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意义，要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红色体育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先进性的体育社会活动。强调体育启蒙作用的共产党人，不仅让体育服务于军队，更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全民参与的新式人民体育运动。延安时期是红色体育的成熟期，蓬勃发展的体育事业不仅鼓舞了边区人民的抗战斗志，还为促进军民融合、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寻路红色体育、赓续红色基因，对于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努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是红色体育的成熟期。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提出“发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1942年9月举行的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首届“体育节”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更是成为延安时期体育工作的总方针。直接揭示了发展红色体育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从而赢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一时期的红色体育具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完整的体育建制、丰富的体育实践活动等，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延安大学成立体育系、延安体育会成立、召开“九一”扩大运动会等，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体育社会活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促进军民融合，为革命队伍培养了身体强健、活力四射的干部梯队，从而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战争，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和全国的解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红色体育促进军民融合的杰出贡献。延安时期红色体育的开展为促进军民融合、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提升了延安军民的战斗素质。在延安地区广泛开展红色体育训练，能够时刻让部队和群众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部队中开展常规的军事体育训练，融合了红色体育趣味训练，保证既锻炼了身体素质又增强了夺取战争胜利的信心。延安红色体育运动的开展，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全体军民的身体素质，最大限度调动了军民抗战的积极性，全面提升了作战能力、战斗水平。其次，形成了军民融合的和谐氛围。延安时期内忧外患，人民群众饱受苦难折磨。在党的领导下，延安军民奋发图强、不畏牺牲、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积极推广和开展红色体育运动的训练工作，形成了军民一体、其乐融融的氛围，拉近了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加强了部队和人民群众的交流，改善了群众的精神面貌，使军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也缓解了战争带来的紧张情绪，形成了军民融合的和谐氛围。最后，培育凝聚精神，促进抗战胜利。延安红色体育的发展极其不容易，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敌人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对延安时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加之当时各类物资匮乏，发展十分艰难。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全体军民不畏艰难、自强不息、不怕牺牲的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铸就了延安的红色文化精神，使伟大的延安红色体育能得以蓬勃发展。从思想上武装人民群众，能够在战争的时候克敌制胜。进一步在延安地区宣传了爱国主义文化，凝聚了爱国主义情怀，为建立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延安时期，红色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鼓舞了边区人民的抗战斗志、培养了大量体育骨干、配合了军事斗争、丰富了根据地文化生活，同时也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创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体育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在自身的革命实践中，准确把握结合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道路。