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政法大学社区举办2023年居民体育文化节 4月27日,西北政法大学社区2023年居民体育文化节在社区运动场开幕。 本次活动竞赛项目结合社区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特点,集趣味性与运动性为一体。居民群众积极热情参与,现场气氛非常活跃,加油声、呐喊声连绵不断,欢笑声此起彼伏。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忙的不亦乐乎,灿烂的微笑充满活力,笑容感染了身边每一个人,所有的参赛选手和观众都沉浸在运动带来的欢乐氛围中。 兑奖处,参赛居民纷纷拿着兑奖积分卡兑换出丰盛的奖品,王阿姨兴奋的说:“这次居民运动会太好了,给社区点个大大的赞”。 活动当天,社区还邀请西安市雁塔区中医医院开展爱心健康义诊活动,为群众健康提供医疗咨询与保障,解答居民的各种疾病问题,对其身体症状进行相关的讲解并给予合理建议,把免费医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随着社区体育文化节开幕,年内社区还将举办各类文化体育活动,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群众的文体生活,增进邻里间情感交流,让居民们感受社区家的温暖和新时代的幸福生活。
2023-04-29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传承马锡五精神 大力弘扬红色法治文化 4月22日,由新京报社与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共同成立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在新京报社举行揭幕仪式。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表示,“马锡五是中国司法史上的一面旗帜,他深入群众,一刻也离不开群众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中国的法律人。在今天,希望更多人能够传承马锡五精神,发扬马锡五式审判方式,了解先辈们深入群众的务实作风,学习他们推动法治进步的坚定情怀,为法治中国的建设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立足红色传统,开展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 新京报:西北政法大学诞生于陕北,请简要介绍一下学校创建的过程? 范九利: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和1941年成立的延安大学,是一所具有深厚红色文化底蕴的高校。1949年,延安大学迁至西安,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承担起为西北地区政权建设培养干部的任务。1953年,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更名为西安政法干部学校。1956年,更名为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1958年西北大学法律系成建制调入,组建西安政法学院,正式成为一所政法类普通高校。1963年,学校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2006年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新京报:马锡五审判方式同样诞生于陕甘宁边区,西北政法大学是否对这一传统有更多关注? 范九利:西北政法大学是全国最早开始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的高校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校就设置专门的研究机构开展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一代代专家学者深耕细作,产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形成了广泛的学术影响,积淀了优良的学统传承。已故的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杨永华先生是我国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宪法政权组织法篇)》《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等多部著作,为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2021年1月,学校成立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旨在深入开展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司法精神、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 继承先辈精神,培育新一代深入群众的法律人 新京报:马锡五审判方式以“深入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而获得广泛赞誉,西北政法大学如何把这种精神融入人才培养中? 范九利:西北政法大学特别着重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与法学高素质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学校系全国首家为法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开设《陕甘宁边区法制史》选修课的高校,2021年底《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获批陕西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我校编写了国内首部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教材《陕甘宁边区法制史概论》,2023年教材获得陕西省优秀教材一等奖。比如2023年4月,由我校和陕西省法学会主办,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办的“新时代背景下革命根据地法制史课程教学与教材建设”交流研讨会在我校召开,为进一步推动全国政法院校、法学院校革命法制史课程教学与高质量教材建设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新京报:此次西北政法大学和新京报共建“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你希望基地发挥怎样的作用? 范九利: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发挥好我校马锡五审判方式和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既有优势,将科学研究与传播传承有机结合,大力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传播红色法治文化,服务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另一方面,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借此了解先辈们深入群众的务实作风,学习他们推动法治进步的坚定情怀,为法治中国的建设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023-04-25
