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导读:日前,我校反恐怖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张金平教授接受新华社采访,深度解析有关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问题,新华网刊载了《中情局长称“危险依旧” 美国为何治不了IS?》一文,文中张金平教授指出:美国打击“伊斯兰国”陷入“越反越恐”,实为美国另有所图并未全力以赴。以下为新华网报道的全文转载—— 新华网:中情局长称“危险依旧” 美国为何治不了IS? 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16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言。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16日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上承认,美国对“伊斯兰国”的打击虽取得一定进展,却没能起到有效遏制作用,这一极端组织“依旧危险”。 按照布伦南的说法,“伊斯兰国”眼下的“危险”表现在人员数量、扩张趋势、袭击威胁等诸多方面,而要有效遏制这一组织的恐怖能力,必须投入更多资源,使其遭受“更严重损失”。 反恐专家分析,美国“越反越恐”的主要原因,其实在于“另有所图”。 【虽有进展,“危险依旧”】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当天罕见举行公开听证会,由布伦南介绍极端组织威胁等方面的最新情况。 布伦南说:“不幸的是,尽管我们在针对‘伊斯兰国’的战场和金融领域取得进展,但我们的努力没有减弱这一组织的恐怖主义势力和向全球的延伸。” 按照他的说法,美国主导的军事打击所取得“进展”包括“伊斯兰国”部分高级成员丧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控制范围缩小、前往叙利亚加入这一极端组织的人数减少、部分成员叛逃等。同时,“伊斯兰国”筹集资金的能力受到一定阻碍。 图为6月15日,在叙利亚北部曼比季市郊,由美国及其盟友支持的叙反对派“叙利亚民主力量”联盟的当地武装人员(左)俘虏一名据称是“伊斯兰国”的成员。(新华社/法新社) 但布伦南指出,在资金方面,“伊斯兰国”通过“收税和在叙利亚、伊拉克黑市出售原油”,每月收入仍“至少以千万美元计”。 人员方面,“伊斯兰国”现有成员人数比“基地”组织鼎盛时期还多。据中情局估计,“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成员数量虽较去年减少,但仍达到1.8万至2.2万人。 除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伊斯兰国”还试图把影响扩展至非洲北部、西部等区域。其在利比亚的分支被布伦南称为“最危险”。 布伦南说,从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近期遭遇的袭击来看,“伊斯兰国”已经建立起一个用于指挥和鼓励针对海外目标袭击的体系。这一极端组织“拥有大批可能用于在西方实施袭击的西方人员”。 此外,从近期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市等地发生的枪击案来看,“伊斯兰国”正试图“鼓励与这一组织没有直接联系的同情者发起袭击”。布伦南说,这类“独狼”式袭击“对情报界而言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为弥补地盘的损失,‘伊斯兰国’可能会更多依靠游击战术,包括在其控制范围以外发动高调袭击。” 图为6月13日,在伊拉克费卢杰市中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后地面升起浓烟。(新华社发,哈利勒·达乌德摄) 【缘于“另有所图”】 美国针对“伊斯兰国”的打击持续多时,为何遭遇“越反越恐”的窘境?中国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张金平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在反恐的同时另有所图,并没有全力投入。 首先,对美国而言,打击“伊斯兰国”势力并不是其在叙利亚的首要目标。如何应对这一组织在叙利亚的活动,实际上“依据美国的叙利亚政策而定”。 “美国一度视‘伊斯兰国’为颠覆叙利亚政权的中心力量,或者试图让‘伊斯兰国’与叙利亚政府两败俱伤。即使是目前,美国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依然没有尽全力,”张金平说,“在叙利亚问题的前景没有明朗之前,美国难以将打击‘伊斯兰国’作为第一目标。” 其次,美国希望以较小的成本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希望由土耳其、西欧国家、沙特、伊拉克政府及库尔德力量等方面多出力,特别是多出地面力量,减少美国的负担,包括人员伤亡,也包括经济负担,”张金平说,但实际情况是,“其他国家也难以充当打击‘伊斯兰国’力量的急先锋”。 自身投入不足的同时,美国出于地区事务主导权的考虑,又不愿意俄罗斯全力打击“伊斯兰国”。张金平说,俄罗斯空袭“伊斯兰国”目标后,美国以各种理由指责俄罗斯,鼓动盟友给俄制造麻烦和施压。 张金平说:“当前国际恐怖势力活动的一幅清晰地图,就是与地区动荡相重叠,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马里等。这些地区,都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干预所导致的国家政权颠覆和社会失序。”(记者郜婕,编辑郑昊宁,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
2016-06-18本报讯(记者 母家亮)日前,西北政法大学“建党筑伟业,青春中国梦”第22届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校园歌手、舞蹈大赛在长安校区举行。艺术节期间,该校先后举行了师生合唱比赛、摄影书画比赛、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专场讲座等12项校园文化活动,为广大青年学生展现自我、拓展素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校园文化活动是宣传先进文化思想的前沿阵地,西北政法大学校园文化艺术节自1994年启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了22届,是广大青年学生素质拓展的有效载体,对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直接和深远影响,并成为校内最有影响、参与学生最多的校园文化活动,也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品牌。
2016-06-16与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赵馥洁有过交谈的人,总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强烈的使命感和文化自信。“我热爱哲学,哲学能使人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地考察问题,观照世界和人生。我向先贤学习,努力做一个有自觉学术使命意识的读书人。”初夏的五月,记者如愿在西安的一个学术会议上采访了赵馥洁先生。 1964年从西北政法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赵馥洁便在大学里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理论 1991年,赵馥洁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研究”顺利完成,其研究成果《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出版。该书从价值论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新的反思,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含的价值理论进行了专门而系统的研究,被认为对于发掘历史文化的优秀思想遗产具有现代意义。 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赵馥洁从“价值原理”、“学派取向”、“范畴系列”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他提出,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从而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概括为: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赵馥洁还提出了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的体系,即以人为本,以道德为主导,以功利和权力为两翼,以“自然无为”为补充,以群己和谐、天人和谐为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的价值观念体系。 追求学术研究的理想境界 在赵馥洁看来,哲学家们所承载的使命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他经常喜欢引述的关学创始人张载的名言,也是他的人生价值追求,更是他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想境界。 2015年,由赵馥洁任编委会副主任的中国首部对历代关学基本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的大型丛书——《关学文库》出版。赵馥洁介绍说,张载是一个有自觉学术使命意识的哲学家,“横渠四句”精辟地表达了他要用自己的哲学为人们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观和社会观。“为天地立心”,就是培养真正的人,成为天地的灵魂;“为生民立命”,就是为百姓找到精神家园,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往圣继绝学”,就是将因各种冲击中断的孔孟等圣人之道和学问继承下来;“为万世开太平”,则是为大众提供美好的社会理想。 赵馥洁认为哲学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资政育人”。在这里,“资政”就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真理性的把握,“育人”就是为人们提供一种人生的价值意义及安身立命之处。 学问乃寂寞之道 “我大半辈子就是读书、教书、写书,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谈起治学的体会,赵馥洁说,做学问必须平心静气,独立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不能去凑热闹,更不能去出风头,也不能随意跟潮流,要克服浮躁之气。“学问乃寂寞之道,著书属寂寞之业。平生治学,创获无多;多年著述,乏善可陈,唯有一点,差可自许,聊以自慰,曰:耐得寂寞。” 赵馥洁的“寂寞之道”包含了三个要素,即静心、平心和乐心。他说,“人在做学问,特别是做哲学研究时,思想一定要静,这样才能思维。荀子所说的‘静而后能思’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平心”就是要以平淡的态度看待名利和功利。做学问如果以名利为目的,就必然会引起浮躁,而且也会导致诚信的失落,我们一定要淡然处之。“我觉得‘平’很重要,必须以平常的心境来做学术研究。而‘乐心’是一个人处世的最高境界。乐在其中,一个人才不会屈于任何外物,才不会受外在利益的诱惑,从而自得其乐。” 赵馥洁的学问之道也是由静心、平心、乐心这些环节构成的一种追求真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人生过程。“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如果能体现人类的一种真善美的价值,那么这样的成果当然有社会意义。把人类的事业与自己的人生价值统一起来,这样才能保持一种平心、静心的态度。”怀着这份对学术的浓厚的使命感和文化自信,赵馥洁以古稀之龄,继续在哲学领域开拓耕耘。