红色体育在发展过程中，所坚持的思想路线、拥护的政策方针以及所采用的体育组织形式等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义中国化的特色，开辟了中国体育发展的先河，为建国后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对我国体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领导者，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摆在首位，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坚定保障人民群众的教育权、体育权和卫生权。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广大革命群众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享有了进行体育运动的权利，人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体育的主人，开创了近代以来最具群众性的体育运动的兴盛局面。第三，坚持正确的体育工作策略。红色体育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另一个原因是采取了正确的体育工作策略，即体育运动军事化和体育运动经常化。艰苦的革命战争要求革命战士具有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力，红色体育一开始就是为革命战斗服务的，参加体育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增强军民身体素质，以承担起艰苦的生产建设任务和满足军事战争需求。红色体育紧密围绕战争形势，体育训练与军事技术学习、政治文化学习相互渗透，相得益彰。 寻路红色体育，赓续红色基因。它铭刻着初心使命，也将继续引领我们书写新时代“体育强国”的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革命形势相结合，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实践，培育出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人民的事业的伟大的“红色基因”。红色体育事业中流淌着红色基因，“红色基因”蕴含着“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我们要将红色基因融入新时代的体育事业，居安思危，寓军于民，充分发挥体育在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实现体育强国梦的重要作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我们更应该寻路红色体育、传承红色基因，加快中国体育事业的改革步伐，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事体育作出努力和贡献。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军民融合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西北政法大学“四方落子”多措并举，线上线下联动，精确掌握学生实际情况，全力保障学生的学习生活需求，把对学生的关心关怀落细落实，扎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育人工作。 ——一条主线抓育人，让抗疫信念更坚定。面对疫情防控形势，该校将“疫情危机”转化为“教育契机”，主动作为、精心筹划，挖掘疫情防控的育人功能，讲好战“疫”思政课，厚植爱国之情、砥砺爱国之志、引导报国之行。该校党委号召全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践行伟大建党精神，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冲得上去，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党员学生充分发挥党员的领导作用，闻令而动，下沉抗疫一线，“逆向”而行。该校在长安校区、雁塔校区成立疫情防控学生志愿者临时党支部，主动配合各部门开展核酸检测、物资保障、餐食服务等工作。该校通过开设“战‘疫’日记”“疫情下的校园花式生活”“战‘疫’有我，请党放心”等专栏，深入挖掘疫情防控中的育人元素，把疫情“战场”变为教育“课堂”，引导师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两类载体同发力，让抗疫服务更全面。该校党团共建，朋辈互助，坚持“线上线下”共同发力，推动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向菜单式、自主式转变。线下通过多方联动，发动学生组织力量，形成党员带头、党团共建、多方联动，各支部党员积极担当、主动参与，广大入党积极分子、共青团员和学生群众踊跃其中的抗疫局面。组织“青年抗疫突击队”，勇挑重担，把主动参与疫情防控作为党团组织彰显先进性的重要实践载体。在疫情防控一线设置团员“先锋岗”，树立青春榜样，增强责任担当，努力成为让广大青年师生能够随时看得见、找得到团组织。线上开设“学工干部战‘疫’合集”“学工战‘疫’纪”“同上思政课”等专栏，制作辅导员代表“快闪”微视频、元旦“云”晚会，同上一堂战“疫”思政课，拍摄宣传视频，谱写防疫歌曲《西北政法大学战“疫”Cypher》《长安·常安》等，讲好青春抗疫故事，弘扬向上向善正能量。 ——三级联动齐上阵，让抗疫机制更高效。持续完善纵横双向联动的管理服务链条，畅通信息渠道，落实落细疫情防控要求，筑牢健康屏障。纵向联动以“学院——年级——班级”为主形成三级管理服务体系，主要负责督促落实核酸检测、学生应急就医、建议意见反馈、学业心理等服务工作，保障核酸检测实现全覆盖。横向联动以“楼长——楼层长——宿舍”为主线形成三级管理服务体系，落实属地管理要求，做好物资配给发放、协助做好相关意见问题收集等工作，确保各项服务工作下沉、落实落细。 ——四项重点明任务，让抗疫成效更显著。该校明确四项重点工作，扎实做好学生学习生活的保障工作，将立德树人要求贯穿始终。一是着力做好思想引领。认真组织师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科学疫情防控知识，向全校师生及家长多次发出倡议，发挥师生、家校联动作用，在抗疫工作中选树典型，正向激励。二是严格疫情期间校园管理。细化优化校园疫情防控工作措施，引导学生有序、分批、错峰用餐、洗澡、理发、锻炼，保障学生生活必需。强化学校、学院、辅导员、宿舍网格化管理，确保学习生活防疫各环节平稳有序。落实落细疫情防控期间学生急诊和慢性疾病外出就医工作，做好学生关心关爱工作，筑牢师生战“疫”心理防线。三是分类满足学生需求。针对考研学生，通过“云”端会议、一对一谈话等形式舒缓学生心理压力，开展赠送贺卡、撰写祝福、录制视频、提供物资等活动，并组织辅导员集中领取备考学生考研复习资料；针对就业学生，做好就业指导和帮扶工作，开展网上简历、求职、专题培训等工作，提升学生就业技能。四是周密部署学生返校工作。该校细化工作流程，点对点统计学生行动轨迹、返校时间、返校交通工具及行程路线，逐一核实学生返校情况，建立“一人一档”返校信息台账，确保底数清、行程可追溯。