马锡五之子马秦宁:父亲常说“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4月22日,由新京报社与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共同成立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在新京报社举行揭幕仪式。马锡五之子、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顾问马秦宁参加了揭幕仪式,他表示:“我父亲常说,苍天在上,人民为大,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以我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司法工作者集中智慧创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成功经验,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今天的社会已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但不管怎么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深入群众之中的工作方式永远不会过时,仍然激励着一代代法律人。” 马锡五之子、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顾问马秦宁。 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马锡五被陕北民众称为“马公道” 新京报:您和您父亲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马秦宁:我父亲的一生颇为传奇,他出生于1899年,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父亲出生在陕北志丹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走上社会那天起,他就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人民群众的苦难以及人民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绝望,父亲一清二楚。他性格豪爽,热衷于助人为乐,村里的百姓都信任他,他愿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被陕北民众称为“马公道”。只要是老百姓的事,他都会热心帮助解决,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 新京报:也就是说,在很早的时候,您父亲就有了解决民间纠纷的经验,后来他是怎样把这些经验发扬光大的? 马秦宁:后来,我父亲遇到了陕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并在刘志丹的带领下走上了为民族解放和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道路。在革命实践中,坚持走群众路线、为人民得解放、为民族求独立,是我父亲一辈子追求的信念。他先后从事过兵运、抗捐、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地方政权,以及经济后勤保障等工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刘志丹同志称他是“红军的大能人”。父亲的群众工作经验就是在当时的群众工作中积累起来的,他的工作成绩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并专门为他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踏上司法之路,创造群众参与的方式 新京报:您父亲是从什么时候真正开始司法实践的? 马秦宁:1942年后,父亲出任陕甘宁陇东地区专员并兼任陇东法庭庭长期间,正式开始司法审判工作。父亲仅仅读过三年私塾,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一开始从事司法方面的工作,困难还是很大的。好在父亲从事的工作一直都是和人民群众打交道,群众基础很好,对群众工作非常熟悉。父亲又是陕甘人,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知道群众的基本情况。因此,他兼任陇东庭长时就坚持下基层,到群众中去了解案情,和群众面对面地沟通交流,这样既能获得第一手资料,也解决了群众“畏官”和“怕打官司”的问题。 新京报:您父亲在怎样的条件下创造出深入田间地头、贯彻群众路线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的? 马秦宁:当时,陕甘宁地区的交通不方便,偏僻地区的群众到县城打官司路途很远,很不方便,我父亲就经常到群众中去调查了解情况。我父亲主导案件审理,群众往往会踊跃发言,群众参与实际上就是参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过程,便于从中了解案情。他在司法审判过程中采用“公开审判”和“群众参与”的方式,所有的案情事实都在明面上,群众就容易接受这样的审判结果,所以案件处理完后,原告与被告及群众都非常满意。 一生心系人民,不送孩子上干部子弟学校 新京报:在您记忆中,父亲是怎么工作的? 马秦宁:我九岁的时候,父亲调到北京工作,我们一家人也跟着来到北京。但我父亲仍然坚持群众路线,他有这样的情怀,并且坚守了一生。那时候,有很多陕北老乡会来北京找我父亲,我父亲告诉工作人员,一律不能拒之门外,他会把老乡请到家里,给他讲老家的变化,如果有什么案件,他也会让秘书记下来,便于和当地协调。他告诉我们,他做这个工作,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为老百姓办一件事,老百姓都会记住你、感激你、感谢你背后的共产党。 新京报:您父亲坚持原则、守护情怀,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马秦宁:影响确实很大,举例来说,我上学时,他不让我上干部子弟学校,而是送到了普通小学。我高中毕业后,他又把我送到了新疆建设兵团,他对我说,只有吃了苦、受了锻炼,才能更健康地成长。这种影响不只是得益于他的“言传”,还有他做的事情、他的经历、他受到的尊重等,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比如评剧电影《刘巧儿》的故事原型,其实就是我父亲在陕北判过的一个案子,在那个案子中,刘巧儿的原型叫做封捧儿,其父贪慕虚荣,使得封捧儿婚姻不得自主。我父亲在深入调查之后,维护了封捧儿的婚姻自由。几十年后,封捧儿七十多岁了,有一次见到她,她还拉着我的手说:“马专员好人啊!”为什么会有这么持久的影响力,是因为父亲真正为老百姓做了事情,改变了群众当时对婚姻的认识,懂得了如何争取自己的幸福,所以老百姓永远记得他。
2023-04-25
“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揭幕 4月22日下午,“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揭幕暨“论法有方”APP上线仪式在新京报社举办。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一级巡视员、中华司法研究会秘书长李晓,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生,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马锡五之子、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顾问马秦宁,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院长马成,新京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刘军胜等有关领导、专家学者以及马锡五亲友代表出席并进行交流座谈。 4月22日,“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揭幕暨“论法有方”APP上线仪式在新京报社举办。