2016-06-06就在巴黎恐怖袭击案主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被活捉的四天后,布鲁塞尔的机场和地铁站发生连环爆炸,已造成至少30人死亡,超过180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此次恐袭负责。只是巴黎恐袭案之后欧洲普遍加强了反恐部署,为何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依然遭此厄运?文明的冲突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中国又能从中得到哪些警示?震海听风录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台湾陆军前副总司令吴斯怀、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教授张金平激辩世界恐怖主义蔓延之困。 核心提示:西北政法大学张金平教授认为,国际恐怖势力它在实施全球转移的时候,它有一个结合点,它是国际恐怖势力和当地的恐怖势力,极端势力,结合的一个过程。在这个结合还没完成,国际恐怖势力向周边蔓延还立足未稳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国际社会打击恐怖势力的一个重要的时机。 凤凰卫视3月23日《震海听风录》,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就在巴黎恐怖袭击案主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被活捉的4天后,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发生了连环爆炸,已造成至少30人死亡,超过180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此次空袭负责。只是巴黎空袭案后,欧洲普遍加强了反恐部署。为何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依然遭此厄运?文明的冲突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中国又能从中得到哪些警示?《震海听风录》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台湾陆军前副总司令吴斯怀,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研究院教授张金平,激辩世界恐怖主义蔓延之困。 邱震海:欢迎收看《震海听风录》,我们知道昨天下午就是比利时时间的昨天上午,在这个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同时也是欧盟和北约的总部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连环恐怖爆炸,从恐怖爆炸的这个的方式和风格来看非常类似去年11月13号在法国首都巴黎法身的恐怖袭击案。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起恐怖袭击案,它的来龙和去脉深层的原因,同时我们会把它牵涉到这个对大中华地区有哪些警示,大中华地区有哪些恐怖的隐患,未来我们如何解决。这个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个香港,在台北,同时在西安,同时请出三位嘉宾。在香港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先生,在台湾的是台湾陆军前副总司令吴斯怀中将,同在西安当地同时跟我们联系的是中国可以说是第一所西北政法大学反恐主义法学院的教授张金平先生。三位好,我们先看看昨天欧盟总部门口发生这个连串恐怖袭击。 11月13号到现在仅仅过了4个多月的时间,正是引证人们所说的一句话叫反恐反恐,似乎某种程度有点越反越恐。昨天从布鲁塞尔的恐袭的情况来看,似乎这个IS伊斯兰国它的网络不但没有被摧毁,而且似乎更加走向地下。更加紧密,而且在方式上更加专业。所以这个坦率地讲让我们感到有点匪夷所思,而且感到未来这个有点,对未来有很多的警示。这个先看看阮先生,宗泽兄,您是国际问题专家,何意如此? IS欲借恐袭布鲁塞尔向欧洲宣战 阮宗泽:对,确实是,我这个觉得这次它的这个恐怖袭击是可以说是巴黎恐袭以后欧洲最大规模的一次恐袭,而且是一次连环爆炸。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精心策划这么一个爆炸行动。我觉得有两个方面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这个伊斯兰国他们可以说,我觉得是声东击西。就是当巴黎恐袭以后你是注重这个对巴黎的这个反恐的加强,但是它恰恰选择了在布鲁塞尔这个开展它新一轮的恐袭活动。另一方面呢,是我觉得有关方面,特别这一次在布鲁塞尔我们看到,其实是布鲁塞尔的大意和疏忽,它的政策松懈造成的。这个呢比利时的首相米歇尔他自己也承认这个比利时必须得为它自己的大意疏忽买单。那么其实说在比利时,我觉得这次恐袭它选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比利时我们讲它是欧洲的心脏,它既是这个欧盟总部的所在地,也是北约的所在地,所以它这个指向性极其地明确,就是向欧洲的宣战。 邱震海:OK,好,吴将军,您是战略问题专家,军事问题专家,反恐问题专家,您觉得比利时的情报和这个安全局有哪些具体的失误? 吴斯怀:情报现在IS最主要的是运用网络,那么网络本身就很难搜寻,那么所以比利时我也从媒体上看到,比利时情报单位说,这一件恐攻事件的情知,原先就有若干的掌握,但是没有时间地点。就我们研究军事战略来讲,只要是资料没有时间、地点,就是何人何事,何时何地,没有这个四何的因素存在,那就是叫情报资料,不是情报,毫无意义。所以情报单位当然很困难,那么第二点我想大是这一次的恐怖攻击,他们的目标选择非常具有国际战略的含义,他选择在欧盟北约的地铁站,选择在布鲁塞尔的机场,这几个方式对整个欧洲,因为欧盟跟北约来往的都是欧洲包含世界各国的外交人员,或者准军事人员的进进出出,这个向欧洲,甚至向全世界宣战的意味不容小觑,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比利时的问题,当然我们在媒体上也看到,很快的欧洲各主要国家都出来谴责或者提高警备的等级。另外一个因素,提高戒备等级之后,对民主自由的社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巴黎恐攻之后法国政府希望延长等于是类似戒严的时间,但是有一派民主派的议员又觉得这样子限制了我们的行动生活,各种往来的自由。所以在民主国家来讲,这是一个两难的。套一句中国俗话,它是光脚的,我们穿鞋的,真的要全面戒备。包含老百姓的这种意识都必须要加强,否则真的不太容易应对。 邱震海:好,在西安当地,是西北政法大学,我刚才说是中国第一所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教授张金平先生。张金平先生,这个张教授您怎么看? 张金平:我这次事件确实是非常突出重要的一个事件,我赞同两位专家的分析,我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这样一个事件。就是国际恐怖势力呢,它的一个战略转移,这样的视角来分析这个世界。三月份在伊拉克也发生了重大的袭击,但在土耳其发生了两起重大的袭击。就在欧洲三月份的时候出现了好几个地方,出现了恐怖袭击的高危迹象。就是在巴黎,在德国,在意大利,都出现了一些恐怖分子试图实施袭击的这样一些未遂事件。除了中东地区,西欧地区,北非地区,在突尼斯、马里,但是也有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我们再延续到东亚,在印尼呢,3月15号,他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全球战略转移的这样一个态势,他们一旦不能在中东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武装袭击了,这个时候他要发生两个转移。这第一个转移是暴力方式的转移。第二个转移呢,它无法在这个伊拉克叙利亚的地区实行长期的这样一个割据,武装割据存在的形式了。 IS与基地组织不同 它更多是一种意识形态 邱震海:好,这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现象,我们观察到了张教授这个反恐专家。但是从媒体人这个角度我们就会感到越来越困惑了,这个反恐反恐,难道会越反越恐了吗?从去年,阮先生,这个您是外交专家,去年这个9月底,俄罗斯在叙利亚号称对伊斯兰国进行空中打击,现在半年过去了,怎么现在就伊斯兰国反而变得更加专业了。用刚才张教授的话来说,反而是实行战略转移了。到底为什么? 阮宗泽:就是使一定意义上他在这个,特别在中东在叙利亚,受到这个包括俄罗斯包括西方再来的这种打压,那么他当然不甘这个束手就擒,所以他一定要造出更大的这个声势,由于中东的这样一种战乱,导致了很多中东北非的这样一些国家的这个难民涌入这个欧洲。所以跟欧洲也增加了很大的这样一种压力。那么这个所以说这个好像看起来叫越反越恐,实际上这个伊斯兰国,他和基地组织最大的不同在于哪?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他其实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有效联系的全球网络,他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这种意识形态靠什么呢?就是靠这种网络,靠互联网,比如说他散发了很多关于这个怎么样制造爆炸,一些恐袭,甚至教授这些人怎么做这个恐怖主义的这样一些视频资料。而且这些视频资料,它一散发的话在网络上,有的人就容易去学习。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在声东击西,然后找最薄弱的地方发动攻击。 邱震海:好,从过去几个月情况来看这个针对伊斯兰国的这个反恐行动显然还没有取得一个很大的一个效果。虽然我们说反恐反恐越反越恐,但至少从张教授刚才的话来说,恐怖主义正在实行全球转移。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面我们就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对大中华地区来说,既然是全球的战略转移,那会不会转移到大中华地区?大中华地区未来,坦率地讲过去一时间我们已经承受了相当大的一个反恐的压力,未来反恐的压力会不会更加严重?大中华地区从昨天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恐袭当中能够获得哪些警示? 昨天我们知道在比利时首都,同时也是欧盟和北约所在地布鲁塞尔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而且是连环恐怖袭击,所以您现在收看的现场电视讨论有关这个恐怖袭击对大中华地区有哪些警示?我们同时请出三位嘉宾。刚才这个在西北的这个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的教授张金平先生说,恐怖主义现在有全球蔓延,全球转移的趋势。那既然这样的话,好,我们就来看看大中华地区会承受,在过去已经承受很大的反恐压力情况下,未来会有哪些反恐压力,具体会有哪些警示?这个阮先生。 阮宗泽:其实我觉得这个一段时间来,我们看到恐怖主义,实际上他是在四面出击,这次虽然在欧洲,而且接连不断在欧洲出现。但是我们也别忘了,前不久在美国的加州也发生过一起非常恶性的这个暴力恐怖事件,其实他虽然说,他跟恐怖主义好像后来调查来讲,没有什么太直接的联系,但是他是恰恰就是受到了这种伊斯兰国极端主义思想的这个影响,而采取的这样一种极端行为。那么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实际上中国也这个不能幸免,也发生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昆明的这个火车这个暴恐袭击,以及包括金水桥这样一些事件,所以可以讲这个恐怖主义,他实际上这种四处蔓延,而且四处出击的这种状况,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孤狼”式恐袭难预测最令人头痛 邱震海:吴将军您是军事专家,这个从我们一般外行的角度来说,好像感觉恐怖主义袭击是没有目标的,好像是很随机的,今天在那里,明年在那里,反正总而言之一个罗贯就是挑你最薄弱的环节下手,他们到底是随机的选择他的进攻目标,还是背后有一个更加深谋远虑的一个所谓的战略考虑? 吴斯怀:我从这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个像IS中有组织的恐怖组织,包括之前的盖达组织,那他们背后有相当多受过国际关系,国际战略训练的这些专家高手。那绝对是像这一次比利时一样,选择是有战略含义的。这个如果就国家立场,就全球立场还算是比较可以研判,有一个脉络。恐怖主义最怕是一种叫做孤狼式,就是单独一条狼,它那种随机性你很难预测,他从网络上学习,他是一个极端分子,他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小团体,他学到IS这一套,他就自己随机去做了。这种的防范程度是最为恐怖。但是这种的威胁性不会太大,可是造成的心理效应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孤狼式的这种恐怖主义反而最让我们觉得很头痛。 邱震海:OK,现在从叙利亚,从这个伊斯兰国回流的很多恐怖分子正在回流策划,同时中国,包括大中华地区在内的很多地方在面临反恐的压力。好,下面一个问题来了,怎么办?到底有哪些对策?大中华地区到底应该如何做? 昨天发生在比利时首都,同时也是欧盟北约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的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让全世界感到震惊。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所以刚才在第一第二部分我们谈到这个全球的恐怖主义现在在实行全球的范围的大的战略转移,其中当然也包括大中国地区。尤其是在第二部分西北政法大学反恐主义法学院的教授张教授说现在从伊斯兰国回流的恐怖分子正在慢慢地回归到大中华地区,正在与周边的恐怖主义进行组合,策划一场更大的恐怖袭击。好,我们同时请三位嘉宾。下面的问题来了,怎么办?到底有哪些对策? 坦率地讲,当危机发生之后普通的老百姓首先是把责任推给情报机关,每次危机过后安全机关都承受了一个很大的压力。这当然某种程度也是有道理的,某种程度安全机关感到非常委屈,但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来说,张教授,你们的专业研究显示未来大中华地区反恐切切实实到底应该怎么办? 恐怖势力全球转移或为反恐带来机遇 张金平:好,我从三个层面分来分析这样一个对策问题。第一个层面呢,我们还是从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一个角度来分析,国际恐怖势力的全球转移,他在转移过程当中有这样一个机遇,就是给我们的机遇,国际反恐机遇。国际恐怖势力它在实施全球转移的时候,它有一个结合点,就是吴将军和阮老师所说的,它是国际恐怖势力和当地的恐怖势力,极端势力,结合的一个过程。在这个结合还没完成,国际恐怖势力向周边蔓延还立足未稳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国际社会及恐怖势力的一个重要的时机的,这个时机是非常重要的。从情报合作,直接打击的合作,可以开展,从很多层面可以开展,而且这个机遇呢,一定要各国充分认识到的重要性,充分合作。 邱震海:充分合作,这第一个。 张金平:一旦在反恐当中用了双重标准,其他的各国的自己的考虑会破坏这种合作。第二个角度呢,从国家层面,其余层面内部层面,从大陆来说,中国政府呢,一方面加强了严厉的打击,一方面持续综合治理,中国社会发展,全面的,社会全面发展,来消除恐怖势力自身的社会土壤。第三个正如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公民个人对反恐有自己的应尽的义务。 邱震海:公民自己的反恐的意识,反恐的技能的训练,这是一方面,为了自保,为了自救,反恐。第二方面,公民如何有更多的义务来参加,阮先生你怎么看? 阮宗泽:在反恐问题上这个人人有责,那么特别是要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动员这样一种力量,包括这个社区民众等等,我觉得各种力量都得动员起来,给恐怖分子,或者这些试图策划这个恐怖袭击的人无处可藏,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包括这个边境的这个管控,为什么现在有一部分人,包括中国籍的人流窜到别的地方,甚至到中东,甚至到亚洲周边一些国家,他们就是受到这些一种极端思想的吸引,那么更可怕的是他们去这个比如说参与了一些甚至实战,甚至学习了一些方式,再回流到这个比如说大中华地区,回流到这个国内搞恐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地可怕。