(东西问)刘进田：为什么说中华传统文化蕴含人权思想基因？ 中新社西安3月31日电 题：刘进田：为什么说中华传统文化蕴含人权思想基因？ 作者 刘进田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权概念虽是在西方文化中首先出现的，但中华文化中也自有其根芽和基因。“人最为天下贵”“仁者，爱人”……这些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人文主义传统思想，就是中国人权思想的宝贵基因。 人权的本质是对所有人的普遍关爱和平等保护，具有人类普遍性。普遍性的人权在不同文化和文明形态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不能以人类普遍性人权思想否定民族文化特殊性，也不能用民族文化特殊性否定人权的人类普遍性，应该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适应和相互阐释中推进人权价值的具体化理解和实践。 人权思想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主体根据 人权思想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历史文化形态基础之上的。超人文的神本主义文化和非人文的物本主义文化都难以形成人权思想。中国文化早在殷周之际就告别了神本主义文化，形成了人文主义文化，把价值主体从神转换为人，肯定人本身的价值，人的祸福吉凶善恶价值均由人自己创造，不由神定。因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所以必须“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尚书·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民代替天、神成为价值主体，重视人、关爱人成为新的价值取向。 观众参观“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强调人是主体、人是本体、人是根本。这就为人权思想提供了应有主体，即人。在中国文化人文主义精神中，价值就是人本身，不是神或物。这是关爱人的主体前提，是人权思想的前提和根据。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蕴含人权思想的观念、内容与主张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由于以人为价值主体，所以认定在万事万物中，人的价值是最高的、最贵的。这与人权思想完全一致。 中国人文主义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创立者孔子十分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论语》记载：“马厩失火，子退朝，问人，不问马。”荀子肯定“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张岱年讲，贵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价值。说人最为天下贵，就是说人是天下最有价值的存在。虽然在人之外也有珍贵的有价值的事物，但都是因为它们对于人有利有益，否则它们是无所谓有价值、也无所谓无价值的自在之物。 在人文主义价值观看来，价值因人而是，价值因人而有，价值因人而异，价值因人而易，没有离开人的价值。财产、财富等之所以有价值都是因为它们有益于人本身。“人最为天下贵”的重要价值观，是人权思想的根本观念。 人权思想主张肯定人、关爱人、爱护人、尊重人。中国文化人文主义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正是“爱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仁”。孔子曰：“仁者，爱人”。“仁”是儒家讲的各种德目的总德，此总德的涵义是“爱人”。作为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仁，是与关爱人的人权概念契合的。 作为“爱人”的“仁”，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即“恕”和“忠”。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不损害人；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就是帮助人。不损害人，是人权思想的要求，帮助人也是人权思想的要求。足见，儒家的人文主义仁学思想与人权思想是契合的。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主张人是最宝贵的，首要意思是指人的生命价值是最珍贵的。民间常言“人命关天”“杀人偿命”，是重视人的生命的表现。现在我们讲人的“生命至上”，也是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 图为深圳市民有序排队做免费核酸检测。中新社记者 陈文 摄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文化的信仰。因为天地给植物庄稼以阳光雨露，庄稼生长成熟给人以食物，人的生命得以存在和延续。君亲师，给人以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天地君亲师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是因为这是成全人的生命的资源和条件。人权中最基本的内容是人的生命权、生存权，这就是生命至上价值观的体现。可见中国文化人文主义信仰，是和人权思想相通的。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蕴含人权思想的根据与资源 孔子提出“为仁由己”的自由思想，是对人的本质的根本规定。