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共建实践基地,服务法治建设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以马锡五的名字命名的。延安时期,马锡五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审判过轰动一时的“封捧儿婚姻案”,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从事司法工作20年间,马锡五为人民司法工作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实行的一整套“注重调查研究、方便群众诉讼、就地解决纠纷”的司法理念和审判制度的统称,承载着新中国红色司法文化一切为了人民、注重调查研究、就地化解纠纷、追求案结事了、倾听群众感受的精神内核。源于人民、为了人民是人民司法的根本属性,是人民司法传承至今的红色基因。 2020年11月16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专门提到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将其作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单独把法治建设作为专章论述、专门部署。今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将其作为在全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新京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刘军胜表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并未过时,大力弘扬、传承践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同样具有十分独特的时代价值与重大意义。作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新京报社深刻认识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需要主动服务和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基于这一使命,新京报社与西北政法大学精心策划、积极作为,共同建设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旨在探寻法治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走深走实。 位于新京报社一楼的基地展厅,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和文字资料,分五部分对“马锡五审判方式”形成过程、马锡五审理的经典案例、马锡五的生平等作了详细介绍,呈现了马锡五光辉的司法生涯,以及“马锡五审判方式”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汪世荣、马秦宁、刘军胜、范九利(自左至右)为“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揭牌。 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主题座谈会共议“传承红色法治基因” 座谈会上,各方领导、专家学者共同见证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的揭幕仪式,并围绕“深刻认识马锡五审判方式,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进行了深入交流,对于线下基地与线上平台的未来建设与运营,给予意见和建议。 著名法学家、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顾问徐显明以视频形式致辞。他首先对基地揭幕表示祝贺,并指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内涵在当代具有重大价值。一方面,它具有红色基因,是在党的领导下创立的,这是鲜明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它和我们今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要求一致,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都有发扬光大。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一级巡视员、中华司法研究会秘书长李晓表示,“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司法理念和审判制度的创造性贡献,是人民司法制度的源头活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被誉为“东方经验”,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传承和弘扬。希望基地继续发扬马锡五同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精神的价值追求,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生表示,新京报和西北政法大学共同建立的基地找到了新时代法治文化的创新点,不仅阐释和挖掘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历史原貌,更重要的是对实现人民司法宗旨的推动作用。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围绕基地建设,阐述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当代价值。他表示,学校将以此次基地揭牌为契机,加强与新京报社的全面深度合作,将科学研究与传播传承有机结合,大力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传播红色法治文化。 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院长马成介绍,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已出版相关著作5部,发表研究作品近百篇,下一步将深入做好陕甘宁边区法制史、“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基础研究,持续加强与实务部门的合作,将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做大做强。 马锡五之子、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顾问马秦宁生动讲述了父亲的生前故事,从红色基因传承的角度阐释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持久生命力。他提到,以马锡五为代表的老一辈司法工作者集中智慧创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 会后,各位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 “论法有方”APP全新上线 在“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建设的基础上,新京报社同时研发了“论法有方”APP,借助媒体优势,探索拓展内容传播、信息服务新方式,面向全社会提供普法宣传教育、法律问题咨询服务,以及法律学术互动交流的专业平台。 范九利、刘军胜、李晓、张生(自左至右)共同启动“论法有方”APP上线仪式。 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论法有方”APP将与“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实现线上、线下的有机融合,有助于真正搭载起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载体、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法治教育基地平台、形成法治服务群众的新型载体、建立媒体连接法治服务的移动载体。