那么在我们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情报交换和国际合作。我尤其要强调在国际合作当中,如何摒弃这个双重标准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的合作很多是技术性的合作,当然有一个观念上的合作,和一个外交上的合作。就说我们看到屡屡当中国发生一些恐袭事件,而且明显就是恐袭事件的时候,那么特别是西方一些这个言论,他们认为说你这不是恐袭,或者说一开始非常地遮遮掩掩,犹犹豫豫,而且把它引向说你国内的这个民族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利于国际合作,不利于共同联手来打击或者压缩这种极端势力这样一种国际空间。为什么?因为你认为同意它有了这个合理的诉求以后,实际上是对他一种变相的这个鼓励和支持,让他们采取更多的这样一种恐怖袭击这样一种活动,那么而且他还觉得好像能够受到国际上一些势力,一些声音的支持。我觉得这个是不利于这个国际合作的,所以下一阶段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就是要通过这个国际合作,特别是在反恐这个问题上,它其实上没有双重标准,就只有一个标准。 邱震海:是。 阮宗泽:无论这个恐怖袭击发生什么地方,针对什么人,它就是恐怖袭击。 欧洲恐袭寒蝉效应令极右派思想复苏 邱震海:吴将军,从战略专家,军事专家的角度,您怎么看刚才这个张教授提出的说这个恐怖主义现在实行转移,要趁现在它立足未稳,跟当地势力还没有结合的时候,尽快地把它打掉。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同意吧? 吴斯怀:从战略上这个观点我是同意,但是从执行面就国家层次要执行这么一个战略构想,它的难度非常高。我先讲欧洲这次,就是布鲁塞尔这次的恐攻事件造成的寒蝉效应是让极右派的这种思想重新复苏。就是欧洲国家现在开始大量地考虑反移民,反难民。这一些都是一个深远的影响,是我们目前表象上看不出来,那把这个议题导到我们中国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要加强各种边境管制,尤其在疆独、藏独这些地区有恐怖攻击联系的这些区块,那你势必要更严密地去管制。所以我这觉得就国家立场对于民众的教育这点我很同意,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媒体的教育,我的看法应该更柔软,让大多数民众可以接受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安全,我们不得不采取一切紧缩管制的措施,先安内,让恐怖主义的温床慢慢消失掉。那么国际合作,包含刚才阮先生所提的双重标准,其实就是主要以美国为主体,要跟他们沟通。既然在反恐上大家要合作,必须开诚布公,否则在欧美国家经常用中国的恐怖攻击把它视为民族主义的问题,视为人权不张所造成的问题。像这些都必须在国际反恐合作会议里面去它谈清楚,否则那个情报交换是表象上的话毫无意义。 邱震海:张教授你们的专业研究显示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做吗?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有没有可能各个单位,各个公司,包括各个居民区抽出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资源,对公民进行反恐意识,尤其是反恐技能的训练,能做到吗?该不该做? 张金平:这个呢在刚刚生效的反恐怖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的,公民个人、公司法人都有这样的义务来防范恐怖分子呢利用公共空间进行组织活动,包括信息传递,包括物资交流,资金的募集,人员的招募,反恐法上是明确的规定的。反恐法出台之后呢,在积极地落实、普及、宣讲,这样一个过程既是法律知识的普及,也是反恐恐怖活动技能的普及。 邱震海:是,好,昨天发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刚才我说骇人听闻,所以未来几个小时,几天,乃至几周几个月时间里面,我们一只眼睛会看到欧洲,包括看到西方,看看这个未来的恐怖主义反恐形势如何走,但另一只眼睛,我们也会关注,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中华地区,因为坦率地讲大中华地区过去一段时间反恐压力已经很重,那么我们希望昨天发生在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对未来我们大中华地区的反恐能够有所警示,尤其在做法上,在反恐的具体的做法上有所启示。
2016-03-24原标题:三十三名专家学者律师参会前所未有 法制日报北京1月22日讯 1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永忠时而屏息凝神,仔细倾听会议报告;时而奋笔疾书,认真记录所思所闻…… 走出会场,顾永忠、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修保、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心情振奋:“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提出了新形势下对政法工作的要求,防控风险、服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为解决政法工作当前和今后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指明了方向,政法工作任重而道远。” 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俞卫锋表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首次邀请律师参加,我们倍感荣幸。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共同体的建设者和参与者,不仅要自强自律、规范发展,更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贡献力量。不仅要为社会公众提供专业法律服务,更要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守护者。” “广大司法人员要把律师作为与自己平等的同仁,尊重、信任他们,保障他们参与诉讼活动的权利,为他们依法执业提供更多便利。完善律师辩护制度,让律师以出庭辩护为荣,使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充分有效保障。”俞卫锋说,“孟书记的这番话,使我们备受鼓舞,更加激励我们追求崇高的法律职业精神,练就精湛的法律服务水平。” 两周前,顾永忠还以他另外一个身份——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邀请,与其他11名律师代表一起走进中央政法委机关,为政法工作建言献策。紧接着第二天,又有12名专家学者代表受邀走进中央政法委大院。 在以往的印象中,中央政法委无疑是“中国最神秘低调的机构之一”;但事实上,如今的中央政法委早已敞开胸襟,积极主动开门问策纳谏。而在今天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这一特色更加彰显。 “不久前我有幸参加了孟建柱书记邀请专家学者、律师代表走进中政委机关的座谈会,今天我又参加了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这么大规模地邀请专家学者、律师参加,据我所知前所未有。这些会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规模大、规格高、公开程度高。通过充分吸收各方智慧,体现了中央政法委工作作风的转变。”顾永忠深有感触。 这次,除了顾永忠,上海交大法学院院长季卫东、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等26名专家学者也在名单之列。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王丽等7名律师首次走进了会场。 变化的背后,体现了中央政法委不断开放的态度。 高子程发自肺腑地说:“孟书记讲到,信仰是融于灵魂的血脉基因,是心中坚守的精神高地,一语中的。信仰法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应成为律师不可动摇的信念。唯其如此,才能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忠诚服务,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才能与司法人员一道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 贾宇表示:“依法治国是现代思维。从前的政法工作多少有些神秘,相对封闭。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开放的思维、开放的胸怀。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开门讨论、有序建议,一定会推动政法事业长远发展,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和过硬队伍建设。” 7名律师参加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体现了坚定推行依法治国理念、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信心和决心,也可以看作是律师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律师积极参与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缩影。
2016-01-2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1月8日请来卓泽渊、陈卫东、左卫民、秦前红、季卫东、贾宇、陈甦、何勤华、孙笑侠、张中秋、张建伟、强世功等12位法学专家学者座谈,听取他们对政法工作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意见建议。 尊敬的孟书记、各位领导,我讲三个问题。 一是司法机关去行政化 法院审判中的行政化的表现,以及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家都说得很多,网络上搜索一下,就可以都明白。我这里想补充说的一点,就是行政化形成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除了中央政府行政权与司法权有所分工(如专门设立了刑部等)以外,国家最高和最低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合二为一。如最高是皇帝,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二为一。最低的是县、府等地方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也是合二为一的。知县、知府大人,既是行政官员,又是司法官员。平时管理政府,有案件时就审判案件。这种合二为一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1901年沈家本修律变法,引进西方的司法制度之时,才宣告结束。 中国在政府机构之外,建立起了司法机构。由于二千多年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合二为一,中国司法机构的行政色彩是相当浓烈的,也是深入骨髓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司法改革中要去行政化,真的是非常困难。 反观西方国家,现在主要是两大法系 一是英美法系,起源于日耳曼法,在早期司法机构也是不独立的,但它的不独立,不是和行政机构合二为一,而是和议会合二为一的,英国的议会中包括审判职能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末。 二是大陆法系,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法,而早期的希腊和罗马法,司法机构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它也不是和行政权合二为一,而是和英国一样,也同样是和议会合在一起,希腊的立法机构民众大会,遇到有重大案件要审理时,就变成了陪审法庭,著名的苏格拉底,就是在民众大会上被审判、并被处以死刑的。 司法机构的起源不同,中国从行政权中分出,西方从立法权中分出,带来了严重的差异:行政权的议事规则是首长负责制,一把手说了算,在讲求效率的同时,带来了集权和专制;立法权的议事规则是民主的多数决,是每一个个人负责制,效率可能不那么高,但可以避免重大错误,减少冤假错案。 因此,这一次司法改革,如果要逐步去行政化,那么,司法改革必须同时提高司法民主化,让每个法官、检察官的民主意识和个人积极性充分得到发挥。 二是完善法官、检察官的层级制度 关于司法人员的配置,升迁,以及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法官,都必须从基层法院中选拔,大家也都议论得很多,我也是门外汉。这里只是补充一点,说得不对请原谅。 2015年11月,我们华东政法大学和台湾中华法学会联合举办了“海峡两岸第三方支付的民刑事责任”学术研讨会,我们在开会期间,在台湾地方裁判所法官的陪同下,参观了台湾地方裁判所。印象很深的是三个80%,80%是年轻人,80%是女法官,80%是简易程序案子。一个法庭每一天都要开8到10个以上的庭,在法庭门口,贴着一天开庭的案子排序、编号、内容和当事人的名字等。 因此,我们的感觉,台湾的地方法院就象是一个医院,当事人就是病人,预约排队,等着叫号。既亲民,又实用,又方便,而且公开透明。 台湾的法科毕业生,首先都是到地方法院工作。然后,高等法院的法官全部来自地方基层法院;最高法院法官,全部来自高等法院,无一例外。做法官时间越长,地位越高,级别越高,收入也越高,完全是凭专业和品德的优秀晋升。在层层挑选、层层提拔中,越上面的法官,越优秀,越是精英。