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郑卓然 9月8日，来自西北政法大学和西安邮电大学的240名十四运会赛会志愿者，在陕西奥体中心体育馆进行为期一天的志愿者通用知识培训及演练，以确保即将举行的体操成年组比赛顺利进行。 早在7月11日至14日，这240名志愿者已为该场馆举行的十四运会体操青年组比赛提供了志愿服务。他们积极主动、真诚热情的良好精神风貌和敬业奉献的专业素养，赢得了参赛运动员和赛会工作人员的好评。 担任赛会礼仪志愿者的西安邮电大学学生王新雨认为，志愿服务要有端正的态度和认真负责的心态。她说：“在颁奖过程中，礼仪志愿者会入镜，这对我们的要求就更高，需要我们时刻保持礼仪志愿者的最佳仪态。”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赛事顺利进行，比赛期间，十四运会项目竞委会和校方对志愿者进行统一管理，安排专车接送，定期进行核酸检测，并配合志愿者做好生活学业及其他方面保障工作。240名志愿者被分配到综合协调处、媒体转播处、反兴奋剂处、志愿者与观众服务处等12个处室，结合自身特点，在不同岗位上开展工作。 “我主要负责引导获奖运动员团队进入混合采访区接受采访。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却极考验细致与耐心。”赛会媒体转播处志愿者、西北政法大学学生李紫怡说，“这些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体验到了竞技体育的魅力，虽然不能直接参与拍摄转播，但志愿服务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 据了解，本届全运会将实现视听体验和传播模式新突破，各项比赛的转播极为重要。媒体转播处的志愿者虽然不直接参与比赛的拍摄录制，但却担负着协助媒体转播、记录比分、后勤保障等任务，辅助媒体做好赛事转播和报道工作。 “同学们的志愿精神和服务能力让我非常感动。”赛会志愿者与观众服务处副处长、西北政法大学教师许鸣笑着说，“我是服务志愿者的志愿者，主要负责和场馆的对接工作，同时要做好我们学校志愿者的后勤保障，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志愿服务中。”

《红星》报创刊号 《红星》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也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全面指导红军建设的第一份军报。它于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到1935年8月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川陕甘地区终止出刊。在近4年的军事宣传实践中，《红星》报聚焦报道重大军事斗争，重视思想政治建军；坚守军事宣传动员的根本，积极服务红军军事文化生活；夯实强化军事宣传动员的基础，全面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宣传动员经验。 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军 共产党领导军事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军报姓党”。思想政治工作是军队建设的灵魂。《红星》报发刊词《见面话》（1931年12月11日第1版）一文，明确将自身界定为“政治工作指导员”和“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为此，积极宣传党中央路线、方针和总部领导机关的最新指示、命令，灵活指导红军开展军事战斗。通过刊发文件的形式，发表《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明确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对遵义会议精神进行公开报道，但是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党内外斗争形势下，这是需要很强的政治勇气和敏锐性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还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对遵义会议进行宣传介绍和表示拥护支持的红军公开报道。 同时，《红星》报广泛传播红军纪律、党对少数民族群众及其上层的统战政策，先后刊发了系列理论阐释类文章和介绍典型政治工作经验的专题文章，分门别类指导红军开展具体政治工作。该报特设了“党的生活”专栏，发表指导开展党建工作的文章《小组会是怎样开的，应该怎么开？》，介绍党小组如何开展工作、怎样当好党小组组长和支部书记等诸多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工作经验，这不仅是对三湾改编以来，特别是古田会议突出革命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和作风的很好继承，而且对加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意义重大。 密切服务军事文化生活 《红星》报密切贴近红军官兵的文化生活实际，追求宣传策略多元化，生动报道红军内部的军事文化生活，协助组织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指导和服务红军军事文化建设。宣传体裁既有辛辣的社论、评论，又有朴实的消息、通讯，也有故事、唱歌、民谣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还有活泼的漫画、谜语，较好地激发了受众的参与热情和持续关注。 《红星》报特设“列宁室工作”专栏，从广大红军官兵文化水平较低的实际出发，指导军队建设列宁室，发表《列宁室的工作怎样做？》，要求列宁室建设“绝对不能只偏于体育运动和娱乐等工作，特别要注意到理论训练和文化教育”。多次刊发《本刊启事》征集红色娱乐素材，设置了“红军歌谣”“红军歌曲”“红军诗歌”等文化建设类副刊，广泛发表征集到的红色歌曲和民间歌谣，刊登与军事有关的测试题目、谜语、武器装备图片、漫画等。此外，报纸还发表了诸多专题介绍文化宣传方法和经验的文章，如唱口号、办墙报、开晚会、作宣讲、猜谜语、画漫画等，大量刊登文艺题材和娱乐题材的稿件，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便于操作和效仿，为部队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和军事游戏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既十分有助于丰富和提高红军军事文化生活，又增强了报纸的吸引力和宣传效果。《红星》报因而被广大红军战士誉为“良师益友”。 全面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 据邓小平回忆，他担任《红星》报主编时，“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因此，建设一支来自广大红军的强有力的通讯员队伍十分迫切。《红星》报创办过程中，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报纸编辑部积极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约稿，周恩来、王稼祥、洛甫、陈云、朱德、彭德怀等近20位中央和军队领导人是报纸的积极撰稿人，他们阐述中央精神、分析革命形势并提出斗争策略与方法，积极扩大《红星》报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通过《红星》报而保存下来中央和军队领导人的大量早期军事理论文稿，为后人开展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与此同时，《红星》报编辑部非常重视培养和拓展通讯员队伍。设置“通讯员”专栏，尤其注重在一般的工农群众中发掘和培养通讯员，建立广泛的通讯员网络，并经常刊登指导和提高通讯员业务工作的文章，以帮助其提高宣传业务工作水平。据《在本报的一周年向我们的通信员说几句话》（1934年8月1日第8版）记载，此时的报纸已有通讯员500余人，骨干通讯员100余人。