2023-04-25
4月20日上午,2023年“耕耘者振兴计划”西安阎良乡村治理骨干送教班开班,共有来自阎良区的60名乡村治理骨干参与其中。本次培训为期5天,旨在培养一批具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相协调、与现代化乡村产业需求相适应,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乡村治理骨干团队。 本次培训采取专题讲授、主题研讨、案例分享、分组路演等多种形式开展。由西北政法大学从师资配备、课程设置、组织管理等方面精心准备,邀请了陕西省委农办、西北政法大学及深圳经理学院的专家学者、学员代表,通过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相关政策的解读,全国乡村治理优秀案例的拆解及应用,结合信息化、数字化工具,引导乡村治理骨干吃透政策,学会使用新型互联网工具,为阎良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推动广大农村社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耕耘者振兴计划”是农业农村部发挥社会力量,助力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由农业农村部与腾讯公司合作组织实施,面向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开展的免费培训。本次培训是农业农村部全面启动“耕耘者振兴计划”之后,西北政法大学举办的首期“耕耘者振兴计划”乡村治理骨干送教班,将对提升当地乡村治理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起到积极作用。
2023-04-21
西北政法大学聚焦“四力”推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近年来,西北政法大学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深刻把握后疫情时代学生心理育人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聚焦“四力”,推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新局。 ——顶层聚力,强化安排部署。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前,该校两次召开学生返校专项工作会议,集中研判“后疫情时代”学生心理的共性问题,重点部署开学季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疏导工作。该校制定实施《西北政法大学以“开学第一课”为重点开展春季学期系列教育引导活动工作方案》,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作为“开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进行系统安排部署。校院领导下沉一线,深入学生班级、宿舍、食堂进行走访调研,了解学生心理、思想状况及现实需求,把脉问诊,用心护航学生心理健康。 ——全员合力,细化精准排查。该校依托家校联动机制,开学前由辅导员对上学期出现危机事件的学生及家长进行回访,提前研判重点学生的心理、思想状况。开学一周内完成全体学生心理健康排查,为重点学生建立、更新心理档案,做到全面掌握、不漏一人。对因心理原因休学期满,本学期复学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评估,有针对性地制定教育疏导策略,确保学生健康安全。 ——多线发力,深化心灵培育。该校开展开学系列主题班会,由心理中心专职教师精心准备班会内容,确保主题班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应对学生关心的返校适应、期末考试、疫情焦虑等问题,发布系列微信推文,增强学生心理问题觉察及主动求助意识。该校精心组织为期15天的“春华暖心”开学季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展,全方位宣传普及“后疫情时代”心理保健知识,引导学生以更加理性、阳光的心态投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中。 ——朋辈助力,优化帮扶机制。该校严格遴选、系统培训,发挥“蒲公英”朋辈辅导工作室的帮扶优势,建设专门场地、开通倾听热线,50余名朋辈咨询员扎根学生之中,提供倾诉疏导服务。该校发放《致班级心理委员一封信》,各学院组织召开心理委员及宿舍舍长会议,强化学生骨干的朋辈辅导和危机观察职责,鼓励他们主动开展丰富多样的朋辈育人活动。该校创新“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按宿舍楼层设立朋辈辅导员,积极开展朋辈教育帮扶活动,强化心理疏导、学习互助、隐患排查、矛盾调解等环节中的朋辈帮扶力量。
2023-04-17
完善法学教育管理体制 更好培养新时代法治人才 王 健 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擘画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领导体制、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相关要求和组织实施保障,对于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意见》关于法学教育管理指导体制的安排部署,充分体现了坚持问题导向和对重大问题敢于啃“难啃的骨头”的一贯要求,抓住了我国法学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到2025年法学教育管理指导体制更加完善的目标,为解决过去多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过去多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和政策依据。 形成更加完善的法学教育管理指导体制,首先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全面领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把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和推进,中央依法治国委加强统筹规划,加强中央依法治国办对法学教育工作的宏观指导。中央依法治国委在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重大问题上居于牵头抓总的位置,管宏观、谋大局、抓大事,研究提出战略性、前瞻性方案,实现集中领导、高效决策、统一部署,重点推动解决部门、地方解决不了的重大事项,协调解决部门、地方之间存在分歧的重大问题。总揽不包办、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中央依法治国办加强对工作的协调、督促、检查、推动落实,在组织管理体制上体现坚持党对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工作全面领导的政治要求。 其次,要加强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对高校法学教育工作的指导,会同有关法治工作部门密切协作、形成合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加强教育和司法行政两部门对高校法学教育工作的指导,是从明确法学教育管理责任主体和管理权限的一般意义和表述内容的完整性上讲的。