我想,这可能也是我们司法改革可以参考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三是司法改革的制度设计目标 虽然这是中央领导考虑的事,但我们也可以从专业角度提点建议。司法改革,不仅中国在搞,世界各主要国家也在搞。如日本,在2004年引入了美国的法学院制度,以增加、拓展培养司法人员的基础;英国在20世纪末建立了最高法院,将最高司法权从议会(上议院)中分立出来;法国在2008年修改宪法,正式引入了美国式的事后违宪审查制度。 从世界各主要国家司法改革的目标来看,基本上是三个: 第一,提高司法人员的待遇。待遇提高了,荣誉感也有了,责任心也强了,对自己的事业也更加热爱了,社会上的青年才俊也会往司法队伍流动。 第二,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包括两个方向:一是进一步提高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同时也加大其责任心,从制度上健全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第三,努力确保每一个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前两点为前提。 应该说,这三个方面工作做好了,司法改革就成功了,其制度设计目标就达到了。 地方司法机关和法学理论界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抓住了影响司法权威性和公正性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司法体制改革的试点推进也卓有成效,例如,员额制改革涉及司法人员个人利益,对各级司法机关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但目前多数人的认识也比较统一,任务是可以完成的。汇报几点具体建议: 让老百姓从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司法体制改革中要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坚定全体党员、全体公民对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彰显和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优越性,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能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坚定不移、不折不扣的推进司法权力去地方化、司法审判去行政化;就能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让老百姓从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通过司法体制改革要树立司法权威 从实践中发现、纠正的一系列冤假错案来看,多数在审理过程中都已发现疑点,但由于司法机关的权威性不足,顾忌方方面面的态度,而以所谓“留有余地”的方式结案。司法的两大基础是公正和权威。一般认为司法机关权威不足的原因是裁判不公,但实质上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司法机关没有权威,才导致它很多时候做不到公正。 要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进一步深化确保司法权独立行使的体制、机制以及经费、人事保障等方面的改革,排除各种法外干扰。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守法、尊法,在尊重司法、维护司法权威方面发挥好模范作用,要通过提升司法权威来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要落实司法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的改革,防止改革缩水 习主席讲得很清楚,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因此,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应该由中央统管。但基于现实情况,这一轮改革确定为省级统管。但据我了解的情况,有些地方规定各级检法两长人选由省级统管,班子其他成员和法官、检察官的遴选则交由市县负责。我担心,这样的做法是违背改革原意的。 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国家层面要加强法律人才培养的统筹工作 现在全国办法学专业的院校600多家,但一方面所培养人才不能满足国家法治建设需要,另一方面法学专业毕业生整体就业率不高,造成了教育资源和人才的浪费。国家层面应有一个法学人才培养的规格标准,要依托重点基地,充分发挥历史久、基础好、具备优质法学教学资源的高校的作用。 国家层面还要做好区域统筹,西部法治专门队伍中高层次人才少,西部一些县法治人才严重不足,有的县连一个能办案的法官都没有,因此,应在经费政策支持和学科平台建设方面向西部高校倾斜。 西北政法大学长期立足西部,为西部边疆地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为西部民主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我们近日准备成立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培养本科、硕士、博士层面的反恐法治人才。希望中政委、中央政法机关、国家有关部委和兄弟高校给予指导、支持。 司法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制度设计的目标要清晰明确,制度发挥实效的逻辑链条要完整,公正、高效、权威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司法改革目标,但我个人觉得同时也不能忽视独立的司法对于司法改革目标的基础性意义。 独立的司法既是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加入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公约所必须履行的国际承诺,更是五四宪法、八二宪法的原则性要求。 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都是嵌入一个国家具体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提独立司法无涉所谓政治正确问题。改革必须有理论勇气,并开放足够的制度空间。司法改革与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体的和联动的,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也需要有相匹配和可适应的外在环境。 具体的改革建议如下: 要注意改革举措之间的相互协调性和改革举措达成改革目标的可行性 这包括推动员额制改革必须重视不同类别人员的职业上升通道的开放性,以及员额制改革在部分试点法院产生的案多人少、骨干法官流失问题;推动立案登记制度改革必须考虑结案率考核问责的科学性,防止法院滥用包括强令、诱导当事人自动撤案、驳回诉讼请求等方式规避结案压力;必须提升法官的独立性和地位,要考虑现实环境对法官的条件制约,避免行政化架构带来的消极影响等。 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落实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地方试点之后及时出台或修改相关法律规定以配合改革,是确保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前提,要尽快结束当下以红头文件和个别性司法政策指导司法改革的不正常现象。基于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宪制性特点,应该更多性发挥人大在司改中的功能和作用。 要避免改革设计中的碎片化现象,强调改革的整体协同 司法改革尽管有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指导,有中央政法委统筹协调,但有出现法院设计法院改革、检察院设计检察院改革,甚至法检人事部门设计员额制改革、行管财物部门设计财物统管改革,这样既缺乏改革设计的程序正当性,也很难避免某些部门借改革之名趁机塞进“部门私货”的可能。 要进一步加深司法改革严峻性的认知,认真应对司法改革的社会期待与司法改革成果有限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比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竟然有十多年不断地搞司法改革,司法不断处于“动荡”之中,是否有利于促进司法权威? 司法改革必须提高司法人员的职业身份保障,但待遇提高幅度过低,难以调动司法人员积极性,提高幅度过高,又如何趟过司法人员重要性超过其他党政人员的“理由政治"之门,破解“司法人员凭什么比我们重要?”的疑惑。 司法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改革的重大策略性选择,若司法不适应政治体制,当然是要改司法,但若是政治体制不适应司法,又当如何选择改革路径呢? 诸位,大家好。我注意到这一轮司法改革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要破解制约法治建设的深层次问题。 我认为中国特色和深层次问题都和文化有关。因为机构再好没有制度支撑不行,制度再好没有人不行,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说制度是硬件,那么文化就是软件,而人的关键是文化。 所以,我提出中国特色的司法改革离不开文化建设,而要加强中国特色的司法文化建设,又离不开对中国优秀传统法文化的重视和吸收,因为我们的历史与现实是连着的。 为什么说我们的历史与现实是连着的呢? 因为中国传统法文化是礼法文化,中国现今法文化是政法文化,从礼法到政法就是中国法律传统在今天的某种变化了的继续和发展。从意识形态(主导价值)、指导思想、政治原则和立法依据来说,传统中国的礼就相当于现代中国的政,亦就是说两者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它们的内涵和目标有异。 礼与政的同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连续性,礼与政的异则表现出中国法律文化的某种断裂性。所以,我说从礼法到政法是中国法律传统在当代中国某种变化了的继续和发展。这种继续和发展是从文化的根上,将传统与当代中国法联结在了一起,从而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特色。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包括司法在内的中国法治文化的现实和特色。 礼法的法理是仁义,仁义的理据是道德。所以在传统中国,合理就是合道德,因为道德就是理,而且是天经地义之理。这意味着道德是礼法的正当性所在,是礼法的文化原理。而且从我的研究和体会来看,道德远不止于此,它实际上是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即道是世界存在的形式,表现为井然有序;德是世界存在的根据,表现为生生不息;道与德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完美世界。 因此,万物(包括人)在本质上都是道德的存在,它在天表现为阴阳,在地表现为刚柔,在人表现为仁义,在法表现为德礼与刑罚,亦即礼与刑。这就是贯通天、地、人、法的中国文化哲学,亦是中国文化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即效法自然、合乎自然,所以能够与自然/天地同长久,能够历几千年不绝而今还在复兴。 中国文化哲学的核心是道德性,而人的道德性则凝结在人之为人的道德主体性和责任感上,表现出来就是人对仁与义的认同与践行。所以,简言之,礼法及其道德文化原理对现今司法文化建设的意义约有以下几项: (一)有助于提升司法人员的道德主体性和责任感 这里所说的道德主体性是指人之为人的良知,所谓的责任感是指人应有的担当。因此,作一为司法人员只有认识到了并且认同人之本质的道德性,才可能有这种内生的道德主体性和责任感,有了这种内生的道德主体性和责任感,在司法实践中才可能有相应的良知和担当。 (二)有助于促进司法人员的人文关怀 如上所说,道德不止是礼法的文化原理,还是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其实,这个道德世界观是生命世界观,因为道是序、德是生,道德就是生而有序,生而有序就是有生命的自然状态。在这个生而有序就的自然状态中,万物皆有生命,但万物人为贵。所以,司法人员只有拥有了这样的道德生命世界观,才可能有发自内心的万物共生共荣、民与物胞、人命关天、哀矜折狱的人文关怀。 (三)有助于推动司法人员法精、理通、情达的统一 中国古代科举取士,基层行政兼理司法,因此司法者专业不精。比较今天的司法人员而言,这是个缺点,但这个缺点由幕僚师爷弥补。但比较今天,他们亦有优点,就是有正规、系统、主流的道德修养和人文教养。所以,好的司法人员能做到情、理、法的统一。 今天在对司法人员的道德修养和文化教养方面,除了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外,古代做人和做官的道德,即“五常”和部分“官箴”依然有价值,还有古代要求司法人员对人情世故的通晓、明达亦是有意义的。这样,如果现在的司法人员,能在专业精通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人文关怀和文化教养,就有可能做到现代版的法精、理通、情达的统一。 最后,一句话,无论我们的制度如何完善,无论我们改革到那一天,都不能忘了人,都不能离开文化建设,更不能忽视文化建设中的中国特色,因为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植根在历史之上的现实。
