的发展机会。”沙吾提说，这就是新疆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的最好证明。 尼日利亚留学生叶苏雅、莫桑比克留学生欧静雅结合到访新疆的经历，讲述了她们眼中的新疆。“不同民族的人交往、交流、交融得非常好。”欧静雅说，新疆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她和同学们会将美好的新疆介绍给全世界。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常安教授表示，以发展促人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与实践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要贡献，新疆地区的人权成就说明，只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大环境，才能为人权事业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新中国第一面国旗诞生史实校订 《 人民政协报 》 （2022年09月22日 第09版）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展现在全体委员面前。右上边的展旗人就是彭光涵。 ▲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就职时，中南海勤政殿会场主席台悬挂的国旗。这是第二面国旗，由赵文瑞缝制。 在对“红地五星旗”进行表决时，很多人不知道，竺可桢是投了弃权票的。曾联松是国旗的“创作者”还是“设计者”，多数人也说不清。到底是谁缝制了第一面国旗？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升起的是第三面国旗？ 本文还原了上述事件的来龙去脉。 竺可桢投了弃权票 在很多图书和相关的报道中，对于国旗方案的选择，通常都是这样记述的：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们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其实，在这次关于对国旗图案的表决中，竺可桢投了弃权票。 竺可桢是毕生为国“求是”的气象事业和物候学的开拓者，从1936年始，担任了13年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他拒绝了蒋介石的赴台邀请，辞去了浙江大学的所有职务，来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竺可桢，这位为气象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有一个特别习惯，坚持写日记。他持之以恒地写了38年零37天的日记。这些日记，既是难得的科研资料，又是切实可用的知识，也是一些重大史实的记录。 《竺可桢日记》第2卷1289页，记录了他在1949年9月27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对五颗星图案进行表决时的情况： 九月廿七日，星期二，北平，晨晴。 ……十点出，赴……北平图书馆，……余在天文书中见有Surya Siddhanta《印度天文学教本》英译本，系1860年布吉尔斯译、Gangooty重加注释，有P.Sgngupta序，1935年加尔各答大学出版。……以邢云林名下借出。……三点至中南海怀仁堂开第六次大会。今日发言……者又有二十五人，……讲毕已将七点，开始讨论国都、国旗、纪元。……国都……纪元……国歌……国旗……均无讨论通过，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国旗用五星红旗系审查委员会意见，……今日骤然提出，实无余暇再行讨论，故余在投票时弃权。 竺可桢的日记，直接明了地记述了他是投了弃权票的。这也从史实上表明，当时的国旗表决并不是一致通过。 第一面五星红旗 事实上，关于“复字第32号”图案选定并制作样旗一事，也是进行了精心准备的。一直担任第六小组秘书的彭光涵在他88岁寿辰时，由郑奕钧撰写的《归侨彭光涵的〈往事·今事〉》一书中，翔实地记述了他监制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经过：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门听取了彭光涵关于各组对国旗图案的讨论意见。彭光涵汇报完之后，周恩来拍着彭光涵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彭光涵接受任务后立即四处寻找画笔、颜料、纸张，等一切备齐时已是后半夜了，他自己动手，画了一幅比《国旗参考资料》开本大一倍的图案，涂上颜色，用了近两个小时。他对着这面自画的红地五星旗，左看右看，远看近看，还挺满意。此时，窗外微微发白，雀鸟开始吱喳欢叫，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把画好的红地五星旗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副主任要的，千万别忘了交给他。 彭光涵通宵工作之后，却毫无倦意。他跑到食堂吃了一碗棒子面粥和两个窝窝头，抹了抹嘴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前门。他要抢时间，一定要在当天下午把红地五星旗缝制出来。 在前门大栅栏，彭光涵找到了一间制旗社，对站在柜台后的师傅说要做一面大的红地黄五星旗，把复字32号国旗图案给他看，强调这面旗很可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师傅听后十分兴奋，马上把老板请出来洽谈。老板表示能为新中国做第一面国旗是制旗社的光荣，一定要用最好的绸料，最好的工艺，最快的速度按要求把旗做好。 霎时间，整个制旗社忙碌起来，把各种红色、黄色绸料摆开让彭光涵挑选。彭光涵根据小组内专家平时对颜色搭配的讨论，选了淡黄色和鲜红色绸料。他同工人一起确定五颗星的大小和摆设位置，而后又一直站在缝纫机旁看工人缝制。到下午3时，一面大旗做好了。 工人们把旗挂在墙上，请彭光涵检查。彭光涵仔细地审视五颗星的形状和位置，看着红黄颜色的搭配，最后说：“这面旗你们做得真好，很好看，很好，谢谢各位师傅，你们辛苦了。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听到赞扬，工人们热烈鼓掌，兴奋异常。 