教育主管部门多年来积极履行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全国高等教育管理职能,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校。目前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不断推进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赋予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对于司法行政部门,首先要赋予其管理指导高校法学教育的职责,解决司法行政部门在机构设置、职责范围和人员编制从无到有的问题,进而不断加强。改革开放后,司法行政部门遵照中央指示积极恢复和发展法学教育事业。2000年全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后形成的目前的机构职能和职责范围并不包括管理指导法学教育的内容。加强司法行政部门对法学教育工作的指导,是当前法学教育管理指导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是关系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如何有机衔接以及能否实现2025年法学教育管理指导体制建设目标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 第三,要推进法学院校改革发展,分类建设和管理法学院校,发挥好重点政法院校的骨干示范作用。《意见》用“法学院校”一词指称法学教育机构,仅在完善管理指导体制部分使用了一次“政法院校”。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整合全国法学教育资源基础上,按照全国大区均衡布局的需要设立的五所政法院校,在布局和功能上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引领性和辐射带动效应,为新中国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时代要充分发挥重点政法院校的骨干示范作用,就必须对政法院校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必须要有若干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影响带动全国各大区域的重点政法院校作为工作抓手,仅有一两所面向全国的政法院校根本不够。 第四,发挥好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全国司法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法学专家委员会作用,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委员比例,优化人员组成,提高法学教育指导管理水平。此外,各级党委、法治工作部门、中国法学会、组织人事、宣传、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都要按照《意见》要求履行好相关职责。法学院校和科研院所党组织履行好办学治校主体责任。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资源信息网络平台,推进资源整合,实现系统集成、资源互联共享。
2023-04-17
义诊进社区 健康伴你行 4月11日,西北政法大学社区联合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和爱迩德国际医养中心,在社区开展“守护时光,携爱同行”健康义诊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送去健康和平安。 活动现场,前来就诊、咨询的群众络绎不绝,医院各科室专家耐心问诊、热情指导,免费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针对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不同病症和个体差异提出专业的诊疗建议。在为居民提供义诊的同时,医生们耐心细致地为居民答疑解忧,并对其咨询的问题给出合理建议,引导社区居民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文/图: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静
2023-04-12
延安时期党如何在高等干部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徐 鹏 王梦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安全之基、民族团结之本、中国精神力量之魂。延安时期,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高等干部学校开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如中共中央党校民族班,陕北公学蒙古青年队、民族部,延安民族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国女子大学的少数民族班等,形成了符合实际、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民族团结教育理论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工作者,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完善的课程体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渠道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干部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方针政策,根据边区抗战需要及各民族学员的实际情况有区别、有侧重地联系实际安排课程,主要开设了政治课、文化课以及少数民族文化课三大课程体系。政治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课程,为提高干部人才队伍战斗力夯实了基础。该类课程主要对各民族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国家的民族政策教育和时事政治教育,具体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党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等课程,旨在激发学员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文化课是学习其他课程的重要基础,主要包括语文、体育、历史、地理、算术、音乐等方面的课程。通过文化课的学习,学员在文化知识水平上有所提高,对政治理论课的学习也变得更加轻松。特别是语文课的学习为各民族师生搭建了沟通与交流的语言平台,增进了彼此的认识和了解。少数民族相关课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课程,如少数民族语文课,旨在培养精通两种语言文字的优秀干部;民族发展史和民族问题专题研究等课程加强了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学习研究,为以后的实际工作打下理论基础。 雄厚的师资队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保障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多次为陕北公学的学员进行授课。