2016-01-15從10月10日土耳其遭受重大恐怖襲擊以來,俄羅斯、黎巴嫩、法國巴黎、馬里也先後遭到恐怖襲擊,12月2日美國加州也發生槍擊案。年終將至,國際恐怖活動頻頻出現在世界各地。作為中國內地首個反恐怖主義研究院的院長、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國際恐怖勢力刻意製造大規模恐怖襲擊,引起的轟動效應向全球擴散「轉移」的跡象明顯。可以說,國際恐怖活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中「伊斯蘭國」(ISIS)成為威脅最突出的恐怖勢力。新形勢下的國際恐怖活動在多個層面威脅中國,增加中國反恐壓力。■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 近期,多個國家短期內發生的一系列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恐怖襲擊事件,在國際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恐怖氛圍,而其中馬里恐怖襲擊中有3名中國人遇難,在巴黎襲擊案後的數日,ISIS勢力宣佈殺害了中國和挪威人質,國際恐怖勢力直接針對中國目標的襲擊風險在增加。 ■賈宇表示,中國反恐態度堅定、明確。圖為新疆邊防官兵在極端天氣下進行戰術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周邊恐襲增加 賈宇表示,該研究院高度關注近期系列國際恐怖事件,近期的國際恐怖勢力猖獗活動已在多個層面威脅中國,增加中國的反恐壓力。不僅在全球層面的恐怖襲擊威脅增加,而且中國周邊恐怖活動威脅也在增加,也就是說,中國周邊可能會出現新一波擴大活動高壓帶。 中國周邊也有很多地區因長期存在恐怖組織活動據點而可能成為國際恐怖勢力擴散的重點地區,如車臣、中亞一些地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一些地區。而且,還有一些周邊國家一度成為ISIS招募成員的通道,如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地,國際恐怖勢力也可能借這些東南亞國家作為回流通道、甚至在這些國家擴展組織網絡。不同系列的國際恐怖勢力還可能在中國周邊展開爭奪,增加周邊的安全風險。 此外,東突恐怖勢力也積極參加國際恐怖勢力在敘利亞等地的暴力活動。賈宇指出,隨國際恐怖勢力向中國周邊的轉移,東突可能會更加猖獗地在中國境內實施恐襲活動。 積極尋求國際合作 賈宇表示,中國打擊恐怖活動的態度是堅定的、明確的。不久前中國新疆警方歷經56天追擊,全殲一批恐怖分子,就證實了這一點。 他同時亦認為,中國還重視和積極尋求反恐國際合作,特別是在防範東突勢力依託周邊國際恐怖勢力基地向境內滲透上。因此,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其他地區國家的反恐合作,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特別是面臨ISIS勢力擴張帶來的恐怖威脅。但同時應看到其中的複雜性,美國等國家的反恐政策具有兩面性,具有借助ISIS勢力活動達到其地區戰略目的的一面。在國際反恐合作要注重針對性,注重堅持中國長期有效的國際準則,樹立中國的反恐理念。 新疆成內地打擊暴恐主戰場 ■賈宇率西北政法大學反恐研究院赴新疆調研期間,赴阿拉爾市阿和公路站慰問武警戰士。 本報西安傳真 近年來內地發生在昆明火車站、廣州火車站等地的恐怖活動都可理解為來自新疆的三股暴恐勢力(即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國際恐怖勢力)的內溢,與ISIS以及東突有密切關係。賈宇指出,總體來看,內地反恐的重點、中心、戰場和前沿在新疆。去年,內地發生的暴恐案件主要也在新疆。 習近平主席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會議上指出:「做好新疆工作是全黨全國的大事,必須從戰略全局高度,謀長遠之策,行固本之舉,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自古邊疆穩,則內地安;邊疆亂,則國難安。 實現長治久安 從根本反分裂 賈宇從2004年就開始手西北地區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研究,並多次帶隊赴新疆深入反恐前沿進行專題調研。「打擊東突恐怖活動的實質是維護國家統一和反分裂,新疆問題的核心是實現長治久安。」賈宇表示,多年來,境內外「三股勢力」鼓吹民族分裂主義,策劃組織實施暴恐活動,給新疆各族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帶來嚴重危害。從2009年「7.5」事件,到2013年鄯善暴恐襲擊,再到不久前烏魯木齊火車南站爆炸,說明境內外民族分裂勢力仍然在加緊活動,影響社會穩定的深層次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新疆分裂和反分裂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尖銳的,反暴恐鬥爭一刻也不能放鬆。 清除極端思想 全球須齊應對 「對於恐怖活動要嚴厲打擊、依法懲治、綜合治理、多措並舉。」賈宇說,目前內地反恐形勢總體可控,但仍很嚴峻。對暴力恐怖活動,中國應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先發制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用鐵的手腕予以毀滅性打擊,堅決把暴力恐怖分子囂張氣焰打下去,保障社會發展的安全環境。同時,淨化社會環境,消除極端思想的社會氛圍與環境。近年來,從巴楚到鄯善,從昆明到烏魯木齊,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的背後,都隱藏宗教極端思想的影子。宗教極端思想具有欺騙性、政治性和暴力性等特徵,清除這一毒瘤,需要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這也是世界各國的共同挑戰。 「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實現反恐的綜合治理在於促進社會、經濟、文化的穩健發展。」賈宇表示,緊緊圍繞改善民生來推動經濟發展,切實解決經濟發展同改善民生、同促進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結合不夠緊密的問題。他強調,防範和打擊暴恐活動,必須做好標本兼治各項工作。以人民反恐,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全面加強社會面整體防控,鑄就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安全之盾,聯防聯控、群防群治,打一場反暴恐的人民戰爭。築起銅牆鐵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恐襲「轉移」全球 欲擴轟動效應 ■上月13日法國巴黎恐襲事件發生後,警方加強佈控防衛。資料圖片 11月13日法國巴黎系列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西北政法大學反恐研究院16日便舉行巴黎暴恐案件專題研討會,評判此事對國際及國內反恐局勢的影響,及時向社會發聲。 賈宇告訴記者,從近期來看,國際恐怖活動呈現出一些明顯的新特徵。國際恐怖勢力刻意製造大規模的恐怖襲擊、製造轟動效應,短期內的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都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在國際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恐怖氛圍。賈宇認為,恐怖活動襲擊的焦點急劇擴大,中東的伊拉克、也門,西非的尼日利亞、馬里,長期是恐怖襲擊頻繁發生的地區,當前,恐怖襲擊的焦點指向了法國、俄羅斯、美國等,恐怖襲擊的焦點在擴大。從20世紀80年代起,中東恐怖勢力向全球輸出恐怖主義,最為典型的就是「基地」網絡的全球化;ISIS勢力則從全球招募大批成員,從全球輸入恐怖分子。 西方錯誤政策 助長暴恐勢力 近期一系列的恐怖事件,體現出國際恐怖勢力擁有巨大的暴力襲擊能量,其向全球擴散「轉移」的跡象明顯。國際恐怖活動的根源,非常複雜,深植於國際社會之中。可以看出,本已存在的恐怖勢力是新一輪恐怖活動膨脹的組織基礎,地區動盪為恐怖勢力的膨脹提供了很多空間和機遇,持續動盪--民生問題--恐怖活動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而一些國家錯誤的反恐意識,非常嚴重地助長了恐怖活動。如西方國家錯誤地在阿拉伯世界實行顛覆政策,導致地區安全秩序嚴重混亂,恐怖勢力則在動盪中獲得空前的發展機遇。 當前,全球反恐面臨新的形勢,ISIS成為威脅國際社會最突出的恐怖勢力,碎片化的恐怖勢力威脅和恐怖勢力採取轉移策略,熱點地區及全球範圍的國際反恐壓力與嚴峻的國內反恐壓力同時上升,國際反恐面臨各種複雜問題。 賈宇指,當前發生的針對土耳其、俄羅斯、黎巴嫩、法國等國家的恐怖襲擊,都與ISIS勢力有關係。ISIS勢力同時在全球各地招募人員,有很多國際恐怖勢力包括尼日利亞的「博科聖地」宣佈效忠ISIS。該勢力在敘利亞等地的活動與存在,攪動國際社會的敏感神經,俄羅斯、美國及其西歐盟友、土耳其、沙特、伊朗都被捲入複雜的地區安全與地區反恐的關係之中。 ISIS等國際恐怖勢力將骨幹核心力量從敘利亞等地成功轉移到世界各地,避免了在敘利亞等地遭到集中打擊,將會推動各地恐怖勢力的聚合與膨脹,世界各地會出現一系列活躍的恐怖活動據點。他們將極端暴力和極端政治目標帶到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地掀起新一輪恐怖浪潮。 辦反恐信息網 提供前沿信息 ■「中國反恐信息網」於今年9月16日正式開通。 本報西安傳真 由西北政法大學反恐怖研究院創辦的「中國反恐信息網」於今年9月16日正式開通,這是中國第一家反恐專業學術性網站。旨在向社會提供全面客觀的全球恐怖行為動向、國際反恐輿論、國際社會反恐行動與政策法規,以及國內外反恐研究動態等前沿信息。 西北政法大學歷來重視對反恐問題的研究,2006年便成立了反恐怖主義研究所,開展並完成一系列反恐怖主義專題研究,如「國際反恐法律問題研究」、「新疆地區恐怖主義犯罪懲治與防範研究」、「恐怖主義對策研究」等,賈宇作為總主編編纂了「西北地區穩定發展與國家安全研究叢書.反恐怖主義法律問題」系列叢書。2014年,在反恐怖主義研究所的基礎上,學校又成立了「西北政法大學反恐怖主義研究院」,引進並建設了一支由50多名專家教授組成的研究隊伍。 該校在反恐領域的系列《研究要報》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相關內容體現在《刑法修正案(九)》以及《反恐怖主義法(草案)》中。目前,研究院已受邀成為「中國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理事單位」和「一帶一路與沿線國家研究智庫聯盟」的發起單位。下一步將打造成具有西北地緣特色的內地一流的反恐研究陣地。 賈宇簡歷 ■賈宇認為,國際恐怖活動進入新階段,其中「伊斯蘭國」(ISIS)威脅最突出。 記者熊曉芳 攝 著名刑法專家,法學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現任西北政法大學校長,兼任反恐怖主義研究院院長。主要著作有《國際刑法學》、《罪與刑的思辨》、《中國刑法》等。西北政法大學反恐怖主義研究院成立於2014年,是中國首個反恐研究院,該學院創辦的「中國反恐信息網」今年9月16日正式開通,是中國第一家反恐怖主義問題研究的專業性網站。
2015-12-28不久前,來自陝西富平的習先生和來自陝西扶風的馬先生在新加坡會面。交談中,馬英九引述關學宗師張載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期待與習先生一起努力,為中華民族開創更加和平燦爛的未來。而此名言,習近平也曾在多個場合引用。兩人共同「愛好」引發了社會各界對關學的關注。 期間,正值中國首部對歷代關學基本文獻進行系統整理與研究的大型叢書--《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在北京舉行。記者近日專程採訪《關學文庫》編委會副主任、關學研究專家、陝西省社科聯名譽主席、西北政法大學資深教授趙馥潔。趙教授表示,關學自宋代張載創立後延續800餘年,崇禮貴德,經世致用,強調責任與使命,其核心「民胞物與」當成為21世紀人類的共同價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曉芳 儒雅博學,舉手投足間皆顯大家風範。在西北政法大學校園內一間普通的辦公室,剛從北京參加《關學文庫》首發式回到西安的趙馥潔先生侃侃而談,「關學流傳800多年來,雖有諸多不同觀點,但一脈相傳的是關學精神。」 關學是由北宋張載創立至清末,長期流傳於陝西關中地區的理學學派。800年間,薪火相傳,綿綿不絕,影響深遠。北宋中期,張載講學關中,他的學術思想被稱為「關學」,北宋以後,以至清末,關中地區,學人迭出,雖無嚴格的師承授受關係,但大都尊張載為「關中士人宗師」,在不同程度上都接受了張載的影響,繼承了張載的學術旨趣,由此形成了在精神氣質、學術宗旨、價值追求和治學作風上有共性的地域學派,成為宋元明清時期理學中的一個有地域文化特徵的重要學術流派。總體來說,關學精神包括「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識、「勇於造道」的創新精神、「崇禮貴德」的學術主旨、「經世致用」的求實作風、「崇尚節操」的人格追求、「博取兼容」的治學態度。 張載的氣一元論本體論哲學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唯物主義哲學發展的重大成果,對後代產生了深遠影響。它「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使命意識和承擔精神,它「旋起新知」、「勇於造道」的獨創精神,它「民胞物與」、「大心體物」的道德理想和宏大胸襟,它重視節操、剛正不阿的人格追求,它「經世致用」、「開物成務」的求實精神,它博取兼容、不守門戶的學術態度等等,不但是優化哲學、社會科學學者精神品格和治學作風的寶貴營養,更重要的是提升人的綜合素質和人文精神的寶貴資源。 「橫渠四句」倡自覺使命意識 趙馥潔認為,關學主導精神即為「習馬會」所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因張載是陝西省眉縣橫渠鎮人,世稱橫渠先生,此四句被馮友蘭稱之為「橫渠四句」。「橫渠四句」所體現的崇高的使命意識和承擔精神,利於增強當下社會人們的使命感和文化自信。 經過數百年流傳,關學已形成獨特的人文精神。其中,趙教授說,「橫渠四句」可以說是一種自覺的使命意識。「為天地立心」,就是培養真正的人,成為天地的靈魂;「為生民立命」,就是為百姓找到精神家園,提供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為往聖繼絕學」,就是將因各種衝擊中斷的孔孟等聖人之道和學問繼承下來;「為萬世開太平」,則是為大眾提供美好的社會理想。趙馥潔說,張載是一個有自覺學術使命意識的哲學家,「橫渠四句」精闢地表達了他要用自己的哲學為人們提供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文化觀和社會觀。 