据《编者的话》（1932年3月23日第4版）报道，“近来收到的稿件颇多”，但是因为报纸版面有限，不能同时刊发，随后将陆续发表，这也从侧面充分说明了报纸的通讯员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利用通讯员群体这个桥梁和纽带积极密切联系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体，听取和吸纳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近4年的军事宣传动员实践中，《红星》报全面深入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红军内部和农村社会实施了宣传、动员、整合和改造，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红军建设，活跃红军生活的阵地，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新闻舆论工具的政治作用。作为党的军报史上的早期杰出代表，《红星》报为后来党报、军报的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办报经验，也深远地影响了延安时期党报的办报原则、办报方针和具体新闻实践，这对于新时代党报军报新闻宣传工作的守正创新和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陕西网讯（记者 南楠）9月11日，第22个“世界急救日”,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关爱生命，“救”在身边的社会风尚，进一步广泛传播救护知识与理念，增强公众防护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在校园内开展“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为主题的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及急救模拟演练活动。 活动现场，陕西博爱红十字应急救护服务中心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对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现场应对等知识进行了详细讲解，并让学生和社区居民参与其中，掌握急救技能。通过现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和现场演示等方式，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不断提高群众的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的意识与能力。 “这次活动，学习到非常实用的急救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如遇到危急时刻有人需要帮助，我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争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宋文源说。

西安发布讯 9月11日是第22个“世界急救日”。当日上午，雁塔区长延堡街道西北政法大学社区以“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为主题，通过开展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及急救模拟演练，增强公众防护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活动现场，陕西博爱红十字应急救护服务中心培训师对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等情况应对进行了详细讲解。通过现场演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不断提高居民群众的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意识与能力。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到了非常实用的急救知识。如果有人需要帮助，我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小宋说。 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车阳阳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兴国为己任，必须建立严密完善的运行体制和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的监督体制机制。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这个“法度”，主要就是以党内法规为脊梁的党的制度。坚持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中国之治”的一个独特治理密码，是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张金色名片。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兴国为己任，必须建立严密完善的运行体制和机制，探究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制度设计实现党的监督保障的制度化、规范化，形成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的监督体制机制和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的保障体制机制，促进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 确立党的监督体制机制 构建监督制约的体制机制是任何组织体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公共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的地位。只有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完善监督体系，才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总结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建立健全监督制约体制机制，要坚持以下几个方向的工作： 尊崇党章。党章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也是开展党内监督的根本依据。“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党内法规要把党章对党内监督的要求细化、具体化，保证党章党规党纪在全党一体执行。要突出党内监督的政治性，重点对党组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等情况强化监督，加强监督检查，严明政治纪律，认真受理检举控告，加强约谈函询，严格执纪审查，维护党的肌体健康。要强化问责，对责任落实不力的要督促整改直至严肃查处。 突出“两个围绕”。“两个围绕”，即围绕理论、思想、制度构建体系，围绕权力、责任、担当设计制度。做到责任清晰、主体明确、制度管用、行之有效。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党的监督是全方位的。从监督对象来看，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党的监督工作针对的对象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确立党的监督体制机制就是要实现对党组织和党员活动的全覆盖。 突出民主集中制。