据统计,在1937年10月到1938年8月,毛泽东曾先后九次为陕北公学的学员讲授革命战争的基本问题,著名的《目前的时局和方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都是根据他在陕北公学的演说整理出来的。艾思奇、王铎、何干之、李培之、李凡夫等也都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到陕北公学兼任教员、每月都要到学校为学员至少作一次时事报告。此外还有经验丰富的军事将领和工农干部及来自国统区和其他地区的知名学者、文化名人为陕北公学和民族学院的学员授课。针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专门聘请熟悉各民族文化的语文教员,提高学员运用民族语言的能力。如陕北公学的蒙古青年队开设了蒙古语文课,聘请曾在蒙古学习过、蒙文熟练的张禄担任蒙古语文教员。延安民族学院搬迁到定边以后,根据形势需要新增了一门关于伊盟蒙古族和陕甘宁回族概况的课程,为了加强蒙古语教学,特意从伊强请来了蒙古族教员。 多样的教学方式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 延安时期,高等干部学校的干部人才培养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一方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日常教学与抗战工作相联系,用革命的理论联系具体的实际。陕北公学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忠实践行者,融课堂教学与实践工作为一体,使各民族学员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带领学生走出学校到基层政府和民众组织中去做政权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组织学员参加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等各类实践演习活动。延安民族学院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教学以及调查研究的方法。学院成立了蒙汉秧歌队,通过戏剧作品展演的方式向伊盟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同时“调查和取材于当地的实况”,增强了宣传效果。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乌兰夫根据中央指示从民族学院抽调了一大批学员到内蒙古开展工作,通过积极向农村地区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建立地方革命武装等基层工作强化了广大学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党注重发挥少数民族英雄的榜样示范作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模范英雄运动,树立了一大批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少数民族英雄,如那素滴勒盖(蒙古族)、李红光(朝鲜族)、陈翰章(满族)、马本斋(回族)等。并通过《解放日报》对民族英雄的抗日事迹大力进行宣传报道,促使边区高等干部学校形成了学模范的热潮,充分激发和强化了各民族学员的爱国热情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动了各民族学员的革命积极性,增强了抗战的全民族力量。 和谐的校园氛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作为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延安时期,各高等干部学校延续了这一政策。在宗教信仰方面,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日常宗教生活习惯。如每逢周五或重大节日时,延安民族学院允许少数民族的师生到清真寺做礼拜、进行宗教节日活动。在饮食方面,学院尊重回民学员的饮食习惯,不仅专门开设了回民灶,而且要求其他民族学员不得使用回族的器具,不得在回族学员面前吃猪肉等。同时,延安各高等干部学校始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原则。陕北公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团结民主的统一战线作风。学校在开学第一天就把教育计划向学生公布,经过学生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延安民族学院秉持“平等民主、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的校训,学员们通过民主选举的原则成立了学生会、选举出了自己的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候选人,各民族师生之间呈现出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 延安时期,党在高等干部学校开展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提高了各民族学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激发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强化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进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力推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进程。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陕西省教育厅2022年青年创新团队建设科研计划项目“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会制度及其当代启示”(22JP093)阶段化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04-07记者观察:法学类毕业生联盟招聘会“供需旺” 240多家单位1万余岗位“待英才”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的“黄金期”,陕西省2023届普通高校法学类毕业生联盟招聘会今天(4日)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为法学类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记者采访发现,现场提供的就业岗位专业匹配度高,学生投递简历热情高,求职招聘呈现“供需两旺”。