彭光涵问老板要付多少钱。老板笑着回答：“不要钱，小店能为新中国做一面国旗十分荣幸了，这样的机会想找也找不到。”彭光涵执着地说：“你不收钱，我无法向公家交待啊，你知道解放军有条纪律：买卖要公平。我不付钱就犯纪律了。”老板在彭光涵的坚持下收了钱，还开了发票。后来了解到，所收的钱还不到正常价钱的一半。 下午4时，彭光涵回到中南海，立即把五星红旗亲手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叫秘书们把大旗展开，看了又看，表示满意。 1949年9月27日，大会表决通过国旗图案时，展现在代表们面前的，就是彭光涵监制的那面旗。这面旗也是9月30日，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齐亮相大会主席台时，展现在主席台上的那面旗（国旗右上角的展旗人就是彭光涵）。 这面旗当属第一面五星红旗。 第二面五星红旗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宣布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展现的五星红旗是谁缝制的呢？ 这次展现的五星红旗，是第二面五星红旗，这面旗诞生于开国大典前一日，是由普通女工赵文瑞缝制的。赵文瑞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到一家美术供应社当上了工人。机缘巧合，在1949年8月底，一辆吉普车把她和几位工友姐妹接到中南海怀仁堂，参与会场的布置工作。赵文瑞分工制作窗帘和台布。当时只有一台借来的缝纫机，她吃住在机器旁，没日没夜地干，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在国旗式样通过后，大会筹备处交代她们，按国旗图样，赶制一面国旗。 赵文瑞从前门外瑞蚨祥绸布店买来大幅的红绸料和黄缎料，反复琢磨如何裁剪、如何缝制。按照政协主席团公布的国旗制法说明，她用黄缎子剪出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精确地贴在红绸旗面的正反两面，把五角星比齐对正，因室内没有大桌面，她就把地板擦干净，把旗平铺在地板上，趴下来，一针一线密密实实地缝制起来。 几乎是一个通宵，赵文瑞以绝好的缝纫手艺，制作完成了这面红旗。很快，大会工作人员将这第二面国旗悬挂在中南海勤政殿会场。 在中南海勤政殿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会场上，毛泽东宣布主席、副主席、委员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光影见证，历史留真。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职典礼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一史实，也纠正了多年来关于赵文瑞缝制的五星红旗，是用于开国大典当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那面的误传。 第三面五星红旗 开国大典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按下电钮升起的国旗是第三面五星红旗。 这第三面国旗是由宋树信和孟朱海监制的。 宋树信，中共党员。北平和平解放前，他的公开身份是北平的生意人，真实身份是北岳区地下党前门支部宣传员。北平解放后，宋树信被安排进北平市国营永茂公司业务科工作。这家公司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府所属的领导全市生产的一个部门，负责接管敌伪工商产业。1955年，永茂公司改为北京市纺织局。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了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国都。28日，永茂公司便接到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制作1万面大中小三种款式的国旗。29日，永茂公司经理甄树德对一早来上班的宋树信说，市委指示，10月1日毛主席要在开国典礼上亲手升起一面特大规格的国旗，长500厘米，高333厘米。制作任务交给了我们公司，公司领导研究决定，由你来负责完成这项任务。甄树德经理向宋树信布置完任务后，又非常庄重地说了一句：“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在10月1日前，把特大规格的国旗送到开国典礼筹备处。” 宋树信受领任务后，来到瑞蚨祥，找到唯一一卷3米多长、不到2尺宽的黄缎子，又来到一家叫新华缝纫社的店铺。特大规格国旗是连夜用缝纫机赶制的。做到一半时，发现黄缎子的宽度不够，做不了最大的五角星。大家左比右量，总有一个角需要拼接。宋树信不敢下决心，马上向公司汇报，经过一层层请示，最后同意拼接方案：在大五星的一个角上接一个尖。接好尖后，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哪个尖是拼接缝的。缝制好两面特大规格国旗时，已是10月1日凌晨。 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了升旗电钮，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如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宋树信说，升上去的国旗就是他监制的那面拼接了五角星星尖的国旗。而另一面国旗当时由聂荣臻元帅指示护旗的战士用绳子系起，隐蔽在旗杆一边。万一电动升旗装置出现故障，随时准备改用人工升旗，保证万无一失。 73年过去了，开国大典升起的那面五星红旗，现已保存在国家博物馆。尽管对于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有不同的说法，那是因为当时为开国大典准备的国旗不止一面，缝制者显然也不止一个人，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许多人默默无闻地为此作出了贡献。今天，我们把彭光涵、赵文瑞、宋树信都看作是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或第一批国旗制作者中的一员。 