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强化党内监督必须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加强党的监督，就要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党的监督的权威和责任首先来自党组织，各级党组织应当对党负责，履行好主体责任，加强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同级纪委所辖范围内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加强党的监督，就要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要扩大人民群众和普通党员的监督权，解决“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党员是党内生活的主体，要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勇于触及矛盾问题，敢于斗争，积极行使党员权利、认真履行监督义务。 突出“关键少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党员领导干部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一把手”作为“关键少数”中的关键，是党内监督的重中之重。要通过组织和制度创新，把“一把手”的个人有关事项、决策和用人情况等在适当范围公开，接受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监督。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促使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 确立党的保障机制 监督和保障是相对应的。保障党员基本权利是维护党内团结，加强党内民主的基本保证，也是民主集中制在党内法规中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是保障党员权利的基础主干法规，对党员的基本权利、行使形式、保障手段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党的保障机制包括权利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帮扶机制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十九大确定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落到实处，需要广大干部更加积极主动地担当作为。要以有效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动力为主线，以解决干部不想为、不能为、不敢为等问题为重点，大力教育引导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 建立健全鼓励激励机制，释放党员干部活力。考核评价机制是鼓励激励机制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评优评先和选人用人的前提条件。考核体系要体现差异化要求，对任期责任目标和年度责任目标，分别采取不同方式进行考核，强化考核结果分析运用，将其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评先奖优、问责追责的重要依据，杜绝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的问题。要制定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将考核的原理和经验转化为制度，构建完整的干部考核工作制度体系。将考核结果与评先奖优、选拔任用挂钩，引导干部争先创优、干事创业。例如《陕西省党政干部鼓励激励办法（试行）》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对象按照优秀、良好、一般等次核发奖金，奖金差额发放到人。年度考核获得优秀等次的党政干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奖金提高10%。”同时，要大胆提拔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的干部，给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提供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平台。坚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干部，公平公正对待干部，对个性鲜明、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不怕得罪人的干部，符合条件的要大胆使用，并将这些要求上升为制度。 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要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抓住实质，消除担当作为的后顾之忧。结合动机态度、客观条件、程序方法、性质程度、后果影响以及挽回损失等“六个要件”，对干部的错误进行综合分析，区分清楚干部的行为性质，作出适当的处理。不能混淆党员干部所犯错误性质或夸大错误程度，更不能利用干部所犯错误泄私愤或打击报复。 建立能上能下机制。建立能上能下机制对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完善从严管理干部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干部“能上能下”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其重点和难点在于解决“能下”的问题。1962年邓小平在《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文中曾提及，“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因此，建立“能上能下”机制，必须以非凡的勇气坚持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将履职不力、工作平庸、不宜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果断调整退出，打破“隐性”台阶障碍。干部任用不能走单向通道，只能向前走而不能迂回，一人不动全线卡死，而要像“环形管道”可以出入畅通、上下联动，把有担当敢作为的优秀干部安排到重要岗位，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生态。 建立监督与激励并重的衔接机制 管党治党的目标由不同层次构成。反对腐败、治理乱作为只是管党治党的初级目标，“严管”不等于“管死”，管党治党目标不是“管死”，而是让党员干部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施展才华，全力以赴完成党和人民托付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前期，党的政策法规集中于治理歪风邪气和违法犯罪，在这一目标初步实现后，应当及时调整政策法规的重心，聚焦于引导激励党员干部积极肯干，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支充满活力的队伍。从红绿灯理论角度看，就是要充分发挥绿灯的作用。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保护担当者、宽容失误者、支持干事者，各级党组织要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者担当、为敢于负责者负责。让党员干部甩开膀子干，必须解除其怕出错的顾虑，避免出现“洗碗效应”。大力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浓厚氛围，使干部在科学的考评中释放潜能、合理的期许中主动作为、正确的导向中不断奋进。特别是对工作在困难艰苦地区和战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基层干部，给予更多理解和支持，在经济待遇、评先评优等政策方面给予倾斜，让他们安心、安身、安业，更好履职奉献。 