2023-04-06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以良法促善治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传统西方中心主义法治叙事难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中国以恢宏的法治实践和独特治理效能,为法治文明对话提供了新视角。提炼并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的必然之举。立足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成就,分析其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探索法治实践深化与法治传播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时代呼唤中国法治叙事 全球化使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时代主题。有学者提出,“文明冲突”并非历史必然,以平等、尊重为基础的“文明对话”才是人间正道。“叙事”作为传递价值理念、塑造集体认同、解释实践逻辑的核心载体,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法治领域,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被塑造为“唯一成功叙事”,非西方世界的法治探索则被视为例外或偏离。然而,金融危机、地缘冲突等暴露了西方治理模式的深层矛盾,其法治叙事的光芒日渐黯淡。中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实践证明,法治现代化道路不止一条。系统提炼中国法治实践经验,形成既能解释自身成功之道又能与世界沟通的中国叙事,是紧迫的时代课题。这并非制造新的话语霸权,而是丰富人类法治文明,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参考与可能。 中国法治叙事的内在逻辑 中国法治叙事的内在逻辑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引领,体现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卓越成就。 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引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中国法治叙事的核心所在。其一,明确了根本保证,即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确保了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有效避免了陷入“党争纷沓、决策僵局”的治理困境。其二,确立了价值旨归,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超越了形式法治的局限,追求实质性的公平正义。其三,体现了系统观念,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展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系统性。其四,具备了全球视野,提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是以法治实践构建中国叙事。新时代以来,中国法治建设成就是中国叙事最可信的素材。在法治国家层面,宪法权威得到有力维护,宪法实施和监督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完善,国家安全、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立法成果斐然。司法体制改革纵深推进,司法责任制、互联网法院的先行探索以及智慧法院的全面建设等,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和效率。 在法治政府层面,“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各级政府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依法行政水平显著提升。数字政府建设优化了政务服务流程,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行政决策的程序法治化有效遏制了“任性用权”。 在法治社会层面,新时代“枫桥经验”焕发活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日益完善,诉源治理成效明显。“八五”普法规划深入实施,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氛围逐渐形成。这些全方位、开创性的法治实践构成了中国法治叙事。 中国法治叙事面临的挑战 我国拥有丰厚的法治实践基础,但中国法治叙事融入全球对话仍面临挑战,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等问题。 “他者”视角的误读与偏见。国际舆论惯用“民主—威权”二元框架裁剪和评判政治、法律实践,忽视了中国法治道路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蕴含的治理逻辑与显著效能。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阻碍了全球南方的叙事传播。 “自我”叙事能力的短板。概念话语“翻译”困境突出,如“全过程人民民主”“诉源治理”等概念的翻译难以准确对应西方法学话语,直译易致误解。叙事方式有时较生硬,缺乏具体、生动案例,以贴近对象国民众习惯的叙事话语与方式传递理念和价值的叙事能力较弱。学术、政策与传播话语转换融合尚不充分。 对话平台的“西强我弱”。多数国际学术平台、主流媒体仍由西方主导,中国设置议题、传播理念常处于被动回应地位,较难掌握话语主动权。 构建中国法治叙事体系 要构建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法治叙事体系。理念层面:坚守“文明对话”的平等与包容立场。倡导互学互鉴,尊重各国法治多样性。既要向世界阐明中国道路,又要提炼应对人类共同治理难题的普遍规律,以引发共鸣。 内容层面:提炼融通中外的标识性概念。挖掘中华法系“礼法共治”“德主刑辅”等精髓,赋予其现代内涵。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具体国际法治规则,在数字经济、气候变化、外空治理等新兴领域提出中国方案。选取典型案例,通过具体故事传递中国法治理念。 方法层面:创新叙事传播的路径与方式。推动叙事主体多元化,鼓励专业人士和社会公众通过国际交流、合作项目、民间交往等多渠道讲述中国法治故事。搭建利用多边平台,主办高端论坛、民间对话,推动中国学术与法治文化“走出去”。精通话语转换,培养深谙中国法治精髓、通晓国际传播规律的专业人才队伍,创新策略与方法,借助社交媒体、文化产品等形式,增强叙事亲和力。 法治文明对话不应由一种声音垄断,中国以成功的法治实践为全球对话提供了新的叙事可能。这一叙事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扎根中国实践,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平等交流。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提升法治叙事能力,才能阐明中国法治道路、展现中国法治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这不仅关乎国际话语权,更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责任。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译介与传播研究”(2022K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法治叙事为全球对话注入新动力
Since 1999, a Philippine military vessel built during World War II has been grounded at the Ren'ai Jiao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says that by doing so, the Philippines gravely violated China'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What is the vessel? And why it is there? CGTN reporter Zheng Yibing explains. 【中国国际电视台】我校潘俊武教授接受CGTN采访 解析仁爱礁争端法律实质 https://news.cgtn.com/news/2025-06-19/Dark-side-of-the-grounded-Philippine-ship-1EkvduLK8j6/p.html