曾联松是国旗设计者 行文至此，关于国旗的诞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谜团未解开：国旗的设计者是曾联松，但在官方的表述中，为什么曾联松的“个人创作”最后成为“个人设计”？“创作”与“设计”之别，在国旗设计者心中留下了怎样的憾事？这段历史又是谁披露出来的？而国旗设计的诞生地又在哪里？ 国旗的设计者是在上海“现经社”（党的秘密办事机构）工作的曾楫。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他改名曾联松。7月底，曾联松在报刊上看到征集国旗图案的启示后，经几个不眠之夜，在自己的宿舍构思出轮廓后，剪出一个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并以大星导引于前，4颗小星环绕一侧，如星拱北斗。并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旗面相协调，也表达了中华儿女作为黄种人的自豪。 这组金星图案应放在红旗的什么位置呢？经过反复推敲、比画，曾联松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如此一来，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明朗而不萧疏。曾联松终于感觉有了一个最佳的构图方案。 曾联松据此制成两幅五星红旗图案：第一幅图案上，左上角大五角星上贴着用红色油光纸制作的“镰刀斧头”标志，即“红地五星旗”。第二幅图案上，左上角大五角星里则没有“镰刀斧头”标志。 在投稿应征之前，曾联松把他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校友陈树三请到家中，征求老同学的意见。 陈树三仔细看了两幅图案后，建议曾联松寄送第二幅没有镰刀斧头的图案。作为老同学，陈树三把看法说得特别直率：“第二幅红旗好，第一幅不好。第一幅从内容上说，政治意义重大，符合国情；从形式上看，简洁明了，鲜艳亮丽，看了令人喜爱。但第一幅大星上嵌镰刀斧头，不但影响了大星形象，而且看后有压抑感。有些挤，不自然、不自在！” 陈树三的这个意见，着实让曾联松感到意外。但曾联松还是在不动声色地听着。同时也在思考着旗面是否要改进。 但谁也不知道曾联松到底是怎样思考的，最终他没有听取陈树三的意见，还是把那幅有镰刀斧头的国旗图案稿寄往北京。 当时，全国共收到应征的国旗图案3012幅，从中筛选出38幅，在北京饭店举办了国旗图案选阅室，供大家评选。曾联松设计的有镰刀斧头的图案也陈列其中，十分醒目，首先被田汉、郭沫若看中了，他们建议送毛主席审阅。为了选出最好的国旗样稿，这38幅国旗样稿全部隐去姓名，编号成册。曾联松的设计稿编为“复字第32号”。这幅国旗设计稿样，以其独特的构思、深刻的蕴意，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毛泽东同时建议：把大星中的镰刀斧头删去。因为五星红旗要表现我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 毛泽东的建议被采纳，这幅经修改过的“复字第32号”国旗样稿，在9月27日的大会上获得高票通过。 由于大星上的镰刀斧头被删去，作为国旗的五星红旗的创作属性，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原来的“个人创作”变成了“集体创作”。曾联松也就成为集体创作的一员，由此他也只能是五星红旗“设计者”，而不是“创作者”。假如曾联松当时就把第二幅五星红旗作为应征图案，就不会有删改的问题，那曾联松肯定就是独占鳌头的五星红旗——国旗的创作者。这是留在曾联松心中一生的遗憾。 当曾联松设计的图案被选中，并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时，曾联松已在愚园路1136号华东合作事业管理局任科长了。尽管他看到了《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套红的国旗图案，但因没有写他的名字，曾联松也就无法确定，这国旗图案是否是他设计的那幅。 1950年9月13日，已担任全国合作社总社华东办事处供销处副处长的曾联松来北京出差。刚在饭店住下，就有来自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登门拜访。来人问了曾联松关于国旗设计的情况和投稿的经过，他们问得很详细，还做了认真的记录。 1950年9月27日，回到上海的曾联松收到一封北京寄来的公函，邀请曾联松参加国庆一周年活动，一份红色的观礼请柬，一份绸质的观礼券。这一天，离曾联松投稿的日子，相隔了整整13个半月。迟到的喜悦，依然令曾联松心速加快。 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能够为伟大的共和国设计国旗。这是个人的无上光荣，更是共和国的无比荣耀！ 曾联松如期来到北京，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侧的97号座位上，喜庆共和国的生日。这特殊的待遇，让他兴奋难眠，在宾馆写下天安门观礼诗《赴京观礼》： 乘风秋日走燕台，香拥红旗桂蕊开。 巧夺天工遗玉宇，叨陪盛典萃英才。 霞帔牛斗留诗去，铠甲山河入画来。 更喜月明燕赵夜，高歌万户一新醅。 197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曾联松受邀参加国庆典礼，再次登上了天安门广场观礼台。 1982年3月5日，中国革命博物馆保管部给曾联松寄来了一封征询函（革保第11号），称：“我们拟将您的国旗设计原稿作为革命文物收藏，今去函与你协商，不知意见如何，你有什么要求也可详细说明。”曾联松当即复信，表示同意，并寄去“国旗设计原稿”，并特别明确：个人没有任何要求。 革命文物，弥足珍贵，若开价拍卖，定锤当以万计。而曾联松无私地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他认为这一举措，增添了国家的荣誉，有利于教育后人。 1999年10月19日，曾联松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 （作者：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朱彦  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 闫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