管党治党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法规性相互交织的工程，也是一门艺术、一门科学，需要我们不断研究探索其规律，借鉴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并将其规律转化为规章制度，实现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一支纪律严明而又活力四射的队伍。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陕西工人报讯（记者 阎瑞先）8月11日上午，陕西省总工会与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座谈会，就法治建设、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加强法律知识培训合作等进行交流。 双方表示，要统筹谋划，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工会干部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为法治陕西建设贡献力量。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王瑞峰，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兰新哲，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孙国华、副校长李玉朝，省总工会二级巡视员贺英俊等参加座谈。

(《人民法院报》2021年7月2日第5版 学习强国 2021年7月28日转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以史为镜、以史明志，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我国法治的建设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历经磨炼、与时俱进。中国古代有着历史悠久的文明典章，完善发达的制度设计，灿若星河的法治传统，并且我们党也历来重视法治建设，了解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和根本成就，有助于认清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增强历史自觉。 回望祖先们走过的历程、留下的创造、挥洒的情感、坚守的风骨，更能让我们体认中华民族究竟曾为世界法治文明贡献过什么，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如何贯通过去的苦难辉煌、体现今朝的日新月异、描画未来的光辉前景。开创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局面，既需要我们不忘来处的既往，又要我们不畏前路的开来，习近平法治思想因此应运而生。习近平法治思想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法治建设长期探索中形成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结晶，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 “法者，始之端也”，国家治理的开端在法律，根本在法律，途径也自法律始。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纵观我国历史，国家强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生，而国家的倾颓与法律的缺位同样密不可分。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依靠法令严明，从“六国卑秦”的边缘小国，一跃成为“虎狼之国”，促使秦始皇统一六国，成就千秋霸业；汉初高祖与百姓“约法三章”到文景时期改革肉刑，再到武帝时期形成的“汉律六十篇”，法的发展为汉家天下的稳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隋唐以降，帝王励精图治，中兴盛世，一部《唐律疏议》震烁古今，不仅成为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基石，也奠定了后世中华法系不朽的根基。与之相反，秦末专任酷吏、妄加刑戮、苛法暴政招致二世而亡；隋末宪章遐弃、杀戮随心、刑罚无度、遂至于亡。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纪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 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中华法系产生于秦朝，隋唐时期日臻完善，清末以后中华法系的影响日渐衰微。与其他法系不同，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律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汲取了我国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思想精华，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在今天依旧熠熠生辉。 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 古代先民早在西周时期，便确立了“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的治国之策。到两汉时期的“德主刑辅”主张，再到隋唐时期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明朝的“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中国古代一直强调“为政以德、明德教化”的治理之道和“引礼入法、礼法合一”的立法精神。“刑”即“法”，“礼”即“德”，二者互相联系，综合为治，均为国家治理所必须，但是德礼重在通过感化教育的方式，劝民以礼、导民向善，刑罚主要通过惩处犯罪的方式，禁暴止奸、彰显善恶，这是中国古代经国家、定社稷的基本国策，有利于政权的长期稳定。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刑法赋予安邦定国的手段，道德造就纵横千年的信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久浸润下，我国提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里的“德”即道德，是我们代代相传、赓续不绝的文化底蕴与根基，内含家国情怀、孝悌忠信、劝善止恶、修齐治平、礼义廉耻等道德操守，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治理国家与社会，必须一手抓德治、一手抓法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法律规范行为，用道德缓和矛盾，将道德的教化功能与法律的强制作用结合起来，维护社会的稳定，用良法善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 在古代，“民本”一词最早见于《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语。将国家的治理、君主的权威与民心联系在一起，民心的走向关乎社稷的存亡。儒家提倡统治者以人为中心，施行“仁政”，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认为统治者只有爱民、信民、尊民、惠民、保民、护民，才能实现政权稳固、国运昌隆的目的。这一思想发轫于神权天道观动摇之际，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发展为“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深入探讨了人的社会价值，后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初步形成了维护人的生命与尊严的法律原则，成为君主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饱含深情、意蕴深刻。