3月13日上午,“《生态环境法典》:开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篇章”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会上,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赵万东为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授旗。 赵万东表示,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的成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举措,希望宣讲团迅速架起法典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扛起时代责任,全方位、多层次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坚持研以致用、深学细讲,争取产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 《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被确立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迈向了系统化、集成化、法典化的全新阶段。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依托学校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研室建设,由专业教师、在读学生与校友共同参与。 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团长韩利琳教授、副团长薛亮教授表示,将立即行动,凝心聚力,踔厉奋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投入到法典的学习、宣传和实践中去,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西北政法大学的力量。 【西部法治报】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成立 【群众新闻网】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成立 【西安发布】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授旗成立
为深入落实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要求、推进网络犯罪防治工作,西北政法大学讲师董昊赟指出,坚持党建引领是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推进网络犯罪治理的根本保证。唯有以党建为核心牵引,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网络空间治理效能,深入推进网络安全技术与现代治理机制系统性变革,才能持续优化网络空间环境,更好履行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的责任使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网络安全屏障。 党建领航定向,夯实公安网络治理政治根基 董昊赟认为,党建引领是公安机关激活新质战斗力、推进网络犯罪治理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公安机关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党的领导贯穿网络犯罪治理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她提出,要把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党建工作重要内容,引导公安民警增强网络犯罪治理的政治、思想与行动自觉;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网络诈骗、电信诈骗、数据泄露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将党建工作成效体现在打击犯罪、守护民生的实际行动中,确保公安网络犯罪治理工作沿正确政治方向前行。 党建赋能提质,构建警务发展新形态新体系 针对数字化、信息化带来的公安工作新挑战,董昊赟表示,需以党建引领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建设,推动党建与警务模式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技术革新、机制优化与人才建设。 各级公安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联建、支部共建打破警种壁垒、整合内部资源,引导党员民警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中攻坚克难;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网络犯罪侦查、技术防控党员攻坚突击队,推动警务工作实现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静态管控向动态治理、粗放作业向精准打击的转变,构建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精准打击的全链条防控体系,全面提升网络犯罪治理专业能力。 党建融合数智,推进主动警务模式提档升级 董昊赟强调,智能化、数智化是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建设的关键支撑,党建引领为数智融合驱动公安工作提供组织保障与动力源泉。 各级公安机关要推动党建与数智化建设深度融合,将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数智化警务发展优势;强化民警数据赋能意识,把数据采集、分析与应用能力纳入党员民警教育培训和考核体系,引导党员民警带头学用数智化技术;以党建引领推动防范关口前移,实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阻断,从源头遏制网络犯罪,让数智化成为提升警务处置能力的核心抓手。 党建聚力协同,织密全域网络风险防控体系 面对复杂严峻的网络犯罪形势,董昊赟指出,仅靠公安机关单一力量难以适配新时代治理要求,党建是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协同治理的核心纽带。 公安机关党组织要主动牵头,与网信、工信、金融、司法等部门开展党建联建共建,建立跨部门党建协同机制,打破信息壁垒、推动资源共享,搭建数据共享与智能化研判平台;以党建凝聚全社会治理力量,消除防控漏洞,构建公安机关牵头、多部门参与、全社会协同的综合治理格局,织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域网络风险防控体系。 董昊赟总结,网络犯罪治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核心任务,公安机关必须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党建激活新质战斗力,推动警务工作转型升级,将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网络犯罪治理实际效能,为保障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公安保障。 【中国日报网】董昊赟:坚持党建领航 筑牢网络安全治理根基:https://cnews.chinadaily.com.cn/a/202603/11/WS69b1213da310942cc49a295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