“为仁由己”，就是说一个人为仁还是不为仁，都是由自己决定的，不由外人外力决定。就是说人有选择的自由，这是人的本质特征。孔子主张“为仁由己”，就是强调人的本质是自由。 人权思想主张重视人、爱护人，其根本就是主张重视人的自由，爱护人的自由。因为有了自由，人才获得了自己的本质，人才拥有了尊严。中国文化人文主义传统以自由来规定人的本质，是非常重要而根本的人权思想。当然中国文化主张的自由主要是积极自由而不是自由主义主张的消极自由。应当承认积极自由是消极自由的哲学形上学根据。 人权思想所要处理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是国家权力的代表，讲民为贵，君为轻，可以说是主张对国家权力予以限制，避免其损害个人权利，这是人权思想在政治上的要求。 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在中国文化人文主义传统中，这种声音尽管不是主流，但不绝如缕。尽管这一宝贵思想只是一种价值理念，但仍然是现代人权思想的重要传统价值资源，有利于协调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国家权力的发挥。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人权思想的辩证性特征 人权具有社会性特征，是在社会关系中保护人尊重人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价值是正义。正义是人与人之间互不损害的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不损害他人，另一方面是他人不损害我或我不被他人损害。我不损害他人是义务，我不被他人损害是权利。 西方文化强调我不被他人损害，即权利；中国文化则强调我不损害他人，即义务。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正义，是对人的真正保护。中国人文主义文化的辩证性要求把我不损害他人之义务和我不被他人损害之权利两个方面辩证统一起来，强调人的权利与责任的辩证统一。 因此中国文化人文主义传统所要求的人权完整地讲，应该是人的权责。权利观念和制度是保护人，义务观念和制度也是保护人，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更完整地保护人。 我们应将中华文化人文主义传统和西方启蒙文化融合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更为合理的人权观。这种人权观可以称为人的权责观。(完) 作者简介： 刘进田，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首席专家、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副会长。

《人民日报》（ 2022年03月27日 第03 版） 本报北京3月26日电（记者王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新疆妇女权益保障的成就”边会24日在西安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承办。 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新疆妇女事业发展的实践经验与显著成就、新疆妇女的权益保障和人权发展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新疆妇女文化权利保护、健康权益保障、体育参与权利，以及城市化、人口流动与少数民族妇女权益保护等主题进行了研讨。

本报讯 （记者 郭诗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会议“新疆妇女权益保障的成就”边会3月24日在西安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新疆妇女事业发展的实践经验与显著成就、新疆妇女的权益保障和人权发展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认为，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不断丰富发展治疆方略，高度重视妇女工作，着力解决妇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促进妇女事业稳步发展。新疆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 新疆大学副校长祖力亚提·司马义认为，妇女发展是人类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重要意涵。西方反华势力一度诬称“新疆侵犯少数民族妇女权益”，但新疆的实际情况反映了中国政府不断推进新疆妇女事业发展，有效维护和保障各民族妇女合法权益的事实。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郑亮认为，在党和国家确立男女平等宪法原则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背景下，新疆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等实际情况，制定了多部妇女权益保障的地方性法规，保障了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自由权和平等权。新疆大学商学院院长顾光海指出，新疆以文旅融合发展助推各族妇女就业增收，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取得明显成效。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彭无情认为，新疆结合时代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全方位保障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 新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祖菲娅·吐尔地以本届冬奥会火炬手迪妮格尔·衣拉木江为例指出，中国政府从政策、设施和服务等多方面有效保障了新疆女性的体育参与权。