“同民心而出治道”，人心向背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也与我国法治建设的成败休戚与共。以人民为中心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今年是民法典元年，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了民法典时代，民法典立足中国实践，彰显中国特色。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贴近真实的社会生活、紧扣时代变化的需要、引领新的社会道德风尚，凝聚人民最广泛的共识，反映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构建起更为规范有效的权利保障机制，极大地增进民生福祉。 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 在中国古代一直秉持以和为贵、亲仁善邻的价值取向。宗法等级社会中，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府还是民间，上至明堂天子、朝廷大员，下至斗米小官、亲族邻里，中国社会一直强调严律己、明教化、知进退、息讼端、促和谐。在处理民间的纠纷时，更强调调处息讼，以此来稳定统治秩序；同时诉讼的繁简也是地方官吏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州县官吏处理民间细故时都注意贯彻“调处息讼”的原则，调处为先，合理、合情、合法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力弘扬承载着新中国红色司法文化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传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传统，培育红色文化、红色基因，在办案过程中了解群众的需求，注重调解审判结合、情理法结合，维护实质的公平正义，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安全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 在西周时，我国就已经确立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统治阶级强调要宽省刑罚、谨慎用刑，不能草菅人命。慎用死刑，防止滥杀，提倡慎杀、少杀，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宽仁慎刑、爱惜民命的法律传统。如在法律中逐步废除肉刑，限制刑讯，控制死刑的决定权，司法实践中实施三复奏、五复奏的死刑复核制度，践行“则天行刑、顺天行赦”的赦免制度，保障定期录囚的会官审录制度，完善处理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与审判制度，明晰告诉程序、确定审级制度、明确证据适用、强调死刑复奏、纠正冤假错案等等，无不是这一法律传统内核的体现。 今天，刑法当中的谦抑性原则与我国古代的慎刑思想在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都强调慎用刑罚、保障人权。例如在实体法中，严格设定死刑的适用条件；在审理程序上，死刑案件由中院审理，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规定了国家救济，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冤假错案，实行国家赔偿等等。在程序法中，也规定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司法人员回避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宽严相济、公道仁恕，实现司法公正。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 虽然在我国古代，一直强调的是尊卑有分，但是也不乏对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价值追求。早在夏朝时期就有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刑法原则，认为罪疑惟轻，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罪刑法定原则的滥觞；秦朝时也倡导“皆有法式”，用法律规范行为；在唐朝时，审理案件更强调要依律令做出判决；清朝时，确立了有限的罪刑法定原则，也就是限制官吏在审理案件时比附的权限。从中国法律发展的传统来看，援法断罪历史悠久，展现出对公平、正义、平等的向往，但是在封建王权专制压抑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皇帝擅权和比附断案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法制的发展。 所以，在现代刑法适用中要彻底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原则，让古代的平等观念真正扎根于今天中国法治建设之中。司法实践中适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只有法律能确定人是否犯罪，犯罪后以何种方式进行处罚，疑罪从无，禁止类推，保障人的基本权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 西周时，就已经确立了“三赦”制度，即对幼弱、老旄、蠢愚三类人的犯罪行为，可以从轻处罚甚至赦免；西汉时期，将“矜老恤幼”原则正式纳入律典，对于妇女、老人和孩童，监禁时免于佩戴刑具，除特殊的犯罪和诬告及杀伤罪外，符合年龄规定的老幼犯一般都可以免刑；南北朝时期又规定，对于家中老者无人赡养的罪犯，暂缓执行刑罚，允许存留养亲；唐律规定对于废疾、笃疾者一律可以收赎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于老弱妇孺的优待是一以贯之的，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慎恤悲悯、怜惜老幼的恻隐之心，展现了国家治理的仁德和刑法中的人道主义原则。这些精神蕴藉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千年不绝。 刑法当中对妇女、老人、未成年人适用特别处罚的规定与我国古代的恤刑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怀孕的妇女、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审判时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对于残疾人犯罪，从轻、减轻处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进行特别保护和审理，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彰显了国家的人文关怀。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承接汉唐盛世辉煌留下的治国之道，涵盖宋明兴旺繁荣延伸的富民之义，是祖先伟大的创造，是民族精神的延续，更是华夏儿女的信仰，在今天依然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其中传递的信息和能量有助于我们今天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新性的发展，新的时代也将赋予其全新的价值与内涵，再现大国之风范，创造出法治文明的新高度！ （本文系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团队”成果） (作者分别系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