值得稱道的是,張載學無師承,他的哲學是自己經過幾十年探求、體會出來的。他勇於創新,自稱「學貴心悟,守舊無功」,不僅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氣一元論哲學體系,開闢了樸素唯物主義哲學的新階段,還成為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從思維與存在關係的哲學理論高度批判佛教唯心主義的哲學家,同時,他還是宋代理學的奠基人和宋代四大學派之一--關學的創始者。 核心精神「民胞物與」追求和諧 關學「以禮為教」,崇尚古代禮制,重視道德教化。在禮制上,張載平生用心於「復三代之禮」,認為推行「三代」的井田制可以實現「均平」理想。在德教上,張載認為「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把「禮」和「德」貫通,由「崇禮」引申到「貴德」。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 張載提出,「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就是說,天地是我們的的父母,人與萬物皆由天地所生,皆秉承天地之氣、天地之性而成,因此,人與人、人與物有其共同的本源。所以,人與人應該是同胞關係,人與物應該是朋友關係。趙馥潔認為,關學精神核心則是「民胞物與」,意指人與自然和諧,人與人和諧。「張載關於天人和諧、人際和諧、人物和諧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當成為21世紀人類的共同理想和共同價值觀。」 張載講「誠明互用」方為立身之本,倡導「民胞物與」的道德境界,「太和之道」的崇高理想和「大心體物」的人生態度。認為每個人都應該以萬民為同胞,以萬物為朋友。追求至高無上的和諧,以及「視天下無一物非我」的普世價值境界。張載這種「崇禮貴德」的學術宗旨,對關學有深遠影響,後代關學學者都不同程度地認同和發揚了這種精神。 關學影響秦人性格重節操 趙馥潔特別講到,關學學者,大都治學與做人並重,努力把真理追求和人格追求相統一。他們不但在學術研究上作出了傑出貢獻;而且在砥礪節操、鍛鑄人格方面,為學人們樹立了崇高的榜樣。崇尚節操的精神也是由張載開風氣之先的。張載中年時代,正是王安石任宰相行新法之際,對王安石的新法,張載在政治上是基本贊同的,但由於他是北方學者,在「南北異鄉,用捨異道」的風氣盛行之時,他又不能不同「舊黨」多有聯繫,而與「新黨」「語多不合」。加之其弟張戩(當時任監察御史)與王安石矛盾尖銳,使張載深感不安,覺得「時已失,志難成」。為了不捲入新舊黨派之爭,他毅然託病辭職,「謁告西歸」,隱於「人不堪其憂」的窮鄉僻壤以講學著述為生,「處之益安」,其高尚氣節,為時人所稱道。後來關學學者多能繼此高風,弘揚道德、重視節操,養成了高尚的道德品質和超群拔俗的氣節。 著名作家陳忠實說:「歷數歷史上陝西鄉賢,可以發現,明主忠臣賢子廉吏義士多,認賊作父、賣主求榮的漢奸小人少。推而廣之,可以說,秦人直,這個直是正直;秦人義,這個義是正義;秦人有氣勢,這個氣勢是浩然之正氣。」應該就是關學精神對於秦人渾厚、堅實、耿直、質樸性格的一種深遠影響吧。
2015-12-0311月21日,新媒体信息传播与法制建设高峰论坛在西北政法大学开幕。 新华网陕西频道11月22日电(陈昌奇 王洋)旨在探讨媒介融合时代下的“新媒体信息传播与法制建设高峰论坛”11月21日在西安举行,来自新闻学界、业界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传媒法律制度、新媒体侵权、社交媒体规范及媒介自律研究等问题进行研讨。本次论坛由西北政法大学、《新闻战线》杂志社等单位共同主办。 11月21日,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宋觉研究员在论坛上致辞。 “网络与新媒体的崛起,颠覆了媒介格局,改变了传媒生态,给新闻传播学和传媒法领域带来了诸多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课题,也给适应新媒体环境的媒介法规与制度的调整和制定带了颇多难题”。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宋觉研究员在致辞中说,此次论坛将对未来的信息传播和法制建设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将为新型媒体人才培养带来新理念,打开新思路,注入新动力。 2015年是中国接入世界互联网的第21年,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时代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愈加紧密,而依托网络技术与信息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正成为国家治理中一个的变量。《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总编辑鲍静说,新媒体信息传播的诸多特点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法制建设、政府管理和公共政策等诸多领域,跨学科、跨组织、跨地域的相互融合与合作凸显重要性。 11月21日,出席新媒体信息传播与法制建设高峰论坛的嘉宾在西北政法大学合影留念。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孙江教授表示,新媒体的诸多传播特性与其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已将一些问题推至风口浪尖,网络侵权、知识产权保护、新媒管理等诸多问题都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法制建设,希望本次论坛能够充分发挥交流互动的平台作用,能够在新媒体信息传播与法制建设方面进行有益的学术探索。(完) 新媒体信息传播与法制建设高峰论坛在西安举办 图为高峰论坛现场。 记者 阿琳娜 摄 中新网西安11月21日电 (记者 阿琳娜)“新媒体信息传播与法制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西北政法大学举办。十余名国内新闻学界和法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就传媒法律制度、新媒体侵权、政府信息安全与公民隐私权保护、社交媒体媒介规范及媒介自律等主题举办学术讲座与交流。 据介绍,当今,网络与新媒体的崛起,颠覆了媒介格局,改变了传媒生态,给新闻传播学和传媒法领域带来了诸多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课题,也给适应新媒体环境的媒介法规与制度的调整和制定带来了颇多难题。 此次论坛的举办旨在进一步聚集学术资源,总结交流经验,厘清研究现状,拓展专业领域,激活研究话题,推动全国新闻院校新闻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提升其质量和水平。 高峰论坛期间,专家学者将分别就打击网络造谣犯罪点评、加强对新闻立法的研究、政务新媒体的发展方向、“真相”之下:视觉转向时代的新闻伦理、网络“门事件”中的新闻侵权、技术与资本影响下的新媒体内容生产等内容作主题讲座。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孙江认为,网络的发展为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提供技术支持与虚拟空间,但新媒体的诸多传播特性与其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也将一些问题推至风口浪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未健全,新媒体的管理与法制建设还存在较多盲点。不管对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国家而言,新媒体快速的发展与变化都将对其管理成为一个难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周勇表示,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下,新闻传播的学界和业界要有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传播界巨大的变革不仅影响到传播业界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在影响学界的生存和发展。 据悉,本次论坛将持续至22日,此外,论坛将以“新媒体信息传播与法制建设”为主题面向全国教学与科研人员、业界人员进行征稿。(完) 人民网:“新媒体信息传播与法制建设高峰论坛”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 法制网: “新媒体信息传播与法制建设高峰论坛”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 网易:新媒体信息传播与法制建设高峰论坛在西安举办 陕西传媒网: “新媒体信息传播与法制建设高峰论坛”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 西安日报:顺应媒介融合趋势为国家相关领域建设献策
2015-11-23陕西传媒网讯(记者 陈燕)11月10日上午,“第六届海峡两岸法学院校长论坛”在西北政法大学开幕。国台办法规局副局长唐正瑞、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宋觉、陕西省台办巡视员刘树良、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洪家殷等出席了开幕式,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以及澳门大学、东吴大学等高校校长、法学院院长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上,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洪家殷、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政治大学法学院院长林国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做主旨发言。 据了解,此次论坛共设三个专题,分别为“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路径”和“法学教育、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准入”。通过发言人的精彩发言和评议人的精彩点评以及自由提问环节的热烈讨论,深入交流思想,两岸法学院校长了解到在法学教育上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以及一些可互相借鉴的经验,达成了广泛共识。 目前,大陆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发生着深刻的转变,这为法学教育带来新的挑战。本届论坛在两岸法学教育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与会代表深入探讨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如何培养法学人才,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的对策,对推动两岸教育的良性发展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对法学教育以及国内、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都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法学院学生的职业发展路径指明前进的方向。 本届论坛是两岸法律人在已有交流基础上,开拓的高层次、常态化、机制化交流平台,必将推动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交流合作不断迈向新台阶。法学的交流,也将推进文化乃至经济等方面更广泛、更有效地交流合作。这对加强两岸相同文化、同根同族的共识互信具有重要意义。据悉,本次论坛将持续到11日结束。 海峡两岸法学院校长论坛西安召开 中青在线西安11月10日电(王应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孙海华) “第六届海峡两岸法学院校长论坛”今日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澳门大学、东吴大学等50多所高校校长、法学院院长就两岸法学教育的困境、发展和改革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和交流。 本届论坛主题为“互鉴与共进:海峡两岸法学教育与法律制度比较”。开幕式上,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洪家殷、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等5所高校校长院长分别就法治人才培养、法学教育思考等进行主旨发言。 论坛还开设了“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路径”、“法学教育、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准入”等3个专题研讨,评议人就各位发言人的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在自由提问环节,代表们讨论热烈,深入交流。本届论坛还结集出版了《第六届海峡两岸法学院校长论坛论文集》。 [西安直播间]第六届海峡两岸法学院校长论坛在我市举行