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国家安全学院）讲师乔巴生指出，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打着宗教的旗号，但完全违背宗教教义，严重侵害妇女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婚姻自由权、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中国政府依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既是对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响应，也是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新疆妇女文化权利保护、健康权益保障、体育参与权利，以及城市化、人口流动与少数民族妇女权益保护等主题进行了研讨。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常安在总结时说，西方国家选择性无视新疆妇女权益保障水平不断提升的事实，制造“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强制绝育”等标签，刻意抹黑中国形象，这与新疆人权事业发展进程是完全不符的。我国在新疆妇女权益方面的保障，是一种主动、全方位、整体性的保障，充分展现了我国以发展促人权的理念。

新华社西安3月25日电（记者许祖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会议“新疆妇女权益保障的成就”边会24日在西安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新疆妇女事业发展的实践经验与显著成就、新疆妇女的权益保障和人权发展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认为，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不断丰富发展治疆方略，高度重视妇女工作，着力解决妇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促进妇女事业稳步发展。新疆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新成就。 新疆大学副校长祖力亚提·司马义认为，妇女发展是人类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重要意涵。西方反华势力一度诬称“新疆侵犯少数民族妇女权益”，但新疆的实际情况反映了中国政府不断推进新疆妇女事业发展，有效维护和保障各民族妇女合法权益的事实。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郑亮认为，在党和国家确立男女平等宪法原则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背景下，新疆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等实际情况，制定了多部妇女权益保障的地方性法规，保障了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自由权和平等权。新疆大学商学院院长顾光海指出，新疆以文旅融合发展助推各族妇女就业增收，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取得明显成效。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彭无情认为，新疆结合时代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全方位保障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 新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祖菲娅·吐尔地以本届冬奥会火炬手迪妮格尔·衣拉木江为例指出，中国政府从政策、设施和服务等多方面有效保障了新疆女性的体育参与权。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国家安全学院）讲师乔巴生博士指出，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打着宗教的旗号，但完全违背宗教教义，严重侵害妇女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婚姻自由权、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中国政府依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既是对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响应，也是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新疆妇女文化权利保护、健康权益保障、体育参与权利，以及城市化、人口流动与少数民族妇女权益保护等主题进行了研讨。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常安在总结时说，西方国家选择性无视新疆妇女权益保障水平不断提升的事实，制造“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强制绝育”等标签，刻意抹黑中国形象，这与新疆人权事业发展进程是完全不符的。我国在新疆妇女权益方面的保障，是一种主动、全方位、整体性的保障，充分展现了我国以发展促人权的理念。