2015-11-11人才是第一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加快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是新时代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的一项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加强学科建设,办好法学教育,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需要一批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高端人才。但是,目前培养出的涉外法治人才存在实践应用能力不足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是培养计划内容扁平化,法学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仍侧重讲授国内法,对国际法、比较法的教学和研究还比较薄弱,缺乏针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专门化课程。二是人员与资金相对匮乏,具备国际视野、实践经验、语言能力、学术背景、教学能力、跨学科研究能力的涉外法治方向的高端师资力量短缺。同时,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资金有限,影响了国内外教学资源的引入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三是课程体系重理论轻实践,国内对实践能力教学的重视度还有所欠缺,课程设置未能与实践较好结合,法律实践课程教学形式也较为单一,导致涉外法治人才实践能力不足、纠纷解决实战技能较弱、创新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偏低。四是校内外衔接合作不足,政府、社会、高校三者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中的衔接性不强,致使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出现平台少、资源整合不够、见效慢等问题。此外,国内高校与国外法学院校的合作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为通过培养涉外法治高端人才促进我国涉外法治建设、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促进国家间的法律交流与合作、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保护等关键领域有效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法律秩序,我们需要优化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强化涉外法治人才实践能力,拓展国内外合作交流渠道,推进国际法学科体系建设。要通过系统的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为涉外法治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为此,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推动法学教育改革,健全涉外法律教育体系。要加强国际法学科建设,增加国际法、比较法、涉外法治、国际关系等课程在法学教育中的占比,提升法考国际法考题比例,在法学类核心期刊开设涉外法治专栏,在高等院校开设涉外法律专业和模拟实践课程,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要加强国别法教学研究,鼓励学生掌握特定国家的法律文化与制度,以科研项目的形式撰写国别法研究报告。要探索联合培养模式,支持国内院校间举办“法学+外语”培养项目,支持国内院校与国际知名法学院校开展交换计划、暑期交流、短期访学等活动,进一步提升涉外法律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加强涉外法治师资建设,增加教育经费投入。要进一步完善涉外法治教师团队的选拔、培训与管理机制;建立高校教师与实务人员双向流动机制,一方面增加高校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锻炼的机会,另一方面聘请实务界专家进高校担任客座教授,参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设计、课程体系论证、实务教材编写、实践经验教学全过程。要实行多元化教师评价标准,优化奖励激励、资助补贴机制,保障教学效果。要广纳天下英才,从国外引进知名国际法专家加入教学团队。要加大资金投入,建立虚拟仿真实验室、涉外仲裁模拟实验室等,着力研究具有重大价值的涉外法治专项课题。 坚持实践能力导向,精准培养涉外法治人才。要畅通国家重点支持领域的涉外法律工作、交流与实训渠道,让学生通过在国际组织、驻外使领馆、跨国公司、律师事务所、政府部门等机构实习,通过分析国际法律案例以及参与国际模拟法庭、国际仲裁庭等活动,积累涉外法律实践经验,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要加强对外交、商务等领域一线实务人员的专业培训,依托高校举办涉外法治专题研修班,聚焦涉外法治实践中的专项领域,邀请国内外知名法律专家和一线实务人员授课,提升培训效果;通过参加国际法律会议、交流项目等方式,拓宽国际视野。 统筹多元联动与内外协同,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多元联动,即政府、社会、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政府可以出台鼓励和支持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相关政策,建立国际法律教育联盟、涉外法治人才交流中心等平台,推动和资助联合研究、短期交流等国际合作项目,进一步加强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质量的监管。社会可以整合资源,鼓励企业等非高校机构积极参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与律师事务所、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专业机构建立合作。高校可以有效利用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平台和资源,加强师资交流、学生交换、研究合作。内外协同,即加强国内与国外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国内高校可以与国外高校共同合作开发课程、共享教学资源,推动国内教师出国访学和进修,同时接收国外优秀教师前来交流,开展国内外学生的交换项目,为学生提供海外学习、实习机会,从而为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做好人才储备工作。 【西部法制报】理论研究丨探索加强涉外法治高端人才培养之路 https://esb.xbfzb.com/html/2024-09/24/content_20401_1323211.htm
商洛台讯:今天上午,市直机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在商州举行。 会议邀请省专家宣讲团成员、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三级教授魏奇作宣讲报告。魏奇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会议概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准确理解全会《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等四个方面,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了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宣讲内容丰富,既有深入浅出的理论解读,也有联系实际的体会思考,对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 商洛市妇联四级调研员党务干部 刘丹: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妇联党务干部,我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妇女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贯穿于服务大局、服务妇女儿童、服务家庭的各个方面,积极引导妇女群众与党同行、跟党奋进,努力成为心中有梦、眼中有光、肩上有责任的新时代女性,在奋进新征程中彰显巾帼担当作为。 商洛市自然资源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肖文明:要把全会精神学习宣讲好,贯彻落实好,把落实全会精神同自然资源领域改革结合起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多规合一”改革,持续优化要素配置,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商洛台袁梦)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周边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于8月10日至8月25日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及周边地区开展为期15天的访谈、参观等活动。 走进老兵之家:传承红色基因,铸牢民族团结 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周边暑期实践团队走进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老兵之家”,开展调研访谈活动。实践团队在讲解员兼秘书长俄丽杰带领下参观老兵之家,讲解员向团队成员们生动地讲述了每一个历史文物后的故事以及老兵们的英勇事迹,在俄老师的带领下回顾那一段历史。随后与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徐淑子深入交流,学习其奉献精神与求实精神。 “国安,才能家安”。实践团队成员与老兵们进行深入交流访谈,老兵们大多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实践团队指导老师潘璇与老兵们进行深入交流,通过采访了解老兵的亲身经历。老兵们向实践团队成员们讲述着抗美援朝战争最真实的岁月,叙述着自己的故事,展示了志愿军的风姿。 此次调研访谈活动,不仅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更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团队成员将以自己的行动传承红色基因,积极促进民族团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延吉社保局实践活动:重温红色精神,铭记历史使命 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赴延吉暑期社会实践队前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社会保障事业管理局,参加了“红色之‘吉’,代‘延’有我”主题活动。活动由观看延吉市社保局自制宣传片“红色之‘吉’,代延有我”拉开序幕,团队成员感受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特色的民俗文化,了解到当地民族工作开展的现实情况。在老兵风采展示环节,抗战英雄们嘹亮的军歌响彻整个会场,他们坚毅的精神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老兵同志们与社保局党员同过政治生日,同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共同追忆往昔岁月。 通过本次活动,实践队的同学们纷纷表示,将时刻铭记历史,积极传承和发扬老兵不“老”的精神,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用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参观延吉民俗园:体验朝鲜族文化,感受民族融合 走进延吉民俗园,实践团队踏入了一幅生动的朝鲜族风情画卷。一踏入园区,映入眼帘的是那些色彩斑斓、样式独特的传统建筑,每一座建筑仿佛都在诉说着朝鲜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参观过程中,团队成员们参与了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欣赏了朝鲜族的传统歌舞表演,感受到了朝鲜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通过这次参观延吉民俗园,实践团队深刻感受到了朝鲜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这里展现了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朝鲜族人民的建筑、服装、饮食等等,不仅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还有中华民族的共性。 探访延边大学:感受民族团结教育,领略延大风采 赴延吉社会实践队在参观延边大学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了这所学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与独特魅力。这是一次对民族地区高校的探访,更是一次心灵深处的文化共鸣。 延边大学作为一所位于多民族聚居地区的综合性大学,其办学理念和校园文化都深刻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尊重与融合。延边大学格外注重民族团结教育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学校还积极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增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通过此次参观延边大学的活动,团队成员们深刻认识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每个人都应该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应该尊重和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参观延吉恐龙博物馆:探索远古世界,学习科学知识 赴延吉社会实践队参观延吉恐龙博物馆,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参观,更是一场穿越时空、探索远古世界的科研之旅。 在参观过程中,讲解员带领实践团队了解了恐龙的种类、习性、生态环境以及它们最终的灭绝之谜。展馆详细地展示了延吉龙山恐龙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历程,以及延吉地区恐龙动物群的种类特征和一系列珍贵的化石标本和科学复原图。同时,博物馆还展示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相关的科普知识,通过生动的展示方式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科学知识。 这次参观延吉恐龙博物馆,团队成员们了解了恐龙等古生物的历史和特征,体会到了考古工作的深远意义,深刻感受到了科研工作的艰辛和伟大。 石榴花开别样红,籽籽同心一家亲。在实践过程中,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实践团队的成员将延吉这片土地作为课堂,用实践的笔触写答卷,无数个与延吉相遇的瞬间构成了本次社会实践的珍贵记忆,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 【西部网】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社会实践队开展调查研究https://digi.china.com/digi/20240827/202408271566676.html
当地时间9月10日,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来自中国和16个拉美国家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将以“文明多样性与人权实现路径的选择”为主题展开研讨。 “中国和拉美进行人权对话,正逢其时、恰逢其势。”受邀参会的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朝琦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中国与拉美远隔万里,在人权实现路径选择上有相似、共通之处也存在诸多差异。中国与拉美国家围绕人权议题进行对话,既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当代呈现,更体现出双方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和拉美相距万里,为何能实现人权对话? 马朝琦:一方面,中拉人权对话正逢其时。今年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十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在此基础上,中拉之间加深各领域各层级的对话,都顺理成章。 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3年金砖国家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创下新纪录,而七国集团经济体的比重降至29%。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稳定器。世界秩序的重组不再单方面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中国和拉美作为全球新兴市场的重要代表,有需要也有必要开展更深入的对话交流。 另一方面,中拉人权对话恰逢其势。人类文明是由不同地区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土壤,形成了各自的文明形态。当今世界上有25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着各自的发展进程,不同程度上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方面作出了贡献,各文明形态并无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一些国家将所谓文化差异描绘为“文明冲突”的观点,其底色是传统的“西方文化优越论”;个别国家习惯以“人权教师爷”自居,对包括中国和拉美一些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指点点,其实质仍是意识形态偏见。 然而文明多样性是无法消解的,国际格局正朝着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前进。中国与拉美国家围绕人权议题进行对话,既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当代呈现,更体现出双方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儒家传统的“和而不同”理念,其对当今国际交往、人文交流有何借鉴意义? 马朝琦:“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人一直所追求的“和”并不是随波逐流、相互依附之“和”,而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多样性之“和”,这也就强调了“和而不同”理念在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理念,萌生于距今2800多年前的“和”“同”之辩,主要代表人物是史伯和晏婴,在此基础上由孔子正式提出了“和而不同”概念。 《国语》记载,西周末期思想家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左传》记载,晏婴曾以和羹为喻劝谏齐景公,提倡君臣之间应该存在不同的见解和主张,只有互相启发、协调和接纳,国家才能政通人和、兴旺发达。孔子则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成为儒家的核心主张之一。及至后世,“和而不同”理念更是被广泛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和处理外交关系的活动之中,其内涵也在随着社会客观环境和主观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 从国际交流的角度审视“和而不同”理念,可将其基本内涵概括为:尚和精神、矛盾思维、包容态度和重义轻利四个方面。 首先是尚和精神。“和而不同”理念的价值取向是“和”,实现“和”这一目标的路径在于“不同”。尚“和”精神不止于春秋、不止于儒家,而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扮演了串联始终、总揽各方的重要作用。墨子之“兼爱”、老子之“无争”、庄子之“天人合一”,最终都是将“和”的状态作为追求目标。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和”逐渐拓新出中和、和平、和谐等等内容和含义,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重要标识。 其次是矛盾思维。从史伯开始,“和而不同”就逐步体现出一种对立统一的哲学理念和思维方式。一是承认“和”且认同多元状态,甚至将“不同”看作“和”的必要前提;二是认同多元并非是各自对立、隔绝或完全同质的多元,而是在多元互动中提倡相互交流、促进与转化;三是在实践目标上追求稳定与发展,即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争取达到“和”的目的与指向。 再次是包容态度。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要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为参照物来对待他人,而不能忽略他人感受,将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强行推广。对他人感受和行为的尊重,既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个体自主选择权利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更获得包括广大拉美人民在内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出身的人类共识,成为写入《世界人权宣言》的“金律”。这种包容态度在外交实践中也有深刻体现,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积极汲取着其他国家与文明的优长,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对不同国家与文明差异性的尊重和接受,促进世界多样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 最后是重义轻利。从“和”“同”之辩到“和而不同”理念的提出和发展,是一个不断人格化、实践化的过程。其中,道德品格的实质就是重义轻利的正确义利观。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秩序与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君子人格同样是一个政党、社会、国家所追求的高尚品质,中国提出并倡导的正确义利观获得广泛国际认同,证明其符合时代潮流。 中新社记者:中国与拉美,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维护文明多样性,选择适合自身的人权实现路径? 马朝琦:一是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基础上促进文明互鉴,推动各文明间交流合作,让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的源泉。任何一个文明都不是孤立发展的,回顾历史,中华文明先后借鉴吸收了南亚文明、中亚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的有益成分,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新的文明构成要素。 今天,以中国和部分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和国际格局变化,证明了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不只是西方的,也是非西方的;不仅有亚洲的,也有非洲的、拉美的,同时还有中东的。开放过程中的各国各地区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实践证明,必须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 以民主与人权保障制度为例,各国的民主和人权实现路径和制度设计,成长于各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都是民主和人权的不同体现。世界各国需要在承认民主和人权作为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同时,承认民主和人权形态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交流互鉴。此为一。 二是通过文明互鉴,推动各文明形态的汇聚和融通,在更高层次上升华为新的多样性,以此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互鉴,首要的是改变西方中心主义把控话语权的现状,让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有平等的话语权。回顾历史,中华文明对欧洲的启蒙运动曾产生重要影响,莱布尼茨、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都曾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思想智慧;中华文明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文明形态长期和谐相处,从中汲取养分。这既符合人类文明多样性和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客观实际,也有利于全球意识下世界文明的发展与繁荣。因此,应当尊重世界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的多样性,倡导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保护各民族文化个性,维护文化主权。 最后,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纯粹独立的文明形态已不再可能,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明的多元共存。中华文明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文明形态。中国在国际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始终认为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民主与人权发展道路,愿同世界各国、各文明形态加强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受访者简介:马朝琦,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兼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陕西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长、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廉政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等。主编或副主编学术著作4部,参编学术著作3部。 【中国新闻网】我校副校长、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朝琦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https://mp.weixin.qq.com/s/KHE9xiLBDg3Z2LekqvFgZA