“新疆妇女权益保障的成就”云上边会举行。　阿琳娜　摄 中新网西安3月25日电 (记者 阿琳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会议“新疆妇女权益保障的成就”云上边会24日在西安举行，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新疆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表示，新疆妇女群体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贡献率明显提升，妇女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健康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参与决策和社会管理的途径更加多元，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得到进一步彰显，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发展环境日益优化，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新疆大学副校长祖力亚提·司马义认为，新疆妇女事业发展的系列事实，充分彰显了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不断深入落实的实践过程，体现了新疆各民族妇女与新疆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呈现了新疆人权事业得到充分发展的事实过程。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部长周力表示，新疆在妇女劳动、就业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促进和保护妇女劳动权利的过程中，彰显了妇女的价值与尊严。新疆所做的工作既符合国际公约的精神和目的，也符合新疆发展现实，充分调动起了广大妇女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爽表示，新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素质能力持续提高，获得了更具优势的竞争力，也更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成为社会中更为活跃而健康的力量。受教育权让新时代新疆女性“上前一步”。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常安说，妇女权益保护，在中国一直是一种主动积极的保护。新疆妇女权益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是新疆人权事业得到充分发展的重要体现。新疆妇女权益保障是一种全方位、整体性的保障。以发展促人权，这一中国人权保护的经验，在新疆妇女权益保护方面，得到了非常典型的体现。 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承办。

2月25日，电影《纽约的一个雨天》在中国内地公映，这也是导演伍迪•艾伦的作品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大荧幕上。自1969年的《傻瓜入狱记》始，到巅峰时期的《安妮霍尔》《汉娜姐妹》，再到《里夫金的电影节》，艾伦的电影表现了最重要的哲学命题和观念，进而形成了极具典型性的美学与风格。尽管我们能清晰地梳理艾伦作品的同一性，却无法用某个类型来定义其作品的风格。淡黑色电影、家庭伦理剧、悬疑片、神经戏剧，类型的杂糅与拼贴让他的作品形式开放，也同样伴随着意义模糊。回溯艾伦的作品，不难发现《纽约的一个雨天》出现了一种轻快的变奏。 艾伦常通过镜头巡礼纽约的街景与风光。这一次，电影的主角变成了一位桀骜不驯的曼哈顿公子哥，由“甜茶”（提莫西·查拉梅）饰演的盖茨比在雨中的纽约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诠释着导演对曼哈顿的执着迷恋。与另一位钟情着眼法国南部小城、巴黎郊外田园风光的导演埃里克·侯麦不同，艾伦迷恋都市感，即使都市往往是他作品中主人公揶揄的对象。在和罗杰·伊伯特的对谈中，艾伦坚称对离开曼哈顿心生恐惧，对他来说，最愿意得到的“乡村感”就是隔着窗户看看中央公园的景色。 “午夜三部曲”游历了时尚的巴黎、浪漫的罗马、热烈奔放的巴塞罗那，终于，艾伦在《纽约的一个雨天》中重回纽约，在曼妙的曼哈顿街头感受一对情侣的心意流转。从艾舍尔酒店俯瞰中央公园全景，晚餐后去卡莱尔酒吧体验老派纽约的感觉，盖茨比兴奋地计划好要和女友在曼哈顿度过一个理想周末，而女友艾什莉却因忙于采访好莱坞大导演乐此不疲地陷入一连串的麻烦，屡屡爽约。盖茨比的纽约一日，似乎一直在等待女友的焦虑中游荡。他参演朋友拍摄的电影、与前女友的妹妹去大都会博物馆看展、代替兄长打牌、参加母亲的晚宴，桩桩都看似勉力实则得心应手。反观艾什莉，满心期冀要拿个独家新闻顺带进入好莱坞社交圈，却麻烦不断尴尬收场。 《纽约的一个雨天》拥有清晰的浪漫爱情喜剧元素：明星阵容、浪漫都市、浮华晚宴、好莱坞片场。较之以往的反思喜剧，本片是艾伦创作序列中最轻快的一部。乍看上去，比起《里夫金的电影节》里不被人理解的电影史教授，《午夜巴黎》里与未婚妻一家决裂的小说家，盖茨比无需与他人对抗，就轻松拥有良好家世、高雅品味和超群智商，离开纽约不过是标榜自己的离经叛道。 艾伦通过精妙的镜头语言，反讽意味的剪辑方式及场面调度，最终令盖茨比重回纽约的选择令人信服。多处剪辑与镜头运动的灵韵意在唤起观众注意影片在说了什么与表现什么之间的差异。开场段落的核心是盖茨比与女友的对话，并对盖茨比的经历与性格作出解释。画外音告诉我们，盖茨比为了反抗纽约生活的虚伪与做作，来到亚德里学院，在这儿唯一令他满意的是女友艾什莉。伴随着画外音里对女友的描述，镜头摇过一片树丛，定格在了从画面纵深处雀跃着跑来的艾什莉，当她跑到静静站着的盖茨比身边，镜头再度开始运动。在接下来的运动镜头中，观众可以清晰地感知这对情侣志趣与品味的巨大差异，可以说，这组镜头率先揭开了两人分手的谜题。 谜底揭晓时刻，盖茨比和茜离开朋友片场后再度偶遇出租车上，高调的暖光映在两人脸上，对话里的讥讽和戏谑，暗含着感情的升温，暗流涌动，原本狭小的车内空间也因盖茨比与女友的通话得到延伸。电话的另一端是滂沱大雨中与好莱坞编剧（裘·德洛饰）困守车内的女友艾什莉，双线并行的蒙太奇在此刻交汇，单人近景放大了艾什莉的慌张，两人不同的境遇与选择已不言自明。 艾伦总是要让观众专注于对白的密集信息与隐藏彩蛋，却迫不及待地用镜头告诉你下一步的线索。在苏珊·桑塔格看来，“每一种艺术都会吸引一批迷恋者，因为人们从一开始就确信电影不同于任何一门其他艺术，它具有典型的现代性”。恰恰是伍迪·艾伦，在精妙的视听语言与场面调度中将现代城市空间投射为型塑人物性格的容器。在《纽约的一个雨天》里，他用看似不经修剪的大段对话，写实的场面调度，微妙含蓄却准确的色彩运用，令复杂微妙的情绪兜兜转转，最后轻轻落下，一个令人莞尔的结局足以让观众满足地起身迈入纷扰的现实。 （作者郭梅系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文艺与文化传播方向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